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婷,王 瑜
(1.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2.南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从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到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强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方向的指引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五个认同[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然成为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后等中华民族教育范畴外的新命题。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不难看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意蕴、理论内涵、实践举措等各方面都已经被国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和重要地位。此次会议重申的“五个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学校教育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成为当前我国学界持续深入探讨的重要主题和当下民族教育的重点和中心方向。从广义上定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新时代为了增强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而对全体国民进行的宣传和普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的教育活动[3]。而从狭义上说,学校作为自上而下传递国家现代性知识和自下而上回应地方文化知识的重要教育场所,其日常的教学活动和教育实践也释放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使命与教育功能,即在学校场域中,对各民族学生普及中华民族文化知识、情感价值和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帮助青少年实现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族群属性、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等多重身份属性的认同整合。此前,已有学者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五个认同”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属性划分和归类,即为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和实体民族属性,[4]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5]引出了学校这一独立空间载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值得探讨的三个问题:即国家意识形态、地方文化生态和个体认知心态的关系耦合;
国家现代性知识、地方文化知识和个人利益诉求的有机结合;
实现个体心理层面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情感叠加。为此,从宏观国家层面、中观地方文化层面和微观个体心态层面分析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理念,以引导中华各族学生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术语,指由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理性选择导向下产生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意识形态。从宏观层面来看表现在国家主义精英意识形态:我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进程中面临着多元社会思潮和政治鉴别力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国家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提升。[6]而国家主义精英意识形态或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决定着学校“选择什么知识”和“怎样选择知识”,即国家知识与教育的相互关联和协调。从中观层面来说表现在地方(民族)主义精英意识形态,教育与文化多样性的协调整合历来是我国民族教育面临的一大难题,意识形态会体现为一种民族性的、地方性的文化意识形态,基于“多元”与“一体”的民族关系下强调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互为性、依存性和整体性,并持续关注到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生态关联。从微观层面来说表现在个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映社会个体的心态变化和自我调整策略,即在我国核心意识形态和地方文化意识生态的关照下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心态变化和自我调整策略,更多的是关注我国各民族成员的个体需求和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满足,个体对于国家、民族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态势。
然而,当学校面临传统与现代知识、地方与国家知识的整合与濡化时,不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往往会影响学校青少年对于知识的理性选择,尤其是民族地区学校在自身多重角色扮演和复杂社会背景下,需要整合不同民族及成员的利益诉求,关联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生态以及重塑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北京大学钱民辉教授所提出的“意识三态观”理论也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阐释民族教育与国家、地方(民族)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关注宏观层面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国家认同的建构;
关注中观层面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状况和文化交流、整合及变迁的状况;
关注微观层面学生个体的文化认同和心态特点。这种视角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关联的理论视角,旨在探讨民族教育在宏观国家意识形态、中观文化意识生态和个体意识心态三个层面的内在机理。在学校制度文化建设和教育教学活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宏观国家、中观民族文化和微观个体的相互关联,需要结合学校外部权力关系的生产机制与学校内部权力关系的传递机制[7],融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使各族学生生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引导地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有机关联,通过关联多元文化实现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调节学生个体对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和国族认同。为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民族教育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最终目标。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分析视角可以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一套话语体系,反映社会事实中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等要素,具体体现在国家认同、制度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表达、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共存共荣、文化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纽带以及个体认知、情感和归属等稳定的心理结构。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遵循一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逻辑,以体现其层次性、特殊性和差异性。为此,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来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五个认同”的增强:首先要实现各民族学生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即在宏观意识形态层面秉承国家统一领导与核心意识主导的理念;
其次要实现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即在中观文化生态层面强调多元文化关联与中华文化整合的理念;
最后要实现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在微观个体意识心态层面注重个体身份认同递进与心理认知共通的理念。
引导各族人民增强“五个认同”最根本的是实现政治认同,即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政治认同属于国家意识形态范畴,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培养人们对政党、制度、国家在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便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常规内容和基础性工程。[8]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在于将不同文化文明群体融合成一个整体的文化文明群体,使这一群体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教育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知识选择和价值判断上牢牢把握统一的国家核心意识形态方向,将国家和政党制度相关知识体系融入教育教学活动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民族团结、互助、和谐、友善的新型民族关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华各族儿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过程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程中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一体”的中坚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培育与铸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历任核心领导人采取的伟大举措。现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要进一步从政治视角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方向,在各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加强对中华民族共有记忆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即党领导一切、完全统一、无差别化的领导,不管是民族地区还是非民族地区都应以党为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坚持政治意识形态的同一与统一。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有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支撑,还需要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上有相对应的指导理念和原则。虽然各民族地区会存在经济、文化和教育上的差异,但不存在政治差异,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是不分地域与民族差异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对政治的认同,因此首先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创举,结合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宣传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和现实,[9]从而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其次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和方向等相关知识体系,从实践角度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性与合理性,让各族人民参与体验“具体化”的政治获得感,生发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再次,学校对于教师队伍和学校管理者加强党建思想传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从上到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最后,从国家意识形态灌输性教育向体验互动性教育的转变,同化各族人民国家意识形态观念并规约行动原则,从而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国政党共同体的认同。“五个认同”为基本内容,依次推进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认同教育等各类教育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并将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在小学到大学统筹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凸显国家意识形态同一性和主导性原则。
我国是统一、团结而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过程中,共同创造并汇聚形成中华文化。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化”出发探讨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时,它更多的是倾向于“中华民族是一个”[10]的观点,即从政治视角和国家建设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一体的政治共同体;
而从“多元化”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和属性时,它又是一个多样性和差异性共存的文化共同体,不仅包含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也包含文化意识生态的“多”。文化意识生态反映中华民族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问题,这种差异性主要指文化上的不同,民族教育要正确衡量“多元”与“一体”的文化关系。[11]文化的共与个、多与一、主流与多元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格局,生态学强调看待问题要从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分析:从文化生态内部来看,中华各民族文化形成相互关联、交互一体的关系网;
从文化生态外部来看,中华文化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整合而成,具有稳定性和一体性。
文化是交流、变迁和动态建构的过程,中华文化始终是在中华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创生和繁荣发展,各民族间的文化、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地方与国家以及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应是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紧密联系的关系。过去民族教育缺乏对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把握,各民族地区教育的差异和多样性很容易使得各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闭的状态,难以生成和汇聚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如今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以统合、协调与关联引导文化共存,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生态模式。民族地区的学校是体现地方文化和中华文化关联性的教育场所,也是承载多元文化的教育载体,在秉持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和文化共生教育理念下,学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需要强调文化生态的联系性和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各层次、各民族的文化,达到减少各族人民的文化偏见和理解偏差的关联性教育:即学校教育作为国家与地方文化的中间桥梁需要联系语言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容,实现对多元文化的通达[12]和广识。
教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需要融汇和整合。在实践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是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深层次认同,不仅包含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包含对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从文化的动态变迁特点来看,中华文化是在各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中汇聚而成的,这些凝结了民族性、现代性的文化元素已经进入青少年的学校生活。此外,在全球时空缩胀的多元文化碰撞下,西方文化的流行元素也一并被带入到学校教育中。中华文化意识生态是多元一体的生态模式,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强调文化的整合性原则,不仅要注重文化共同体内部各文化要素的关联,也要实现对各族文化、各层级文化的选择、传承与整合。整合不是粗略的筛选和统一,学校需要重新面对多元文化的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对各层各类文化内容进行辨别,从而整合成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地方性与国家性的知识文化体系。因此,要注重学校制度文化的建设,依托实际的物质文化载体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产和再生产,将学校场域与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相关联,首先要搭建具体可感的物质文化空间,使各民族成员能够从直接的物质文化设施和象征符号(比如课程和教材、班级管理、图书馆、浓厚的文化氛围)感知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底蕴,并在这一集体中衍生出共有的行为准则和情感体验。同时,学校为各民族成员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平台,通过赋予学校实际意义的交往互动、交流学习和交融情感,不断增进不同民族学生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和身份重构认同等心理变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意识心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个体心理与行为上的反映,是个体稳定的心理结构,包括认知、情感和归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从深层次的心理层面铸牢民族成员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对民族群体的归属以及国家情感的建立。情感与认同意识的递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多元而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和要素、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民族成员个体在文化共同体中首先要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是建立自我主观意识的前提和基础。学校在关联和整合文化的同时,也在塑造各族青少年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和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青少年则需要不断被考量在文化变迁和社会化中出现的认知结构和心理变化,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对中华民族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文化个体会产生两种意识心态,其中一种是文化意识心态,是因不同地域、民族、历史、文化与习惯产生的固有的、持续性的个体文化心态;
而另一种是情境意识心态,在学校接受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调整自己的心态适应和心理变化。这是建立对制度认同进而对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步骤。首先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要注重濡化学生个体原生的文化心态,即在每个民族成员个体都具有特定的文化身份基础上,强调中华文化元素的共同性和融通性;
其次,濡化学生的情境意识心态,民族成员个体被接受学校教育所反映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群体特有的文化意识生态,在原生文化心态的基础上认同共有的中华文化身份、中国国民身份和中华民族成员身份。民族成员个体的心理结构也是较为稳定和互通有无的,一方面,个体对自我身份是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双重作用下,个体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和情感均是认同的。学校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是立足于中华民族整体的意识生态观,强调各民族学生相通共融的家乡情感、民族情感和国家情感,去除民族偏见和歧视,改变民族内隐观。
从民族成员对个体的身份认同到对民族群体的认同,再到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现代国家实现个体心态转变与调适的渐进过程,也是文化适应和互动的过程。[13]首先个体所要面对的是内群体态度和外群体态度,积极的群际接触可以改变外群体态度,使分属不同群体的个体产生高于所属群体的认同感。学校促进学生认同是需要层次递进的,首先要实现对个体身份的认同,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成员,这是不容改变的。从个体身份的认同到民族群体的认同,需要改变民族内群体偏好,进而改变外群体偏见。受到外群体的平等对待能够促使个体将内外群体重新归类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共同群体,这也是一种层次递进的关系。其次,培养各族青少年的民族情、国家情也需要情感润化的涵濡教育,家国概念并非一日而形成,往往在民族成员意识心态内,先有族群概念,后有国家概念,在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先国后家的体系下对比,学校教育更应该侧重于调整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心态的调适性,关注国家意识形态下学校文化生态中学生个体的心理层次结构的改变。
从国家、地方和个人层面来看,学校是宣传党政思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革命文化教育的国家机构,是挖掘历史文化基因、赓续中华文化脉络的文化中心,也是促进各民族学生在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身份适应与穿梭的跨文化心理场,多重性与社会复杂性使得学校成为涵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民族(地方)文化意识生态及个体认同意识心态的主阵地。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各族人民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从本质上说,铸牢意识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共通的过程,需要各民族学生认同政治、文化和共有身份;
从外部关系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开展应体现“五个认同”外部的逻辑与层次。同时,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相对于社会教育的广泛性和家庭教育的灵活性来说,其教育对象显然更加集中和聚焦于各民族学生群体,教育空间场所更为固定,对于国家知识的学习、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个体心理的调节适应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学校要注重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把握共同性原则,遵循各族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宏观—中观—微观的分析框架和“五个认同”的内外部关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进行了政治、文化和心理属性的划分,为学校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实践操作提供了可行的、必要的指导原则。
对于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教育路径,还需结合合理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理念。首先,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要凸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统一,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体现政治一体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特点。最为直接的教育形式就是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构建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通过分层分级教学,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不断从“融入”的教学模式转变为“沁入”的自然教学模式。例如,中小学可以以书本知识和教师传授为主要方式,使各民族青少年对党的理论方针、党史、民族发展史、主要领导人物的治国理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性等基本知识有明确清晰的了解,进一步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模式。高校可以与社区相结合,开展相关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打破民族成员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壁垒,真正实现共情共融。其次,根据斯宾塞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理念,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生态之中,对知识的价值的追问应该置于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中来审视。[14]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除了国家知识与课程进入学校外,“学校教育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知识”或“什么样的知识才能进入学校”成为现代社会所要思考的教育问题。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在强调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同时,承担着关联国家知识和整合地方文化知识的责任,尤其是在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下,学校需要将地方知识与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向学生传承民族知识和传递中华民族文化,增进各族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最重要的是个体诉求如何与国家利益相联系,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学校场域,各族学生的教育与生活构成了平等、互助、互补、共生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结构相融、利益相连、情感相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加强各族学生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可以消除其社会心理的疏离,促进民族群体及成员间良性互动和深度交往,还能实现各民族从机械到真正意义上的有机团结。因此,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来培养各民族在意识形态、情感态度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即具备一定的理论认知、正向情感、坚定意志和实践行动[15],促使各民族学生在共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产生依赖和归属,铸牢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事实上,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属于民族教育研究范畴体系,教育(包括民族教育)不仅要满足“国家—地方—个人”三个层面的利益诉求,还要整合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资源、调节不同民族成员的心理适应能力和身份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学校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当下实际和遵循学生成长的客观规律,[16]进一步思考学校教育如何通过课程内容、校园文化与家庭观念等途径影响学生个体心态,进而从对个体意识心态的案例研究中探究关于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摸索民族教育中现代性与多样性的本质关系。同时,通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属性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相结合,探究学校内外知识重塑、文化历史脉络重组以及民族社会结构关联下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范式和课程组织模式,为民族教育理论话语构建和实践问题分析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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