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视域与理论阐释

任 平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渐次深化、不断推出的重大论断、科学概括和创新命题。其中，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建党百年来，“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2］。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3］。我们需要深度考察和把握的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表述，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的科学含义，进而全面系统阐明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以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深刻解答了关于如何超越以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应成为马哲史研究的重大主题。其三，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之新，不可限于坚持与世界多元并在的一元，更应视为一种具有历史超越性和先进性的创新形态，谱写了世界现代化新历史。其四，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脱离道路之新对本质之新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规定性，要全面揭示本质之新和道路之新如何对以往被超越的现代化对象内在矛盾的扬弃和发展的构序，进而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法。

从深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理论把握的两重推进：一是在内容着眼点上，从着重阐释道路之新深入推进到全面阐明本质之新；
二是在理论表达形态上，从着重考察道路之新理论进展到全面阐释现代化之新，全面构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新为轴心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构建，构成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理论创新的核心要义。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核心要义，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如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的关键。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指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别的现代化的现代化之新的体系，包括中国类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自主道路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内容的系统理论表达。这一理论表达指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体现在道路之新，而且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类型、本质，具有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战略布局和实施方案，自主道路和文明形态等，构成了全面创新，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体系。在理论上，这一现实的创新体系经过从道路之新到本质之新再到现代化之新的全面表达，就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开辟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类型的分型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新类型论的着力点在于，要坚决打破在现代化类型学理解上的“西教条”“东教条”或“老教条”。强调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是指虽然以资本逻辑为中轴的西方式现代化是在现代化世界史上第一个、原生态的类型，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式类型即“西教条”，具有创新性和超越性。强调现代化也不同于“东教条”，是指虽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西方式资本现代化类型一统天下格局、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类型，但是其后的发展走入僵化教条的陌路，最终导致剧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全盘苏化”的结果即“东教条”，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中创造了具有创新性、超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更不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那种现代化“老教条”的再现。作为全球现代化类型中的一元，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但是开创了具有独特本质和中国特色的新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新类型，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出现的林林总总、多元形态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一元。当然，要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分型，需要在多种分型比较中仔细分析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类型的核心环节、主要本质、主要特色等方面才能完整把握。其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类型目标模式的理论表达。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模式的经典表述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集中标志着自己的本质，即鲜明地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目标站在了时代最前沿，集中体现着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最新趋势，代表人类新文明最新追求，引领世界潮流发展，呈现全面的“五位一体”的崭新目标，充分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时代性、全面性、先进性和引领性。其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的理论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类型具有的中国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对上述中国特色的在场根据、基本含义和主要特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至于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九大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限于篇幅，对上述问题的解析需要另处专论，故在此不需详述。其四，道路之新论。要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场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中国逻辑和文明逻辑等方面加以深度阐释［4］。其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和主导理念，“现代化为了人民、现代化依靠人民、现代化成果让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共享”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宗旨。其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和实施方案，包括“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的实施策略，等等。其七，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

站在哲学反思高度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有多维度的方法论自觉。方法论自觉之一是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新与道路之新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源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和结果形态，道路是指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过程和具体路径。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三者含义本质相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本质之新具体表现为道路之新，道路之新必须包括本质之新。但如果从狭义上看，仅仅指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考察道路之新，可能被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类型、本质上与世界上其他现代化类似，只是通向这一共同目标的路径不同而已。其实不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道路上，而且在类型、本质上，具有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呈现本质之新。如果我们不进一步深度把握本质之新，那么就根本无法准确理解和把握道路之新的实质。反过来，任何本质之新都源于道路之新，不经过党带领中国人民的长期奋斗，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因此，我们不能脱离道路之新将本质之新作单向度、静态化的理解，将之当作“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这就导入教条主义的片面误区。

方法论自觉之二是要深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具体与抽象的辩证关系。毫无疑问，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在场还是抽象形态，都是现实对象的规定，但需要人的抽象思维加以提炼和升华。抽象之所以为抽象，作为思维的结果，必须经历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反思逻辑。其中，本质之新作为抽象的本质规定，源于具体的道路之新。没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拓展和推进，就不可能有较为完整、清晰的本质在场，就没有相关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逻辑是本质逻辑赖以出场的历史前提，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逻辑的本质表达和结果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的成长史，本质向度在场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像大树的年轮，以结果形态展现着沧桑的历史进程，本质表达对历史逻辑有必然的深度依赖性，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要完整地理解和把握这一自主知识体系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还需要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经历着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之后，如何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本质之新如果不能理性自觉地外化为道路之新，那就不能完整地把握这一自主知识体系。

方法论自觉之三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自主知识体系作为理论话语，本质上属于逻辑表达。逻辑不是脱离历史而无端出场、封闭自洽的，需要“论从史出、以史出论”，逻辑是自觉的历史表达，是祛除了历史中偶然的和盲目的因素、呈现纯粹的和经典的表达。因此，我们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一定要厚植于道路之新的历史之中。反之，深描道路之新的历史进程，一定要上升为本质之新的逻辑制高点上加以把握。无历史的逻辑则空，无逻辑的历史则盲。不从大历史观视域系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出场史，就无法动态地把握道路之新对本质之新的基础性、推动性作用，忘却了所谓道路之新即指创新和超越依然在途中，只有持续创新、不断出场才能秉持在场，就有可能将本质之新的理解教条化、僵化；
不从逻辑高度穿透历史、把握历史，我们可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本质，就可能脱离本质之新理解道路之新，将后者仅仅归结为一种现实路径的差异性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此，我们需要研究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如何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回溯马哲史，一个需要深度反思和研究的问题必然是：现代化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是否是贯穿整个马哲史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是否构成了唯物史观中国逻辑与时俱进的主题。答案是肯定的。为此，我们要回到马克思原初语境，考察马克思发动以创立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哲学革命赖以发生的现代性路径或现代性历史场域，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现代性（现代化）视域。

然而，在我们急切召唤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现代性视域出场时却遭遇历史的阻截。在现代性主导话语中几乎没有马克思的声音，马克思唯物史观与现代性话语关系几乎完全脱节。以往的教科书在阐释唯物史观原理之时，现代性毫无例外地在唯物史观视域之外；
而在探索现代性问题之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屡屡被排斥在现代性领域之外，两者完全脱节。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性视域曾经遭遇三次重大的历史遮蔽。这不仅具有马克斯·韦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性视域原创地位的遮蔽，而且存在着二战后后发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的冲突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现代性视域现代意义的双重遮蔽，更存在着丹尼尔·贝尔、福柯、德里达、哈桑、利奥塔等一批被称为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批判，对马克思哲学视域的重新解释，而造成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后现代话语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当代遮蔽。对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的三大历史遮蔽，即便没有完全遮没，也使马克思唯物史观与现代性关系在当代变得碎片化、零散化、边缘化。在这一领域，人们很难将马克思新世界观视为现代性视域的一种原创性变革，而是将其地位边缘化；
很难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现代性视域整体地关联，内在地贯通，科学地把握，而是满足于寻找只言片语和个别观点；
很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去寻找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性视域作为主要思想资源或者行动指南，而是造成双向脱节，成为一个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实践之间“脱节的时代”。这既内在地堵塞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出场路径，从而必然在实践上、也最终在理论上扼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活力；
同时，也在现代性实践指导上丧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最终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误入歧途，更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何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唯物史观的出场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主要思想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哲学革命的发动，正是在资本现代性和全球化历史场域中发生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源于资本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时代，唯物史观是对这一现代性时代根本矛盾和问题的反思批判和解答，因而是开创后资本现代性道路的思想引领。

哲学与现代性历史呈现相互映照的共进线。以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启蒙现代性哲学在破除传统社会观念、创造现代文明逻辑的同时，已在思辨哲学意义上高扬两大现代性支柱：大写的人和抽象的理性，以此为根基，援引充斥着自由生存竞争、丛林法则的自然法，全面构建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起初的启蒙现代性哲学家对资本现代性都采取单向度、单质态的肯定态度，无论是从人文主义启蒙文化到马基雅弗利，也无论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以及大陆唯理论学派的笛卡尔、莱布尼斯、狄德罗、爱尔维修、斯宾诺莎和卢梭等，都是如此。真正以否定性反思方式探索资本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并且将之转换为哲学表达的，主要代表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以经验与物自体主客二分的划界思维来反思表达自由与必然的根本冲突，消解的辩证法话语具体晦涩而又思维总体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现代性现实那种单一资本主体的历史在场必然与社会他者、与自然法、与非西方的人类世界发生根本冲突和对抗性矛盾。资本现代性必然带来的三大崩溃：人与人的全面异化导致社会崩溃，人与自然根本冲突导致自然条件的崩溃，全球分裂导致全球体系的崩溃。问题中的哲学表达为主客二分、自由与必然性二分，转为哲学中的康德问题，从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力图解决和弥合上述康德划界难题，不断构建主客统一的哲学体系，旨在以反思性勾画资本现代性的辩证图景。在黑格尔看来，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毫不奇怪，因为“无论天上地下，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资本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哲学表达，令卢梭困惑的“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主客矛盾，康德先天辩证法纠结的矛盾悖理，在黑格尔矛盾普遍性视域中被化解为合理和正当的现象。经过矛盾运动必然会在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中达到最终的统一，达到“绝对澄明”的状态。然而，这一努力作为“思想中的时代”虽然推出了反映和表达资本现代性历史需要的深刻的思辨哲学思想，但是其思辨的、颠倒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心史观以及抽象的仅仅以解释世界为旨要的形而上学是对资本现代性根本矛盾呈现“无批判的假批判”。

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资本逻辑宰制的现代社会。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思想中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的活的灵魂。唯物史观是以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反思方式出场的现代思维方式。如果说，唯物史观以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典型图景。唯物史观的所有原理和思想，只有在现代社会社会化大生产的图景之中才能出场，唯物史观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创造主体——无产阶级的头脑而在场的理论。人类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无非就是以资本现代性和全球化为轴心而构成的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的总和。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都是在揭示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发生前史、发生现状和未来走向。在这一意义上说，唯物史观就是广义的现代性批判性视域。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的社会，其现代性主要包括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启蒙运动以来，具有自由自觉的主体性（大写的人）战胜大写的神，张扬的理性取代蒙昧的信仰而成为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其实，在唯物史观看来，这一特征就是资本利益驱动造就了赤裸裸的金钱灵魂和资本人格化，成为资本现代性的理性人基础。马克思批判地解构了其虚幻意识，但是肯定并发展了其人的自由解放观念，并将之提升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的总目标。马克思批判地解构了其人的抽象性基础，将之转换为变革世界的实践主体。其二，现代性的理性人释放的无限需求不断推动产能发展，造就了大工业文明，造就了资本全球化，其实这是资本利益推动着资本家全球奔走，到处扩张生产力，成为现代性的工业文明基础；
大工业生产的集聚和集中，呼唤大量人口，造就了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空间形态的城市。在世界建立自由贸易的交往关系，使交往成为世界的普遍形式，成为现代性市场化的动力；
资本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工业造就了世界民族，进而造就世界文学，打破封闭的民族壁垒，成为吉登斯说的全球化——流动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其三，资本全球化以金钱道德和自由、民主、人权取代封建特权，成为现代性的民主和自由的主要来源。其四，资本造就商品拜物教，使意识形态成为物化意识，成为现代世俗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根源。其五，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造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即现代化运动，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于生产方式变革造就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资本全球化社会在完成对前现代社会变革的同时，就孕育着自身变革的必然机制。总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深刻地分析了一切与作为自己思想出场语境的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有关的现代性问题。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一切都作了“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在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视野中，资本现代性社会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变革发展的基本形态作了五分法，同时又做了三分法：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未来的产品经济；
人的依赖社会、物的依赖社会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就是关于狭义的传统——资本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分析。他分析传统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由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深藏于经济学事实中，由资本自主力量造就的空前的商品和生产力，在打破封建社会“万里长城”的同时，也造就了内在的对立面：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再也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由大工业造就的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的斗争也发展起来。生产方式必须变革。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启动，经过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会变革。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曾经成为现代资本社会成长的起点；
市民社会的革命导致的国家革命成为新社会的起点。因此，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的观点来看，马克思都是一位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家。

马克思之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不仅成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打破了资本现代性社会一统天下格局，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是唯物史观视域中历史规律作用的实践结果，但是，如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却是一个新问题。考茨基基于被晚年马克思斥之为教条、但仍被第二国际奉为圭臬的“唯物史观西欧逻辑”，坚决反对列宁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俄国发动十月革命。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新特点，认为只要抓住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就可以发动革命，进而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列宁设想的著名的“苏维埃政权+电气化+总和=社会主义”公式，实际上就是一个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式。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度思考，是对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教条的否定，是对唯物史观俄国逻辑的创造。没有列宁的唯物史观俄国逻辑的思想引领，就不可能有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
反过来，没有与考茨基关于能否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展开争论的聚焦，也就不可能有列宁的唯物史观俄国逻辑的出场。

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出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场的思想前提。陈独秀、王明继续教条地将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跨界平移到中国，结果导致大革命两次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以中国实践作为思想的发源基础和检验一切真理的根本标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这一逻辑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性质，重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新界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类型，以逐步实现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大使命为伟大初心，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走出革命道路、发展道路和强国道路三个阶段，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进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只有上升为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高度，才能成为哲学自觉；
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只有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才能成为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是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知识表达。可见，纵观马哲史进程，贯穿于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现代性反思发展与唯物史观出场逻辑的关系。沿着这一主题来思考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与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共进关系，使我们必然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阶段，开辟新境界，谱写新篇章。

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三个重大问题是：如何以方法论自觉辩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与本质之新的辩证关系。

如何理解本质之新？“新”与否是比较的结果。比较就需要有参照系或坐标系、对照组才能判定何谓新。参照系有共时态和历时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3］。这一阐释强调了本质之新共时态比较的结果形态，在多元当中坚守一元，这是一个在现实的道路之新的历时态考察基础之上，在全球各国现代化的共时态比较当中得出的明确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3］从共时态比较来看，这一中国特色主要指认两个关键点：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这一基本国情是世界现代化各国没有的。现代化的每一步发展都要我们付出无比艰辛的努力，我们既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小国现代化的经验，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中国人民是人口规模巨大的一个发展共同体，现代化不能像以资本逻辑为宰制的西方式现代化那样为了少数人、一部分人，而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掉队，需要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现代化的力量团结奋斗。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幸福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必然之义，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别的现代化类型的根本特征。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之后，我们党在新时代新阶段的根本使命，就是要不断发展、做大蛋糕，同时要以中国人民共同认可的公平正义原则分好蛋糕，以法治有序善治差异性社会，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3］走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远远超出历史上任何时候，不仅要有物质富足，而且要有精神繁荣。物质贫乏、精神贫乏都不是社会主义。从共时态比较而言，与西方式金钱至上、逐利至上而精神崩溃的现代化类型相比，为中国人民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为人民幸福生活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主张。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物质生产，也要大力发展精神生产；
不仅要建设物质文明，也要建设精神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从共时态而言，这是实现中国人民现代化根本利益追求的自然条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标志之一。从现代化制度对比来看，西方式现代化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对抗和崩溃，而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开辟的生态之路不是西方采取以生态中心主义或深生态学态度漠视普通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主体地位的所谓后现代之路，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长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之路，这是生态为民、生态富民的中国新现代性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这是全球大变局的根本原因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式现代化采取的单边主义、霸权和霸凌主义世界体系，构成了旧全球化时代的单一主体和客体、文明—野蛮分置的二元结构。中国崛起要打破的不仅仅是西方霸权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更是要根本改变全球文化—文明霸权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绝不重蹈西方采取战争、掠夺和殖民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现代化旗帜，开创发展和维护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新全球化时代。可见，共时态的比较多维度地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在本质要求中同样彰显出这一方法论自觉的强大魅力。

然而，我们绝不能仅限于以共时态比较视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不能限于在共时态地平线上将中国式现代化看作世界各国现代化多元类型中的一元，即在并列、平行的多元与一元坐标系中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更进一步，比较坐标更重要的在场方式是历时态的，这一坐标的选择和比较行为不是我们能主观任意地采取外部性自由的横向选择，而是发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之中，是中国人民在百余年拼搏奋斗中用无数生命和鲜血盖上印章的沉重历史决定的必然选择。只有历经一个又一个历史坐标的比较和超越性考验，中华民族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与辉煌。今天的中国只是历史的中国的伟大继续。我们应立足于历时态的道路之新，以大历史观纵向深远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出场，在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经历的各种现代化道路的弊端和问题作了历史性、超越性解答，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才具有这个时代的先进性、超越性和引领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宰制的西方式现代化三大矛盾和三大弊端的超越。如前所述，资本现代化社会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和全面崩溃，造成人与自然的全面冲突和自然条件不可逆转的崩溃，造成全球分裂和全球关系的崩溃。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之路来消弭西方式现代化带来的根本弊端，超越那一类型和道路，从而表现为现代化“世界之问”作出中国解答。同样，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超越旧中国、苏联僵化老路、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式现代化之路而必然跌入陷阱的创造性成果，对世界上那些既要保持民族独立、又要成功走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历史的超越性、先进性和引领性。

强调道路之新对本质之新的基础性意义，还在于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开放性的发展观点：无论是道路之新还是本质之新都依然在路上，都在持续地发展、创造、探索之中，而没有完结。我们绝不能将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的本质之新及其扩展的自主知识体系完全看作是一个一经出场就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强调道路之新就是要将理论创新放置在途中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为此，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所有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看待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每一个关键要义。

我们不能单向度、单质态地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超越性和引领性，而是要以辩证法思维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先进性、引领性，在于它对以往被超越的所有坐标系的现代化类型内在矛盾的加以积极扬弃，是对其合理性因素的汲取和对其弊端的克服。用辩证的否定观来阐释，就是实现了或正在实现以下三个功能：一是全面扬弃了以往类型现代化的矛盾形态，全面克服、化解和解决了这一现代化类型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和弊端；
二是全面汲取了这一被扬弃矛盾内在具有的一切积极因素和合理因素，融进新形态现代化矛盾的发展动力之中；
三是因为解释力、包容力更强，作为行动指南，可以更长远地指引未来。既然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之新包括了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法就不仅存在于道路之新之中，更存在于本质之新之内。关于前者，笔者已有论述［5］，本文主要阐明后者。

就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视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新辩证法厚植于道路之新辩证法基础之上，前者作为后者的逻辑表达和理论提升，两者核心内容一脉相承、内在贯通。然而，两者各有偏重。因此，我们在深度阐释了道路之新辩证法之后，本质之新辩证法依然有独特的问题需要解答，依然有独特的领域空间之义需要加以理解和把握。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集中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在本文前面着重解读了中国特色之后，我们可以着重以本质之新的辩证法视域来解读本质要求，理解和把握本质要求所内在具有的辩证法。

如前所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结论的真理性、本质性可以在金字塔式的共时态三个坐标系当中辩证地加以理解和把握。从共时态坐标来看，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在内，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类型与先发国家全然不同，必须为强党、强政府主导型，这是共同特征。这一区别即便在西方式现代化内部也存在两种模式。先发的英法从所谓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社会自发的开端，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守夜人”（亚当·斯密语）。一旦落后保守的“守夜人”国家或上层建筑不再适合市民社会这一构成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需要，就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冲突，国家革命就或迟或早总会发生。马克思原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初始理论图式，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就是以考察英法现代化历史图景为基础作出的哲学表达。这成为唯物史观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图式。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将之称为“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逻辑，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P82）。但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完全照搬英法先发图式必然性如此出场。相反，国家扮演着先于统一市场、统一关税和构建统一的市民社会的强大前提、主导力量而出场，现代化成为以国家政府为主导强力推进的现代化类型。政党成为政府主导现代化的领导核心。而后的所有后发现代化进程，都具有这一类型的共同特征，都显著地表明政党作为政府主导下推进现代化领导核心。由此看来，马克思晚年反思和批评不能将“唯物史观西欧逻辑”僵化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严格说来主要指“唯物史观的英法逻辑”［7］（P730-731），甚至还不完全包括德国，更不完全包括俄国乃至更遥远的东方道路。因此，随着现代化历史从英法到德国，再到俄国和远东，唯物史观的理论图式也在不断地创新出场。第二个坐标系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历史场域，都需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作为社会主义后发现代化国家，都需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作为主导现代化进程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3］如果说，后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跟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式现代化后面亦步亦趋，还能够被西方式现代化先发国家支持和宽待，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因为意识形态和制度不同而必然遭受西方世界围剿、排斥和打压。在西方式现代化围剿和打压下顽强崛起和发展，必然更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人民的全力支持。放弃了党的坚强领导，类似苏东剧变就是必然的结局。第三个坐标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党不仅经受住了一切西方围剿和打压，也经受住了一切如“拉美陷阱”那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生死考验，同样也经受住了苏东剧变那样的其他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严峻挑战，历经百年奋斗、经验丰富、道路正确、能力超强，在超越“西教条”“东教条”、旧中国、拉美等暴露出来的弊端和问题的一切现代化老路基础上，我们的党成为不断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保持指导思想先进性和引领性的党，成为站在人类发展最前沿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奋斗目标的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为了人民、现代化依靠人民、现代化成果让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宗旨的党，始终从严治党、不断自我革命的党，一个始终保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最前沿、以自身最先进的现代化素质和最强大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党，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雄伟抱负感召世界、影响人类的党。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本质要求和根本条件。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乃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现代化模版，甚至不是原初马克思设想模式的简单再版，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典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产权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共同构成基本经济制度。在我们坚持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必然要面对如何辩证地把握资本、市场的积极和消极作用，面对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关系，必然面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矛盾关系，市场与计划的矛盾关系，以及所有上述要素与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需要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然要将党的全面领导、集中统一领导与依法治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协调一致。我们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就必然要深度理解和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我们强调要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不仅面对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辩证关系，而且要抵制西方后现代漠视人民主体地位的“生态中心论”的侵蚀，走生态为民、生态富民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我们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必然要面对差异性社会与善治的公平正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必然要面对崇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维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矛盾体系。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的辩证法，是全面的、丰富的和创新的，其矛盾的形态和把握方式正是对以往被超越的现代化类型和道路的弊端和矛盾的扬弃，既克服又保留，因而在吸纳其合理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同时，将原初矛盾转化为新矛盾，并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的矛盾体系之中加以把控和解决。我们需要全面地辩证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新的辩证法，既要有对现代化之新的坚定自信，又要对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保持高度警惕。这就是我们脚踏坚实大地走向辉煌未来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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