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修中的“静坐”工夫意涵辨解

宋 馨

（中国人民大学a.哲学院；
b.茶道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2）

工夫论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它关联心性关系问题和本体问题，是二者探讨的着力点所在。修养工夫串联起本体理论与个体实践，是个体通过体证而悟道成圣的关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茶道也同样注重修养之功，茶修即是从工夫论的角度对茶道内涵的展示。修茶之道就是“修己”之道，这首先在于茶不离日用，茶自唐宋以来便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用品，由此使得茶成为人们，尤其是文人、茶人借以自修的媒介；
同时也在于茶修同“修己以至圣”的旨趣相同，茶修旨在人们以茶为载体，通过修茶道、悟茶道，最终成为精行俭德之人。

茶圣陆羽［1］所著《茶经》开篇《一之源》中有言：“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作为南方嘉木，成为古人养德的媒介之一，人们通常将它看作灵性之物，依其品性，又有“灵芽”之称，正是茶的这种灵性使得人们在饮茶过程中将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相联系，形成了“茶修”这一体现茶人精神修为的特殊茶文化活动。从字面意义上来看，“茶修”首先依赖于茶。将“茶”字进一步分解，“人在草木间”的字形结构划定了茶修的主体范围，即意味着茶修脱离不了人的主体参与；
从方法意义上来看，“茶修”还离不开“修”这一具体过程。“修”包含宏观层面的“修”与微观层面的“正”之双重含义，“修”首先在于修炼品行、涵养品德，即所谓的修行、修养，其次在于通过修养实现的修为，即修行到一定程度会引起修行主体实质上的变化。“正”则更进一步，代表着修养过程中的内敛身心、静心正念，既将意识、念头注入于茶，觉察与茶接触过程中的主体自身，又以实现养德为最终目的，端正修养过程中的行为。故而，茶修就是以茶为载体和媒介的修养身心的形式，人们借茶修为，以茶比德，融贯“修”与“正”于茶，于修持过程中明辨自我、人我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行茶、品茶的茶事仪轨能够促进人格修养的完善，这整个过程也由单纯的沏茶品茗转向反观自我、修炼品性、完善人格，最终实现物质层面的形下之茶与精神层面的形上之道之间的连接贯通，这便也是茶修的过程［2］。

从形而下的层面来看，茶修包含行茶过程中所涉及的茶叶、器具、冲泡、品饮等物质形态，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则包含了蕴于整个茶事活动中的由物质形态生发出的对茶事的审美感受和精神感悟。茶修是自然的、物质的，更是人文的、精神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含义，茶修并不具有明确的展开方法和标准的展示流程，而“是以‘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为导向，通过对行茶的专业与艺术的表达，于生活中日日行茶，时时自持的过程，……以达到内外兼修，同养太和的美好生命境界。”［3］恰恰是在终极意义上对于茶人的指引，引发了茶人借茶自修这种将修行融于生活的方式。

茶修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唐代，刘贞亮便提出了“茶之十德”之说，列举出诸如以茶养生气、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可雅志等茶之“十德”，赋予茶以德性内涵，指明了茶修之德性方向。同时，茶修也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1），其融贯了道家以茶为天地之灵来修养身心延年益寿、佛家将禅与茶相结合以明心见性、儒家以茶入礼以茶为媒以实现修己、安人、善群，及至现代也成为了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内涵的表征之一。

作为修养方式的茶修是一种具有深切儒家关怀的修习工夫，这意味着儒家君子心性修养的工夫同样适用于茶修的过程之中。在中国哲学所谈及的工夫论中，与道家工夫论所主张的个体逍遥和佛教工夫论所主张的彻悟涅槃不同的是，儒家工夫论是以体证为手段，通过亲身体道悟道以实现生命之道这一目标的为己之学，是一种入世之功。茶修虽无方法定式，但仍有其明确的用功途径：守静、慎独、正心、诚意都是修养工夫的重要内涵和用功方式，静坐同样作为修养工夫的一条重要线索，被儒者所接受并运用于悟道、修道的过程之中。

将“静坐”二字拆解来看，静坐其“静”含有“静一”之意。《王阳明年谱》有载“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静一”二字之意出自《庄子》外篇《刻意》（2），然及至宋明时期出现了“静一”由修养工夫向心体的转向，如陈白沙明确提出 “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这一“心学法门”［4］。

可见，静坐之“静”已由道家对安静淡漠状态的描述转向了宋明儒对收敛自心的表达；
静坐之“坐”主要是“静”发散于外，是作用于形态的表征。就静坐工夫来说，静为主，或坐或卧在于形态的不同而非心的不同。静坐的本质在于身心的转化，所以无论是出于静思还是出于修炼，只要经过从“体”到“证得”的过程，引发了人格的转化，都可视为广义的静坐范畴［5］。

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重视静坐并乐于 “格茶”，主张通过茶事实践活动沟通外物与自我，在习茶中修身立德，但朱子所言静坐主要在于定精神，使心能够有所安顿。在朱熹处，静坐更多的作用在于辅助格物穷理，作为接引工夫引发朱子关于人的心理活动未发阶段中的“主静”到“主敬”的变化和已发阶段中的省察慎独，但与直接的明心见性和体道悟道相分离，这恰是阳明所忧虑之处。

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虽然没有直接言茶，但他自浙江被贬入黔所经之处皆为茶的主要产区，得以让读者窥见阳明静坐工夫对茶修过程当中静心正念的深刻之处。如正德十四年（1519），阳明作《书唐寅十二景文》，书《鹤林玉露》之“山静日长”篇中内容于其上：“……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6］由阳明引《鹤林玉露》所载，古人不仅将静坐看作一种颇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更是将茶作为道德修养的入手处，主动地将品茗与静坐直接作为反身自省、修身养性的工夫路径之一。

以阳明静坐工夫为切入，茶修之法，静为其钥，以静正念、明礼，终而修茶明德。考察茶修中的静坐内涵，首先在于静以息心，以茶正念。静坐是一种收拾身心之法，力求心意安定。其用功之处在于敛容体，息思虑，收放心，涵养本原。阳明所主张的静坐工夫并非要求祛除一切思虑的无思无虑状态，所追求的也不是禁绝无物的状态，关键之处在于在思虑萌动之处以省察克治取代无念无虑，即静坐之静要存养的是正念而非无念。从用功过程来说，就表现为对身心的收敛。收敛身心乃是基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心方能静。收敛身心的要处在于将心内敛以接思虑、定精神，收敛向内之后，理得以接入、着落的通道则无碍了，于是澄息思虑，光明此心。可见，阳明将静坐作为道德修养工夫的途径之一，明确了修养工夫乃是一种道德修养，并以此贯通本体与工夫，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合一。

对于茶修而言，其本质也是做道德修养工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品饮心态，文人饮茶较之寻常百姓饮茶的高明之处、高雅之举就在于以茶为媒，寻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在品饮中将哲理意蕴和精神追求注入到茶叶之中。自魏晋以来，文人雅士大都有意识地把饮茶视为一种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方式［2］。这与茶之属性相关。茶可解热渴脑疼，可与醍醐甘露抗衡，亦可涤昏寐，故茶之宁心安神之自然属性是文人借饮茶来修身养性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或可在于行茶、品茗过程的清静脱俗，为人们摆脱世俗烦忧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静坐工夫作用于茶修之中的要旨有三：一在静心。心无所安则生活无序、杂乱无章，更不会达到静定状态，体会自在；
二在正念。不生妄念，摆正自己、自己与茶、与对饮之人的关系；
三在定意。定意在于明了心之所向，并积极引导，使心境平静柔和，不急躁、不冒失，意定才能心有优裕。行茶过程便是修茶过程，从坐下的那一刻起，静心、正念、定意便聚于一处。择选茶叶，而后静观，会发现之前从未留意到的东西：茶体的绒毛条索是何种纹路，茶叶在手心的重量几何，茶叶缱绻成何种姿态等等，观察的过程也就是开始觉知的过程，也就是澄明心意的开端。行茶过程也是认识自己、向内观心的过程。茶人从初识茶，到喜欢上茶，最终迷恋上茶，从不了解茶的特点，不知道自己适合何种茶的茫然无知，到泡茶时目光所及茶叶在盏中沉浮舒展，端杯可细嗅袅袅茶香，喝茶能辨味、会体感，品茶滋味甘芳清幽，细啜可唇齿留香，进阶到关注自饮、对饮中的茶趣与自得，有所体会，心中胸中洒洒，这便是受茶之熏习，终于茶中照见了自己［7］。所以，对于饮茶之人而言，茶修的过程就是以静坐来修的过程，茶修所需的静、正、定，即静心，正念，定意，正是对静坐工夫所讲求的静、正、定的表达。

其次，茶修中所蕴含的静坐之意还在于茶人以静接人，以茶明礼。茶人于静坐中关照到自我本心，体察到自我本体，并不意味着就要以自我为中心，同样，茶修中的静坐之功也并非仅仅是于自我处修自我的工夫，而是以静为接引，贯通茶与人我、茶与天人的工夫。“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8］万物一体在天人关系与人我关系双重层面得以呈现。从天人关系看，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上下贯通，以无对消解有对；
就人我之间而言，表现在主体间交往方式的革新，以沟通无间的内涵营造主体间的同体关系。阳明以静坐工夫接人，以先觉之人引导后觉之人，正是其静坐工夫由己向外的展开。阳明强调儒者本心，主张视人犹己，并对于人们的生活产生强烈关心的使命感，人与万物、“我”与他人皆同生共在，作为交往主体，即便没有共同在场，也都存在于自然这一共同场域之中。他人及生灵万物也不再与“我”相分离、相对立，人经过修养所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大我之境，既是精神经过提升所达到的至仁之境，又是回复到心的本来之体，所以万物与“我”息息相关。［9］在茶道修行的世界中也是如此——立己才能立人，达己才能达人，利己与益人原本就是相互增益的，茶修所做的便是人与自然合一之后以达到精神上的升华，故茶修之法于人我处的要旨在于以茶为媒，连通人我，以茶明礼。

行茶、茶修皆讲究仪轨礼法，礼法是儒家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在茶修过程中修持茶礼，也是茶儒相通，终而成仁的必要过程。茶礼自古便有流传，《茶经·七之事》当中的《桐君录》载有“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煮盐人但资此饮，而交、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

”［1］在《续搜神记·晋武帝》中还有载“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1］由此观之，敬茶既是待客之礼术，也是行君臣之礼的礼法传统。

于天人之际，以茶为信物，既可祭天地，亦可悼亡灵。茶祭是继酒祭之后，成为连通天人的又一通路。《南齐书》有载，南齐武帝于永明十一年（493）七月所下遗诏有言，“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10］由此，古代王朝便有了茶祭这一正式礼仪，并被历代王朝广为沿用。随着茶流入寻常百姓日用生活当中，成为与柴米油盐同等常用之物，以茶祭祀之风便也随之流传进民间，人们将茶与其他祭品摆放于坟前以表哀思。直至今日，在中国粤赣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祭祀先人的礼俗就被保留了下来［11］。

于对饮之间，茶人于席间通过行茶表达关怀与礼敬的同时，也要掌握分寸，懂得知息与知止。在茶修的过程中，茶人不仅要习茶礼，更为要紧的是遵循茶礼。行茶过程中必要的程式、仪式、礼节并不是繁文缛节，而是由“我”出发，以同理之心将自我投射到他人他事的必经阶段，也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必要步骤，在这种意义上，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茶礼同样也是自心安定的外化形式：在茶席上，茶人泡茶眼中有神，既不怒目瞠目，也不涣散飘移，而是以恭敬平和的眼神、心态照顾对饮之人；
口中之言平静和善，要言不烦，与茶无关之话不讲，与茶无关之事不做；
手语礼敬，四指并拢，拇指贴合，收摄内敛，凝神聚气。整个过程不徐不疾，不狂不惊，平静而自在。

于阳明而言，德行修养与进学致知都与静坐有关，静坐更是为其提供了一种工夫路径和悟入境界的飞跃。其静坐工夫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其一，所谓静坐并非仅指静绝以求内心宁静，更强调的是念头萌发处的省察克治；
其二，澄思绝虑之静与廓清杂念之动都是静坐工夫所要强调的内容，即无论动静，都是切己的工夫，这便是将静坐与事上磨练相统一以致内外相合。

对于茶人来说，茶修的实现就是通过静坐所强调的动静皆定来实现以茶养德。茶修既要求茶人充分将“静”之意涵贯穿于茶修过程，又要求茶人不断践行茶事，不断参茶悟道，既注重茶人自身向内的反躬自省，不断精进，也注重茶人对待茶友、茶客、茶事活动、茶叶茶器等一切关联茶的人或物表现出的向外的礼仪敬重［7］。

静坐工夫可以以自我修持为契机，也可以由他人接引而进入修持，静坐不是试图通过自我空想而期望达到某目的，也不是通过隔绝外界而自我开悟的结果，静坐包含静与动，动静之间的张力则是由“定”来弥合。

实践、行动是谓“动”，无念、去思是谓“静”，“静”所强调的是一种“定”的境界，以“定”统摄“动”“静”。静坐之旨，在于发明本心，于切己之处有所悟，悟的便是知与行。静指动中有静，阳明弟子刘元道曾意图于山中静坐以摒弃思虑断绝世事，来达到动静皆定的境界，王阳明与其言“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8］，意指如果想通过隔绝外物、逃避纷扰而求心静，反倒是意图放逐身心而生了惰气，这种枯坐状态也是阳明所主张避免的静坐方法。所以不能仅靠求静而去悟道，也不能仅靠静坐达到动静皆定的状态，在“静”修得的正心定念不能保证在实践中也能保持稳定充实的心境，而应当通过“事上磨练”，修通过具体、复杂的行动，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心理应付能力［9］。事上磨练是“动”的表现方式，“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8］然而历事之动并非与静坐之静相背离，动静虽两分但又无间，“动”不是无章法无原则的行动，而是通过将自己的看、听、思、为全部依循理，与理相合，保持对理的认知，并时常存养，这也就是动而未曾动，即所谓“动亦定，静亦定”。所以，定静并非心无所思虑，而只是以内心心境的稳定与平和的状态来统摄行动。

因此，茶修既可以通过正念、端正心机，保持对茶道的恭敬不二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落实行动，练习茶艺流程和茶道仪式来实现。茶人明了茶道与体证茶道都要借助茶修，通过向内用功，以爱茶如己的心去感受茶，然后发散于外，由己及人，将茶的美好传递给他人，最终实现茶者对茶道的体悟所遵循的初级茶者因茶见茶身，中级茶者因茶见茶性，高级茶者因茶见茶道这样的层级跃升，也体现着生理、心理、伦理等多重层面的生命元素的张扬［7］。

如果说茶是引发人们思考，接引圣思之载体，那么茶修便为人们的践履提供了认知的导向，而这个由低向高，由器入道的进阶过程，正是于日用常行的茶修工夫之中不断的在事上磨，日日行茶，时时修持，反复体贴，不断涵养品德的结果。

统而观之，茶修中的“静坐”意涵主要体现于四点。其一，从方法论上来说，茶修与静坐同为修身养性之法，二者都是认识本心、证悟修炼的途径，只不过静坐直指心性修养，茶修则容纳了静坐的方法，并在静坐的基础上又引入了茶这一媒介，在事茶过程中修，是悟道与体道的统一。其二，从用功过程来看，包含了静坐方法的茶修以静坐工夫所内涵的静、正、定和静坐所秉持的讲求自我正念以观心和讲求人、物交感，万物一体，由己及人，视人如己的立场出发，以自我、人我的双重进路为展开，进而与茶结合来修茶德茶道。其三，茶修的实现是包含了在茶事实践中的自我静思和将个体体悟作用于茶事活动的过程，是一种无间于动静的修养。其四，茶修的最终目的指向茶人对德行的修养，以修得一种茶修生活为旨归，这是通过包含了静坐在内的修养工夫来完善茶人人格而达到的结果。

注释：

（1）由于本文旨在着重讨论儒家工夫论（尤其是王阳明静坐工夫）之于茶修层面的展开，故对茶修所蕴含的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佛家的修养方法不做展开探讨。

（2）《庄子·刻意》篇中载：“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意指静寂持守而不变，淡然无为则自化流行，以此来说明养神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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