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行 王琪
【摘要】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提倡、民主思想的激励，以及救亡图存积极分子的大力推进，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目的的国货运动。在此运动中，编印书籍、散发出版物等是扩大国货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这期间涌现出大量以国货为主题的书籍。这些书籍成为政府、商界、学界、民众间沟通的重要桥梁，不仅对民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爱国、民主等思想的普及。书籍的选题和编辑针砭时弊、循循善诱，是民国时期书籍出版中颇具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书籍出版 国货 民国 出版特点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2-100-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2.013
作者信息：全行（1991— ），女，黑龙江大庆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开放大学设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传播、艺术文化学；
王琪（1986— ），男，山东日照人，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播、数字媒体。
自古工商业关乎国计民生。中国近代民族经济屡受重创，发展缓慢，为救亡图存，爱国志士们呼吁并掀起国货运动。“中国近代国货运动持续时间长，参加的阶级、阶层多，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大”，[1]（6）其间以国货为主题的出版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界对《国货周刊》等国货主题报刊早有关注，但目前还少有学者从出版角度对国货主题书籍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因此，本文以民国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情况为切入点，分析其出版特点、发展状况及传播效果。
展开分析前，先对文章所涉及的核心概念、文献资料进行界定和说明。所谓国货，指我国自己制造的产品，其外延关涉经济、工商业、人民生活等领域，在近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国货更是与爱国主义、民主思想、良好的公民生活习惯和高尚品格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含宏观视角的经济、工商业著作，相关组织关于推广国货的简章、条例、章程、经过报告书、会议实录等亦不做研究。不过，当时全国范围内举办了多次国货展、陈设展，并出版特刊，收录相关发言、论文、展品名录、照片等，因特刊包含观点言论且对公众发布，本研究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概言之，本文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以国货为名、为国货发声、劝用国货的书籍。
一、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背景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以武力和政治入侵的同时，洋货的涌入严重冲击了萌芽中的民族经济。1905年5月，上海爆发了反美爱国运动，号召抵制美货，并迅速得到广州、天津、北京、南京等地的积极配合。面对新局势，一些有识之士以出版书籍的方式宣传对外货的抵制，以推动国货的发展。如觉觉社出版的《山钟集》便指出，“暂时抵制至自兴制造”，才能真正地“永保利权”。[2]同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讲道：“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能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3]这意味着国货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更是国力的反映。1912年，在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工商会议上，就有多位议员提议“维持国货”，“爱重国货与爱重国家之心可使其同一增进也”。[4]国货与国家、民族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国货的提倡逐渐成为政府、工商业、学界乃至广大群众等各群体的共识。
从清末至民国，出版业已成为一支颇具影响的文化力量。尤其新文化运动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肯定了出版对开启民智、传播思想的作用，也激发了政府机构、书局、文化团体通过书籍出版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情，带动了民众重视书籍、阅读书籍的意愿。这一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出版行业积极加入对国货的倡导中，出版了一批以国货为主题、倡导国货的书籍。1916年通俗教育研究会出版了面向民众的《通俗教育讲稿选录》，以“劝卖爱国货”，呼吁“同外国人竞争权利”，不要“只晓得倾轧同胞”。[5]1921年，王受益在《社会鉴》中呼吁工商业和民众：“我们只要求着自家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工厂多多开些，国货多多造些。”[6]河南民政厅于1928年发行《全国人民十二要》，号召“中国人现在要想自救救人，就当下定决心，以购用国货为己任”。[7]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货企业境遇恶化，而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1932年的《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开幕纪念特刊》开篇即言明目的，就是改变“对于国货的心理，大都具一种浅薄的观念”。[8]1933年，《国货特刊》在其发刊词中强调，国货与国家、人民息息相关：“处今日商战剧烈的当中，所以图国家之富强，谋人民之福利，莫不以繁荣商业为先决问题！”[9]正当这场国货运动逐渐展开之时，“七七事变”爆发，由此掀起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国货运动也几近中断。直到抗战胜利后，国货运动和以国货为主题的书籍出版才得以恢复。1947年发行的《上海市国货展览商场纪念册》认识到虽然抗战胜利，但由于“技术的落后”“战争的惨重”“复员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等，国货销路依然受限，因此为国计民生计，发展和倡导国货依然“有待于我国上下的一致努力”。[10]
可见，以国货为主题的书籍出版与国货运动同频跳动，国货主题书籍既是对国货的支持和宣传，在行业内和群众间推动国货的发展，也是有识之士救亡图存、广大民众精神觉醒的一种表达。可以说，国货新意识的传播需求，催生了以国货为主题的书籍出版，反过来这些书籍又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
二、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概况
通过查阅《民國时期总书目（1911—1949）》，检索瀚文民国书库数据库、读秀学术，以及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馆藏书目，共搜集整理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223册（不含再版）。由于民国时期出版业尚不健全，加之作者眼界所限等，此数据或存在一些遗漏，部分出版信息不完整，但依然可以小观大，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一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的概况。
1. 出版数量与年代
（1）从书籍出版的数量与年代来看，“国货”是民国时期书籍出版的一个持续性、动态发展的主题（见图1）。近代中国，国货运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应运而生，1917年前以国货为主题的书籍呈现积累、蓄势之态，1915年至1917年是第一个发展阶段。虽然这一阶段的书籍数量有限，但已表现出出版物对推动国货的积极作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货因此获得发展机遇。中华国货维持会编发的《国货调查录》（1915年），王伴经、汪兆麟、钱幼臣编著的《国货调查录》（中华书局，1917年），林兆翰编写的《介绍国货》（1917年）等书籍，对此情形多有展现。[11]
（2）1926—1930年为第二个发展阶段，国货主题书籍出版迎来快速增长期，仅1927年便有17部书籍出版。如果说第一阶段的书籍以调查、介绍为主，第二阶段则以提倡购买和使用国货为主。特别是以陈震异的《提倡国货论》（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赵诵轩的《提倡国货浅说》（中华书局，1930年）为代表的图书，在介绍国货产品的同时，阐述提倡国货的背景、标准、方略，为国货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3）为进一步推动国货发展，国民政府和国货界将1933—1937年定为“国货年”“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市民国货年”和“公务员国货年”，从发展状况看，1933—1937年是近代国货运动的高峰期。与此相对应，这一阶段前后的国货主题书籍出版量也达到峰值，自1932年起国货书籍出版量大幅增加，1932—1936年共出版91部，约占研究样本的40%。既有《上海之国货事业》（上海晨报社，1933年）、黄逸亭编的《国货工商大观》（1934年）等系统化的国货主题书籍，也有马客谈主编的《新生活公民訓练法》（大东书局，1934年）、董坚志编著的《日常写信快览》（中央书店，1935年）、《小学音乐课本》（中华书局，1934年）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指导书籍。这一阶段的国货主题书籍出版不仅数量多，选题更具全局观，内容也更加鲜活，与实际生产生活相联系，不再是简单地罗列介绍或呼吁提倡。
（4）受战争影响，1937年以后的国货运动和出版行业不景气，国货主题书籍出版量骤然下降，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语教学法》（1937年）、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新华日报社论》（1938年）等时评社论、教材范文中仍有提倡、劝用国货的篇目。这是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发展的尾声，整体态势落至平缓，唯有1947年出现了一次回升，即因抗战胜利后的首次全国性国货展览会于当年举办。虽《全国国货展览会资源馆展览品目录》《上海市国货展览商场纪念册》《上海国货厂商名录》等书籍于这一年集中出版，但从形式和内容上看，仍不及上一阶段丰富。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以国货为主题的书籍出版大致经历了积累—预热—高潮—尾声四个发展阶段，书籍出版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货运动的发展历程，为理解国货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2. 出版类型
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现和发展，皆根植于中国近代战乱动荡、民族经济不振、民智有待开启的社会背景。从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近代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
从国家经济环境而言，国库空虚，人民困苦；
从国货企业本身而言，存在缺乏雄厚资本基础、机器技术不精良、企业意识不先进等问题；
从国民购买者的角度而言，出于崇洋、价廉等原因，国民对国货并未鼎力支持。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国民政府、组织机构、爱国人士纷纷建言献策，制定计划方案，大力倡导国货。根据书籍内容，将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类型大致划分为五类（见图2）。
（1）专论类书籍的出版。作为国货运动的直接宣传推广手段，国货运动专论类书籍得到出版业的重视，如陈震异的《提倡国货论》、姜丕承的《提倡国货运动》（1929年）、王克宥的《创导节约推行国货为中国当前之急务》（1947年）等以专著或文集形式，集中论述“何为国货运动”“国货运动何为”等。相比于“国货清单”“国货介绍”等，这些专论类书籍的出版目的皆指向将国货运动提升至更具影响力的位置——“在现代一个国家，要图生存，经济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12]另外，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的《提倡国货》等书籍从银价低落的经济背景、政治环境、内外局势出发，针对性地明确了国货运动的发起原因和发展方向。专论类书籍的编纂水平较高，内容针对性强，是国货类书籍的核心组成部分，共计32部，约占研究样本总量的14%。
（2）特刊汇编类书籍的出版。此间，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等国货陈列展览活动举办，出版的与展览相关的特刊、汇编众多。如《国货汇刊》（1925年）、《上海特别市国货运动大会纪念刊》（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商务印书馆日特刊》（1929年）、《国货运动专刊》（1932年）、《国货特刊》（1933年）、《实业部国货陈列馆二十四年春季展览会纪念特刊》（汉文正楷印书局，1935年）等。这些特刊、汇编除刊登宣言、发言、展品介绍外，还刊有多篇论文、时文，包括面向妇女读者的《为提倡国货告妇女》等。特刊和汇编具有一定的即时性，大部分为统计图表、工业调查汇志、陈列品一览，可以直观、及时地传播国货信息并阐述发展现状，为民众了解、购买和使用国货提供指导。
（3）国民教育类书籍的出版。国货低迷的一个原因在于民众对国货的购买欲望和支持国货的意识亟待加强。因此，除上述宏观的提纲挈领式“提倡国货论”之外，国民教育类书籍出版也占据了较大比重，据不完全统计，共83部国民教育书籍包含提倡国货的篇目、内容。
其中，社会教育通识性读本数量最多，如仲靖澜、胡赞平编的《社会教育指导》（世界书局，1933年）、王遫汝编著的《现代普通尺牍大全》（商务印书馆，1937年）、恽伯琴编著的《从小姐到主妇》（群学书店，1946年）等，这些书籍以《劝服用国货》《我爱用本国货》《妇女在大时代里的任务之怎样提倡国货》等篇目倡导民众于日常生活中提高购买和使用国货的意识。这种国货意识的培养还深入不同年级段的学校教育，如从小学初级适用的《小学常识课本》（中华书局，1933年）到高年级适用的《论说文描写辞典》（经纬书局，1948年）、《儿童模范日记》（儿童书局，1947年）、《模范英语书信》（真理出版社，1945年）等范文类书籍，这些书籍将国货与爱国情感等联系在一起，从小培养学生接受国货、爱用国货的意识。经梳理发现，在国民教育类别中还有一部分书籍值得重视，即国货歌曲相关书籍。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人口多，教育规模太小，因此，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比较大”。[13]面对不识字的国人，国货歌曲无疑是一种受众无类、传播广泛的宣传方式。《新中华教科书音乐课本》（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猛虎山歌》（同声书局，1934年）、《大众歌声》（上海大众歌声社，1938年）等音乐教科书和音乐集锦收录了《劝用国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歌》等多首国货歌曲。此外，还有若干小说涉及倡导国货的主题，如叶新明著章回体小说《经商致富记：提倡国货运动》（正中书局，1936年），茅盾小说《子夜》的主人公是一位“国货大王”。
提倡国货之落实最终需要依靠民众的力量，国民教育类的国货主题书籍为将国货意识普及民众、深入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4）名家文集类书籍的出版。国货运动关乎国计民生，也关乎民族意识、国家兴亡，民国时期不少学者纷纷为国货发声，如《马寅初演讲集》（商务印书馆，1929年）、《倪高风开篇集》（莲花出版馆，1935年）、钱用和《韵荷存稿》（京华印书馆，1935年）、翁文灏《翁文灏先生言论集》（上海友联书社，1936年）、赵曾珏《基始集》（大東书局，1948年）等，旨在以个人影响力号召“欲求国货运动之有效，非先从各方团结，集中力量不可”。[14]
（5）救亡图存类书籍的出版。所谓救亡图存类书籍，即那些揭露战争和社会黑暗现实，号召抗争和变革的书籍。这类书籍在中国近代并不罕见，其中有不少涉及提倡国货主题。1926年，傅幼圃作《中国痛史》（百新公司），除阐述战争之祸、人民之愤外，还以《提倡国货为救亡之要著》一篇警示国货于当时社会的意义：“处此战争时代，不能富国强兵而欲不受人压制欺凌者，无是理也。”[15]1927年，上海新华书局将此书再版，可见其影响深远。此外，奋斗社《奋斗》（1932年）、军用图书社《个人救国信条讲解》（1934年）、京华印书馆《救亡先鞭》（1935年）、中国印务局《中国救亡问题》（1935年）等书籍从救亡图存角度对国货进行了倡导，论及“服用国货之根本问题”“尽量购用国货”“提倡国货之条件”等问题。这些著作针砭时弊，不乏激昂慷慨、语语动人之词，表达了全社会对救亡图存的热切期望。
3. 出版机构
“民国时期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三十八年，出版的书籍据说超过十万种”，[16]而出版社的数量可能达上万家，“文化团体、政治党派、官府主导、商业民办，共同构筑了民国出版主体的多姿多彩”。[17]（2）对于国货这一全社会关注的主题，不同发行机构从各自关注重点和自身特点出发，积极参与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发行。
据统计，约有145家机构参与了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发行。其中，有52家专业出版机构参与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从出版的书籍数量而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居前三位（见下页表1）。这三家出版机构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出版发行力量，尤其在教科书领域呈三足鼎立之势。而国货作为与国民启智、学生培养息息相关的主题，受到了此三家出版机构的重视。这些书籍内容丰富活泼，形式多样，涵盖课本、范文、读本、生活指导、辞典等，设有《国货》《劝友人购用国货》《预祝学生国货年》《劝用国货歌》等篇目。除教科书类，此三家出版机构也发行国货专论、汇刊等，中华书局还成立了“国货汇刊部”，可见国货主题在出版界获得的重视程度之高。众多出版机构中，国货事业出版社在出版国货书籍的语境下尤为突出，目前搜集到该社出版的五部国货主题书籍，分别为《中国国货事业先进史略》（王哲著，1934年）、《国货年鉴》（1934年）、《中国国货工厂史略》（1935年）、《中国国货年鉴》（1935年）、《民国丛书：中国国货事业先进史略》（阎简弼著，1948年）。国货事业出版社成立于“国货年”背景下，其通过发表专论，阐述国货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对国货运动情况进行回顾和检讨，出版发行范围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此52家出版机构对国货的发行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重国民教育，有的重商品梳理介绍，它们对国货的热切倡导，旨在让国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正如国货事业出版社的编辑王哲所言：“它自从给一般热心国货运动的大众公定了出来之后，就负有其时代的使命的。”[18]
国民政府对国货的倡导是积极的，孙中山在给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中指出了当时市场上“外货畅销，内货阻滞”的严重性。[19]为应对局面，国民政府组织了全国及地方各级的国货展览会，设立国货陈列馆。依托展览会和陈列馆，政府机关或组织委员会等职能部门发行了大量特刊。从中央政府的实业部、工商部、教育部，到广州市社会局、山东省国货陈列馆、上海市识字教育委员会，不一而足。这些职能部门所出版的国货主题书籍中包含的大会发言、时评，同样起到为国货运动指明方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籍多带有介绍、汇报性质，国货产品图片、信息、广告丰富，如《国货汇编》（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陈列国货调查册》（上海国货介绍汇报馆，1929年）等书籍以行业分类调查，附有详细的国货展览会陈列品一览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展览会、陈列馆的影响范围，让无法亲临展览的民众也拥有了解国货展的机会。
另外，文化团体和实业企业也为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贡献了力量。民国时期的文化团体发展繁荣，商界、学界、艺术界、社会界等都涌现了不少社会文化团体。其往往由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在一起，由于共同的兴趣志向和有效的组织执行，这些团体在各自关注的领域颇具见地和影响力。其中，中华国货维持会是成立时间早、存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一个国货团体。“为方便各界购用国货而编印的《国货调查录》始于1915年，第一期即印发10万份，受到欢迎。”[1]（15）《国货调查录》的出版一直持续到1923年，另有《中华国货维持会廿周年纪念刊》（1932年）出版。其他社会文化团体的书籍出版也各有侧重，如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的《国货商标汇刊》（1940年、1941年）、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中国国货工厂全貌》（1947年）等。与文化团体所出版的书籍相比，实业企业出版国货主题书籍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如上海新中国铁工厂的《国货卷烟机样本》、华通贸易公司的《国货指南》，以及号称“全国最伟大最完备的国货总库”的中国国货公司的《中国国货公司货名汇录》等，这些书籍在起到宣传、倡导作用的同时，也为行业树立了标杆。
三、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特点
由上可见，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种类丰富，出版主体多方参与，备受欢迎。在内容、受众、出版主体、传播方式等方面，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表现出自身独有的特点。
1. 时政与生活相融合
国货运动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实业经济、民主思想发展等复杂因素共同促成，这注定了国货与时政背景密切相关。另外，“国货运动产生的最早触媒是民国成立前后改易服式的浪潮冲击”。[1]（6）换言之，国货本质上是一种民众生活方式的选择，是爱国精神的一种体现。反过来，民众生活方式又与民族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国货既关乎时政，又深植民众生活，而“发扬国货，首赖宣传”。[20]因此，从国货主题书籍出版的内容和阅读受众来看，既要考虑应对时政问题，调整生产方向，呼吁政界、工商业界、國货团体参与，也要观照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的普通民众。
对于前者，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颁布的《提倡国货宣传大纲》（1929年），介绍提倡国货运动的意义、史略，政府应有的设施，国民应有的努力，提倡国货的具体方略等；
对于后者，有中华书局所编《小学音乐课本》（1934年），将对国货的倡导写进通俗易懂、便于传唱的歌词中：“国货不比洋货低，快些来提倡莫迟疑，快些来研究和设计。人人立志用国货，洋货哪能拥权利！”[21]尤其在“国货年”之后，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更加注重对民众的调动，如白陈群编《国货鉴》（1933年）、国货出品咨询社编《国货指引》（1934年）、南洋企业公司的《国货供应录》（1941年）等大量为民众购买和使用国货提供目录、指南的书籍由此问世。
2. 各方出版力量相配合
如上文所述，政府组织、商业民办出版机构，乃至社会文化团体、实业单位纷纷参与到国货主题的书籍出版中。这一方面意味着出版主体的多元，另一方面也注定了其对于国货这一主题的关注侧重。以常见的国货目录为例，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的《国货汇编》（1928年）、中华书局国货汇刊部的《国货汇刊》（1925年）、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国货调查录》（1915年）、上海元大军服洋货公司的《国货品目表册》分属上述四类出版主体，且选取了四个不同的侧重点和方向。《国货汇编》内容包括上海国货调查录、国货样本、国货广告三部分，因其出版方为上海特别市政府，该书目集中收录上海地区的国货信息，主要以目录、广告方式起到对本地区国货倡导和宣传的作用。《国货汇刊》则按类列出全国国货产品的商标、厂家、厂址等，并附各大厂店广告一览，以中华书局的专业性为依托，该书分类详细，产品信息丰富翔实，兼顾宣传与文献价值，具有很高的编纂水平。中华国货维持会本着经济救国的初衷，全力推动各项国货宣传，其出版的《国货调查录》在列举棉纱、食品、文具、机器等各类国货商标名牌和公司牌号的同时，不忘疾呼：“嗟呼！今日非所谓存亡危急之秋乎？一国兴亡，匹夫有责。”[22]《国货品目表册》则列出各类国货的名录及价目表，在每个国货商品名称下方直接标明价格，以方便民众购买。经对比可以发现，政府组织出于职能要求，所出版的书籍有着明显的纲领性和地区特性；
商业出版机构专业性较强，视角宏观、全面、细致；
社会团体多对各自的宗旨、兴趣有所表现；
实业公司则更多展示企业产品和实力，以此吸引购买力。正因出版主体的多元，各方出版力量相配合，书籍呈现出的视角才更丰富立体。
此外，在众多出版国货主题书籍的机构中，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民营出版机构外，还有不少中小书局，如经纬书局、南星书店、群学书店、北新书局、有正书局等。虽然这些书局规模小，但并不影响其具备敏锐的出版眼光和专业的编纂水平，“他们往往抓住某一历史机遇，连接上与时代契合的出版端口”。[17]（2）这种多元的出版主体为当时纷乱的社会添加了一丝文化活力，不仅助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也提振了民族精神。
3. 销售与散发相结合
一般而言，书局的书籍发行具有一定的销售、盈利目的，民国时期的民营出版机构间的发行销售竞争非常激烈。从销售模式上看，一般会兼顾批发、零售、邮购等方式。由此，出版机构为书籍定价是自然的。如太平洋书店出版的《提倡国货论》（1928年）定价3角，邮寄费6分；
国货事业出版社的《中国国货事业先进史略》（1934年）定价平装本1元、精装本1元5角。此两部书籍皆出版于法币发行之前，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统计，1928年的3角可买4余斤大米，而1934年的精装本《中国国货事业先进史略》定价相当于约23斤大米的批发价格。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使法币急剧贬值。如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1947年发行的《中国国货工厂全貌》定价为“精装国币十六万元”。由此可见，战乱的民国时期书籍仍是价格较高的消费品。
不过，政府主导的组织、经费自筹的社会团体和实业企业所出版的国货主题书籍并不以销售、盈利为目的，多采用散发、自取方式，如《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1931年）就明确标注了此书为非卖品。仅就中华国货维持会而言，“1912年散发的各项劝用国货、调查国货的宣传品份数为189 500份，1913年为220 000份，1914年为157 500份，1915年为318 000份”。[1]（15）当然，其中不仅包括出版发行的国货主题书籍，还有《国货月报》、传单等，巨大的印发数量也从侧面说明，散发是使国货主题书籍走向普通民众的有效途径。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书刊检查制度，出版业还是基本按照市场化轨道在发展。”[23]不过，国货主题书籍不同于一般古籍经典，其作为一种具备宣传功能的作品，需获得广泛的阅读群体，这也回应了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不仅限于民营出版机构，还有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实业企业的加入。因此，形成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理论专论与通俗启蒙、时政与生活相融合，多元丰富的出版主体生态系统，以及营利性销售与非营利性散发相结合的出版结构。
四、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的历史评价
1. 社会层面的意义
面对洋货的涌入，国人对国货的态度有四类：“不问是外货或是国货，价钱讲好就把它买了下来”，“除了洋货以外，就没有本国工厂制造的这种货”，“本国造的也有，外国来的也有，但是拿两种来比较之后，本国造的，品质粗劣，且不耐久，而价钱还要贵点；
外国造的，货品精致，耐用，而价钱还要便宜。人是爱讨便宜的”，“先问这货是哪里来的，如果答是本国造的，就是货好他也不要，如答是外国来的，就是货劣他也要买”。[24]可见，中国近代国货的发展一方面受制于自身产品在品质和价格上都不占优势；
另一方面因国力衰弱，民众存在一定的崇洋心理，对国货的购买意愿不够强烈、坚定。从国货产品自身而言，只有在生产中不断改进，做到物美价廉，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跟。从民众购买意愿而言，只有民众广泛认识到国货与民族企业发展乃至国家兴亡的关系，才能自觉支持国货产品。在这两方面，国货主题书籍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是对国货发展的倡导和支持。如前所述，以国货为题的书籍数量不少，这些对国货的发声既表明发展国货的迫切性，也说明对国货的支持来自全社会、各地区、各阶层。
2. 出版行业层面的意义
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实现了同一主题多元出版主体的相互支持和通力合作。晚清以降，随着科学与民主价值观念的兴起，民营出版机构涌现，但也因时局动荡发展曲折。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民营出版机构成为备受关注的出版力量。由于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国货这一主题上，参与其中的出版主体上至政府职能部门，下至学生团体，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国货，目的在于倡导国货，为国货发声。而这种有效的配合与合作，离不开出版人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眼光，这种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是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的一个重大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国货书籍比期刊、报纸、传单更具权威性、专业性、全面性，比展览会、陈列馆更具广泛的传播范围、长久的传播时间。清晰呈现国货发展现状，既启迪民智，培养爱用国货的生活方式，也为国货发展发声呼吁，构建蓝图。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表现为出版主体对国家和社会所共同肩负的责任，以及作为一种文化媒体所承载的希望。
3. 局限性
在肯定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出版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固有的局限性。第一，从书籍选题和内容本身而言，虽然不同出版主体关注的重点不同，由于缺少必要的统筹管理，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同质化。仅上海地区，以“国货日货比照”为主题出版书籍的学生团体，就有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科、沪江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救国会、上海第一交通大学反日运动委员会经济绝交部等多家，其中前二者的比照调查皆发行于1919年。第二，对于国货这一主题，民国时期的书籍几乎都出于同一个立场，即倡导国货。而对于国货销量为何不如洋货，国货在国外市场的表现，甚至借“国货”之名偷工减料、伪装贴牌等问题均未论及，这是一种单一层面的宣传和倡导。换言之，如果没有宏观的、统一的行业协调、调度和统筹，可能会造成相同的选题方向、同质化的内容、相近的调查时段之浪费，同时也意味着无法在编纂上获得创新。当出版过分限于思潮的洪流，就会失去对国货问题进行深入、客观、辩证的思考。第三，从对书籍出版地的不完全统计看，上海、南京、天津是国货主题书籍出版发行的主要地区，杭州、广州、武汉等地也有少数书籍出版。这与出版机构所在地、国货运动重点地区，以及国货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有着密切关联。这不仅限制了发行、购买范围，也因地域特色明显而限制了书籍的传播范围。
结语
民国时期的国货主题书籍从兼顾社会时代大背景和书籍文化价值出发，对中国近代国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书籍出版的概况分析中可见，国货书籍的发展几乎贯穿于民国时期，“国货”“倡用国货”是这一时期难以忽略的主題。该主题类型丰富多样，且多元出版主体纷纷参与到国货主题书籍的出版中。当然，在肯定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以及出版业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书籍仍存在着内容同质化高、编纂创新性低、发行范围有限等局限性。因此，重新回顾民国时期国货主题书籍的意义不在于凸显当时书籍出版的效果或限定国货主题书籍的内容元素和形式，而是要回归书籍作为读者或民众了解世界的途径本身，这就肯定了书籍能够发挥宣传、教育功能的媒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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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Made-Goods-Themed Publication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QUAN Hang1，2， WANG Qi3（1.School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School of Design，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6， China; 3.College of Media and Ar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advocacy of the government， the encouragement of democratic thought and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activists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 China-made goods movement aiming at revitaliz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was launch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this campaign， compiling and printing books and distributing publications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xpanding the publicity of domestic products. Therefore，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with the theme of China-made goods emerg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se books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brid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academia and the public. They not on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also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patriotism， democracy and other ideas. The topic selection and editing of books aimed at criticizing the social ills of the times， and providing good reader guidance. It is a valuable part of publish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book publishing; China-made goo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ing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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