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菊 左 雨
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探析
杨松菊 左 雨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科技扶贫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和始终关心。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继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融会贯通了中国历代领导人的贫困治理思想,立足于自身扶贫开发的实践经历,适应新时代扶贫的新要求新目标。主要包括树立科技扶贫观念、积极培育科技人才、利用科技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科技特派员制度等内容。这些重要论述科学指导了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工作,同时也有利于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完成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习近平;
科技扶贫;
扶贫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外形势,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科技在扶贫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习近平在各地视察扶贫工作时,强调了科技扶贫的重要性,并逐渐形成了关于科技扶贫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当前,深入探究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对于世界扶贫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列宁的消除贫困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来源,为其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梁家河村到正定县,再到福建宁德,习近平对贫困的认识逐渐深刻,多次开展了贫困治理的成功实践,形成了独特的科技扶贫理论。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导下,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一,源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要消除贫困,必须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贫困的根本原因,认为要彻底摆脱贫困的命运,就必须使用暴力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提高科技水平,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反贫困的物质基础。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除了要面对物质贫困外,还需要承受着精神贫困。一旦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同时出现时,犯罪行为将出现严重的增长,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1]。习近平在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作为自身科技扶贫战略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扶贫工作的总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这是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理想的关键性阶段。习近平认为摆脱贫困不仅仅只是摆脱物质上的贫困,同时也要摆脱精神上的贫困。真正地脱离贫困,是实现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脱贫。
第二,源于列宁消除贫困的思想。列宁在俄国特殊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并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列宁主义,从而指导了俄国的各项革命实践,消除贫困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着贫困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靠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途径来解决。列宁提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想要消除贫困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要经历一个任务更为艰巨、持续时间更加漫长的历史时期。同时列宁并没有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列宁对农民思想进行改造,他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最有效的途径是宣传教育,提高俄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让每一个俄国人都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列宁消除贫困的思想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摆脱贫困的基本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宝库,是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之一。
第三,源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扶贫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在新中国的建设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地探索前进,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与中国具体问题相融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扶贫理论。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贫困治理进行了艰难探索,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新思路,他提出“先富带后富”的脱贫理念,极大地提高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他开创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新局面,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推动了中国贫困治理工作的进展。江泽民丰富了反贫困思想的内涵,他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观,认为贫困不只表现在物质方面,贫困民众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应成为贫困治理的重点。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丰富了反贫困思想的内涵。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吸收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扶贫理论的精华,在新时代不断结合实际发展创新,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扶贫理论,在扶贫开发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将“以民为本”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提倡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古代中国,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土地在古代贫困治理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贫困治理重点聚焦于土地制度的变革。中国儒家提倡“仁爱”“天下为公”“重义轻利”等思想,在精神上鼓励人们对贫困者施加帮助,有利于形成友爱互助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十分注重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将其融入到自身的扶贫思想之中。他提出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思想,强调了扶贫开发要把精神脱贫放在重要的位置,使贫困人民摆脱贫困意识;
他以“松柏何须羡桃李”鼓励欠发达地区立足自身优势、借助外部助力谋发展[2]。习近平灵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运用到扶贫开发的实践之中,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了全新的光彩。
第一,在梁家河下乡期间——贫困的切实体会。青年习近平曾在梁家河下乡插队,这段珍贵的经历促进了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重要论述的萌芽。在此期间,习近平极其重视发挥思想引导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对于村内游手好闲的村民,习近平积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劝导他们积极参与集体劳作。梁家河村内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土地比较贫瘠,习近平便在农闲时期带领村民打淤地坝,扩大了梁家河村的耕地面积,增加了当地的庄稼产量。根据梁家河村燃料匮乏的现状,习近平学习了其他地方沼气化的经验,带领村民修筑沼气池,利用科学技术克服了重重困难,使梁家河村成为陕西地区第一个使用沼气池的村,让村民照明、取暖、做饭更为便利。除此之外,习近平重视村民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在当地组织兴办了读书扫盲班,以此来提高梁家河村村民的文化水平。
第二,在正定工作期间——扶贫的初步探索。1982年,习近平根据组织安排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他四处走访群众,了解民生疾苦,三年时期里,他的脚印遍布于正定县内的每个村落,对县内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为了摆脱正定县“高产穷县”的窘迫状况,习近平经过多次调研、反复研讨,决定在经济发展落后的里双店公社设立“大包干”试点,以此开启了全省“大包干”的先河,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里双店公社的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为正定县后来大包干的全面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正定县经济发展腾飞。根据正定县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临近石家庄市区、交通顺畅、粮食产量高等发展优势,习近平因地制宜,创新发展思路,提倡文化兴县、旅游兴县、科技兴县等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半郊型经济”的方针,使正定县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第三,在宁德任职期间——扶贫思想的初步形成。习近平曾在福建省的宁德地区担任了地委书记一职,这里是福建省经济最为落后的地方。为了帮助宁德地区摆脱贫困,他时常深入基层调研,切实了解宁德的基本状况。他分析了闽东地区坐拥山区和邻近海边的资源优势,提出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宁德地区的环境优势,发展宁德地区的特色产业,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根据自身在宁德地区的工作实践经历,著作《摆脱贫困》,在这本书中,他以脱贫致富为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扶贫先扶志”“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等一系列创新性的科学扶贫重要论述,成为指导宁德脱贫的根本遵循。
第四,新时代以来——扶贫思想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摆脱贫困一直都是我国人民不懈努力的长期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扶贫工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中国脱贫减贫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胜利。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3]。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扶贫思想;
必须坚持扶贫开发工作不懈怠,巩固稳定原有的脱贫成果;
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制度扶贫等重要的扶贫战略;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和制度的优越性等等,从而带领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发家致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扶贫开发的探索实践进程中,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相关论述,创新了贫困治理的思路,为我国脱贫工作找到了一条新道路。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内容新颖,阐述了在贫困地区如何培养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如何充分激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等一系列问题,是我国扶贫工作的科学指导思想。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4]。他认为真正的脱贫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富裕,让人民生活富裕;
另一方面是精神层次的富有,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同样重要,只有人民群众生活富裕、精神满足,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离贫困。
传统的扶贫模式是“输血式”扶贫,是我国使用最早、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扶贫模式,它是单纯依靠政府提供资金、物资等方式去救济贫困人群。扶贫开发工作中“输血”固然很重要,但“造血”更重要。科技扶贫是“造血式”扶贫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主要是将发达地区所采用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方法结合贫困地区所具有的某些资源优势运用到当地的实际开发中,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提高当地贫困人群的知识水平,提高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5]。习近平提出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摆脱贫困最重要的是改变贫困群众的传统落后观念,调动贫困地区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做好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宣传动员、教育培训工作,提升贫困群众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科技水平和综合素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致富观,从而靠自身辛勤劳动走上脱贫致富的光明道路。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论述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探索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的优秀成果。习近平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关注反贫困问题,在梁家河插队时期,习近平格外重视思想改造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和书记一职时,在科技文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革新,他提出“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在此期间习近平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一年生产,三年科技,十年教育”[6]的重要论述。在发展科技、重视人才等政策的引导下,正定县实现了从“高产穷县”到走上富裕的成功转变。
习近平认为摆脱贫困主要靠内生动力,治贫先治愚。“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7]要想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必须要不断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科技扶贫是“授人以渔”,重视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把教育作为一项长远发展的事业,为贫困地区不断输送优秀人才,引导贫困地区人民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过上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精神满足的幸福生活。我党一直以来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习近平的科技扶贫思想的指导下,科技部、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科技扶贫行动方案》,到2020年基本形成贫困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8]。通过搭建科技扶贫信息共享平台、大力支持自主创业扶贫、重视加强科技人才培训等各项措施,帮助广大贫困群众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专业技能素质,让贫困群众能够靠自身努力脱贫致富。
扶贫开发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同贫困地区的环境条件、资源禀赋等情况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脱贫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特色发展地区产业,充分利用各地区的优势资源,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习近平一直很重视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在贫困地区发展地方产业,不仅能直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同时也能增加贫困地区群众的就业机会,给贫困群众培育可持续致富的动力。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贫困地方脱贫致富的根本方向,是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有效途径。
我国各个贫困地区地形地势存在显著差别,根据贫困地区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利用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提高贫困地区群众人民收入水平,带领他们走向生活富裕精神满足的幸福之路。有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有助于贫困地区规划好产业布局和未来发展道路,利用科学技术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力,让贫困地区人民把科技融入到农业当中,打造地方特色产业基地,促进贫困群众长远脱贫致富。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广大科技特派员要秉持初心,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9]。贫困地区科技人才短缺,经济发展缺乏科技推动力,信息流通不畅,人民接收信息的能力较差,需要有人带领群众走向科学健康长远的致富大道,利用科技推动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
针对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存在的科技和人才短板问题,中央通过派遣科技特派员深入贫困地区,动员组织全国科技人员积极下基层,实现科技特派员在全国贫困地区的覆盖,让科技人才下沉到基层,下沉到人才需要最紧迫的广大贫困地区。坚持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科学文化知识在贫困地区充分流动,有针对性地组织群众进行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贫困地区产业的竞争力。根据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动员组织科技人员深入下基层,考察地方条件,发挥职业优势,将科技创新与地区特色充分结合,大力促进了贫困地区先进技术的推广,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找到科学致富的新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国的扶贫工作,把扶贫开发工作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形成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扶贫思想。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新时代我国的扶贫开发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第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重要论述是在中国扶贫工作实践过程中形成发展的,继承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立足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历史背景,而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重要论述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状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科学理论指南。
习近平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内因理论,提出扶贫主要靠内生动力,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是扶贫开发的主要对象。他格外注重调动贫困地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10]对于如何激活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提出扶贫要和扶志、扶智相结合,一方面要抓实抓好科技特派员制度,向贫困地区输送科技、文化和人才,用科学技术助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要重视发挥教育的引导作用,加强技能培训工作,通过动员宣传、教育培训、物质奖励、典型示范等多样化形式,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受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科技能力和综合素质,实现脱贫致富的美好梦想,取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
第二,创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思想。让人民都生活富裕精神满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目标。我党历届领导集体在继承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客观现实状况,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深化创新了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思想,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在地方基层工作时长期重视扶贫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对扶贫开发有着深刻清晰的认知。他提出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等理论,是新时期通过考察贫困地区的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新论断,是对党的贫困治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习近平认为在扶贫工作中“输血”重要,但“造血”更重要,在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要依靠激发内生动力,科技扶贫是实现精准脱贫的现实路径,要在脱贫开发工作中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原则,提出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贫困地区的资源环境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科技扶贫在我国不同时期的脱贫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要做好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必须要重视科技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支撑作用,让科技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让科技、人才等稀缺资源在贫困地区充分涌动,激活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为我国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科技扶贫是新时代我国扶贫工作的显著特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先生所说:“凡是脱贫致富,必须科技因素。”[11]
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脱贫,为世界脱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发挥了“方向盘”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
习近平同志多次到贫困地区考察调研,在充分掌握贫困地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准确把脉,为科技扶贫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智力不足和知识匮乏,扶贫工作必须要实现“富口袋”与“富脑袋”的结合。因此,他特别强调:扶贫工作必须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要坚持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并重,习近平认为真正的脱贫是要改变贫困人民的传统思想,树立勤劳致富的观念,培养贫困人民的劳动技能,发动贫困群众劳动积极性与自主创造性,提高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因此,发挥科技在扶贫中的作用,必须开对“药方子”。要因地制宜,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特别是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激活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几年来,为了解决农业领域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的问题,中央领导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现代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高新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要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12]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从人民内部着手,以精神扶贫根治贫困问题,创新了贫困治理方式,以科技为支撑,推动了扶贫开发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一,科学指导了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工作。科技扶贫的重点在于使贫困地区群众掌握科学技术,提高贫困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从而提升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这一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我国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了科技创新在脱贫攻坚战中的支撑作用,使我国脱贫工作更加科学化、高效化,为我国夺取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提出要把脱贫工作与扶志扶智两者相结合,以此激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发挥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以科技为重点有效助力扶贫开发工作。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科技扶贫号召,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采取各种形式推进贫困地区科技人才建设,发展扩大科技特派员队伍,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存在的科技和人才短板问题,不断增强贫困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积极开发地方特色产业,持续提高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
从1986年国家建制化科技扶贫以来,至今已经历了34年的历程[13]。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显著提高了我国贫困地区的脱贫效率。科技扶贫在我国贫困治理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我国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地位越来越重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夺取了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实现了全面脱贫后,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贫困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扶贫的助力,坚持习近平的科技扶贫思想为指导,是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科技能力;
激活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实现贫困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法宝。
第二,有力促进了全面脱贫和防止返贫的。自古以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一直是我国劳动人民不懈追求的愿望。2020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最为关键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达成之年。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是适应我国扶贫现实状况提出的科学的、有效的理论,是夺取脱贫攻坚战伟大胜利的理论武器。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前提,在习近平科技扶贫思想的指导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胜利,贫困地区和群众的命运实现了根本转变。
当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继续坚持攻坚克难。巩固原有的脱贫成果难度较大,一些已脱贫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存在着一定的返贫复贫风险,脱贫攻坚工作仍需继续加强。随着脱贫工作的持续推进,大批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许多贫困县纷纷摘帽,但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工作精力转移、投入不足等问题,地方式的官僚主义、虚假脱贫等现象时有发生,贫困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贫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需要尽快采取有效有力的专门措施,巩固贫困地区人民脱贫攻坚的成果。习近平提出的科技扶贫系列重要论述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发生的有效武器,在脱贫攻坚的具体实践中,通过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等不同手段,激活贫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从而保障巩固扶贫工作的成效。脱贫工作不是一项短期的任务,夺取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不是终点,要始终坚持习近平科技扶贫思想的指导,不断推进稳定脱贫、健康脱贫,提高贫困地区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为其他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消除贫困,是全世界人民群众的美好憧憬,当今世界,贫困、饥饿、疾病等一系列社会难题仍困扰了不少国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存在的重重荆棘。进入21世纪以来,贫困问题仍是全球重点关注的问题。习近平关于科技扶贫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开展贫困治理的重要依据,也为世界贫困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为其他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20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国际扶贫力量受到了一定的衰减,增加了全球贫困治理的难度。全球安全治理赤字导致局部地区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全球气候治理困境严重制约全球贫困治理,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削弱了贫困治理国际合作的基础[14]。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始终坚持为世界脱贫工作贡献着中国力量和中国经验,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2020年12月14日在北京举办了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向论坛致贺信,并强调了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减贫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中国在贫困治理取得的伟大胜利,不断地为国际消除贫困事业注入勃勃生机,为其他国家开展反贫困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推动了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进程,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构建。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2.
[2]张志胜,崔执树.习近平精神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与时代意蕴[M].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4- 20.
[3]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1-01-01(01).
[4]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60.
[5]肖志扬.湖南贫困地区的农业科技扶贫模式与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5)88.
[6]邹娣.习近平“扶贫+扶志+扶智”理念的形成与发展[J].党史博采(下),2020(8):4-5.
[7]习近平.给“国培计划(二〇一四)”北师大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N].人民日报,2015-09-10(01).
[8]潘晓燕.我国科技扶贫的成效分析及对策建议[J].科技中国,2019(12):82-87.
[9]习近平.习近平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N].人民日报,2019-10-22(01).
[10]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N].人民日报,2015-11-29(01).
[11]姜昊宇,王高明.“凡是脱贫致富,必有科技因素”我国科技扶贫成效显著[EB/OL].[2020-12-23](2021-09-0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859416130966146&wfr=spider&for=pc.
[12]农业农村现代化阔步前行——习近平总书记领航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之三)[N].人民日报,2020-12-15(01).
[13]邢鹏.科技扶贫的历史演进、阶段特征与未来展望[J].地方财政研究,2020(5):76-81.
[14]王红续,王尧其,郑红婕.当前世界局势特点及其对全球贫困治理的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54-60.
[15]习近平.习近平向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0-12-15(01).
2021-09-12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高校科技下乡助推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A161);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探索及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6JD25)。
杨松菊(1971-),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左雨(1997-),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
A81
A
1673-2219(2022)02-0004-06
(责任编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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