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萍，梁杰皓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是社会生活具有生命力的展现，也是社会的整体性和相互关系的质性变化”[1]。追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而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凝结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与智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是探索、开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点和显著优势。深刻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有助于我们增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更好地从内涵与性质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多重意蕴。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缓慢前行，上层建筑的大厦矗立在 “胼手胝足，转辗沟壑的小农”身上，构成了整个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与之相对应的是形成了以“家国同构，忠孝一体”“上下相承，左右相连”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尽管封建王朝不断地更迭，但都没有导致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对此，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3]。反观西方，近代以降，西方国家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4]405的时代。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需要，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拉开了对外侵略的序幕。1840年，英国率先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让“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的清王朝受到了极大震撼，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被迫卷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之中，“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5]53，中国社会脱离了原有的发展轨迹，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它苦痛而艰难的社会转型。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也标志着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胜利，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405。从1840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战争频繁、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
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贪婪地攫取各种在华特权，致使中华民族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从这时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在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就富有预见性地断言殖民主义具有“双重的使命”，认为“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4]854。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战争具有破坏性，这是铁的事实，但客观上也有不依侵略者意志转移的作用，它无情地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促使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挣脱传统的华夷观念，抛弃了“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幻想，开始面向世界，接纳新知。
事实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探索是一个曲折且漫长的过程，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阶级曾以各种方式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在“中体西用”理念的指导下，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探索的第一步。洋务运动持续的30年间，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兴办学堂发展教育事业、派遣留学生出国等措施具有深远影响。但它所谓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5]107。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第一小步肇始于这种“支离斑驳”之中，必然导致此次运动的最终破产和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成为“中国之巨祸”，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四万万齐下泪”的同时，也唤醒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大梦，国人渐惊而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清晰地看到了仅学习西方的器物还不足以使中国独立和富强，在列强面前，屡见败衄，莫克振救。因此，他们批判了封建伦理纲常，提出了“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6]的观点，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主张通过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创办新式学堂等。这些思想和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探索进程，虽然这些措施具有启蒙性质，但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再一次失败，然而维新变法运动“起的正是一种引发深刻反省、催发新的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机的契机作用”[7]。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但此次来自社会底层发起的运动，“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自己手上所作的是阶级斗争，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8]，更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也最终失败。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他们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自由平等”的政治理论为思想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批判，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寄希望于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企图“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9]。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广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了可贵的探索。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10]，辛亥革命也失败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和黑暗之中。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无数中国人魂牵梦萦，几代人上下求索，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救国方案轮番出台都宣告失败，无数革命志士和有识之士为之抱憾终身，但都没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华民族依然面临亡国的危机，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贫穷之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1]1080。严峻的事实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究竟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路在何方？
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并没因失败而踌躇不前，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经验教训，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大力宣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为进步的新思想涌入打开了闸门，但新文化运动宣传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救国方案，未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最终也遭到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探索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主心骨和领导力量，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长期探索迎来了曙光，精神上由被动逐渐变成了主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并带领人民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一个“外部冲击—被动适应”转变为自觉融入和把握主动的历史过程，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完成救国大业，推翻“三座大山”，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恩格斯指出：“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12]中国共产党为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起点。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要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2年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领导了工农运动，推动大革命的到来。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铁一般的意志与信念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1]1244，标志着古老的中国浴火重生，“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3]，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兴国大业，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思考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1]1081。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如何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1953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内容。1954年，毛泽东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4]。1957年，他再次提出了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家”[15]。随后，党结合具体实际又增加了“国防现代化”的内容。196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党领导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等，绘制中国现代化的蓝图；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严重曲折和失误，这些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启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年，邓小平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6]162，进一步提出了“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16]163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同年，他提出要修改原先确定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在“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邓小平也进行了理论回应。他多次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必须“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6]163。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命题，回答了改革开放以后党和人民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在会上还提出了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即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设想。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将此战略思想确定下来。从“两步走”到“三步走”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深入的思考。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为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随着实践的深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作出一系列科学的战略部署和安排。1997年，中国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党的十五大将第三步进一步细化，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可操作的具体化目标，将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加速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同时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正处于关键性的阶段，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时势总体有利，但仍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更多的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地研判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战略层面提出了治国理政的大格局和大韬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具体言之，一是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习近平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创新的观点，如“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7]59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二是确立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深化和拓展了党治国理政的理论视野和实践领域，也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三是形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习近平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提出了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加科学的顶层设计，丰富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重大创新突破，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原则和方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可见，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史，是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面对挫折和失败，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7]52。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立党立国和强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理论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习近平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大论断，鲜明指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与方向，科学指明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第一，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和探索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接受了系统而完备的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不彻底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界限。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开辟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努力和不断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对如何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如何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论断，继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推进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建设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指导。可以看出，党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进工作，为探索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行动指南和思想保证。
第二，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政党的属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又具有特殊的性质和使命，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体，奉行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本位观”[19]，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不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从根本上来说，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促发展，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人民利益和民族复兴贯穿在党的一切奋斗中，这都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彰显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国家所走的道路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式现代化是建立在巧取豪夺、强权占领和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之上，伴随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0]，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奴役、剥削和压迫的现代化，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逐渐丧失，直至现在西方国家依旧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政党倾轧、民族和宗教冲突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主张全面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利益，最大限度保证公平正义，从而坚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解决了西方现代化尚未解决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最大特征与显著标志。
第三，党的坚强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领导力量和根本保证。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21]。习近平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17]68。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和命脉所在。历史证明，党带领人民探索和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独具中国特色的正确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也是推动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如果不改革，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就是死路一条。为此，党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和安排，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推进各方面改革，逐步形成了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优势。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前进，使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拓展和深化。
第四，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进行了理论思考，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思想。改革开放后，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以正确的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了既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后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 、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 ，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党的十三大将“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涵盖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党的十六大将“社会和谐”纳入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当中， “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当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入新时代，党在积极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同时，也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并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第一个“全面”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反映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不断深化，正确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精辟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奋斗的主题和主线。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一百年来，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带领人民正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可以看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二者之间密切联系，是同一实践的不同内涵。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方向指引。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才有可靠和稳定的政治领导力量，才能走向光明未来，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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