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刘 俊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山西 太原 030024)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不再是过去依靠人口红利、一味追求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而是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发展。因此,“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不仅能够积极应对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防范化解其中的风险隐患,更关键的是能真正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不会被“卡脖子”,最终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基于此,探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成为“十四五”时期的重中之重。

当下,“大智移云物”等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破竹之势席卷全球,颠覆了传统的经济模式,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回顾历史发展的车轮,每一次新的产业革命都蕴含着机遇与挑战,也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好时机,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我国的数字经济总量在2020年已经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如图1所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大环境下,我国的数字经济以接近10%的比率高速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一半,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9.2万亿元。可以说,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我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主要立足点。

图1 2020年世界各国数字经济规模

然而,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存在顶层设计缺位、上下不联等问题。梳理各省份出台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并结合其实际实施情况不难发现,大部分省份虽积极响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但是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未能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等情况,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难以有效落地,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缺乏统一技术标准,转换成本高。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受到转换成本的制约,也存在传统思维的阻碍,以及对转型路径认识的模糊，进而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一直以来,对经济增长相关理论研究的探讨是世界各国的热门研究领域,并且随着不同阶段经济环境、生产要素的变化历久弥新。梳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个类别：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其对劳动力分配、生产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派主要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是生产所需的要素投入与其条件能够实现恰当结合,其中索洛等提出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技术创新、劳动力分工以及人力资本等,而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在于技术创新,其他两个因素可以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

数字经济的出现与发展源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科技的进步,因此数字经济对于经济的增长首要考虑的是技术进步,这种基于数字经济本质技术属性的研究非常广泛,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采用实证方法,遵照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型,构建相关指标,最后得出数字经济某项技术指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结合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进步的方式优化了资源配置与要素组合,带动市场结构转型升级,使市场环境更加多元化,从而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增长。随着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层面已经连续四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各省(区、市)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从制度层面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内涵可以归纳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两个大的方向,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可以从其经济学内涵的两个角度具体进行研究。

(一)技术进步层面

1.优化要素组合、拓展多元化经营业务。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重要产物,数据已经成为像土地、劳动力、资本一样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加入必然会引起原本要素投入的数量以及组合的改变。数字经济发展背后所体现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进步不仅为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促进企业产量增加从而带来更大的收益,而且能够促使企业关注除自身产品之外的经济业务,比如阿里巴巴除了淘宝网,还涉及支付宝、虾米音乐等。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依托自己主营业务积累的用户、流量等优势,可以更低成本拓展多元化的经营业务,突破传经经济时代下的行业壁垒,将范围经济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企业数据信息边际产出递增,从而提高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并且该技术还能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提高自身的边际产出,即优化升级原有的要素组合来创造利润,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

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消费端的长尾效应。数字经济时代下涌现出大量的平台企业,这些企业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能够精准地传递信息,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连通作用,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降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例如，淘宝凭借自身强大的用户规模与大量的交易数据,对用户交易行为、购买偏好等进行客户画像,向消费者端精准投放广告,为消费者节约搜寻时间,充分激发消费潜能,消费者也可以在搜索产品的过程中向生产者传递自己的需求,生产者可以根据需求对产品做出及时调整,消费端的长尾效应便由此形成。相较于传统经济模式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存在信息壁垒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数字经济时代凭借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高效匹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需求,节约了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企业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企业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从而加剧企业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可以促进市场结构的调整,提升各行业的整合效率。

3.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高层次驱动因素,在我国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创新驱动中的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数字经济时代本质上就是技术创新发展的结果,“大智移云物”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许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如共享经济、O2O等。这些新兴的商业模式激发了市场活力,拓展了市场需求,形成数字产业化集群。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传统的实体经济,为传统的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对自身生产、运营、管理等进行从内而外的数字化改革,突破以往传统产业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利用数字技术跨越行业、地区、时间、空间的优势,加快传统产业如农业、医疗、教育、制造、交通等领域的转型升级,逐步淘汰含金量低且占用大量资源的劣质企业,实现产业数字化改革,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此可见,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赋能形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不断产生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提升创新效率,加快产业融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综上所述,从技术进步层面出发所论述的以上三条路径与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经济发展从低往高所要经历的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三个阶段基本一致。可以说,数字经济时代下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由数量向质量转变、由规模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变、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制度变迁层面

1.构建服务型数字政府,提高政府服务的时效性。在关于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文献中,许多学者论证了制度变量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正向促进的作用,即一个良好、健全、有效的政府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更加有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职能从过去的支配主导型逐渐向服务型转变,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致力于为全社会各主体提供更加快捷、有效的信息,保障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例如，近年来政府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建立“健康码”“行程码”,有效控制疫情传播,降低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造成的负面信息传播；
此外国家搭建政务服务平台帮助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在疫情过后迅速复工复产。疫情的爆发促进了数字信息技术与政府平台的融合,加快了政府办公数字化转型,目前我国各地逐渐改变过去分散、独立、冗余的机构体制,通过搭建政务服务平台积极探索政府办公的新体制、新渠道,加快政府一体化体系建设,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人民少跑路”。

当前,数字信息技术赋能政府进行制度与管理创新,政府利用数据资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以及人民群众也在高度信息化的制度环境中体会到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更能够踏实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最终形成合力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2.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密不可分,从2018年起,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通讯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各省(区、市)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大对本省(区、市)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一方面可以注重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实现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而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在实体经济的应用,并且能够加快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出面主导当地大数据中心的建设,搭建数字经济发展阵地,为当地企业发展提供数字转型发展服务,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形成企业与政府的互利共赢局面。

3.重视数字经济基础科学教育,培育数字经济人才资源。近年来,我国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屡次被“卡脖子”,其中以华为为代表,这种关键技术领域的限制使企业发展遭受重创,进一步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而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在基础科学教育方面的缺失,从而造成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匮乏。鉴于此,国家应从顶层设计上重视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保障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尤其对于技术研发人员应充分考虑到科研研发周期长、回报不确定等特点,增强科研研发人员的信心,建立完善的研发成果容错机制,使基础研发人员敢想、敢干且能干,为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储备技术人才资源。

本文主要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学内涵,探讨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具体路径,结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数字经济自身的技术属性,梳理出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两大层面。技术进步层面分别从要素、效率、创新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各要素自由流动、模式创新转变、资源优化配置、结构转型升级的增长,这与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效率与公平、加快供给侧改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等理念不谋而合。制度变迁层面,从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基础科学教育三方面进行重点探讨,从顶层设计上保障相关政策及时落地,更高效地匹配生产要素,如“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卓越成效就是这种高效匹配机制的成功案例,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区域间出现的失衡问题提供思路。

综上所述,“十四五”时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跨越时期,要抓住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红利,逐步补全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卡脖子”环节,让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红利,激发和创造经济发展潜能,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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