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伟，顾 霜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疫情防控，势在必行！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指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1]时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疫情防控已刻不容缓！疫病流行和蔓延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古代应对方式大体相似，即避外养内，一是避开疫病、免受传染，二是增强体质以抵御外邪。一般而言，应对疫情基本是相对消极的个人行为，与政府关联不大，没有成为官方介入的公共卫生行政事务[2]，疫病防控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但步入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疫病防控已然转变为积极的政府公共事务，疫情防控效果随之大为提高。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地处偏远，民众防疫意识淡薄，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盛行、卫生条件差、经济文化落后等多重因素交织致使疫病频发。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将疫病防控工作纳入边区工作的重中之重。正如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后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的傅连暲所言：防疫工作是边区三大群众卫生工作之一[3]。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战胜了多次疫病，不仅有效地挽回了损失，保持了边区社会的稳定，也为日后重大疫病防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尚未消散，研究和学习抗战时期边区疫病防控经验，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梳理有关边区防疫的已有研究成果，有利于对边区防疫进行整体把握和深入探讨。2005年温金童发表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举措》是较早研究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代表性成果。随后，边区卫生防疫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该主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内涵与外延都有了很大进展。重要成果有温金童和李飞龙撰写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2005年)、陈松友和杜君撰写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2011年)、王晋林撰写的《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及成效》(2014年)等。部分学位论文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如王楠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2019年)和张向华的《民国时期晋陕甘宁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2015年)等。(1)温金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举措》，《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温金童、李飞龙：《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陈松友、杜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
王晋林：《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及成效》，《卫生职业教育》2014年第2期；
王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2019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张向华：《民国时期晋陕甘宁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已有成果虽已表明本论题已走过了研究的拓荒阶段，但依旧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尤其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暴露出了我国卫生防疫制度和体系的一些短板，总结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卫生防疫工作的经验教训，既可以进一步促进边区史的学术研究，又可为我国当今疫情应对和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基于此，本文在一般性阐述边区卫生防疫的基础上，挖掘更多一手史料特别是延安时期的报纸资料，重点对边区卫生防疫策略和经验启示进行深度探讨，以期对我国未来卫生防疫事业积极发展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效应对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借鉴。
1944年7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边区人民都已经开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但病疫流行，‘财旺人不旺’，是当前的严重问题。”[4]同年8月13日，马豫章在其文章《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中谈到，在边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不卫生”的行为习惯，“在群众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很多人家，粪便乱堆，没有厕所、垃圾坑、水井，长年不拆洗被子，吃死气饭”，“虽然每年都进行卫生动员、防疫工作等，但进步很慢，这种情形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少的老百姓，还认为：‘老天爷叫你生病，讲卫生也不中用’”，“因此，即时进行治疗，防止时疫流行，同时开展卫生运动，进行防疫工作，就成为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之一。”[5]疫病肆虐导致了诸多问题，成为困扰边区政府和人民的一大难题。当时边区疫病以人所患的肠胃肠传染病(伤寒、痢疾、吐黄水等)、白喉瘟疫，和牲畜所患的瘟疫具有代表性。
于人而言，在边区疫病之中肠胃传染病危害尤烈，影响较为严重。1944年开春后，延安县川口、杨柳、金盆等区爆发肠胃传染病，病势极为猖獗，蔓延趋势惊人，1到5月病死者已达500人，其中川口区124人、金盆区110人。“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如圪拉沟1个村就病死14人，全区共死229人”，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仅在4月25日1天就病死8人。据医生介绍，“各地传染病的病症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吐黄水)下泻(霍乱病)，大部分为二三小时至多二三日后即死去，死亡者多为妇孺”[6]。延安县柳林区马庄等3个村子“共计人口540人，健康者只有189人，只占总人口数的35%，其余65%是有病的”，其中“以肠胃的传染病为最多”[7]。可见，肠胃传染病的致死率极高，严重影响了边区人民的身体健康，民众可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除肠胃传染病之外，白喉瘟疫又是边区人民面临的另一个严重的传染病。据《解放日报》报道，1944年4、5月，定边县城区爆发白喉瘟疫，短时间内“城内外死去十几个小孩”，该疫病的典型特征为“流行甚快，医治困难”。为应对白喉瘟疫，边区特于5月9日召开中西医生座谈会，以便“中西医相互交换经验，得出治病良方”[8]。白喉瘟疫好发于抵抗力较差的儿童之中，且传染性强、传染率高，严重影响边区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对牲畜来说，兽疫是危害性较强的一种疾病，成了边区畜牧业发展中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1941年边区发羊瘟，志丹县任家坪损失羊200多只。1942年以来，延安等16个县发牛瘟，损失牛10118头。同年的鄜县牛武区槐树庄、交道区东桐村等十多个村子，1943年的延长县三区五乡也均爆发牛瘟[9]。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边区牲畜死亡羊214743只、牛7827头、驴2286头，“其中大部分是得了瘟疫病”；
“这是边区财富上的一个巨大损失，如果计算起来，约值三十万万到四十万万元。至于因牲畜的死亡，影响群众生产所受的损失，更难以计算！而个别地方，情形更加严重，如金盆区乡村马洞川行政村，共有牛86头，今年害牛瘟病死60头，直接损失为300石细粮，并影响100垧荞麦不能耕种。”在1944年9月2日上午西北局办公厅召开的兽医座谈会上，“所有到会同志都一致认为预防和治疗牲畜的瘟疫和疾病是目前边区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0]。兽疫对当时物质匮乏的边区无疑是雪上加霜，它严重制约了边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综合来看，抗战时期“边区民众卫生存在诸多问题，显现出复杂、滞后、长期、顽固的特点，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如传染病的流行、婴儿的高夭折率、妇女的高死亡率、牲畜的高死亡率、疾病普遍存在等”，“严重威胁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11]。据1944年边区卫生展览会数据统计表明，延安市每年平均有528人丧命于传染病。从1943年到1944年，延安市“出生率为82‰，死亡率为59‰”，死者中“传染病占了47%”[12]。可见当时传染病问题的严重触目惊心。
那为何疫情如此之严重呢？依据陈松友和杜君的研究，边区疫病之重的主要原因是边区封建迷信盛行、民众没有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缺乏医疗设施和水旱灾害的影响[13]。同时，社会经济文化落后、边区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高[14]和“敌人不断烧杀摧毁，住房减少”[15]也是传染病增多的原因。另外，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不断有大批移民和难民涌入边区，使边区的人员流动性较大，人员成分复杂，也就加大了交叉感染的风险。这也是造成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至于牲畜方面，在疫情期间疫畜、畜疫皮肉的转移；
家畜喂养卫生条件差，如喂发霉的草料、饮泥浊发臭的死水、草料不干净、不垫圈等；
牲畜使用不当，过度使用等。这些问题是造成兽疫蔓延的主要原因[9]。总之，边区人畜疫病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其成因较为复杂，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条件因素，亦有历史因素。多重因素相互叠加，使得边区疫情复杂重重，防控难度亦随之加大。
考虑到边区疫情和边区的实际情况，为有效预防和控制疫病，减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边区政府积极应对，成立疫情相应机构领导防控工作，加大对疫情工作的领导力度，形成了强有力的疫情防控领导体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符合实情的疫情防控系统。
经验表明，要做好一个地方的卫生防疫工作，最好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指导、支持与帮助。地方政府可以给予有力的防疫保健方法指导，推动地方卫生工作的正常开展。基于此，边区成立了环环相扣、协调联动的卫生委员会。具体而言，在市一级成立市卫生委员会，如延安市由马市长亲自主持卫生委员会，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如有疫情就将推进卫生防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开展。以此类推，在县一级成立以县长为首的县卫生委员会，委员由当地党政军民文化教育各界人士、地方中西医担任，主要负责人为行政人员和医生。同样地，在区一级成立区卫生委员会，人员安排及工作组织安排与县卫生委员会相类似。此外，在乡一级设置乡卫生委员，负责开展相关的卫生防疫工作。并在每村设立卫生小组长，协助村长共同开展本村卫生防疫工作[16]。在设立卫生机构的同时，人员的挑选也是重要环节。边区政府对卫生工作人员进行严格挑选，并注重对其威望的培养，提高人员的工作水平，以不断建立市区县乡村层层联动机构和最高领导负责制，形成自上而下的长效联动机制，确保卫生委员会正常运行和开展工作，从而保证边区卫生防疫工作能够正常开展。
1944年5月10日，为扑灭疫病，边区政府政务会特召集中央卫生处、留守兵团卫生处、边区卫生处、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以及专属、市政府、延安县各主要负责同志召开疫情防控会，会议通过并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傅连暲、毕光斗、苏敬观、马豫章等出任防疫委员会委员，以组织和领导防疫工作，并决定立刻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扑灭疫病。与此同时，防疫委员会还特别制定了一些具体的防疫方法：第一，组织流动医疗队。由各医务机关、医院分别组织、实行区域负责制，各单位划定区域负责进行治疗。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安市西区北区、延安县河庄区；
留守兵团卫生部、和平医院、医大负责延安县川口区、金盆区；
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区、丰富区。同时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未发生地以防疫为主。第二，各机关、学校、部队进行防疫紧急动员。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居民开展大扫除、挖厕所和垃圾坑、消灭虱子等防疫工作。县、区、乡负责同志负责防疫，组织隔离病人，以阻止疾病蔓延。第三，边区医院增设床位，收容病人。边区政府拨款炮制大宗药品，救治病员。第四，文协制卫生图画，编写秧歌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疫卫生工作的常态化、普遍化。并提倡创办民办公助综合性医疗机构(中西医、兽医、门诊住院结合)，使之成为医务、卫生工作之中心。在急救与防疫过程中，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工作优良者给予奖励与表扬，促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6]。边区防疫委员会在疫情防控中，制定正确的防疫方案，正常领导开展防疫工作，使边区疫情防控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为边区疫情防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4年6月，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由群众自发、经过长期筹办，边区创办了第一个卫生合作社，以达到解决群众的医疗困难、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倡科学、治病救人的目的。卫生合作社社员有中医崔大成、西医邵达，并有兽医、司药、护士、会计等。并拟聘助产士和名医多人，担任接生和治病任务。卫生合作社不仅诊治，而且还宣传卫生常识，代办各种药品，代售卫生用品。同时，卫生合作社进行了人性化管理，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并大力吸收社员，壮大合作社力量。卫生合作社社员除按股分红外，还享有特别诊疗疾病、买药九折优惠等权利。其义务则是对外宣传和吸收社员，扩大卫生合作社的事业，并不断给卫生合作社提供改进意见。卫生合作社社员有自愿入社和退社的自由[17]。卫生合作社得到了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衷心爱护。总体而言，边区卫生合作社机构在群众自发、政府支持下筹建，组成严密、医生实力雄厚、筹资稳定、制度完善、群众基础良好，具有长期发展的潜力，在边区群众医疗和疫病防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西医研究会是边区疫病防控强有力的机构之一，在边区医药和卫生防疫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边区三分区医药卫生条件落后，全区只有中医93人、药铺9家，并且医生和药铺分布又极不平衡，如定边城集中了药铺12家、中医28人、西医12人。而乡间的几十个村庄都没有医生和药铺，群众看病就医极其困难。同时，药铺不仅药的品种不全而且价格较贵，百姓无力支付已成常态。虽有一些公家医生免费看病，但因医生与药品数量的限制，无法满足群众就医需求。这给疫病防控带来一定的困难，制约了疫病防控事业的发展。1944年4、5月，边区召开中西医生座谈会商谈中西医合作事宜；
参会28人一致同意中西医必须合作，如此才能增强医药事业工作的凝聚力。同年5月，边区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中医苗植庵、高丹如，西医王照新、兽医蓝风鸣、药铺张善等十人为委员，高丹如任会长，王照新任副会长。并制定了中西医药研究会组织方案：对医生的生活给予帮助支持；
药铺和医生实行二八分红制，即医资1000元，抽200元归医生，谢绝病人酬谢医生，以减轻病人的负担；
限制“卖当”医生，规定无证书不得行医，医生从业须经研究会审查，颁发证书；
实行开病案制度，医生诊病须留记录、写病案，开处方须留存根，病案上须写明病状、病种及处方，治病症须注明医疗经过；
如遇急难病症，实行中西医会诊；
注重培养医务干部，帮助和培养初学者；
分类诊治，重病病人由经验丰富医生诊治，轻病由初学者诊治。同时，对药铺也做了规定：抓药应盖章负责；
药铺不能以药顶药；
药方若无医生盖章，不可发药；
保持药房的清洁和药的卫生。这些工作的开展使边区卫生防疫工作进展显著，药铺药品种类逐渐齐全，群众求医更加便利，治病有了保证[8]。中西医药研究会是边区医药发展的一个杰作，其组织严密，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交流，切实推动了边区中西医的发展。在边区缺医少药的年代，中西医药研究会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边区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疫病的肆虐，对边区医疗和疫情防控的发展均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边区疫病防控是个系统工程，既要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也需要正确的政策。边区疫病机构作用的充分发挥，还需要一定政策加以辅助配合；
只有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抑制边区疫病蔓延。在疫病防控中，边区政府除成立疫病防控机构作为领导保障，还制定了疫病防控方针作为工作指引，以保证疫病防控工作的正确开展，控制边区疫病形势，减少疫病对边区人民的危害。
毋庸置疑，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边区政府对卫生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卫生宣传动员和卫生教育活动，培养民众良好的卫生习惯，以真正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如卫生展览会的开展，不仅让民众懂得了清洁卫生的重要性，更使民众树立了营养是防病之本的理念[7]，即注重饮食营养、增强自身体质才是预防疾病的根本。同时，在贯彻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的同时，边区还采取预防和治疗两手抓的策略，进而做到两手都硬。具体而言，在开展预防工作的同时，注重治疗工作。在解决群众迫切治病需要的同时，积极开展预防工作。如边区医生阮雪华、白浪先以治病建立威信，再进行预防工作。又如医生金玉成一边进行治疗工作，一边开展预防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3]。随着预防胜于治疗理念的普及，广大群众掌握了预防疾病的方法，使卫生条件逐渐改善，体质不断增强，抵抗疫病的能力大大增强，最终达到了预防胜于治疗和防病于未然的目的。
事实上，经过长期的衍变和发展，边区中、西、兽医之间关联紧密，三者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但又无法实现很好地合作与交流，如何让三者实现合作、交流成为边区医药发展和疫病防控工作必须破解的结点。据边区老中医裴慈云介绍，当时边区的中西医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派观点，彼此相互轻视、贬斥。各自的门户之见严重阻碍了边区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疫病防控的进步。而事实证明，中西医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更好地起到减少疾病死亡人数、增进人民健康以及推进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作用。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和国民党的封锁，边区药品和医疗器材极度匮乏，医疗卫生基础较为薄弱，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且势在必行！为加强中西医的合作，具体组织方法为：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中西医学术研究会议；
实行中西医会诊；
请著名中西医生做专题报告；
组织中医到西医院参观[18]。此外，边区兽医状况也不容乐观。边区兽医多为中医，只会沿用古法治疗，有时诊断不清，用旧法治疗不但无效，反而使病更重，能用科学方法治疗牲畜的兽医，为数不多[19]。这不利于牲畜疫病防控的进展。为了把人畜卫生防疫工作做好，保证人财皆旺，边区政府提倡中医、西医和兽医通力合作，以各尽所长，开展好广泛的卫生运动，进一步打破“秘方气死良医”的保守观念。使三者互相交换经验，并以带徒弟的方式不断克服缺乏医生的现象[5]。中、西、兽医通力合作扭转了“各自为医”的尴尬局面，壮大了边区医疗事业的力量，对边区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疾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20]当然，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如此。防止疫病流行，不应只是少数医护人员的“独角戏”，而应是一种群众运动、民众的“大合唱”。抗战时期，边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卫生条件较差，民众文盲率高，疫病防控意识淡薄，因此想建立长效疫病防控机制，只有发动群众，让群众广泛参与才有可能实现。边区政府正是居于这一现实的考虑，所以积极发动群众进行疫情防控。第一，建立组织，进行宣传。当疫情发生后，政府当即召开各级医疗卫生机关会议，动员大批中西医下乡诊治。同时开展卫生教育工作，注重采用街头画报、秧歌、黑板报，以及展示人畜出生、死亡与疾病情况统计表等方式开展宣传工作，以起到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防疫的目的。第二，创造据点，发动竞赛，推动全局。如延安县北区首先以杨家湾为据点，发动群众新挖垃圾坑和厕所，打扫窑里窑外，修水井和圈。1944年5月14日，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的北郊乡村干部联席会上，村长李仲清宣布杨家湾的卫生工作计划，提出每家挖一厕所、一或两家挖一垃圾坑、每天洗脸洗手、有病请医生，不请巫神、不喝生水、不吃腐烂的瓜果等十个竞赛条件，向各村挑战。当场，杜家沟、任家窑子、杨家岭、龙儿沟等村的卫生组长都声明应战。卫生竞赛不仅让卫生防疫工作顺利开展，而且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干部们的思想，使边区卫生工作大为进步。第三，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突破困难。开展卫生工作必然存在多重阻力，这时干部的带头作用尤为关键。如北郊乡长高文亮、北关乡乡委员高吉祥、村长刘全福、积极份子张慕成先把自己家里打扫干净，带动了其他人动手打扫卫生。第四，组织群众检查，以相互推动。在卫生竞赛中，发动民众相互检查、监督落实。如北关乡和文化乡由乡长、卫生委员、卫生组长等人组成检查团，在检查中提出改进的意见[5]。党和边区政府的卫生防疫动员，不仅挑战了边区落后的风俗，推进了边区移风易俗的进程，转变民众卫生习惯和革新民众卫生观念，改变了民众的不良卫生习惯，使群众树立了正确的卫生观，促进了边区社会新风尚的形成[21]，而且还推动了边区各卫生机关和民众积极参与卫生运动，并积极协助政府开展卫生防疫工作，阻止了时疫的流行，促进卫生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党和边区政府特别注重使用平时防疫和紧急防疫相结合的方略，尤其是在牲畜传染病的防控中更得到了重点推广。抗战时期，边区兽医体系漏洞突出，不少兽医纯为私人营利，未经政府登记甄别，随意就医的问题普遍存在。面对居高不下的牲畜死亡率，牲畜的防疫与治疗也显得异常重要。首先是平时防疫：第一，兽医由政府登记和甄别，开设兽医训练班，讲授防疫卫生常识与急救办法，培养兽医专业人员[19]。第二，提倡注意家畜的喂养卫生，保证其适度使用。第三，加强对牲畜饲养、管理、使用的研究，推行实施好的牲畜饲养、管理办法。如西北局扩大血清制造；
加强羊血清研制工作；
改善牲畜的饲养、管理；
编印牲畜饲养卫生及疫病治疗等册子，扩大教育和宣传[10]。其次是紧急防疫。顾名思义，紧急防疫即面对突发疫情，紧急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抑制疫病蔓延。第一，隔离。如隔离健牛和病牛，禁止转移疫畜，填埋死畜等。第二，制定防疫暂行办法，执行紧急防疫措施，使防疫活动有组织地进行。如1942年4月鄜县牛武区发牛瘟，政府紧急传达并实施“防止牛瘟临时办法”后，牛瘟于5月中旬停止[9]。概而言之，在边区疫病防控中，平时防疫重在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而紧急防疫重在控制突发疫情，阻止疫病传播，避免疾病造成更大的损失。平时防疫与紧急防疫共用，二者相互补充，弥补了彼此在疾病防控方面的局限，使得疾病防控的效果大为增强。
不论在什么时代，疾病防控都是社会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政府行使职能的必修课。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员流动性大，尤其是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人口流动性将成倍增加。如此种种因素，加大了我国疾病防控的难度，也提高了政府社会治理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要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期，突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成功防控疫情至关重要。纵然今天的时代和实际与抗战时期的边区不再相同，边区疫病防控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但边区疫病防控的部分成功经验，对于今天有效遏制疫病传播、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推动我国医药卫生和疾病防控事业的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防疫观念由来已久。在传统社会，应对疫情主要是以避为主的消极方式，但其中不乏科学之处。例如《黄帝内经》所论述的两大应疫基本原则，即避外养内[2]。很明显，这两个基本原则无论是在抗战时期的边区，还是在当今之中国，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部分疫病虽是突发和偶然的，但正确的预防措施是防控的有效手段。
首先，扎实有力地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地方“脏乱差”的现象依旧突出，部分民众对生活污水、垃圾的恶劣影响依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农村垃圾成山、污水乱流、苍蝇漫天的情况时有发生。不良的卫生条件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不良的卫生条件会对人民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成为招引疾病的真凶。良好的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的有力抓手和切断疫病传播条件的有效手段。因此，农村应继续加大对人居环境的整治力度，做好卫生宣传动员和卫生知识教育工作，采取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让民众自觉自愿地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之中，进而培养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其次，加强预防胜于治疗理念的贯彻，不断增强人民的身体素质。当前，部分民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依然存在健康意识淡薄、健康知识匮乏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的身体素质，降低了抵抗疾病的能力。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多渠道、多方式地进行健康知识宣讲和教育，有针对性、广泛地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并成立专门的健康教育机构，加强农村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使预防胜于治疗的理念广为人知，改变民众健康知识缺乏的状况。同时，积极传承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普及中医养生常识。平心而论，中医养生理论虽有部分糟粕观点，但其也不乏科学有用的真知灼见。加强中医养生知识教育对增强体质大有益处，可操作性也较强。因为中医土生土长于中国，具有接地气的显著特点。中医理论传播更利于国人理解和接受，如“气”“寒”等中医术语在国人之中的知晓度甚高，借助中医理论进行预防、健康、营养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可以取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果。
最后，加强社会疫病预防系统建设，提高全社会疫病预防能力。当然，疫病防控不仅是个人事务，还是政府的公共行政事务。毕竟，个人的力量总归有限，在疫病防控中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之下，疫病防控才更凝心聚力。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暴露出我国疫病防控部分环节仍稍显薄弱。社区、街道、村是疫病防控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底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22]社区基层具有人员利于调动、行动周期短等明显优势，是疫情防控最经济和简便的环节。对此，政府应加强疫病预防系统建设，建立相应的组织，培养相应人才，最好从基层中建立疫病防控小组，加强人畜健康监控、疫苗接种、疫病防控宣传教育工作，必要时组织群众参与疫情防控，不断建设组织严密、职责明确、协调联动的疫病预防系统，以此提高全社会的疫病预防能力。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病，预防十分重要，但是光靠预防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高水平的疫时应对能力，高效缓冲突发疫病冲击，最大程度上减少疫病造成的损失。应对疫病关系全民，不仅是政府公共行政事务，更是社会、集体乃至个人的事务。
其一，于个人而言，应加强疫时应对能力的培养和锻造，不断为疫病防控贡献力量。国人之中，普遍存在疫病防控知识缺乏和防控能力弱等问题，容易导致突发疫病时应对盲目和失措失序的现象，进而对整体疫病防控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公民个人平时须加强对防疫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掌握应疫紧急处理方法。在遭遇突发疫病时，井然有序地进行个人层面的疫病防控，并听从政府疫情防控指令，配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以推动全社会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其二，在社会层面，应发动群众防控疫病，增强社会防疫能力。动员群众是我党的特长和优势。在疫病来临之际，若能开启全民防疫的局面，疫情防控效果自然会好。要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才有可能。政府应发挥动员特长，组织群众参与疫情控制，以群防群控，群防群治，战胜疫病。在动员中，应高度重视民众意愿，以民众为主体，多渠道和多维度创新动员方式，及时进行疫情知识的宣讲教育，避免民众不必要的恐慌，以量取胜与以质取胜相结合、量质并举地动员民众参与防控。首先，以量取胜。由于有的民众特别是农村群众防疫思想较为松懈，对疫情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一定程度上持有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对政府动员视而不见，淡然置之，使得民众难以组织起来，不能形成强大的疫情防控合力”[23]，严重影响疫情动员的效果。因此，宣传动员的次数尤为关键，用“量”唤起群众对疫病防控的重视。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动员次数，动员效果也会随之提高。但对“量”的把握尤为重要，动员次数太少，达不到理想的动员效果，而动员次数过多，则容易让群众反感，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故此在动员之中要严格把握合适的度，防止少或过。其次，以质取胜。除了在“量”上下功夫外，“质”也十分关键。疫情动员之中，应注重提升动员质量，抓住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作为切入点，讲策略、有方式开展动员工作，不断增强动员的效果。逐步让广大民众广泛地参与到疫病防控之中，疫情防控才能取得更好、更快的效果。
其三，在政府层面，加强应急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公共应急体系。疫病防控，政府主导是关键。首先，政府应建立自上而下、环环相扣、协调联动的应急机制。应对突发疫情，反应速度尤为关键，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可以极大地减慢疫病传播速度。因此，政府应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如防疫委员会或卫生委员会，负责疫情防控工作。在中央、省、市、县、乡、村分别成立防疫委员会，从中央到基层功能相似，当地政府领导为当地防疫委员会最高负责人，下级防疫委员会服从、协助上级防疫委员会的工作，上级防疫委员会指导和领导下级防疫委员会的工作，同级委员会之间互相协助、协调联动，以共同应对突发疫情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其次，完善疫情救助和保障体系，保障疫时人民正常的生活需求和生产需要。社会救助和保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隔离等疫时紧急措施会使民众生活必需品供应、生活保障出现问题，同时也会使民众产生较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由此生活救助和有效的心理疏导必不可少。对此，应加强社会救护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建设，如在基层设立相应机构或由村(居)委会兼职相关工作，并确保相关机构的正常运作，发挥相应的救助作用。最后，继续深化中西医合作，加强医药事业研究，持续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疫情的关键环节是治疗，医疗水平的进步对于控制疫病意义重大。中、西医均是我国医学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二者理论和治疗方法却大为不同，各有千秋。当前，我国中西医合作已取得较大进步，但未来仍需继续深化二者的合作。同时，要加强中西医药事业的研究，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医药领军人才，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增强疫病防控的“硬实力”。
除了疫前的预防和疫时的应对，疫后的恢复也不可或缺。疫病暴发对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疫后恢复非常必要。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抑或是个人层面，消除疫时的冲击和影响，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激发内生活力，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增强经济社会自愈能力，提升疫后恢复速度。
一是相关部门应审时度势，制定复工复产计划，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推动各部门正常运作。根据社会需求和紧急程度，将急需的和感染率较低的部门和企业尽早恢复运作。要尽量减轻恢复期间的负担，按轻重缓急、有选择性进行复工复产工作，而不是一刀切的全线恢复。这样既能够解决社会急需问题，又能够提高恢复速度，让社会尽快回归正轨，尽可能减少损失。但在运作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证安全与复工复产两不误。二是企业应抓紧复工复产，制定合适的生产策略，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保证国家正常的需求；
并要应用好互联网等有力抓手，特别是紧急业务要进行网上办理，进一步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三是不断给基层增加动力，使之在疫情恢复中“不掉队”。农村基层在疫情中具有运行慢、恢复迟的特点。上级单位应加快政策信息传递的速度，确保指令以最快速度传达至基层实施。在具体工作中，对基层民众采取一定的帮扶措施，由村(居)委会负责实施。当然，村(居)委会也不是万能的，工作任务太多也难以胜任，在特殊时期可设立辅助组织或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基层疫后恢复工作全面、高效、高质的推进。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频发，在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疫情防控体系和方法，使边区疫情防控形势大为好转，防控效果显著提高，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边区疫病的流行，推进了“人旺财旺”良好局面出现的进程。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时隔17年我国再次面临的全国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与感染范围最广的急性传染病，其不可预测性、扩散性、复杂性远远超过非典！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建立一套长期高效的防控体系和方法尤为必要。在疫情防控中，只有三个环节不可忽视，且要有力地进行布置和推进，即疫前环节、疫时环节、疫后环节。具体而言，疫情防控应加大疫前预防力度建设，增强疫病抵抗能力；
加大疫时应对能力建设，高效缓冲突发疫病冲击；
加强疫后恢复能力建设，平稳恢复疫前水平。只有三个环节协调联动、相互推进，才能更好地防控疫病，减少疫病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危害和威胁。
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老骥秘书网 https://www.round-online.com
Copyright © 2002-2018 . 老骥秘书网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