倮伍拉且诗歌意象的文化内蕴

叶俊莉，刘嘉宜

（1.西昌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四川西昌 615022；
2.凤鸣初级中学,四川内江 641000）

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人，倮伍拉且是其中极为踊跃且具有象征意义的，堪称彝族现代诗歌的拓荒者与筑基者。倮伍拉且，又名伍耀辉，自1983年进行诗歌创作以来，先后出版了《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大凉山抒情诗》《倮伍拉且诗歌选》《大凉山，我只能在你的怀抱里欢笑、哭泣和歌唱》《大山大水及其变奏》等诗集。其组诗《大凉山抒情》、诗集《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分获第三、四、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 ，《诗歌图腾》获得第三届 “四川省文学奖” “四川省优秀图书奖” 等。

意象无论是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还是作为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都是构成诗歌内容与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倮伍拉且的诗歌作品，诗歌的内容和内涵赋予意象以复杂多样的身份类别，如自然风物意象、动植物意象、民族图腾意象、人文生活意象、人物意象等等。他对意象的运用和构造从来不单单服务于主观情感和思想情绪，更多的是将接受客体的视线转移到意象本身以及写作主体表达的内容上，创造出有丰富内蕴的具体意象。神秘幽远、深沉忧虑、怅然失落、恍惚恐惧、多情浪漫、悠然自得乃至欢欣雀跃等等，其诗的每一面都恰如其分。

倮伍拉且将彝族生活体悟式的物象谱写进笔下的诗歌世界中，赋予意象以抽象性、丰富性旨趣，在传达民族文化精神同日益现代化、全球化的现世相碰撞时产生的焦虑感和孤独感的同时，使其诗歌意象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民族精神的延续与反思、传统与现实的割裂与统一、对故土家园的眷恋、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人性复杂的正视等丰富的文化精神。

自古以来，人类就意识到应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为种族生存生活，乃至发展繁衍的准则和规律。《庄子》一书中曾载孔子言：
“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1］人是遵循自然之理孕育而生的，天亦是如此，也就是所谓的 “天人合一” 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出过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这世间生命种种运动，都有其规律，而最终支配一切的则是自然之性。古时的思想家们强调的是人类对自然的依存关系，遵循自然之法，方能活得长久顺遂。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出过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这样的观点。这些论述无不强调着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两者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

倮伍拉且的诗歌创作，承袭中西双方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探究与求索，贯穿彝汉两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结合诗中大量的自然风物意象与动植物意象等，阐发了诗人对两者关系的独立思考与因其涌现的生命意识。

在《大自然与我们》中，倮伍拉且将个体感悟到的哲学情思用文字阐述出来，以理性的思维探索自然与人类关系的认知变化：运用极为简单干练的自然风物意象，如 “白云” “夕阳” “月亮” “蓝天” ，将接受客体直接引入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思考当中。诗人利用段落更迭，赋予诗歌以时空交错之感，表面以时间顺序为线索抒发诗人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变化的畅想，实则从动态结构出发，理清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更新。随着文字的深入，倮伍拉且的视角从表达对故土大凉山的思念，转向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追寻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主人” 到 “客人” 再到 “陌生人” ，诗人逐渐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生态圈中地位的渺小，人类只是偌大自然界中的一部分。

在倮伍拉且的诗歌中，我们能够体悟到诗人对自然与人类关系认识的深化，并借由多种意象的交织，激发出蕴藏在彝族文化深处蓬勃的生命意识。

在诗《等待》中，等待是持续性的静态运动衔接间断性的动态行为， “太阳” 升起落下的运动， “月圆” 和 “月缺” 的平衡， “种” 的人类季节行为， “雪” 与 “雨” 的气象变化， “火焰” 带来死亡的宁静， “神灵” 指引灵魂的归地 “莫木扑古” 。《等待》的意象种类之丰富，包括有自然风物意象、人文生活意象与民族图腾意象。

“太阳” “月圆” “月缺” “雪” 和 “雨” 的自然风物意象，给诗歌带来了秩序的稳定，万物有其变化的规律和存在的位置和意义。

“种” 的出现表面是以 “春天” 和 “秋天” 的季节交替实现的，理论上应聚焦在自然风物意象的 “春天” 和 “秋天” ，实际上 “种” 的动作逻辑实则是人文生活意象的产物，代表了诗人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渴望与生存的意志，诗人对生命的感慨溢于言表。

“火焰” “神灵” 和 “莫木扑古” 则是典型的民族图腾意象，民族意志中因对自然的崇拜赋予了 “火焰” 以燃烧一切的权力和象征， “火焰” 给予死亡以永恒的安宁—— “莫木扑古” ，这是一个彝族诗人对死亡的敬礼。《等待》在生死交错间，最终回归安宁和谐的幸福。

《灵魂的居所》，如同 “盖亚假说” 中认为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命体，诗人将 “植物的根须” 作为一切的本源，认为它是生命乃至生命过程中最本质的意义。诗人将宇宙万物联系在一起，力图构建平行时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与 “恐龙” 交汇，展示出诗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理解，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将人类灵魂的归宿与万物共生的灵魂居所融为一体的美好愿景。

再如《穿越漫长的峡谷》，诗中 “漫长的峡谷” 无疑是倮伍拉且诗歌中的一个极为典型的自然风物意象， “漫长的峡谷” 代表着 “漫漫的人生” 。诗人认为生命的初衷就是为了见证死亡，途中经历的丰富美景和际遇并不能阻挡生命离去的脚步，这是一种看破生命本质后的洒脱和从容，懂得及时行乐的重要性与非必要性。这是诗人在激发了对生命的感慨、对死亡的敬礼以及对灵魂的归宿后，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生死轮回的哲思。

倮伍拉且在《生命的骨头·自序》中写到：
“探索诗歌便是探索生命。探索生命便是探索诗歌。” 倮伍拉且将生命看作是人与自然沟通交流的桥梁，借探索生命为由，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并将磅礴的生命意识书于纸上。他的诗歌创作服务于对生态整体性的执着追求，同时也反映诗人主客相容，物我一体的自然美学观，并借以寄托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想。

当代文坛，在 “多元一体” 的格局下，大凉山彝族形成了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边缘文化。正如丹纳提出：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习俗。”［3］彝族诗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彝族独有的民族精神。倮伍拉且理解的民族精神不但包括彝族的精神内核，还包含其蕴藏深厚的文化底蕴。倮伍拉且的诗歌创作不仅体现了相较于主流文化环境中生长出的祖先文明，而有更加粗犷的彝族先天形成的祖先崇拜，同时在此基础上，自觉运用母语文化背景，深入开掘彝族的民族天赋，触及彝族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倮伍拉且自觉认识到彝族的精神异质，并自发地承担起守护本民族文化的责任与传承民族精神的重担，同时反思在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意识碰撞中，把控母语文化同现代语言技巧的融合程度。

倮伍拉且广泛运用民族图腾意象与人文生活意象，配以少部分自然风物意象与动植物意象，力图在诗歌领域营造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蕴，以表达他对民族精神深植彝族文化的血液中左右彝族活动的深刻思量。诗人在彝族文化的活动中，印证其民族精神的延续，斟酌其民族精神中对母语文化的再运用。

诗歌《经文》中， “经文” 是整首诗中最为重要的人文生活意象，它是 “不变的荞子” “不落的星辰” “不朽的银子” 。

“经文” 深深地印刻在彝族人 “灵魂的土壤里” ，表达了诗人对母语文化的眷恋，对彝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同时， “经文” 也作为一种期许，以全倮伍拉且对民族精神传承与发展的决心。

彝人与生俱来的对于唱歌的热爱，造就了他们对音乐的敏感性，同时祖先崇拜的文化特质促使他们形成强烈的英雄主义与战斗热情。如《大自然与我们》中， “会唱歌的鸟” 这一动物意象，鲜明地抒发了诗人对彝族人天生擅长唱歌的自信，体现了彝人洒脱不羁的性格。在《我所爱过的永远刻骨铭心》里， “泉水般” 的 “音乐” 萦绕彝人的身心，如空气、阳光、水在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一样，这样的音乐是自然的，未加工的，是任何乐器也无法比拟的。音乐是彝人的天赋。又如《大自然与我们》，诗人将 “英雄的子弹” 这一人文生活意象，赋予象征的意义， “子弹” 象征着彝人善斗慕勇的秉性与英雄的宿命。同时将 “一首歌” 与 “叙事诗” 相对应，以 “传唱” 为方式，展现 “祖先的荣誉” 。诗人表达的不仅从正面抒发了自己的英雄情怀，还自发地呈现出对祖先神勇果敢精神的自觉认同与敬仰，这是对彝人的民族心理与审美内涵的揭示。

再如《带走病魔的雄鸡》， “雄鸡” 作为一个民族图腾意象存在，可以破除人间的病魔，带来真诚与光耀。将图腾同民族社会情感符号相联系，根本上是一种祖先崇拜的表现，同时也让接受客体感受到彝人对审美对象的选择范围触及彝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同期诗人涉及的 “酒具” “火把节” “索玛花” “竹管” 等意象一样，不可避免地成为诗人表达情感，抒发审美情趣的媒介。

倮伍拉且在展现民族精神，体悟民族审美内涵与审美情趣，抒发思想感情上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创作机制，同时他对母语文化的再运用与再创新进行了深入探究。诗人不是将母语简单翻译，而是利用母语与意识形态的相互碰撞，借表述技巧与方式为手段，使接受客体感知两种文化在精神层面共振。他清楚地认知到简单的文字操纵，无法使民族精神真正被接受客体理解吸收，只能另辟蹊径深化对文字的精炼性与故事的深刻性，挖掘彝族文化精神，重新建构彝族特有的文化精髓与精神异质。诗人认为只有真正透彻本民族文化，并参看其他文学的表述技巧，才能使彝族诗学自然化，与彝汉两族思想共通化。

大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是围绕封闭式地域形成的地缘文化，先天带有文化凝滞性，其特点在于文化本身的厚重感、稳定性与凝聚力，与时刻变化运转的客观现实相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不仅生态坏境遭到破坏，传统彝族文化也遭遇严重入侵。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相互冲突，艾森斯塔特提出：
“我们在当代世界见证的是多元现代性的发展——这种多元现代性的发展，无一不总是和平的，确实经常充满了对抗。”［4］事实证明：新时期文明间的磨合对抗是常态，倮伍拉且深刻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加速背景下，觉察到彝族传统文化同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与侵染碰撞，并试图寻求二者的和谐统一，找到能够让彝族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出路。

在风风火火的现代化改革洪流中，倮伍拉且将视角移向彝族传统文化同客观现实的冲突矛盾上，理智思考城市文明带来的喧嚣与苦痛，生态破坏引起的忧虑，以及潜藏在每个彝族人民意识深处对于传统文化逐渐为人所遗忘和消逝的深切震痛。同时，倮伍拉且运用大量动植物意象和人文生活意象，竭力将文化割裂与融合的痛楚与麻痹展示出来，并找出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洪流中传承延续的方法。

在《我所爱过的永远刻骨铭心》中， “平原城市” 这一类人文生活意象是人类欲望的象征，包括的意象要素有：
“迷宫般的楼群” “豪华的餐厅” “精美的佳肴” “繁华的大街” “潮水般的人流” “斑斓的时装” “汽车” 以及最重要的 “女人” ，它们同 “群山” 的静谧与生机盎然形成了鲜明对比，是物质世界繁华蜩沸的映射。倮伍拉且运用大量前缀的形容词，还原出以平原城市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对古老的山地文明的冲击。诗人在疯狂迷恋颓靡奢侈的物质世界之后，清醒地意识到两种文明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日益激化，现阶段无法出现将二者平衡统一的局面。《荒原上没有狼》中，诗人笔触犀利地剖析动物意象 “荒原上的狼” 在进驻城市后 “人性” 的异化。他站在彝人的角度，清醒地觉察到在两种文明的相互碰撞下，彝人所经历的诱惑与考验。同时诗人发现人心的失衡、焦虑在城市与山地融合打磨之间逐步深化，二元对立的局面难以打破。

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带来隐忧不止意识形态上对两种文明的割裂，同时还带来了难以挽回的生态破坏与文化消亡。《溪苏河里鱼》诗中，倮伍拉且用浅白的语句将 “溪苏河里鱼” 之于 “溪苏河水” ，以及 “人类” 之于 “地球” 的关系相对应，笔触果断地道出两组关系的约等性。

“溪苏河里鱼” 作为典型的动物意象，象征的不仅是人类，同时它成为诗人论述人类行动轨迹与规律对地球环境破坏的落脚点。人类的行为活动不仅带来了 “流光溢彩的房屋” ，随之而来的还有对环境的破坏，生态链的侵吞。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山地居民人口涌入平原城市，传统文化逐渐为人所遗忘。《遗失的词》中， “词” 作为一种人文生活意象正在逐步地消失，不仅仅是一些 “树木” “动物” 的消失，还连带引发一些 “声音” 的消失，这不只是象征生态链的断层，还标志着传统文化日益走向末知的深渊。倮伍拉且在诗歌创作中意识到文化断层导致民族认知差异的歪曲与误解，见诸于 “遗失在口腔” 这样情感与记忆的淡化成为具有全球性质的通病。

倮伍拉且的诗歌贯彻辛辣的艺术风格与热切的创作态度，树立文化自救的旗帜，企图探索出彝族传统文化新的前进路线，抵制平原现代文明的恶性侵略，重新进行诗艺哲思的再创造，建构彝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大自然与我们》中， “桃林” 是诗人诗歌中植物意象构成的精神家园，他企图利用自然联结城市与山地，将生态系统重新纳入空间记忆与情感烙印中，沟通起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的桥梁，尽可能同化现代文明与彝族传统文化的盈余交错部位。

诗人实际上并不排斥两种文明的再深入交流，但对过分沉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世界持观望态度，对于全球性的传统文化遗忘，也秉持着一颗忧患之心。诗人也希望在正常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摸索出适合二元对立文化乃至多元文化互动、交洽的正确道路，并找到精神世界抵御物质世界冲刷的最优解，努力把握民族传统与客观现实友好相处的平衡点与落脚点，体悟只有二者和谐统一，才是民族传统文化绽放于世的最好出路。

随着新世纪经济快速发展，信息流动呈现高效性、广泛性，同时形成具备文化交流国际化特点的全球化语境。频繁的文化交流带来的不仅是民族文学的提纯和进步，随之而来的还有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冲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5］面对这样的挑战，倮伍拉且自觉突出地域特色以抗击无意识地世界范围性的文化侵染，反对诗歌乃至文学的产品化、工业化。故乡，成为一个诗人迅速站稳于各色作家群并由此脱颖而出的重要方面。

对故乡的珍视和眷恋，体现在倮伍拉且对大凉山无可保留的挚爱。大凉山，就是诗人充沛感情的聚集地，是他作为彝人独有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内涵的具体表象。直观看待倮伍拉且对故乡家园的眷恋，具体表现诗作中对大凉山的直抒胸臆，也善于借景抒情式地联系与大凉山的息息相关的人事物，同时确立故乡中家园对诗人自我救赎的意义。

倮伍拉且在创作诗歌《有刺的土地》时，直接抒发出对大凉山深切的思念与热爱。诗中，自然风物意象 “有刺的土地” 是故乡烙印在诗人心中的证明， “刺” 是寻根文化下对故乡的艺术书写， “刺” 是 “根” 牢牢牵连着诗人的情感，扎进比大海的深度还要深的心底。《有刺的土地》是倮伍拉且内心深处对故乡依恋、怀念的直性情感抒发，是诗人对自身情感归属的感性剖析。而《大自然与我们》则更多的是使用隐喻式、象征式写作手法，以及运用大量的自然风物意象和动植物意象来描绘家乡的外在风貌轮廓与内在情感内核。如：
“我的老家，/我的故乡。我的奶奶，/我的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有一棵梨树，/与我一样，在太阳和月亮下遐想。……我的老家，/我的故乡。有一棵梨树，/不是我父亲/为我种的那棵。那棵梨树，/听说已经死去。/我说的这棵梨树，/好像我的影子。/我在远方流浪，/它在我奶奶，我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动荡” 。作为植物意象的 “梨树” 象征着依恋故乡的 “我” ， “我” 在远方流浪， “梨树” 则作为诗人陪伴在家人身旁。

“梨树” 的生长是诗人一生的故事，从出生到恋爱再到结婚、得女，最后远离家乡， “梨树” 生长在诗人的故土，成为诗人维系情感的纽带与联结家乡的媒介。倮伍拉且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巧妙借用 “梨树” 连接故乡的人事物，融情于景饱含诗人依恋故乡的深切情思。又如：
“人人都要下马休息。回去的路上，在葡萄泉边。马要饮水，人也要饮，不管渴不渴。/经过温泉的时候，/已洗净身上的肮脏，现在，/葡萄泉，/使你的灵魂，/泉水一样清亮。……/人人都须饮水，在十字路口，/葡萄泉边。/不是祖先遗下的规矩，/不是大凉山生活的禁忌。/泉水清清亮亮，/指给你，/回家的路。……/人人都要回家。我们的家谁都没有见过。它真实的耸立在/每个人的脚下，/路的尽头。” 诗人赋予故土家园以新的功能意义，隐蔽在大凉山中的 “葡萄泉” 能洗涤世间一切脏污，无论肉体抑或是心灵。

“葡萄泉” 隐喻诗人的精神家园，人人都要回到 “葡萄泉边” ，畅饮泉水，将罪恶与污秽抵挡于门外。大凉山是彝人生命经历一切风雨大浪后，对照人生的明镜。该诗运用略带有奇幻色彩的诗意想象，风格神秘安宁。大凉山不仅是倮伍拉且茂盛情感的归属地，更是倮伍拉且心灵回归一片柔软干净的来源。

故乡，作为诗歌创作的一大经典热门的母题，来自边缘文化的彝族诗人倮伍拉且在进行诗歌创作时逃不开对大凉山的艺术探索。诗人极力强化自身创作风格的地缘性，具象化深藏于彝人潜意识深处对故土家园的情感依赖，并将其铸造为彝人精神的伊甸园。

20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多元文化的交流产生，随之而来的还有思想解放与更新。相较于这个时期的彝族女性诗人群不可抑制的女性意识觉醒，以及大量女性文学的产生，大多彝族男性诗人对女性意象的刻画则少了些许命运斗争的主体性与参与感。倮伍拉且也有这一通病，诗人的笔下无疑存在一组十分璀璨的人物意象——女性意象，女性意象贯穿于诗人写作的始终。诗人描绘的女性形象怀揣纯净自由的心灵，在命运的磋磨下沉默忍耐。她们趋于神圣，却又饱经磨难，是诗人家庭与情爱的化身。但倮伍拉且诗歌中描述主体的男性化，使得女性只能占据第二三人称，成为故事的配角，理性有余却空洞缺乏落实感。

倮伍拉且的诗歌创作重点描绘了母亲意象、爱人意象以及总体女性意象。这些意象的身份转换，形成极具命运轮回宿命感的戏剧化故事结构与诗意范畴。诗《女人》中，他对女性意象的品格和风致进行了深入剖析， “女人” 如同神灵一般富有神性，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世间一切，全知全能；
却又如同弱小者，忍耐命运给予自己的不公，默然隐秘。

“女人” 在生活的框架里转换社会身份，以爱情为媒介进行第一次社会角色的转化——爱人，后又生育孩子来达到第二次社会角色的转换——母亲。爱人和母亲社会身份的交接和确立促使女性耽于情爱、回归家庭。倮伍拉且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依照时间顺序演进预先注定好的进程，她们拥有无穷的力量，但不愿抗争，伟大却又疯狂。

当女性意象的社会角色转向爱人时，女性所有的天真烂漫、纯净灵动的特质都显现出来。在《我所爱过的永远刻骨铭心》中，当倮伍拉且刻画爱人意象时，女性身上遭受的所有不公和坎坷仿若都减轻消泯，她拥有如同 “白云” 一样自由的灵魂，生命轮回的苦痛在这一刻仿若都弱化了。在诗人的诗歌世界里，爱人象征着他热烈的爱与忠贞的灵魂。

在《大自然与我们》中：
“撑着黄色油布伞的我的母亲。黄色的太阳下，蘑菇一样的黄色的油布伞下，我的母亲，轻轻唱忧郁的情歌。她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芒。情和爱在向她召唤。梦想中的海洋闪烁宁静而柔美的波光。” 母亲意象拥有圣洁的品格，为诗人携来感受情和爱的能力。而细心刻画的神圣母亲意象背后，是身份转换的无奈感和宿命感。如《母亲》：
“我懂得用深情的目光/凝视你的时候/我的母亲/你满面皱纹/白发苍苍//许多人常对我说/你年轻时非常漂亮/那个时候/你是你父亲的女儿/你是我父亲的新娘。” 目光所及处皆是女性在年华流逝后，对子女疯狂的热爱，命里诸多的苦痛在面对孩子时都化为病态的保护欲。这是诗人对母亲这一伟大意象的依恋与怀念，却也是对其命运不争的感慨和怜惜。

倮伍拉且诗歌创作中的女性意象同这一时期的彝族诗人笔下的女性意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诗人运用极富感性的表达手法，歌颂女性的伟大；
后又转用理智的艺术思维勾勒女性在遭受命运嗟磨时，忍耐抑制的感慨。诗人在觉察到女性命运坎坷时，行动和思想间产生的撕裂感，也育成区别于其他诗人的诗意风格。正如《大自然与我们》中描绘的：
“梳理头发啊，就要出嫁的姑娘。去唱歌去跳舞的姑娘呵，/干干净净的衣裙，/背在背上。/未来的辛酸和痛苦，妻子的眼泪和母亲的重负，是梳不去的。/只把头发梳得黑黑亮亮，/只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梳出一个，/能够承受一切的媳妇。”

倮伍拉且对女性意象的描摹做到了丝丝入扣，女性一生的重大遭遇都能在他笔下显现反映，宿命论的悲剧色彩在他的思想内涵与美学追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由于诗人性别的差异性，导致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作为事件发生的主体——女性，往往只能以第三方的形式出现，同时成为被叙述主体，也因此不足以让他明确被叙述主体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与物质世界的繁荣相较而言的，精神生活的贫瘠与道德修养的降层是其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当主流文化因外来文化的侵蚀浸润而日渐功利时，在边缘地区独自发育的彝族文化则显露出其社会心理的自觉性与价值观念的质朴性。彝族文化中对道德品质的倾向是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要求的驱恶扬善，其民族性格表现为爱憎分明，颇具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同时彝人受到潜意识审美范畴的影响，对秉性的变化和善恶的转化有着朴素而独特的价值取向。正如休谟认为：
“心灵在发生知觉时，必须由某种开始；
而且印象既然先行于其相应的观念，所以必然有某些印象是不经过任何介绍而出现于灵魂中的。”［6］人性的价值观取向是先天的，彝人对善恶的判断和倾向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倮伍拉且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融入了彝族文化中对个体人格的两面性和集体取向的自觉性，以及人性立场的动态转化。《大自然与我们》中， “直到一个老兽医治好了我的腿。/那个老兽医有雪白的胡须，/他会讲彝语。/他治好过许多马匹的断腿。/后来，他死了，/按照他的要求，/彝人们为他举行了艺人的葬礼” 。

“老兽医” 这一人物意象，默默奉献，不仅将善心进行到底，还收获了彝人的友谊。倮伍拉且并未直白地赞颂老兽医的善良与大爱，而是将对老兽医的感激与怀念刻入诗中，让接受客体主动感受、体会。

又如《怀着咒语生活》诗里， “咒语” 作为人文生活意象，它在彝人的历史与生活中经常出现。

“咒语” 有好有坏，这里显然有诅咒之意。此处的 “咒语” 象征着人类的野心、贪婪和绝望。怀着 “咒语” 生活的人最终只会伤人害己，处处受挫，看不到希望的光亮。这首诗中，倮伍拉且言辞犀利地表达了彝人对人性恶欲的鄙视与排斥，肯定了彝人对人性品质恶劣不端带来的心灵上消极性和否定性的厌恶嫌弃的态度。

倮伍拉且操作彝族文化中对引起人性变化的动态触发条件的畅想，与善恶转化的审美实践，进行了一次诗域探索。《绵羊之眼》中， “绵羊之眼” 是倮伍拉且诗歌中关于彝族文化里典型的民族图腾意象，它是善良、真诚与美丽的化身。美好品质与丑恶行径可以相互转化，存在 “绵羊之眼” 时，彝人拥有最美好的人性品格，而一旦失去，彝人就会沦为罪恶的帮凶。从诗人的审美追求出发，若要与邪恶共舞，必须抛弃 “绵羊之眼” 代表的彝人优秀民族品格，恶与善、丑与美的交易代价之惨烈，由罪恶反衬善良才更显得其珍贵。

倮伍拉且创作的诗歌中对人性多面化的探讨深刻而强烈，并借以犀利辛辣的笔锋道出彝族文化内在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这是诗人对诗歌审美空间的建构，也是对诗歌意境的遐思，更是对诗歌哲学精神的探索。

猜你喜欢彝人彝族意象抚远意象等青年文学家(2022年9期)2022-04-23彝族海菜腔心声歌刊(2021年5期)2021-12-21张美寅摄影作品海峡影艺(2021年1期)2021-05-19彝族养蚕人苏呷色日的致富启示四川蚕业(2020年3期)2020-07-16彝族荞粑粑动漫星空(兴趣百科)(2020年5期)2020-06-10意象、形神中华诗词(2019年11期)2019-09-19A Review of Studies since the 1980’s on the Tieto-urman Song of the White Wolf民族学刊(2019年2期)2019-05-15美丽的彝人古镇作文周刊·小学二年级版(2018年17期)2018-09-06浅谈西南地区的太阳崇拜北方文学·中旬(2017年4期)2017-05-08“玉人”意象蠡测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2015-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