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人的冲突——以萨特“注视”理论解读《绳子》

刘鹤瑶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作为19 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擅长通过生活中的琐事揭示现实问题，以小见大、发人深省，《绳子》便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农民奥希科尔纳老爹在地上捡到一小截绳子，却被死对头玛朗丹看到并诬陷他捡的是别人丢失的钱包，无论奥希科尔纳如何辩解就是没有人相信，哪怕钱包已被交还，人们也依旧怀疑他，奥希科尔纳因此抑郁而终。莫泊桑以一小截随处可见的绳子为中心，通过奥希科尔纳情绪的变化，层层递进地揭示了自我在他人注视之下的异化，与之相契合的便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注视”理论。

从捡绳子被玛朗丹看到开始，奥希科尔纳便在羞耻中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被注视”之下了；
在被诬陷偷了钱包后，这种注视由个人扩展为集体，将奥希科尔纳的存在紧紧包围，使他在恐惧中成为“他人使我所是”的存在，从而被异化；
尽管奥希科尔纳从未放弃辩解，但这种反抗注定是自欺式的、充满无力感的，因为“我”无法摆脱“他人的注视”。奥希科尔纳在他人注视下丧失自我和自由，充满羞耻感、恐惧感与无力感的境况，便是萨特通过“注视”理论所揭示的：“我”与他人的存在关系总是冲突的，即“他人就是地狱”。小说的深层内涵，即揭示战争结束后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败坏问题，也由此得以显现。

“注视”作为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赋予观者“看”的特权，使沦为“看”的对象的被观者在压力之下，依据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萨特是20 世纪最早认识到视觉压制体制的哲学家，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将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指出“注视”始于“我”意识到自己被注视，“我就是别人注意和批判着的对象，我只能因为我的自由脱离了我以便变成给定的对象而对我的自由感到羞耻”［1］。羞耻感也就成为自我意识到被注视的外在情绪体现。

当奥希科尔纳老爹吃力地弯下腰捡起烂泥地上的一小截绳子时，他与自己的冤家对头玛朗丹相遇，他“发现马具匠玛朗丹站在自家门口盯着他”［2］。“注视”使奥希科尔纳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并由此触及自我的存在：“见自己从牲口粪堆里捡一小根绳，却被自己的冤家对头瞧个正着，不由得羞惭难当，无地自容，他赶紧把绳子塞进褂子，接着，又藏进裤子口袋里，然后，假装在地上找什么东西却没有找到的样子，最后，才弯着他那有风湿病的腰，探着脑袋，朝集上走去。”［3］把绳子一塞一藏显示出他的窘迫与难堪，假装在地上找东西是掩盖他的行为，忍痛弯着腰探着脑袋往集市上走又表明他急切地想要逃离。可见，在奥希科尔纳意识到自己成为被他人注视着和判断着的对象的一瞬间，产生了羞耻感，他认为自己捡绳子的行为是丢人的、有失身份的。然而，与这种羞耻感相对立的却是他自己原本的意识：“凡是有用的东西都该捡起来。”［4］他一直以此为准则并节俭成性，却在他人的注视下否定了自己，这便是萨特所说的，这自我和“我”不能被看作一体、混为一谈，因为它并不被“我”当作是为“我”的存在，事实上，它是相对于别人而言存在的，“然而，我是它，我并不把它当作一个陌生的形象推开它，而它是作为一个我是而我又不认识的我面对我在场的，因为正是在羞耻中（另一个情况是在骄傲中），我发现了它”［5］。羞耻感首先向奥希科尔纳揭示了他人的存在；
接着便使他在瞬间意识到了自我，但这个自我并不是“我”本身，因为他原本不认为节俭丢人，但这一情绪又在最后证明了他就是这个存在，因为羞耻本身就是对他人判断的承认和揭示。由此，在自我意识到他人的注视并产生羞耻感后，“我”就不再是“我”的存在了。

在奥希科尔纳意识到玛郎丹的“注视”的一瞬间，他便同时感受到了自我对自身的脱离和他人自由的涌现，羞耻感的出现一方面对此进行了承认，另一方面则证明了“我”成为他人的“对象”，这在存在论上就意味着“我将丧失我的自由，我将称为一个被限定的物，一个自在之物。我的羞耻就是对这种自我的羞耻”［6］。

萨特强调：“他人并不使我成为对我本身而言的对象，而是成为对他而言的对象。”［7］“这样，我就是没于一个流向别人的世界、相对别人而言的自我……他人的注视使我在我的在世的存在之外。”［8］而自我意识到被异化后的情绪表现便是恐惧。在被叫到镇长面前，听到镇长说有人看到他捡了钱包时，奥希科尔纳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这怀疑突如其来，使得他特别恐惧。”［9］尽管清楚自己没有捡到钱包，但是他人的猜忌却使“我”受到了限制，“我”不再与他人同等自由，而是在他人将“我”把握为一个恶人中，成为对他而言的对象，这便是奥希科尔纳恐惧感的由来，他在盲目地承担自己，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承担的是什么。这种恐惧感在他人的不信中逐渐增强，直至奥希科尔纳“模模糊糊感到，自己是跳进河里也洗不清了”［10］达到了顶峰，他被完全地包围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成了一个被限定的对象。

在被怀疑之初，奥希科尔纳以名声担保，并用捡起的绳子和主动要求搜身自证清白，却依旧没有人相信他，因为镇长认为“玛朗丹先生是一位讲信誉的人，他怎么会把一根绳子当成一个皮夹”［11］。被疑者以事实为证据不被相信，造谣者仅用语言便深受信任，他人注视的不可靠与人性之恶在这种对立中被揭露，并在人们对奥希科尔纳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大家纷纷将他围住，向他问这问那，或是带着好奇心，或是出于嘲弄，大都是抱着看戏的态度，而当老爹将自己捡绳子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以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反而哄笑起来。这种不听任何解释，坚定地认为奥希科尔纳捡到的就是钱包的态度荒谬又可笑，也是自我产生恐惧感的源头，所暗含的便是“他人将我把握成对他而言我所是的对象”［12］。

因此，尽管奥希科尔纳一遍遍对人们解释，希望能得到信任，但在他人的注视下，“我”的所是已经脱离了“我”，所得到的只会是“没人相信”，“我”的存在已经在他人的注视下被包围、被异化了。这便是哪怕钱包已被人交还，奥希科尔纳依旧未觉轻松的原因，“他仍感到还有点什么东西使他不自在，而他又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听他讲遭遇的那些人总是一副嘻嘻哈哈的神情，看上去他们并不真信他。他似乎觉得有人在他背后议论他”［13］，他人的看、笑和议论都成了“注视”本身，将奥希科尔纳完全包围，使他在惶恐不安中意识到他的冤枉是洗不干净了，这种近乎绝望的恐惧感所揭示的便是奥希科尔纳彻底沦为了“物”，一个没有自主性与自由性的“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奥希科尔纳所意识到的“凭他那诺曼底人的狡猾，他本来完全能够做得出别人指责他的那种事，甚至还可以在事后自鸣得意，吹嘘自己手段高明”［14］，而这正是“他人”让他以为的。正如萨特所说，在他人注视“我”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恶人，这个恶人并不是“我”认为自己是的，而是他人让“我”以为是的。奥希科尔纳在自己的活动中把别人的注视当作自己的可能性，最终由“自为的人”异化成了“自在的人”。

当“我”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当作“物”来对待时，首先产生的便会是恐惧感，因为这意味着“我”的受制与不自由，“我”会对此进行逃离，但在他人为“我”建构的这个世界中，“我”只能感受到“我”对“我”本身的脱离，并通过恐惧有距离地体验到他人使“我”所是的那个存在，从而被彻底地异化和自在化。

正如萨特所言，面对自我的自在化，“我无时无刻不梦想否认这点，但我的羞耻却对此是个证明。后来，我能以自欺来对自己掩盖它，但自欺也是一种承认，因为它是要逃避我所是的存在的努力……我所是的这种存在保留着某种无规定性，某种不可预料性”［15］，“他人不得不使我的为他的存在存在，因为他不得不是他的存在”［16］。尽管奥希科尔纳至死都未放弃过反抗，但这种反抗在“他人注视”的不可靠与主观性中，只能是自欺欺人、充满无力感的。而众人对奥希科尔纳的异化表面上展现了“他人”的自由，实际则揭示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问题。

奥希科尔纳的自欺主要体现在他一直努力地使他人相信自己，哪怕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意识到被怀疑后，奥希科尔纳一遍又一遍地对人解释这件事，钱包被人还回后，他也整天向别人诉说这件意外遭遇，来往的行人、酒馆里喝酒的人、星期天在教堂望弥撒的人，乃至不认识的人都是他诉说的对象，可悖谬处就在于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他捡到的就是钱包，他的解释越是周密、巧妙，别人反而越不相信。因为，如上文所述，他人一开始就处于“我”的自由面前，通过他自己的自由来把握“我”，无论是否承认，奥希科尔纳就在他人的注视下异化成了他所反抗的存在本身。无力感和精神的萎靡都表明奥希科尔纳已经意识到他的处境，他无法自证清白，他人根本不会相信他，然而哪怕到死，他嘴里说着的，依旧是“一小段绳子……一小段绳子……瞧，就在这里，镇长先生”［17］。这种自欺表明奥希科尔纳已经完全以他人的注视为自我生存的标准，尽管他一直在反抗，但无力感这一情绪的外现证明，他的反抗除了使他完全沦为他人的笑柄外，没有任何作用。这便是萨特“注视”理论传达出的一个重要内涵：自我如果不能正确看待他人对自己的判断，就会因他人的评价坐立不安、心慌意乱，严重者甚至会沦为取悦他人的小丑。

那么，众人为何就是听信谣言，始终不愿相信奥希科尔纳的解释，非要将他变作“物”来取笑呢？这可以从他们的形象和性格两方面进行分析。小说开篇便对众人的形象进行了描绘：“他们上身瘦骨嶙峋，衣衫罩在身上就像胀得鼓鼓囊囊的气球，似乎将要升空而去，从气球里伸出来的，是一颗脑袋，两只胳膊，两条腿。”［18］白描手法之下勾勒出的是近乎“物”一样呆板、麻木的人，他们饱经生活的苦难，身体早已被摧残变形，外在的衣物装饰除了加剧这种不平衡不协调以外，没有任何美感可言，但这种毫无生气与活力的形象却在集市上遭到颠覆：“那些农民用手抚摸抚摸奶牛，走过去，又走回来，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唯恐上当，还偷偷观察卖主的眼神，想要识破对方的花招，挑出牲口的毛病。”［19］呆板与麻木在瞬间转换成了精明与狡诈，前者造就了他们毫无主见且偏执的性格特点，后者则又为他们的性格注入了自私与自利，两种形象和性格在交汇中共同营造出一个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社会大环境。因此，本就对欺骗与损人利己习以为常的众人，根本不会相信奥希科尔纳捡起的会是一截烂泥里的绳子，哪怕有事实为证，为了自我的愉悦感，他们也可以不讲证据地助长谣言四起，甚至罔顾真相继续煽风点火，置对方于绝境之中，奥希科尔纳也就由此成了牺牲品。

奥希科尔纳在无力感下的抑郁而终，既展现了自我若不能正确看待他人注视的悲惨后果，也揭示了注视最终指向的是他人的自由，而在道德沦丧的社会环境下，他人的自由就是“自我利益”。当人们都将“自我利益”放在首位，那么奥希科尔纳与众人，也即自我与他人的位置与境况就将如同莫比乌斯圈一样，可以相互调转且永无休止。

莫泊桑的《绳子》以一个短小的故事揭示了“他人注视”对自我的异化。奥希科尔纳在羞耻感、恐惧感与无力感中逐步被他人的注视包围，丧失了自我与自由，成为他人让他以为自己所是的人，这种异化所体现的便是若不能正确看待他人的注视，那么个体很容易便会丧失自我，成为一个被限定的对象。而作为一个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莫泊桑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却又极具代表性的片段，以小见大、以点见面，在揭示特定人物人性的基础上，反映整个社会的问题。

《绳子》虽未直接描写社会背景，但他在故事中反复强调的“别人都不信”的境况，却从更深层次揭示了“他人注视”背后的内涵：集体的无道德。不讲证据不听辩解的“不信”是造成奥希科尔纳悲剧的主要原因，所显示的便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问题，当这种将他人物化，剥夺他人的自由，并将他人当作取笑对象的注视为整个集体所认同，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奥希科尔纳，因为每个人都无法摆脱“他人的注视”。这也是萨特通过“注视”所揭示的：我与他人的存在总是冲突的，如果不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那么，“他人就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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