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期淄博磁村窑装饰工艺与风格演变研究

石瑞斋，杨君谊

（1．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山东 淄博 255100；
2．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济南 250014）

唐代晚期，磁村窑取代了泗河流域瓷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成为山东地区窑业新的生产中心[1]。至宋金时期磁村窑制瓷手工业发展到高峰，不仅器型种类繁多，品种多样，而且开创了众多新的装饰工艺和艺术形式，如黑釉白边装饰、沥粉工艺、白釉剔花工艺等。这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的装饰形式，改变了磁村窑早期产品缺乏装饰趣味的特征，在实用功能基础上将审美因素融入造物活动中，实现了淄博陶瓷装饰风格的美学嬗变，不仅满足了民众对于物质性的需求，也与民众内在的审美品位与文化追求相契相融，在淄博陶瓷发展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据最新窑址考古资料判断，淄博地区烧造瓷器的历史可追溯至北朝时期的寨里窑。该窑是我国北方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瓷窑场之一，器物造型以碗、盘为主，装饰形式简单，多数器物无装饰，少部分器物饰以简单刻划花纹样，其产品具有明显的早期北方青瓷风格。至唐代中期，随着寨里窑制瓷原材料及烧窑燃料的限制，逐渐被几十公里外的磁村窑所取代。1976年至今，磁村窑窑址考古调查共发现古窑址四处，分别为苹果园区、南北窑洼区、华严寺区、村内区。根据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发掘判断，磁村窑创烧于唐代中期，到宋金时期制瓷水平达到高峰，直到元末时停烧，是山东地区诸多窑址中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古窑址[2]。从淄博古窑址地理位置变迁过程来看，淄博地区制瓷手工业沿着由北向南的方向发展，磁村窑在此过程中起着上承寨里窑，下启西坡地窑、博山大街窑等窑场的重要作用。

考古资料及文献史料佐证，宋金时期是磁村窑制瓷手工艺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烧造规模还是瓷器制作工艺，均达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淄川区志》中记载，磁村在宋代称“磁窑务”村，至近代始改为“磁村”。据《文献通考·征榷》卷十四记载：“宋朝……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3]“务”在古代为官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贸易及收税的机构，北宋时磁村窑产量巨大，官府在此专门设“务”管理贸易及收税是十分自然的，也反映出磁村窑产品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及至金代，磁村窑不仅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器物造型更为多样化，几乎囊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用器物，甚至出现不少专供人们把玩的娱乐器具[4]。可见，审美性的精神追求在瓷器生产中逐步成为主流。此时期磁村窑产品装饰工艺获得空前发展，不仅成功烧制出黑釉器、白釉器、酱釉器等多釉色品种，而且开创了白釉黑花、黑釉凸线纹等多种新的装饰工艺，满足了普通民众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的双重需求。

宋金时期，磁村窑装饰工艺较唐五代时有了很大发展，器物装饰手法变化多样，突破了早期产品单一的刻划花及青釉装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本文将磁村窑典型装饰工艺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坯胎装饰

磁村窑陶瓷工匠除了充分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寨里窑广泛应用的刻划花工艺外，在坯体装饰工艺上又有了新的拓展。绞胎与黑釉凸线装饰技法是磁村窑工匠灵活运用坯胎装饰工艺进行的开拓性尝试，极具装饰特色和艺术表现力，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1.变幻莫测的绞胎工艺

所谓“绞胎”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胎土揉和相绞，采用拉坯或模具贴塑成型的方式，胎土呈现深浅相间的纹理，再施以透明釉烧制而成。由于绞泥的方式千变万化，所以绞胎器物呈现的效果异常丰富，绞胎瓷之美即在于夺造化自然之妙。磁村窑生产的绞胎器大多为碗、盘等日常生活器皿，采用两种或三种不同色彩的泥料相绞后，利用辘轳车拉坯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磁村窑考古发掘的第五期，即金代文化层中，曾出土多个黑白或白褐两色制成的绞胎球，直径约在一寸到两寸之间，绞胎纹理内外一致，手法极为娴熟，均为无釉素烧而成。经相关文献资料考证，此种绞胎球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体育用品——马球。马球运动在古代文献中叫作“击鞠”，也叫作“击球”或“打球”，自波斯传入我国，曾风靡一时，因此民间及宫廷对马球的需求量很大，宋金时期，生产绞胎瓷器的窑址几乎均生产绞胎瓷马球[5]。磁村窑发现的这些绞胎马球正是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其制作工艺十分精湛，采用全绞胎手法，绞胎纹理变化多端，细腻丰富，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存世量极少，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2.独具特色的沥粉工艺

宋金时期磁村窑器物装饰手段多样，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装饰风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黑釉起白线纹装饰（当地称之为“粉杠瓷”）。“这种装饰在河北、河南诸窑中都可见到，而淄博窑产品质量最好，为淄博窑独特风格”。[6]需先在半干的坯胎上沥粉作杠，在器物的边缘或肩腹的转折处形成一条条凸起的棱线，称为“出筋”。在烧成过程中，釉药从凸起的棱线自然地向低处流动，烧成后“出筋”部位釉色变浅，而周围部分颜色更加饱满，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从而使整个釉色在统一中又富于变化，形成既对比强烈又自然生动、变幻莫测的形式美感。如图1，该器物是磁村窑生产的一件花口型黑釉沥粉罐，整体造型受同时期金银器审美的影响，口部采用仿生形态设计成莲花瓣口，形成一圈有韵律感和节奏美的曲线，与器物腹部竖直状的虚实相间的白色线条形成和谐呼应，在细微的变化中实现了整体的统一。与其他生产此类器物的窑场相比，磁村窑的黑釉凸线纹有其明显的地域特征，沥粉多为白色，线条较粗且刚劲有力，与器物粗犷的造型形态相得益彰，器型多为瓶、罐、壶及少量的缸、钵等实用器。粉杠布局有满线条与分组线条等多种组合方式，有的三线一组，有的五线一组，具有节奏变化的韵律之美，充分展现出制瓷工匠高超的技艺与艺术创造力。

图1 黑釉凸线纹花口瓶（磁村窑出土现藏于淄博陶瓷琉璃馆）

（二）色釉装饰工艺

色釉装饰是陶瓷装饰中最常用的装饰手段之一，也是陶瓷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本体语言之一。釉层不仅起到保护胎体、易于清洗、方便实用等物理作用，更重要的是釉色与人的内在审美心理的契合。在火的间离作用下，釉色时常会显现出妙不可言、非人力所能及的色彩变化，具有丰富的装饰意味和情感意蕴，这种特性完美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心与境偕”的哲学观与艺术精神。如鲁山窑色彩斑斓的花瓷、钧窑对窑变效果的探索，都充分说明我国古代制瓷工匠早已将釉色的这种丰富性纳入审美语言中。在文化繁荣、思想开放的宋金时代，磁村窑将釉色的审美语言提高到了新的境界。

1.意蕴丰富的黑釉器

宋金时期磁村窑大量烧制白釉、黑釉、酱釉、黄釉等日常生活器物，尤其是黑釉器的烧制极富地方特色。磁村窑烧制的黑釉器物主要有油滴釉、乌金、酱釉、兔毫、铁锈红等，整体呈现出釉色晶莹滋润和色黑如漆的视觉效果。

在传统手工艺造物中，不论是漆器、金银器、年画等，都普遍追求装饰色彩的华丽与鲜明，因此黑色历来是不被华夏民族钟爱的一种色彩，仅被用作局部点缀，绝不会大面积应用。但制瓷匠人在反复实践和经验总结中，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将单调乏味的黑釉装饰发挥到极致，在“至黑”中寻找到微妙的光色变化，赋予黑色以高贵含蓄之美。黑釉器物的烧成，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内涵与“和而不同”的辩证思想。磁村窑工匠或利用坯体表面的高低错落，营造出虚实相生的釉色变化，或利用釉料中所含金属微量元素在不同温度及气氛中的呈色机理，创烧出富有无穷变化的结晶釉，充分挖掘了黑釉瓷器潜在的审美意蕴，呈现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

2.灿若星辰的雨点釉

“雨点釉”也称油滴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因其釉面上有许多大小不一、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形似油滴而得名。根据出土实物资料来看，磁村窑初期所产油滴釉产品釉面质量及结晶效果不甚理想，宋金时期创烧出品相完美的油滴黑釉瓷器，油滴大者如豆，小如针尖，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宋代时，“斗茶”风尚在各地广为流行，为满足当时社会风靡一时的“斗茶”习俗，茶盏的需求量猛增。由于雨点釉茶盏色黑如漆，易于焕发茶色，便于观察水痕，成为“斗茶”首选器皿。倒入茶水的油滴茶盏，在光线的照射下呈现出金色与银色交替变幻的波光，茶碗中形态各异的结晶疏密相间，犹如深秋季节晴朗夜空中的漫天繁星，亦如大雨中散落到地面深水处溅起的雨滴，变幻莫测，异常美观。

3.莹润如玉的茶叶末釉

“茶叶末”一词最早见于清代瓷器著作《陶雅》一书：“茶叶末以滋润、鲜明、活泼三者为贵矣。茶叶末釉，黄杂绿色，妖娆而不俗，艳于花，美如玉，笵为瓶，最养目。”这段记载，不仅明确了茶叶末釉名称的由来，还总结出茶叶末釉色艳而不俗、深沉含蓄、莹润如玉的美学价值。中国文化中有“尚玉”的传统，君子常以玉比德，因此对玉的品相的追求，成为我国工艺美术造物的重要美学标准，茶叶末釉的审美价值即源于此。

从磁村窑考古发掘来看，磁村窑的茶叶末釉瓷器始烧于唐代，但釉色质量不高，品相较粗糙。据推测早期茶叶末应是窑工在烧制黑釉瓷过程中无意发现的一个窑变品种，有经验的窑工发现了窑变中蕴藏的美感，通过不断努力和反复试验，成功掌握了茶叶末釉的烧制方法。茶叶末釉的烧制成功无不反映出磁村窑工匠的艺术敏感性与审美创造力。

4.缺陷中萌生的艺术灵感：黑釉白边器

黑釉白边碗是宋金时期磁村窑创烧的一种新品种。如图2出土的一件黑釉白边碗，胎体口部以下施黑釉，在碗的内外口沿施一圈白釉宽带作为装饰，形成黑白两色强烈的对比效果，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此外还生产一种白釉黑边碗，均属此类风格。据笔者判断，此种碗的装饰风格明显受到定窑“芒口”器物的启发。定窑先进的装烧技术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其产品风格必然对其他窑场产生一定影响。磁村窑陶瓷匠人凭借丰富的审美经验，发现了“芒口”产品蕴藏的形式美感，并主动加以吸收利用，原本的工艺缺陷成为艺术灵感之源，开创了新的装饰风格。

图2 黑釉白边碗（磁村窑出土现藏于淄博陶瓷琉璃馆）

（三）绘画装饰工艺

宋金时期，在充分借鉴周围窑场，尤其是广泛吸收磁州窑制瓷经验基础上，淄博磁村窑工匠将绘画与书法的笔意融入陶瓷彩绘装饰中，创烧了白地黑花、白釉剔花、红绿彩绘等。

1.笔法奔放的白地黑花

磁村窑在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多件白地黑花器物，所绘内容有花卉、树木、禽鸟、书法等，以毛笔为工具，用黑色或酱色彩料直接在施白色化妆土的胎上作画，黑白对比强烈，施一层透明釉烧制而成。如图3为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在磁村窑发掘中出土的白釉黑花花草纹残片，以写意的手法刻画竹叶形象，绘画笔法奔放洒脱，风格恣肆，不拘于细枝末节，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中强烈的“书写性”造型语言，具有典型的淄博窑器物浑厚质朴、鲜活生动的民间艺术特质。从出土瓷片及实物遗存比较，磁村窑的白地黑花装饰明显受到附近河北磁州窑的影响，但从具体产品来看，无论是装饰内容还是艺术风格，磁村窑产品仍不乏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反映出两地地域文化及风土人情的差异。从发掘规模来判断，磁村窑白地黑花瓷产量不大，但影响却十分深远，为随后兴起的坡地窑大规模生产此类白地黑花瓷器奠定了基础。

图3 白釉黑花花草纹残片（磁村窑出土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所）

2.主题凸显的白釉剔花

“剔花”工艺属于瓷器装饰中一种极为特殊的技法，此种工艺最早在河南地区出现，后经磁州窑发展为一种流行技法。所谓“剔花”，即是将纹饰以外的地子剔去，使纹饰具有浮雕感，花叶上再划以花蕊叶筋[7]。从出土器及瓷片来看，磁村窑的白釉剔花产品均有白色化妆土打底，以竹刀等硬质工具将纹样以外的化妆土剔去，露出灰褐色胎体，然后罩以透明釉一次烧制而成。由于剔除了白色化妆土而露出深色胎体，器物烧成后，在玻璃质釉层的保护下，化妆土与胎地两色形成和谐丰富的灰白对比，同时也起到了烘托主题纹饰的艺术效果。

3.华丽活泼的釉上红绿彩

除了以上两种典型的绘画装饰技法外，磁村窑第五期，即金代文化层中还出土了部分白釉加彩器物。这种技法是在烧制好的白瓷之上加绘艳丽的红、黄、绿等彩色，此种工艺应属二次烧成的釉上彩，装饰效果较白地黑花更为华丽、活泼。如磁村窑曾出土一件红绿黄彩绘碗，碗中心部位以写意手法绘折枝花卉，碗口内壁绘三道直线纹，色彩丰富艳丽。从出土资料来看，为了增强审美效果，釉上彩绘器物有的胎体施一层白色化妆土，浓艳的色彩与洁白的胎体形成鲜明对比，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装饰性。这类器物在附近禹县扒村窑、德州窑等都曾发现过，曾被笼统地称为“宋加彩”或“宋红彩”，磁村窑的发掘则证明此种彩绘应属金代装饰工艺。

“陶瓷艺术和我国的其他传统手工艺一样，在制作技术的传承、纹饰的流变、形制的变迁和延续方面，都和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背景、社会生活因素、文人乃至民间匠人的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在一起”。[8]宋金时期磁村窑器物从质朴单一向丰富多元装饰风格的美学嬗变，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下促成的，其中既有政治环境、经济结构、文化交流、审美倾向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制瓷工艺水平、科学技术、造物观念等内部因素的制约。在窑址田野调查与考古资料、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磁村窑器物装饰风格的演变主要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

（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崛起

宋金时期，淄博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民文化快速崛起，民众自觉自发的审美意识获得空前发展。文人士大夫也积极参与到手工艺设计中，有不少甚至亲身尝试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这种新的文化景观在制瓷手工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一些文人雅士将绘画、书法、茶艺等艺术形式融入瓷器制作中，文人阶层的介入直接促进了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斗茶”之风的广泛流行是市民文化崛起的一个重要表征，上至宫廷下至市井民间“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由于白色的浮沫在黑釉茶碗中呈色效果最佳，黑釉器成为斗茶器具首选。磁村窑制瓷工匠充分发挥当地泥料富含铁元素的原料特点，利用多种多样的装饰及烧成工艺，使得黑釉装饰成为装饰手段中最为丰富的一种高温釉，从而带动了磁村窑黑釉瓷器的大量生产，雨点釉、茶叶末釉、兔毫釉等器物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品种。

（二）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哲学大树下生发的造物观，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包括陶瓷生产在内的一切手工造物活动，必然是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文化样态的集中反映。宋金政权交替时期，山东地区虽时有战乱，但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也大大加深，影响着磁村窑器物装饰风格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金代出现了篦纹划花、白釉加彩、绞釉等新的装饰形式，此时期生产的黑釉凸线纹成为磁村窑器物中最具特色的品种之一。

（三）装烧技术的改进

窑炉结构、烧成温度、火焰气氛、装烧工艺等烧制技术的改进，不仅对成型方式和烧成质量有决定性影响，往往也会成为装饰风格演变的推动力量。北宋晚期，磁村窑烧窑燃料从燃柴改为燃煤，烧制温度得以大幅提高，且炉内氛围趋向稳定，器物胎质更加致密，黑釉、酱釉色彩变化趋向丰富细腻，为磁村窑产品釉色装饰由单纯向丰富的演变提供了技术条件。此外，磁村窑虽然没有大规模采用定窑的覆烧工艺，但覆烧工艺产生的“芒口碗”却激发了磁村窑制瓷匠人的艺术灵感与艺术想象，开创了黑釉白边和白釉黑边的新装饰工艺。

（四）窑场间的技术交流

与相对封闭的官窑体系不同，民窑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瓷业生产系统[9]。宋金时期各窑场之间技术交流更加频繁，南北方窑场林立，竞争加剧，为了使自家商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各窑口之间互相追赶，一家创烧出新的造型式样或装饰技法，不久之后其他窑场便纷纷仿效。宋金时期的战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瓷器规模的扩大，而另一方面却使掌握瓷器生产技艺的匠人在短时间内的流动性更为频繁，这些工匠参与到新的窑场生产中，带去了新的装饰工艺与制瓷技术，促进了装饰风格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磁村窑的装烧工艺明显受到定窑的影响，刻花技法和纹样形式也与定窑接近，白地黑花装饰则受磁州窑影响较大，白釉碗中常见的篾纹装饰则是与汤阴鹤壁集和禹县扒村窑交流的结果。

“评价陶瓷产品文化含量的高低，其艺术装饰效果是首要考虑因素之一”。[10]尽管制瓷原料相对粗糙，多数产品胎粗而厚，但磁村窑制瓷工匠立足于当地原料、就地取材，通过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广收博取，探索出众多新的装饰工艺及独特技法，创烧出粉杠瓷、雨点釉、白釉黑边等众多新品种，改变了淄博窑早期产品朴素单一的装饰风格，将装饰性、审美性完美融于造物活动中，实现了淄博陶瓷装饰风格的美学嬗变。这不仅满足了瓷器作为日常生活器物的物质需求，同时也实现了民众对蕴涵于器物形态之中的审美体验与文化精神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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