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转型下文化空间的生产机制与价值创造

范秀平，王 晨

（1.昭通学院 艺术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
2.南京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学院，南京 210013）

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自古以来都是哲学家思考的重要命题。20世纪70年代，在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学者的努力下，学界逐渐改变传统重视时间维度、忽视空间维度的研究范式，开始关注空间本身的生产关系与价值属性，空间问题逐渐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空间理论研究的兴起与不断发展，围绕着空间这一题域，形成了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构建出空间政治学、空间经济学、空间社会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新兴学科。

城市空间作为现代人类生活的聚集区域，以其空间形态的丰富性、空间关系的复杂性与空间属性的多元性成为学科研究的焦点。目前学界对于城市空间的界定有多种论述。总的来说，城市空间可以分为宏观上的城市面貌，中观上的城市区域与微观上的城市私人空间、工作空间。城市空间既外在地表现为物质形态的空间生产，也内在地体现着城市结构的特征与逻辑，更以多种方式展现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1]作为人类生存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空间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被重构。在不同的时期，城市空间展示出特有的形态和风格。本文将以城市转型中空间问题的出现、文化空间的生产机制与文化空间的价值创造作为论述的内在逻辑，通过线性时间的维度探析城市转型中的空间变化，从而进一步思考城市空间的价值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

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城市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生产与建构的复杂体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城市空间不断被摧毁又重建。钢筋、水泥和玻璃等建筑材料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逐渐替代了城市中原有砖石结构和木质结构的建筑形式。城市规模迅速扩张，成为能够容纳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的超级空间。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形态与功能出现了偏差，建筑设计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延续着工业生产秩序所遵循的标准化、统一化原则，空间成为居住和工作的机器，富有生命力的城市生活在功能至上的城市建设中逐渐消失，与之相伴随的是传统景观破坏、城市空间异化与城市美学消逝等空间问题的出现。

（一）传统景观的破坏

“景观”（landscape）①一词，从地理学的层面指代的是某一地理区域呈现出的景象，它所传达的是一种视觉美学上的概念。作为城市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传统景观展现出地区特有的建筑形式和文化风格。在工业革命以前，城市的建筑受到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建筑材料主要来自当地的山石和木材，建筑设计遵循美的尺度，建筑风格富有装饰性。这一时期的建筑理念更多的是寻求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和谐状态，力求达到一种空间上的平衡感和舒适度，建筑的布局、结构、尺度都最大程度满足人对于空间的需求。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席卷，大规模的厂房以及现代性建筑开始不断挤压原有城市建筑的生存空间。传统的古典建筑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毁灭性的冲击和破坏，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街巷、城墙被大量拆除，标准化的工业景观代替了富有地区个性的城市景观。从更深层次的影响来说，城市工业化浪潮的席卷对于传统景观来说不仅仅是对某一单体建筑的破坏，更是对整个传统建筑整体和生存环境的破坏。

（二）城市空间的异化

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空间，符合人性的需求是人对于城市空间最为基本的价值诉求。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存在的目的就是让生活更美好。在城市中人们享受便捷的交通、优越的医疗设施和良好的教育环境，但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城市空间的属人性逐步丧失，空间“异化”的现象开始出现。空间异化一方面表现为空间区隔的产生，使城市居民的认同感消失。现代城市建筑为了谋求空间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往往以大规模、标准化的摩天大楼作为建筑呈现的主要形式。这样的建筑风格往往容易带给人一种陌生感与距离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区隔，睦邻和谐的生活美学与生活气息在这样的空间形式中逐渐消失。人在这样的城市生活，常常找不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越大，人际关系越冷漠，个体内心也就更孤独。另一方面则是空间物化导致的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出现。空间从原本人类居住生活的物理空间转变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外在尺度，甚至成为名誉、权力、社会秩序与身份地位的象征。由于城市物质空间的匮乏，大量的“蚁族”和“房奴”居住在环境恶劣的城市边缘地区，“蜗居”成为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城市中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较好的居民则居住在拥有保安和门禁、基础设施完善的社区，杜绝外人的自由接触。空间物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出现、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弱势、边缘群体空间权益的丧失。

（三）城市美学的消逝

城市空间的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对城市发展来说是力量的源泉，是其发展的活力所在。[2]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差异化的空间形式逐渐消失，原有的城市美学在现代城市建筑的机械复制中不复存在，充满诗意与灵韵的城市美学在资本主义浪潮的席卷中成为逝去的风景。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住宅区、旅馆和商店纷纷涌现，城市成为一片美学的荒原。德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尖锐地指出现代建筑中出现的审美问题，在《重构美学》一书中，他这样描述：“现代建筑学完全回到了理性的、数学的精神，这是一种明晰透彻的精神，‘几何的精神’，忘却了‘美的精神’，不，甚至更糟，它歧视美的精神，将之摒弃出去。”[3]这一批判性的话语深刻地指出现代城市建筑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在功能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博弈中表现出功能至上的特征，建筑美学沦为建筑功能的附庸。千城一面的现象在各地轮番上演，单调乏味、毫无美感的建筑空间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出现。

纵观城市工业化的进程，我们发现城市空间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水平的提高使资本不断扩张、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为了满足巨大的城市发展需求，空间功能的最大化使用成为衡量空间价值的标准，建筑设计以工具理性替代了传统空间生产的价值理性。如此一来，城市景观的破坏、空间的异化与美学的消逝等空间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一）城市文化转型

城市和文化都是历史地发展和建构的，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建构了不同的城市形态，塑造了不同的城市空间，而不同的城市空间在其历史过程中塑造和积淀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文化。[4]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种相互生产和创造的关系，而城市文化空间作为连接城市和文化的载体，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不断地被重塑。20世纪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日益恶化的城市空间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关于城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城市保护运动、城市美化运动与城市更新运动的广泛影响下，更是掀起了全民对于城市建筑和空间的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物质空间形象和秩序，以恢复城市中由于工业化的破坏性发展而失去的视觉美与和谐生活，来创造或改进社会的生存环境。[5]面对城市经济的持续性衰退与城市空间矛盾的日益加剧，西方国家开始制定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刺激城市空间的复兴和发展，多元化、富有差异性的城市文化空间逐渐成为解决城市问题、推进城市空间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二）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机制

城市文化空间是由各种不同要素组成的有序的、有生命的人类文化生活实践的载体，是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维持、强化和重构的实践区域，同时也是文化诉求展现与意义表达的场所。作为城市中具有文化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开放空间，从形式上看文化空间既包含直观的、具体的物质性构成要素，如具有历史与美学意义的建筑形式或者自然、人文景观，也包含生动的、感性的文化内容构成要素，如城市文化精神、城市情感和文化象征、文化符号等。[6]根据常规的空间尺度划分，文化空间可以分为占地面积较大的历史街区、博物馆、美术馆、剧院、广场、公园和大学等，而书店、咖啡屋、唱片店和演出场馆等相对来说是小型的文化空间。这些文化空间有的是随着城市的变革保留下来的，有的是在现代化建筑观念影响下新建的。作为一种空间实体，文化空间生产逻辑可分解为资本逻辑、权力逻辑与地方逻辑，正是三者的博弈推动着文化空间生产实践，[7]因此，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创造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一方面，空间生产主体通过空间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生产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空间形式；
另一方面，空间生产主体通过传统城市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实现原有历史空间的有机更新和活化。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构筑了城市文化空间生产的整个过程。

1.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

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是由文化空间本身的生产与文化空间中的生产两部分组成。首先是在空间转向的研究背景下关注空间的本体生产，即关注城市文化空间自身的生产。在斯托巴特看来，城市文化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篇文本，一篇关于城市意义的论述，将其呈现为来自古代世界的精神遗产，并强调文明的传承和创造”。[8]类型丰富的文化空间作为解读城市的文本和传承文化的载体，遵循着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三元论”理念，即通过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创造出物理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三位一体的文化空间形式。首先，“空间的实践”表现出可感知的物理空间，企业和社会资本是推动物理文化空间生产的核心动力。其次，“表征的空间”主要表现为政府权力以及文化精英对于城市文化空间的象征性想象，是一种构想的精神性空间。最后，“空间的表征”是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感知与想象的合一，这种合一表现为城市居民实际参与的生活空间，具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政府、企业、文化精英和市民作为文化空间生产的主体，他们在相互合作中通过多样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合一的文化空间形式。

其次是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生产。在新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中，除需要对空间本身进行关注，同时需要对空间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和文化活动的相互作用所营造出新的文化场景和活动空间给予重视，关注空间中的生产。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生产是通过内容的赋予、美学的融入、特色活动的举办与现代科技的介入实现的。在文化空间生产中，内容的赋予是最重要的部分。空间生产主体以文字、图像与语言等可视化、可感化的物质材料为介质，赋予空间不同形式的文化内容，进而表现出不同的空间主题与空间属性。每种文化空间形式都是叙述故事的载体，这种空间的故事性与城市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等一系列背后主题密切相关，这些主题赋予城市空间以丰富的意义，使之成为市民喜爱的“场所”。同时在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中，空间设计美学的融入也至关重要。色彩、光影、声音与装置等艺术元素的合理运用能够营造出良好的艺术氛围与建筑外观，形成城市中具有强烈标示性和辨识度的空间景观。将空间美学融入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中，更有助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回到以人为本、从人类需求出发的基点。

特色活动的举办与现代科技的介入则使城市文化空间表现出更多的活力与吸引力。特色活动的举办展现出不同城市文化空间所特有的文化传播功能与内容生产功能。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空间活动中实现自我的表达与他人的交流。文化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参与和交流的媒介，常常用生动有趣、富有体验感与科技感的活动形式展现文化内容，增强空间的吸引力和参与度。在科技的不断进步中，以 VR、人工智能、沉浸技术、影像视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作为信息传播与内容呈现的重要工具，在现代文化空间的生产中逐渐得到普遍性的运用。空间生产者利用技术的力量，实现人和时间、空间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相互渗透、融入，对于历史、艺术、世界的深度思考也得以实现。在内容、美学、活动与科技的相互作用下，城市空间中的生产表现出独特的文化性、审美性和参与性，构筑了城市空间丰富的文化内涵，城市文化空间则最终以气韵生动的形式呈现在城市环境中。

2.城市文化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文化空间作为市民日常生活交往的文化场域和集体记忆的空间表达，体现了市民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些承载着城市文化特色和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由于建筑材料多为砖木结构，年代久远失修，其实用性功能逐渐消失。城市化的发展又以经济性、功能性为衡量标准，因此这些文化空间不可避免遭受到较大冲击。“如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城市文化记忆”成为城市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化空间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所重视，他们通过建筑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区域空间的旅游规划，改造城市中的传统街巷、民居、城楼、工业遗迹等，通过吸引游客、催生新业态的方式复兴传统文化空间。其中，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开发与工业厂房的创意改造是城市文化空间重构的典型。

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构与再生产中，真实性和地方感的保护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在文化空间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多元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将历史文化景观与现代时尚艺术相结合，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创造出一种“通过重新审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进而获得对人的历史感、空间感与体验参与感的深度透视”。[9]由此，通过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有机更新与重构，完成的不仅仅是建筑空间的修补重建，更是对市民、游客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心灵空间的重构。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出自身的空间，生产方式的更迭变化必然导致新空间的产生。新空间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有空间的消亡、凋零。二者总是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彼此渗透。作为连接“人—空间—文化”之间的重要物质载体，城市空间在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下不断被生产与重构，由此产生出多元化的城市文化空间形态，满足市民对于文化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同时，城市文化空间作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繁荣多样化的文化提供生存的土壤。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
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一个城市，其本身并不是被拥有，而是被共享。对于留居城市的人而言，城市不仅需要对市民基本日常生活提供保障，同时也需要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满足市民对于审美、休闲、娱乐与沟通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武汉的黄鹤楼到杭州的西湖公园、成都的宽窄巷子、南京的夫子庙……这些蕴含着城市文化特色与审美经验的文化空间在空间生产机制的作用下以多元化的形式介入市民生活，通过城市景观呈现、空间异化消解、城市美学重构等价值创造的途径解决城市空间问题。

（一）城市文化景观的呈现

从实践观点来看，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被生成、建构和重组。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城市空间经由生产实践已经成为一种“人化的自然”或“人化的景观”。在空间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城市生产主体以物理性和地理性的空间为媒介，通过一系列文化行为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意义，使之成为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的文化空间，共同参与实施着现代性城市景观这一巨大工程的创造。

从自然景观到工业景观再到文化休闲景观，城市空间形态不断变革，越来越多的文化空间形式开始占据着城市空间，成为城市文化表达最重要的方式。谢尔曼认为：“当你改变位置时，城市的景象会被打破，并建立新的景象，这才是真正适合居住的城市”。[10]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会与空间、环境、生活习惯还有人的情感相互联结，空间成为人与自然、人与城市文化相互交流的媒介，在这样的空间活动中生活的意义得以体现。因此，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空间实体的生产，更是文化景观与建筑艺术的诞生。从大型的历史街区、美术馆、博物馆到小型的书店、咖啡屋……这些被赋予文化意义与美学内涵的空间形式建构出独特的城市风貌与地方风韵，成为市民共同记忆的载体与情感联结的媒介，满足着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市民的互动交流中，这些或大或小的文化空间不仅仅成为一种人类生产生活的载体，更是一座城市中最具有特色的文化景观与城市富有温度的体现。

（二）空间异化的消解

城市空间作为市民生产生活、聚集消费的场所，既是人际关系区隔的象征也是联结的媒介。空间的属性决定着它的功能，一个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与审美经验的城市空间往往成为沟通一个城市不同阶层和人群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有力工具。文化空间对于城市空间异化的消解一方面表现为城市认同感的塑造，保存完好、生机勃勃的城市文化空间对于个人的价值在于它代表着连续性、熟悉感和安全感。在城市生活的人们常常通过熟悉且具象的景观、事件、人物，将自己与城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无形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些归属感与认同感就像乡愁一样流淌于人的记忆之中，并不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文化空间作为城市历史的承载者与独特的城市景观，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意象，也是市民归属感的来源。这种蕴含着独特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的城市意象凝结着市民的光荣与梦想，镌刻着他们的情感与记忆，在城市的不断变化中，不仅成为塑造公民文化认同、构建城市公共精神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而且在市民群体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空间通过保障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实现空间正义。在大卫 •哈维看来，城市空间异化的消解需要坚持空间正义的理念，使不同社会主体能够相对公平、合理地享有空间生产与分配，从而保障边缘和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以博物馆、美术馆、旅游景区、休闲街区和公园为代表的公共文化空间，常常以丰富、协调、生动的建筑形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环境之中，通过为市民提供形式多样的产品与服务，扮演着为市民提供休闲、教育、娱乐、消费、交流的关键角色。可以说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和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公民对于相对公平、合理地享有空间生产与分配的基本诉求，在保障边缘和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利与体现城市空间正义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空间治理者通过大量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满足人们对于休闲娱乐的需求，并试图改善人际区隔的现状、消解城市空间的异化问题。

（三）城市美学的重构

城市作为一种人造的艺术，人类以审美主体的形式栖居于城市客体之中，通过“介入与分享”的方式来体验和感知生活的空间环境，从而获得丰富的审美享受；
并对城市居民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感知能力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种作用与影响，是任何形式的美和艺术的教育无法比拟与取代的。从城市美学的视角关注城市的空间生产，会发现城市美学对于城市的认知在于城市不仅是人类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美的来源和一种审美对象。现代城市的工业景观呈现出的是一种标准、有序的城市美学，但这样的美学感知对于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苍白、浅显的审美体验。在芒福德看来：空间——像时间一样——同样在城市环境中被艺术化地予以重新安排着……所以，如同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本身一样，城市也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艺术创造。[11]大量工业景观在城市的机械复制，使人类最了不起的艺术创造逐渐失去活力，其深刻的美学思想也不断被破坏，城市成为一片美的荒原。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显现，城市空间设计开始寻求美学与空间的融合，越来越多的文化空间和艺术空间出现，对工业景观下的城市美学进行着重构。这些类型多元的文化空间是巴什拉所重视的那种“诗学空间”的典型代表，它们充盈着诗意与人性温情，体现出后工业时代下的城市风格与建筑美学，成为市民生活中重要的审美对象。在人的生产实践中，城市文化空间与艺术相连接，由此创造出凯文·林奇所描绘出的可感知的且具有连续性与审美性的城市意象，完成城市“起源于艺术、发展于需求”的最初理念，[12]从而达到城市功能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使得城市不仅仅是工业生产和商业利益的场所，更是富有美学意义的场所。因此，现代化的城市空间规划需要建立在以人为核心的美学框架下，才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四）文化空间的价值延伸

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的消费需求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转变，城市空间从工业时代资本生产的要素逐渐转变为消费时代视觉审美的对象，空间的价值创造也因此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文化空间从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手段直接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本，并与城市社会、政治相结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会议、展览、演艺、节庆、文旅活动的迅速兴起，塑造出多模式、多层次、多样态的文化消费空间，大量的城市文化休闲空间、文化旅游空间、文化艺术集聚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等纷纷涌现，成为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名片。这些城市文化空间在城市景观呈现、空间异化消解与城市美学重构的基础上延伸出新的价值属性，成为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关键，推动着城市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北京的“798”原本是一间破旧的老厂房，在当代艺术与文化创意的融入下，逐渐实现了从老旧厂房到城市艺术集聚区的全新蜕变。目前，“798艺术区”已经成为涵盖艺术创作、作品展示、时尚商铺与餐饮酒吧等多元业态的文化创意空间。大量的当代艺术作品在这里展示销售，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一游，在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持续循环中“798艺术区”逐渐成为北京的文化新地标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代表的文化空间逐渐成为一种能够容纳各种文化元素的空间场域，其价值不断延伸，起着连接文化、市民与城市的功能。在现代消费观念与审美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具有开放性、公益性与审美性的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市民度过闲暇时光的活动场所。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周末或者空闲之余，走进艺术街区、博物馆、美术馆与各大景区，通过“游客的凝视”与“空间的消费”搭建起自己与这座城市相互连接的桥梁，建构出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同，而这些特有的空间实践也不断地助推着城市向前发展。

图1 城市转型中文化空间的生产机制与价值创造

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未来将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会选择在城市定居。选择住所的决定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当文化与艺术的需求成为人们普遍的需求时，我们应该从城市空间的维度关照人类的生存之境。对于城市空间与城市性的再思考，能够使人们开始考虑什么样的场所、地区或城市能让一个人觉得生活是有价值、有趣味和美好的。对于城市规划与建设者来说，城市政策制定中要认真考虑综合性的空间因素，即考虑如何关注和保护现有的文化空间资源，如何丰富空间形式，如何建构新的场景以增强公民身份认同，如何促进人才发展，留住和吸引人才，如何吸引游客，如何建立强有力的社区文化空间。有趣的是，目前许多城市的政治领袖和城市治理风格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全新的文化和美学敏感性被添加到“剧目”中，[13]文化空间的建构逐渐成为城市空间治理的综合性手段。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的存在者，空间的属性决定了人的属性。因此，以城市空间建设的视角关注人的生存方式，既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关怀，也是追寻美好生活的现实路径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建设必须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文化空间生产实践，才能实现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栖居。

注释：

① “景观”一词最初是指代自然中的景观。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名词引入地理学中，并将其解释为“一个区域的总体特征”。自此，景观一词有了文化层面上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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