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义彬 周夏萍
【摘要】几千年来，人们对于记忆的追寻在数字时代似乎达到了顶峰，“完整记忆”的出现是人类记忆史上的里程碑。过去，遗忘是默认的常态，而记忆是例外；
如今，记忆成为常态，遗忘却成为例外。数字时代塑造“完整记忆”的同时，人类似乎也逐渐失去了对记忆的控制，人们开始意识到无法忘记的“完整记忆”并非“完美记忆”。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人们试图通过删除那些不合适、不（再）相关的信息来恢复记忆与遗忘的失衡。然而，将“被遗忘权”作为一种平衡数字时代记忆与遗忘需求的策略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争论体现了数字记忆时代下记忆需求与遗忘需求矛盾的困境，其中牵涉历史书写与对“完整记忆”的需求、社会分享中“被记住”的欲望与在社交中“被遗忘”的期待、身份建构中对记忆与遗忘的矛盾需求、“被遗忘权”与社会运作等问题。因此，在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网络世界里，如何权衡人们记忆需求与遗忘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数字记忆时代留给人类社会的难题，这似乎也迫使人们在当今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重塑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关注数字时代下“被遗忘权”的思想争锋，在思潮中展现数字时代下记忆与遗忘的需求困局，探索记忆与遗忘的伦理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矛盾及其发展。
【关键词】“被遗忘权” 数字记忆 遗忘 伦理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2-088-12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2.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17JJD860004）
作者信息：石义彬（1955— ），男，湖北随州人，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传播理论、媒介发展；
周夏萍（1994— ），女，江西吉安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传播理论。
几千年来，由于人类生物记忆的缺陷，寻找能够保存记忆并使之代代相传的方法，成为人类不间断追寻的目标。这个目标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似乎达到了顶峰，人类实现了信息的永恒存储。然而，新的困境与迷思也随之产生。西班牙公民刚萨雷斯诉谷歌案作为导火索，正式开启了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论。显然，人们并非希望记住关于自己的所有一切，然而作为记忆载体的网络能记忆一切，塑造了“完整记忆”，却缺乏遗忘的程序。因此，人们试图通过“被遗忘权”的提出，“删除那些‘不适当、不相关或者不再相关的数据链接”，从而解决“完整记忆”时代下记忆与遗忘失衡的困境。然而将“被遗忘权”作为一种平衡数字时代记忆需求与遗忘需求的策略仍然存在诸多未解的难题。在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网络世界里，如何权衡人们记忆需求与遗忘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数字记忆时代留给人类社会的难题。
一、记忆与遗忘关系的认知
1. 人类记忆：起源、发展与困境
记忆常常被用来描述生物获得、保留和利用技能与知识的许多生物装置，是一个包含各种认知属性的“生物过程”，它存在于所有高等动物中。[1]记忆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与传递基本的生存经验（如何分辨有益与有害的植物与动物、如何寻找食物、如何应付自然灾害等），就需要保存记忆。[2]因而，人类的记忆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信息，包括过去互动的细节、社会经验、关于他人的事实以及他人的身份等。[3]换言之，记忆重建过去的经验用于指导当下，并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方法，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能够维持所获得的知识并随时提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记忆具有社会功能。[4][5]
另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与恐惧死亡一样，人类同样恐惧被遗忘，记忆的意志体现了人们与记忆的不懈斗争，以使他们宝贵的过去免遭遗忘，并将“被记住”作为一种欺骗肉体死亡的方式。因此，人类历史长河中对遗忘的对抗过程，表达了人们对记忆和被记住的持续渴望。[6]
语言的出现减少了信息传播的障碍，语言在传递经验与知识方面的强大性很快被人们发现，人们将其用于保存代代相传的记忆，如艺人通过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手艺，人们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传播社会记忆，语言的押韵和韵律是促进记忆的方式之一，由此促成了“交际记忆”的形成。[7][8][9]因此，这一时代的人类记忆也被称为记忆1.0时代，即通过语言交流来积累知识，以掌握生存上的主动权。[10]语言作为保持记忆的主要机制，分享是保持记忆活力的关键，然而仅仅通过分享也未必能保证交谈对象完全接收信息，因为人类的记忆远不够完美。此外，人类记忆与口头交流的结合，虽能保持故事的中心思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以保持精确的细节。[8]
换句话说，人类的记忆容量是有限、容易出错且不可靠的，因而也是不完美的。尤其是人类进入社会之后，为了发展的需要，信息量剧增，加剧了人类记忆能力和记忆需求之间的矛盾。[2][3][11]因而，人类记忆的薄弱性迫切需要将记忆从大脑中转移到外部的存储物，以克服生物记忆的缺陷并扩展记忆功能。[12]
结绳、刻契、珠串、图形等是人类最初使用的帮助记忆的方法，但这些简单的符号无法完全脱离解说者的解读，并不能从实质上帮助人们记忆故事的具体情节，只能发挥辅助记忆的作用。[2]绘画的诞生提升了记忆的情节性，但绘画所捕捉的仅是某个瞬间，无法捕捉时间本身，因此作用有限。[8]
文字的出现为人类记忆提供了可识读的形式。[2]文字的发明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里程碑，为准确记录事实提供了重要的条件。[12]剧本、书报等成为人们保存记忆的方式，然而成本的高昂使得记忆仍然是一种昂贵且困难的愿景。[8]不过，这一局面随着纸张成本的降低与印刷技术的进步得到改善，文书档案等以纸张为载体的存储形式发挥着人类社会记忆的功能。[12]因此，这一时代也被称为人类记忆2.0时代，即通過“文字”的交流，存储并记忆知识和思想，以掌握发展的主动权。[10]
虽然纸张的出现为人类的记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存储方式且沿用至今，但人类的追求远未停歇，他们希望通过更高级的外部技术设备来存储更为生动形象的记忆。[12]于是，摄影、唱片、电影（纪录片）给人类带来更为精确的外部视觉记忆，虽然记忆的有效性提高了，但仍是复杂、昂贵且耗时的。[8]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革新了过去媒介设备的存储模式，将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形式的记忆信息数字化处理，解决了记忆信息的复制与提取等难题，[12]这也标志着人类进入记忆3.0时代。[10]
如果说这一过程仍有信息和知识被遗漏、丢失的话，那么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出现则推动人类进入了记忆4.0时代，即通过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的方式记忆包括人类日常生活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内容，并将其长期保留。[10]数字化形式、便宜的存储、易于检索、覆盖全球等特点[13]打造了人类一直追寻的“完整记忆”的时代。可以说，完整和永久性的数字记忆将社会转变成一个记忆性的时空网络全景，在这个通过数字化进行记忆的社会里，行为主体所做过的每件事似乎都能被公众记住。[6]
在人类社会中，其实并非所有的记忆都希望被公开与他人分享，大数据有能力记录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与信息，但却很难像人类大脑一样有选择性地将不喜欢或不愿公开的记忆隐藏，因此，数字时代的“完整记忆”便产生了诸如隐私权的丧失、影响理智的思考与及时的决策等现实难题的争论。[12]完整的数字化记忆是否随时随地监视着人们，并由此堕落至学者们所担心的“更为严酷的数字化圆形监狱”的境地，[10]亦是人们所担忧的。
2. 记忆还是遗忘？——记忆与遗忘关系的演变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记忆的追寻体现了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记忆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同时帮助人们预测未来。[14]长期以来，人类都渴望记忆，并致力于了解记忆是如何形成的，不断探索更好的记忆方法，因此，为了解决生物记忆上的局限性，人们不断开发记忆的外部存储工具，使人们能跨越时间记忆，[15]因为人们往往认为遗忘是人类记忆中的一个故障，是大脑的一个被动的过程。[14]关于记忆与遗忘的争论也普遍指向一种观念，即遗忘是一种疾病、一种自我丧失，必然导致失败，相反，记忆则是一种美德。[16] [17]因此，在公民社会中，遗忘往往是一种普遍不被承认的行为模式。[4]
即便如此，几千年来，人们依然未能打破遗忘的缺陷，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依然清晰，记忆是困难且昂贵的，人类必须刻意选择需要记住什么，简言之，遗忘是默认的，记忆是例外的。[18]数字时代，人类原生的遗忘规律以及记忆与遗忘的原有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遗忘变得昂贵和困难，而记忆却是廉价和容易的。[19]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记忆的经济性，促进了遗忘的消亡，社会的遗忘能力被“完整记忆”所取代。[20]这对于几千年来人们克服生物遗忘和记忆衰退的束缚的努力而言，似乎是成功的。[15]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遗忘其实并非一个被动的过程，似乎是大脑中的一种主动机制。[14]
遗忘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有足够明确意义的术语，但和记忆一样，其似乎仍没有被准确理解。Parkin将遗忘理解为一种与语境相关的现象，在特定语境中，人们无法获得某些记忆。[21]社会遗忘被解释为社会需要消除干扰现有功能的部分记忆的结果，或是记忆框架的消失，或是记忆被抹去，或作为记忆转换的一部分，抑或一种记忆代替另一种记忆，因此，遗忘并不总是一种失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现象。[4]Connerton将遗忘划分为七种类型，分别是：压制性抹去、规定性遗忘、构成新身份形成的遗忘、结构性遗忘、无效遗忘、计划性过时遗忘和羞辱性沉默遗忘，不同类型的遗忘有不同的动因，由群体或个人引发。[17]
遗忘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术语，被视为有多种功能。遗忘在人类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缺少遗忘的能力，个体在决策之时可能会被过去的所有决定牵绊，从而导致难以决断，[15]遗忘帮助人们重新概括与概念化经验和行为，让人们能够着眼现在，而不是被一个越来越不相关的过去所束缚。[18]另外，从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首先，遗忘对于建立和维护民族团结和认同至关重要，可以说遗忘是一个国家创造和再生产的基本要素；
其次，遗忘可能是和解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再次，遗忘有助于加强公民社会和民主的运作；
最后，遗忘被认为在创造平等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4]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遗忘并非人类的一种失败与缺陷，相反，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优势。[15]
正如学者陆远对博尔赫斯的解读中所阐释的那样，遗忘甚至比记忆更为重要，遗忘塑造记忆，而“绝对记忆”实则是没有记忆。[22]因此，毫无疑问，一个为人们目标服务的记忆系统有赖于适度的遗忘，[23]遗忘是作为社会必要的功能而存在的。
可以说，对记忆的不懈追求与数字“完整记忆”的产生削弱了遗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可能威胁到个人和整个社会学习、推理和及时行动的能力。[18]因此，这一改变也转变了原本的问题，过去，社会记忆的问题是“无法记忆”，而现在，社会记忆的问题是“无法忘记”，也就是说记忆变成了常态，而遗忘却成了例外。[24]这也体现出在数字技术给记忆过程带来如此复杂和规模化的影响的同时，记忆也似乎从人类的掌握中溜走了——人类逐渐失去了对记忆的控制。[25]
二、“被遗忘权”案：争论的开端、进程与中国本土实践
数字化运用正在快速推动时代的变革，人们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抓取，进行精确的分析、预测和判断，为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便捷。但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痕迹也都被数字化记录、挖掘与分析。[26]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能够非常详细地描述网络用户，对人们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人们自己的记忆。[27]在庞大的数据存储库中，搜索引擎便是人们从漫无边际的信息库中锁定并获取某人、某物信息的有效工具。[28]然而也正是這样一种看似便捷的社会工具，引发了人们的不安。
1. 刚萨雷斯诉谷歌案：“被遗忘权”之争的开端与“十年”（2010—2019年）进程
“被遗忘权”争论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年3月，西班牙公民刚萨雷斯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发起投诉，起因是个人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刚萨雷斯的名字时，出现两份《先锋报》在1998年所发布的有关刚萨雷斯“因拖欠社会保障债务导致其房产被拍卖”的事实公告。刚萨雷斯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多年前，并且已经完全解决，现在这些扣押程序已与他无任何关联，但这些公告的持续存在会令其感到难堪。因此，他要求《先锋报》删除和更改这些页面，不再出现与他有关的个人数据；
同时，他要求谷歌西班牙或谷歌公司删除或隐藏与他有关的个人资料，使其不再出现在搜索结果中，也不再出现在《先锋报》发布的相关页面中。
在随后的一系列裁决中，法院均支持了刚萨雷斯对谷歌公司的申诉请求，即支持了“被遗忘权”的要求，要求谷歌公司尽快采取措施删除索引中的数据，并保证这些数据在将来无法被网络用户通过该搜索引擎随意获取。西班牙数据保护局认为，“当某个人认为查找和传播数据可能损害数据保护的基本权利和广义上的人的尊严时，他有权要求撤回数据并禁止搜索引擎经营者获取某些数据，这也包括当事人希望第三方无法知晓这些数据”。[29]欧洲法院亦认为“每当第三方发布的网页链接与该指令不符时，网站运营商应删除该链接，此处的情况不仅包括链接数据是虚假或非法的（这是许多成员国目前的立场），而且包括数据不适当、不相关、不再相关或者数据没有被及时更新的情况”。[30]因此，根据欧洲法院的最后裁决，数据主体确认享有“被遗忘权”，谷歌等互联网搜索服务提供商被要求删除那些“不适当、不相关、不再相关”的数据链接。[31]
判决过后，谷歌为履行保护“被遗忘权”的判决，建立了申诉机制。[32]仅在该服务开通首日，谷歌就收到超过1.2万条的删除申请，[33]四天之内，就有4.1万条个人申请，这些申请主要来自曾经发表激烈言论的表达者、家庭暴力受害者以及在他国避难者等。[34]这体现了谷歌案作为个案更多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被遗忘权”在欧盟范围的确立映射出可能已经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人群。
然而，事件远未结束，虽然谷歌遵从欧洲法院在2014年的判决，删除部分搜索结果以保护“被遗忘权”，但在2016年，法国国家数据保护委员会（CNIL）声称仅在欧盟地区履行这一规定远远不够，谷歌还应在全球范围内删除这些搜索结果。[35]这一提议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争议，因为这牵涉到了“被遗忘权”在各国的适用性问题。由于“被遗忘权”在许多国家暂未得到承认，或对这一权利持有不同的态度，因此，直到2019年9月，欧洲最高法院裁定谷歌无须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被遗忘权”，将其认定的“被遗忘权”限定在欧盟域名范围内。[36]
这场始于2010年直到2019年才完结的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于“被遗忘权”的持续探讨。虽然这项权利的诉讼已经有了裁定的答案，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案件看似已经结束，但仍留给社会太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今许多国家仍未承认“被遗忘权”，关于“被遗忘权”的社会争论也远未达成一致，全球范围内对于“被遗忘权”的激烈争论仍在继续。
2.“被遗忘权”在中国本土的實践：两个里程碑
在中国，“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被遗忘权案”被称为中国“被遗忘权”的第一案。2015年，曾在陶氏教育工作的任甲玉，在其离职约一年后，通过百度搜索页面键入“任甲玉”后搜索出“无锡陶氏教育任甲玉”等表明其与“名声不好”的陶氏教育存在关系的信息，任甲玉认为这会使看到上述搜索结果的公众误解其与陶氏教育还有合作，因而指出百度在搜索页面中公开其与陶氏教育有关的个人信息侵犯了其名誉权、姓名权及作为一般人格权的“被遗忘权”，要求百度删除涉案关键词的相关搜索链接。[37]然而，法院驳回了任甲玉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指出“由搜索引擎自动生成的相关搜索词是计算机相关算法在收集和处理过程中的一串字符组合，不构成侵权”。[38]该案作为我国“被遗忘权”的第一案，为在我国范围内探索此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样本，其败诉也体现了“被遗忘权”在我国还未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正式实行，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
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更正。”[39]一些学者认为，其中提及的“删除权”与欧盟个人数据立法中的“被遗忘权”类似，[40]而这也被视为我国对“被遗忘权”立法的首次确认。[41]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虽然目前《网络安全法》中“删除权”的表述已初具“被遗忘权”保护的雏形，但仍然与“被遗忘权”有一定的距离，即“被遗忘权”所删除的信息包含那些过去“真实的、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只是在当下看来“不适当、不相关、不再相关”的信息，[42]这显然与我国《网络安全法》中提及的“违反法律或约定收集的、错误的”个人信息有着较大区别。我国《网络安全法》体现了对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但对“被遗忘权”背后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权衡仍然任重道远，国内对于这项权利的法律性质、是否应受到保护、保护的路径与标准等问题的讨论也仍未形成主流的意见。[43]
虽然目前我国与“被遗忘权”相关的司法案例还不多，但上述二案可被视为“被遗忘权”在中国本土实践的两个里程碑。可以说，谷歌案与百度案是“被遗忘权”争议中的个案，但更广阔的现实环境是人们对个人隐私暴露的担忧，[44]以及对更深层次的互联网伦理的深思，这也是为什么“被遗忘权”在欧盟确立后便引发了无数潜在的删除请求。或许案件只是一个导火索，更多是让我们意识到，随着互联网科技与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关于“被遗忘权”背后的伦理关系显然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已经存在、日渐凸显且无法回避的问题。
互联网使全球各地万物互联，这进一步体现了“被遗忘权”是作为一个关联全球范围利益的问题而存在，且在全球范围内关于“被遗忘权”实践困境的讨论与伦理争议也从未停歇：2019年11月27日，德国一位昔日的谋杀犯赢得“被遗忘权”，即有权从网络搜索结果中删除自己的姓名；
[45]2020年3月，谷歌因执行用户的“被遗忘权”不力，在瑞典被罚款800万美元；
[46]2020年7月，谷歌因未能满足比利时用户的“被遗忘权”而被罚款68万余美元；
[47]2020年8月，土耳其一家法院以罪犯拥有“被遗忘权”为由，禁止媒体将前国家运动员的强奸罪名见诸报端；
[48]2021年10月，我国某报社评论员表示公众人物虽然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但同样应该享有“被遗忘权”[49]等。
时至今日，“被遗忘权”仍然是人类在追求社会发展平衡的实践道路上争论的焦点，来自全球范围内的激烈争论进一步凸显了数字时代“被遗忘权”带来的思想困局。本研究从记忆与遗忘的角度出发，关注数字时代下“被遗忘权”的思想争锋，展现在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运行的宏观背景下，技术带给人类的矛盾与困境的一面，通过对记忆与遗忘层面的探究，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矛盾及其发展。
三、“被遗忘权”之争：记忆与遗忘的两难困境
如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充斥着太多的信息，然而这样一种趋势似乎正在蔓延：一个人生活中真正的技能可能越来越少地停留在如何收集信息上，越来越多地存在于如何丢弃信息上，而这一切在未来甚至会变得更加糟糕。[17]
“被遗忘权”似乎是在数字记忆与信息爆炸的背景下提出的，旨在应对由以数字方式获取过去信息的容易性所造成的潜在危害的一种方式。[50]这说明有关遗忘的问题现在似乎已经成为“完整记忆”时代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指出记忆和遗忘并非两个互相否定的成分，二者都是重要的，[24]但数字时代的记忆需求与遗忘需求却存在诸多难以两全的难题。个人资料的删除和更正可能产生的问题，引发了关于“被遗忘权”的激烈争论，观点的交锋体现了数字记忆时代下记忆与遗忘需求两难的困局。
1. 历史书写与对完整记忆的需求
记忆对于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意义一直被人类重视，通过历史的书写，人类得以保存功业并传承文明，长期以来，记忆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文明与历史发展的坚实基础。[22]记忆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51]人们用记忆来探索过去在社会中的作用，记忆历史不仅是为了思考过去，探索过去人们的历史心理，也在理论上更严格地阐明了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52]“以史为鉴”一词正体现了人们重视历史记忆以指导当下实践的观点。可以说，记忆本是重要的。
如今，新兴的信息技术正在重塑人们关于个人和集体的叙述，这些最终都将构成人们未来的记忆。[53]然而，数字记忆在记录完整历史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持久的数字痕迹，由此促成了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损害性的潜在记忆，[54]因而人们试图抹去那些不想要的记忆。但网络信息的删除被认为可能造成“改写历史”，“这意味着，在一个类似的世界里，例如一家报纸，虽然不能发布一个关于个人过去犯罪的新故事，但是它关于过去犯罪的存档故事仍然安全地存在地下室的档案中，并在缩微胶片上显示出来。然而，网络内容的沉默可能会消除信息的唯一副本，或阻碍使信息容易和普遍获得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评论家将被遗忘的权利称为‘改写历史的原因之一”。[55]
由此可见，过去的历史记录虽然不易查找，但却作为档案被保存下来，然而“被遗忘的权利是对链接、搜索和归档的正面攻击，如果部分媒体的网络档案被删除或无法访问，历史文献的来源将被严重破坏”，[56]网络内容的删除将导致信息记录从源头上被直接消除，从而造成历史记录的缺失，成为“改写历史”的诱因。此外，由于“被遗忘权”是一种隐蔽的审查形式，其可能导致的各种滥用[57]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轻率的、无理取闹的删除请求[58]亦是值得担忧的。种种原因似乎都指向了“被遗忘权”可能带来的滥用并导致历史改写的可能性，这最终可能“使我们对生活轶事和更大历史趋势的洞察变得贫乏”。[56]
2. 社会分享中“被记住”的欲望与在社交中“被遗忘”的期待
交往对于处在社会中的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与存在方式，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都与交往息息相关。交往行为是由来已久的，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实现生产生活与推动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59]
信息是人类交往的主要内容，为了满足交往的需要，语言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书写的出现又使得人和地点分离的交流成为可能，[60]而互联网的产生则为人类的生存与交往建构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虚拟环境，这个环境与现实世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此，人际互动逐渐从面对面的互动发展到与电脑媒介或电子媒介的对话。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的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61]而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发布的“2021年全球网络概览”，截至2021年1月，全球网民数量已经达到46.6亿人，占据世界人口的59.5%。[62]可见，互联网逐渐渗透进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交流产生于社会需要，[63]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本性。[59]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的交往方式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其中社交网站的兴起改变了人们沟通与分享的方式。社交网络常常为人们提供机会来满足交往的需求，鼓励用户创建個人资料，使他们能够上传与分享照片、音乐，展示个人兴趣，与他人分享各类信息，同时也提供各种类型的反馈机制（如关注者数量、喜欢和评论）作为衡量个人受欢迎程度的标准，[64][65]从而刺激个体公开分享与披露更多的个人信息。[66]
自我披露其实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体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其也有利于缓解社会压力，表达自我与展示自我，从而获得价值感，满足内心需求。可以说，自我披露是形成人类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传播的基础，在社交网络中分享与交流个人信息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67][68]
社交网络促进了在线交流与互动，也使得人们的私生活变得公开化。在线照片的分享也在当下变得越来越流行，大多数能够使用手机的年轻人都会自拍并传播。[69]然而，分享也伴随着问题的产生，对个人照片访问量的增加，使得这些照片可能被用于非预期的目的，不适当的照片分享可能会给个人关系及其未来造成负面影响，影响个人对自身形象和影响范围的控制。[65][70]
社交媒体的参与需要人们分享，分享行为是社交媒体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71]人们在数字世界中不断分享与交流从而证明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在数字世界中被记住，互联网的存在也为普通公民提供了一个成名的途径。[72]与披露自我相对应的是分享他人的信息，这在研究与观点中特别体现在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信息的分享上，如“晒娃”。[72]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分享提供了一个与朋友和家人建立联系、寻求支持并获取育儿经验的机会，使他们对作为父母的角色有更大的满足感。[73]虽然家长恶意分享的情况很少，但很多家长并不认可在高度公开的论坛上分享孩子的个人信息的潜在影响和长期后果。[72]父母的分享行为无形中形成了儿童的数字足迹，塑造了儿童的数字身份，而这些往往没有得到儿童的明确同意，父母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分享过多的信息，或分享不适当或令人尴尬的信息和形象，都可能对儿童以及其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伤害。[73]
对交流的偏好是人类固有的显著特征之一，沟通和分享历来就是社会实践的传统。[60]在大数据时代下，共享行为日益频繁，交流与隐私之间的取舍似乎成了迫切需要，信息共享与隐私之间的权衡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被遗忘权”则被认为是人们在交流与分享欲望下渴望“被记忆”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隐私期待下渴望“被遗忘”的矛盾困境中寻求的解决方法。对于披露自我的个体及被披露的儿童来说均如此，“被遗忘权”被认为是“可以补救父母在网上披露孩子的个人信息所造成的伤害”的一种方式，“被遗忘的权利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披露的价值被最小化，必须为孩子的隐私利益让路”。[74]正如Haley所指出的：“‘被遗忘的权利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平衡方法 ，因为父母仍然有能力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有关其子女和家庭的信息，而且儿童有能力从搜索引擎结果中删除指向该内容的搜索链接。”[73]
3. 身份建构中对记忆与遗忘的矛盾需求
塑造和维持自己的身份被认为是一个自我呈现的生物的根本利益。[50]在记忆研究中，往往强调记忆对身份的重要性，记忆被认为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是构成身份的中心媒介，而否定记忆则会导致自我丧失。[75]记忆的兴盛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愿景，即将过去作为现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作为个人传记的一部分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以及作为个人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定位自己的方式。[51]
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的叙述，个人叙述即使不等同于身份也至关重要，然而，个人身份的叙述与建构却有赖于一定程度的遗忘。[76]遗忘被认为是构建新的记忆的一部分，新记忆的建构常常伴随着一些默许的沉默，允许遗忘的记忆为现在建构的身份提供生存空间。如果对过去的细节过于关注，个体将无法成长或改变，因此遗忘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创造一个新身份的积极过程的一部分，是一种为了形成新的身份而进行的文化抛弃的过程。[17]因此可以说，记忆实则是由遗忘与记忆构成的二元实体，二者共同组成构建个体身份和自我的要素。[77]
一个积极追求进步与自我发展的个体不能被认为是“有限的、确定的和不变的”。[50]忘记个人历史的某些方面成为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如果将本应忘记的历史细节保存在如今的数字档案中，则可能对个体未来的发展带来挑战。[76]在一个拥有无限记忆的互联网世界里，当我们的个人信息在网上聚集时，当中的许多人很可能且毫无疑问地失去对自己身份的控制，因此，作为一种控制个人身份的能力，对个人信息的控制被认为是“自由展现个性”所不可或缺的，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自我进行合理描述的权利”。[78]亦正如Cécile de Terwangne所指出的“过去就是过去，不应该反复浮出水面。变化和成熟是人性的一部分。个人不应该沦落到过去。被遗忘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删除信息，它的意思是停止从过去带回数据，这是对被遗忘权的第一个理解。这项权利以时间的推移为条件，涉及公开的信息”。[79]因而“被遗忘权”的支持者认为，“被遗忘权”是数字记忆背景下人们更好应对由“完整记忆”带来的有关个体身份建构的挑战的方式。
作为“讲故事的动物”的存在，人们试图通过“被遗忘权”来保护将自己的生活叙述成连贯故事的权利，通过建构和控制自己的叙事来掌控自己的记忆，从而拥有自己的身份。[80]“这反映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呈现自己的控制权。如果我向你解释我是谁，我有权按照我想要的顺序向你提供信息。搜索引擎的信息顺序甚至比现实生活中更为关键……今天，我们把太多的信息放在网上……这可能包括你不想在谷歌上看到突然冒出的信息——不是出于对言论自由的恶意干涉，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控制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能力，我们已经输给了企业网络业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的身份已经转移。”[81]
在这一问题上，隐私也被纳入进来，被理解为个体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重建自我所需要的虚拟和现实空间，许多学者在阐述隐私价值概念时，都强调了自我叙述的重要性。换言之，当个体的隐私受到侵犯时，其自我展示的能力无疑会受到影响，如果一个人生活过于公开，那么他构建有意义的个人身份的叙述能力同样就会降低。[76] [82]
正如美国消费者监督机构隐私项目主管约翰·辛普森所言：“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如果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而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做了，有时可能会有一个关于所发生事情的公开记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年龄的增长，人们往往会忘记一些年轻时做过的令人尴尬的事情。他们的判断主要基于目前的情況，而不是不再相关的信息（往往是多年前的信息）。如果其他人积极性很高，他们可以手动探寻，回到图书馆档案和缩微胶卷中，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这需要相当的努力和动力。例如，这种深入挖掘对于公职候选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公民来说则不然。这一‘前谷歌的现实，即我们年轻时的轻率和尴尬，以及之前从公众意识中滑落的不再相关的其他事情，是‘默默无闻的隐私。然而，数字时代结束了这一切。现在，只要在电脑上点击几下或在移动设备上轻敲几下，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数字足迹都可以立即获得。欧盟的决定有助于将默默无闻的隐私概念恢复到数字时代，恢复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自然平衡。”[83]
而“被遗忘权”的支持者们之所以会将其与个体身份建构和自我发展相结合，也是源自对社会宽恕的认知。“数据保留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社会遗忘的消失，而社会遗忘能给个人第二次机会，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84]“我们是否想要一个永远不可饶恕的未来？”[20]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4. “被遗忘权”与社会运作的困境
关于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公共利益是一种解释维度。对于记忆的价值问题，许多学者认为需要根据其对他人有益的程度来评估，[4]然而记忆与遗忘需求之间的冲突似乎不仅仅停留在信息的记忆与遗忘上，可能牵涉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运作层面的冲突。
这一方面体现在“被遗忘权”中的信息删除可能对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所造成的威胁的担忧。“当这些壁垒压制言论自由，让坏人更容易躲藏起来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举个例子，谷歌履行被遗忘权的前几周，12%的删除请求与恋童癖有关，30%的关于欺诈，20%的关于先前的逮捕或定罪……压制会衍生更糟的后果。”[85]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被遗忘权”带来的困扰主要体现为阻碍信息获取自由与媒体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从互联网上删除个人信息的能力会削弱“新闻业最强大的研究工具之一”和通过“允许对记者的新闻作品的链接进行审查”来伤害新闻工作者。[86]
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人们对“被遗忘权”可能带来的影响的争论仍未达成一致。欧洲司法、消费者和两性平等事务专员维拉·朱罗娃认为：“公民和企业应遵守与最新技术变革同步的现代数据保护规则。高数据保护标准将加强消费者对数字服务的信任，企业将从28个国家的一套规则中受益。”[81]这意味着能够减少官僚作风，“为市场上的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82]但“被遗忘权”能否顺利实施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新规定虽然赋予了欧盟公民更多的个人数据控制权，但对中小企业、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来说，实施起来将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为这将要求他们跳过太多的圈套。也就是说，沉重的举证责任和违反数据保护的行政处罚可能会阻碍初创企业的创建，损害科学研究”。[87]
总而言之，马斯洛曾将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对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上一层的需求得到满足才会开启下一层的需求，由此建立了需求层次理论，并强调社会环境对需求实现的重要性。[88]正如学者诺姆·蒂罗什所言：“尽管记忆的超链接性创造了数字‘完美记忆，但它同时也创造了‘被遗忘的需要，‘从中介环境中被遗忘的需要是一种新的需要，被遗忘权试图解决这种新的需要。”[80]人类在记忆需求的道路上追寻了几千年，当他们成功创造了一个“完整记忆”的社会的同时也开启了对（被）遗忘的需要。然而，当宏观需求层次之下的微观需求之间产生冲突时，便可能出现马斯洛所提及的“个体无法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前进”的情况。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论正是体现了人们在记忆需求与遗忘需求冲突下的两难抉择，要想达到适当程度的社会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人们不得不处于记录历史的需要、追究个体责任的需要与给予个体新的开始的需要、实现自我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抉择中。
四、结论与讨论：“被遗忘权”作为一种协调策略？
正如Mayer-Schonberger V所言：“几千年来，人类生活在一个遗忘的世界里，个人行为、社会机制和过程以及人类价值观都包含并反映了这一事实。如果认为在数字化和技术的帮助下，将人性的这一基本部分抛诸脑后将是一件无痛的事情，那就太天真了。”[15]数字记忆时代下，信息爆炸与记忆的永存给人类带来的困扰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完整记忆”并非“完美记忆”。
记忆理论认为记忆与遗忘是记忆的两个方面，对记忆的功能都至关重要。[24]如果遗忘确实是记忆过程中的一个固有部分，那么记忆与遗忘的失调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则是令人担忧的。[14]因此，人们迫切希望能够重新协调这种平衡，让遗忘变得容易些。由此，遗忘作为一种机制又被重新引入，这在具体实践层面上体现为“被遗忘权”的提出，即一种删除不适当、不相关或不再相关的数据的权利。
网络能记忆一切，但是网络本身并没有任何程序可以忘记。[24]“完整记忆”时代下“被遗忘权”的引入展现了一种矛盾的本质，即一种由司法政策所塑造的，以便在数字记忆中模拟人类记忆中不完美、易犯错的运行特点，是一种将数字记忆重新拟人化的方式。简言之，遗忘是人类“不完美记忆”的一种结构特征，它如今被重新引回到几乎完美的数字记忆系统中来。[6]
然而，“被遗忘权”的宽泛性解释使得人们开始担忧这种权利的延伸势必会产生社會协调问题，“任何人的遗忘也会影响其他人的遗忘，那些参与到同一事件中去的人，也许不想被遗忘，这也包括那些未来可能参与或对类似事件感兴趣并希望保持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的人”。[24]有关“被遗忘权”的争论也深刻揭示了“被遗忘权”作为目前人类提出的一种协调策略所带来的两难困境。
另外，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事实上，‘数据删除的要求可以被认为是近乎不可能的”。[89]这一方面体现在数据删除是一项成本高昂与繁重的任务，“病毒式网络的庞大和速度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清除他们的数字踪迹，更不用说清理这些服务器的实际工作了，只要看一眼文件，你就会知道前面的任务是多么艰巨。由于调查和判断需要由人来进行，因此可以想象大量的工作会很快积压起来”。[90]另一方面，“被遗忘权”本身存在边界模糊与定义不清的问题，这也给实际操作带来了阻碍，正如学者穆格·法兹利奥格鲁所解释的：“尽管扩大用户保护其个人数据的权利范围的立法努力应当受到赞扬，但没有明确界定限制，被遗忘的权利在实际应用中提出了许多挑战……模糊的界限以及‘被遗忘权易于被滥用的可能性，使其成为一种钝的数据保护工具，虽然将更多的责任转移到数据控制者身上，发出了保护用户基本权利的强大信号，但被遗忘权利的模糊性可能会对在线获取信息和言论自由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副作用。”[91]而“被遗忘权”概念模糊与操作不当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亦值得担忧，如先前批准的删除请求，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删除变得不合适又当如何呢？“一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场景是，如果一个数据主体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如竞选民选职位。当个人资料关乎公众对候选人的意见时，被认为不相关的个人资料获得了新的相关性”。[92]
關于“被遗忘权”的争论仍然是个未解的难题。如果说记忆与遗忘二者同样重要，那么数字记忆带来的无法忘却的“完整记忆”则是相对过去“不完美记忆”的另一个极端，因而人类又开始寻回遗忘的能力，试图平衡记忆的过程。然而“被遗忘权”作为寻回遗忘能力的举措遭受了多方质疑，也体现了“被遗忘权”实施仍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创新和信息管理的巨大机遇期，也是一个巨大的混乱时期”，[78]在这样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网络世界里，如何权衡人们记忆需求与遗忘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当今数字记忆时代留给人类社会的难题。这似乎也迫使人们在当今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里，重新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寻找一种新的辩证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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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Ideological Dilemma of Memory and Forgetting
SHI Yi-bin， ZHOU Xia-pi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people"s pursuit of memory seems to have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digital age. The emergence of "complete memory" i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memory. In the past， forgetting was the default normal， while memory was the exception; now， memory has become the normal， but forgetting has become the exception. While the digital age has shaped the "complete memory"， human beings seem to have gradually lost control of memory and people begin to realize that the "complete memory"， which cannot be forgotten is not "perfect memory". Therefor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people try to restore the imbalance between memory and forgetting by deleting those inappropriate and irrelevant inform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s a strategy to balance the needs of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era. The debate reflects the digital era dilemma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emory needs and forgetting needs in the era of memory， which involves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need for complete memory， the desire to "be remembered" in social sharing and the expectation of being "forgotten" in social interaction， the contradictory need for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social operation. Therefore， in an Internet world that can never be forgotten， how to balance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people"s memory needs and forgetting need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given to human socie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memory， which seems to force us to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oday"s interconnected world.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digital age shows the demand dilemma of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e ideological trend and explores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contradi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right to be forgotten"; digital memory; forgetting; ethic;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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