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如何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留岗意愿*——基于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彭 佳 于海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对农村义务教育不断提出新要求，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明确要求提升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化水平，保障农村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1]。乡村小规模学校正是后撤并时代为了保障农村适龄儿童可以就近上学接受义务教育，得以恢复与发展的一种办学形态。作为农村教育“神经末梢”的小规模学校，存在着规模小、地处偏远、资源短缺等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着“贤才难招、现才难留、英才难育”的困境[2]。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只有10.50%的师范生愿意在乡村从教3年以上，尤其是乡村青年教师表现出的高流动性，使得部分村小出现教师年轻化与老龄化并存，教师队伍结构性与稳定性日益严重等问题[3-5]。面对中老年教师“流不动”，青年教师“留不住”的局面，如何提高乡村教师留任意愿已成为教育部门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破解这一难题，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中明确提出发展乡村教育教师是关键，旨在通过改善乡村教师工资与福利待遇、荣誉制度与生活补助等供给侧改革方式，提高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进而减少乡村教师流失。但由于城乡教育悬殊、乡村教育资源短缺、编制紧张等客观因素的羁绊，部分乡村教师补给政策执行陆续出现失真、无力、偏差、重形式等问题[6]。

截至目前，《计划》已满实施期限，但实施效果、效果作用路径与机制等方面的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欠缺。教师留岗理论模型之“教育环境模型”认为教育环境由相互联系的微观、中观、外部和宏观四个系统组成。以往关于政策实施的评估主要从外部系统出发研究其对于教师流动的直接影响[7]，较少涉及微观心理因素，例如氛围感知、情感承诺、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在其影响路径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因此，研究以乡村小规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挖掘《计划》实施背景下，教师从《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到最终作用于流动职业决策所经历的潜在心理因素与内在作用路径。这对于评估《计划》实施效果，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性，以及为后续相关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更加适切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政策支持的影响

留岗意愿是能够稳定预测留岗行为的有效指标，对于教师这一职业而言，即教师从教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与利弊分析，仍愿意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的意图与倾向[8]。目前，农村地区教师流失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农村地区教师流失率远大于城市地区，并且随着乡村小学规模减小，教师流失率呈逐步增加趋势[9-10]。已有研究表明，《计划》实施以来，显著激发了乡村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与职业认同，对于提高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职业幸福感与留岗意愿具有正向影响[11-12]。也有实证研究发现，优秀退休教师对教育部、财政部制定的《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的政策认知与政策保障感知对其参与意愿起到促进作用[13]。基于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留岗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1b：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职业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1c：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二）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独立中介作用

面对乡村教师留任率低的问题，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从个人因素、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外部环境等层面进行影响教师流动的因素研究。其中不乏从职业心理特征变量来探讨其对于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心理学强调“主观体验”对于职业流动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职业认同、情感承诺、工作满意度等心理变量均与职业流动意愿存在显著性负相关[14]。教师的职业认同作为一种职业积极心理资本，是教师对自身职业与内化职业角色的积极认知、体验和行为倾向[15]，是职业动机与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教师的留岗意愿。已有研究以幼儿园教师为对象，发现教师组织、职业认同可以作为学校工作压力与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变量[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职业认同对留岗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2b：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职业认同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同样，作为职业心理变量的工作满意度也是衡量教师工作状态、预测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是教师对自身从事职业、工作条件与状态的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与评价[17]。教师工作满意度与流动意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已有学者发现工作满意度对离职倾向具有的负向预测作用，在教师工作特征与留岗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8-20]。并且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流动意愿在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农村教师中感到工作不满意与职业倦怠的比例更高，如果重新进行职业选择，相比于城市教师，农村教师更多的不会再选择教师职业。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工作满意度对留岗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3b：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职业认同与流动意愿的关系之间还另有中间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在职业认同与调换学校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21]。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来看，个体的情感与认知单元之间是可以相互作用的，认知单元能够影响情感单元[22]。这表明教师对所在工作场域内的职业角色认知会影响其对工作与职业的满意程度这一情感变量。具体来说，较高职业认同的教师能够以更积极、乐观的心态投入到日常工作任务中[23]。根据霍布福尔（Hobfoll）提出的资源增益螺旋[24]，这进一步增加了积极心理资源的获得与存储能力，拥有富足的心理资源的教师不易遭受消极情绪的干扰，进而减少职业倦怠，提高工作满意度。寇勒（Cole）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职业认同等积极心理资本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主观满意度，进而影响到员工的职业流动行为[25]。

结合上文假设，研究进一步认为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即在《计划》政策实施背景下，乡村教师对《计划》政策支持认知与满意程度会影响其对自身职业、角色的认识与体验（职业认同），进而作用于教师对所在学校的工作内容、环境的整体感受与评价（工作满意度），最终影响职业流动这一行为决策。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四）乡村发展信心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来看，个体无法完全脱离环境独立存在，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塑造的，个体的行为（例如留岗）会受到教师职业心理、组织情境、政策支持、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等从微观到宏观多层次因素的影响，是各个影响因素跨层次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26]。其中，教师对于学校所在乡村的现代农业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民精神面貌改善、民生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未来发展水平的信心是外部系统作用于教师微观心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乡村发展信心作为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对所在乡村未来发展与振兴的心理预期，对职业流动意愿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主要通过作用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等微观心理变量，交互作用于留岗意愿。即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乡村未来发展与振兴预期越高，《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职业认同的正向作用越强，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教师留岗意愿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也越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乡村发展信心通过增强《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职业认同的正向影响，进而调节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教师留岗意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稳定优质的教师队伍，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对《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自身职业认同、工作的满意程度和留岗意愿不仅关系到自身福祉与专业发展，也是影响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稳定与办学品质提升的重要因素。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乡镇以下的“教学点和村小”设置为乡村小规模目标学校，选取其中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所用数据来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2018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评估的调查数据，样本数据涵盖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18省35县，有效减少了地域差异性，共收回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有效问卷14477份。其中男教师6292人（43.5%），女教师8185人（56.5%）；
最高学历为本科以下的教师7683人（53.07%）；
教龄在20年以上的6602人（45.60%）；
有编制12127人（83.77%）；
跨年级任教7139人（49.31%）；
任教学科数在4～6科的有4900人（33.84%）。可见，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存在学历程度不高、老龄化严重、跨学年与学科任教等问题。

（二）变量与测量

1.留岗意愿

教师留岗意愿为单项问题，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形式，分别为1“非常不愿意”到5“非常愿意”，得分越高说明教师留岗意愿越强。

2.《计划》政策支持感知

《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主要由“政策认知”以及“政策满意度”两个维度组成，其中政策认知为教师对《计划》《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以及省《计划-实施办法》的了解情况，例如“您对贵省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的了解程度如何？”与政策满意度一起共5道题目，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形式，得分越高说明教师的政策支持感越强，其α系数为0.901，测量结果可靠。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793，Bartlett’s球形检验中p<0.001，总体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2.165%。

3.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包括“从事教师职业，我感到很自豪”等5道题目，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形式，分别为1“非常不赞同”到5“非常赞同”，得分越高说明教师职业认同感越强，其α系数为0.854，测量结果可靠。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803，Bartlett’s球形检验中p<0.001，总体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6.345%。

4.工作满意度

教师工作满意度包括“我对自己的职业角色感到满意”等6道题目，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形式，分别为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得分越高说明工作满意度越高，其α系数为0.797，测量结果可靠。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744，Bartlett’s球形检验中p<0.001，总体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1.406%。

5.乡村发展信心

乡村发展信心包括“乡村基层党建、自治、法治、德治得到发展，乡村社会和谐有序”等5道题目，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形式，得分越高说明对乡村未来发展越有信心，其α系数为0.957，测量结果可靠。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903，Bartlett’s球形检验中p<0.001，总体累积方差解释率为85.481%。

（三）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利用Amos24.0对四个解释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其组成信度、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
其次，运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最后，选取Hayes提供的Model6和Model89，利用SPSS Process插件中的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检验，若获得稳健标准误以及95%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CI）不包含零则表示效应显著[27]。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man单因素法来考察共同方法偏差，即对所有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有4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9.12%，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数据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概率不大[28]。

（一）组成信度、收敛效度及区分效度

首先运用CFA对四个潜变量测量的效度和信度进行判断（如表1所示），四个潜变量的因子负荷量在0.478～0.941，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在0.420～0.820，组成信度的数值（CR）在0.809～0.958，均符合标准，说明四个潜变量的测量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29]。并且，（如表2所示）除了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0.674略微大于工作满意度AVE开根号值0.648以外，每个潜变量的AVE开根号值均大于各成对的相关系数，说明潜变量之间有一定的区别效度[30]。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2 相关分析及区分效度分析

（二）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其次，对《计划》实施后的实施效果进行描述分析（如图1所示），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在社会地位、生活质量、生活待遇、职业尊严四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图1《计划》政策实施效果

接下来，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以及留岗意愿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H1得到部分印证。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及留岗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H2a、H3a得到部分印证，且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低于0.700，再一次验证五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三）《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的关系：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意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6，在控制性别、从教时间、婚姻的情况下，对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3、表4所示[31]。

表3《计划》政策支持感知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由表3可知，《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B=0.456，t=62.156，p＜0.001），符合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假设H1c得到进一步验证[32]。且放入中介变量后，《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留岗意愿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B=0.364，t=47.955，p＜0.001），表明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如表4所示，总间接效应为0.092，占《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总效应的20.18%，即《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作用于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意愿的效应有20.18%通过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这两个变量起作用。

其中，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间接效应路径构成（如表4所示）：第一条路径为（间接效应1）《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留岗意愿，效应值为0.05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1.40%；
第二条路径为（间接效应2）《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工作满意度→留岗意愿，效应值为0.019，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17%；
第三条路径为（间接效应3）是《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留岗意愿，效应值为0.02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61%。这三条路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假设H2b、H3b、H4成立。由此可见，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不仅分别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之间具有独立中介作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还能通过影响职业认同，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进而提高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意愿，具体路径见图2。

表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图2 链式中介路径图

（四）乡村发展信心调节效应检验

接下来，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92，在控制性别、教龄、婚姻的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如表5所示，将乡村发展信心放入模型后，《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乡村发展信心的交互项对职业认同的预测作用显著（B=0.042，t=5.165，p＜0.001），说明乡村发展信心显著正向调节了《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职业认同的关系，随着乡村发展信心的提高，《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职业认同的正向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加趋势。职业认同与乡村发展信心的交互项对留岗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B=0.046，t=3.607，p＜0.001），说明当乡村发展信心较高时，职业认同对留岗意愿的正向作用更强，即乡村发展信心显著正向调节了职业认同对留岗意愿的关系。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乡村发展信心的调节作用，研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分别描绘低乡村发展信心（M-1SD）和高乡村发展信心（M+1SD）两种情况下《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职业认同、职业认同与留岗意愿之间的关系图（如图3、图4）。

图3 乡村发展信心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职业认同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图4 乡村发展信心在职业认同与留岗意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表6 乡村发展信心在不同水平上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解表

为了进一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如表6所示，在乡村发展信心调节《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留岗意愿的间接路径1中，乡村发展信心由低到高的Bootstrap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在低、中、高三种不同乡村发展信心水平下，职业认同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留岗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假设H5得到支持。在乡村发展信心调节《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留岗意愿间接路径3中，乡村发展信心由低到高的Bootstrap95%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教师乡村发展信心更高时，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留岗意愿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增强，即具有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假设H5得到进一步检验。

研究发现，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的《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不仅对留岗意愿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还能通过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教师留岗意愿。并且乡村发展信心分别调节了《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教师留岗意愿、职业认同与教师留岗意愿这两条路径，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一）《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教师留岗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表明，教师的《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可以直接影响留岗意愿。并且，在排除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干扰后，发现《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仍能够显著性正向预测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意愿。这一结果拓展了教师留岗意愿前因变量，验证了《计划》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使得长期制约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品质提升的教师“留不住”的窘境有望破题。

但是如图1所示，《计划》政策支持在提高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生活质量、生活待遇、职业尊严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并且存在工作生活条件改善的精细化程度不足、职业吸引力提升不显著、教师培训呈现低水平重复等问题[33]。因此，为了使政策的实施获得效用最大化，地方政策执行主体可以弱化行政色彩浓郁的命令型管理方式，引入激励型、劝告型及能力建设型等政策工具，增强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34]；
政策的具体实施要与学校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教学环境相结合，各级地方教育部门及学校要做好政策宣传与认知普及工作，增加教师群体对相关政策文本的了解程度，鼓励乡村教师参与到政策制定与监管中，增加政策透明度[35]。

（二）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影响显著

研究发现，《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可以通过“《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留岗意愿”，间接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56.49%的中介路径实现，还可以通过“《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工作满意度→留岗意愿”，间接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20.52%的中介路径实现。这为解释《计划》政策支持感知等外部因素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意愿提供了新的深层心理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影响乡村教师留岗的“黑匣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在《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和教师留岗意愿之间均具有显著的单独中介效果，但是，职业认同相比工作满意度的单独中介效果更为显著，即路径“《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留岗意愿”要显著优于路径“《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工作满意度→留岗意愿”。其原因可以从如下两点进行解释：第一，《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主要通过职业认同对工作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后，进而影响教师留岗意愿，职业认同是工作满意度的前因变量，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教师职业认同感的提高，其获得的工作满意度越高，相应地随着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教师在情感上对组织的认同与情感承诺越高，越不愿意离开原有工作单位[36]。第二，职业认同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本，从心理资本综合论观点来看，既具有特质性又具有状态性的特点。特质性决定了职业认同作为教师个人内在心理特征，具有一定的耐久性与稳定性，而工作满意度作为一种教师对所从事工作的总体感受与看法，容易受外部工作环境的影响，稳定性较差，所以《计划》政策支持感知更容易持续作用于教师稳定心理特征的职业认同变量，进一步影响职业决策。

另外，职业认同的状态性表明学校与政府可以通过特殊途径的外部干预措施来进行教师职业认同潜能开发[37]，进而促进教师个人专业发展、教师队伍稳定性、学校办学品质提升、区域教育均衡等积极效应的产生。具体来看：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建立基于教师人口学特征、教学工作经历、心理健康水平等数据的乡村教师职业认同预警机制，有效识别教师的职业认同波动，防患于未然；
学校需要积极提升教师职业归属感，从学校组织内部营造民主公正的文化氛围，针对物质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的小规模学校，也可以通过丰富的情感回报方式来弥补物质回报的不足[38]；
乡村教师自身也需要提升情绪智力，积极调整职业态度，通过深层情绪劳动策略组织教学工作所需要的情绪表达，进而由内而外地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端正职业态度，减少职业倦怠产生的概率。

（三）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链式中介影响显著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等心理变量影响教师留岗意愿这一结果变量的过程中，主效应、缓冲效应可能同时存在。即职业认同与工作满意度可以分别直接作用于教师留岗意愿，也可以分别作为中介变量或共同组成链式中介间接影响教师职业决策。以往的研究发现，《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和工作满意度均能够单独对教师的留岗意愿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进一步发现，四者之间存在链式关系，即《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影响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留岗还可以通过“《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留岗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实现，其间接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22.84%。

这一发现从实证角度再次检验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个人行为与发展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的观点。《计划》政策支持作为宏观外部政策因素，通过为教师职业角色认同与体验构建支持性的环境促进教师个体积极进行职业角色内化，有利于提高教师职业价值感与归属感。拥有较高职业认同的教师则能够更好地感知到外部政策支持，促进更多的工作投入与组织情感承诺，进而促进教师对工作组织满意程度的增加，这一循环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微观个体心理因素和宏观外部环境因素交互作用。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依据“单位留人”的教师留岗机制已经逐渐失去社会基础，一味强调“泛道德化”的教师公民责任机制也由于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奏效[39]。其实，当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都不难在教师心理资本及其相互作用中找到答案，因此学校可以从“学校-教师”互动的角度来探索提升心理资本的途径和措施，结合制度化的心理资本管理系统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心理资本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从心理资本理论来看，外部环境要素不同，心理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与作用机制也会存在较大差异[40]。因此对于学者来说，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对职业认同、自我效能感、韧性与希望等积极心理资本对教师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与行为表现的调节作用研究，进而提升政策制定与执行部门对心理资本发挥作用的条件进行干预的有效性，积极探索提高教师留岗意愿的深层心理机制。

（四）乡村发展信心的调节作用

研究引入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对于学校所处乡村在现代农业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民精神面貌改善、民生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未来发展信心作为调节变量。调节效应检验发现，乡村发展信心不仅正向调节了《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职业认同、职业认同与留岗意愿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留岗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留岗意愿”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可见，《计划》政策支持感知能够积极影响职业认同和留岗意愿，但其影响作用的发挥存在边界条件。当教师对乡村发展信心较低时，《计划》政策支持感知的影响效果显著降低，反之，当乡村发展信心较高时，《计划》政策支持感知的影响显著增强。然而，根据调节效应中的简单斜率分析，乡村发展信心并没有改变《计划》政策支持感知对于职业认同，职业认同对于留岗意愿的作用方向，这表明相对于乡村发展信心，《计划》政策支持感知与职业认同对教师留岗意愿的影响更显著。

这说明了外部系统因素：《计划》政策支持、乡村发展信心等对“留岗”这一职业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即教师进行重大职业转向与流动决策时，除了受到微观个体心理、感情、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以外，也会调动自身的认知能力与情绪智力，充分考虑职业发展等客观现实因素，例如政策倾斜、政策保障、所在地区的未来发展水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且外部因素主要通过对教师心理状态与心理资本产生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师的外在行为。已有研究表明，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公共精神与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角色担当意愿与职业守望呈显著正相关[41]。也就是说，可以从提高教师乡土情怀、培养公共精神、建立新乡贤角色认知等措施促进教师的坚守决心。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检验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教育领域内的适用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计划》支持背景下，教师留岗意愿的前因变量及其深层心理作用机制，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横断面研究并不能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今后可考虑采用实验设计或纵向追踪研究来检验本研究的结果。其次，本研究主要基于教师的自我报告，今后可考虑综合运用领导评定和同事互评等方式收集数据资料。最后，研究所选择的样本为乡村小规模学校单一办学形态下的教师群体，由此证实的理论与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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