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留日学生群体及其社会实践的历史考察

张 腾，李 玲

（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1927 年4 月，几经波折，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新政权的肇立充满着矛盾与斗争，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国共之矛盾、中日之矛盾交织在一起，钩织而成当时十分复杂的政治态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留日学生群体的壮大，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实践，影响十分重大。

众所周知，中国留日学生群体肇始于晚清，迅速发展于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留日学生群体数量趋向平稳，直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留日学生群体才开始逐渐走向沉寂。有关留日学生群体数量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日本日华学会的《留日学生名簿》以及散见于国内的有关公文、报刊、杂志、著作等。根据这些史料初步统计，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留学生总数（包括公费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见表1 所示。

由表1 可知，1927—1937 年留日学生数量达到33351 人次（含有重复计算者），这个数字尚属不完全统计，实际情况可能超过4 万人次，当然这个数字包含了官费和自费留学生的总数量。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留学生主要以自费为主，官方公费留学生之数量相对自费留学生而言显得十分有限。如据《留日学生名簿》的记载，1929—1937 年中国各省官费、公费留日学生总数为3254 人［1］，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战乱频仍造成了政府经费拮据，另外政治上的权力之争，势必影响到教育事业的推进，从而导致公派留学生之数量日趋减少，而其留学形势亦是每况愈下。与此相对的是，自费留学生数量却大幅度增加，这是由半无政府状态的留学日本趋势、对留学日本资格限制的放宽以及逃离失业危机等因素纠缠交织所致［2］。

除了留日学生数量的锐减及留学方式的转换以外，留日学生的结构亦呈现不合理之态势。其具体表现为：其一，留学生在留学科别的选择上大为失衡。北洋军阀时期，留日学生群体所选择科别较为广泛，基本涵盖了当时70 余个科别，“分科愈专，就业斯易”［3］，而且大多数选择理工、医学、法学等学科，尤其理工科占比最大。据1916 年中国留日学生监督报告分析统计，官费生共计1086 名，选择工科、农科、医科、法学等人数达到868 人，此外有109 名选择师范科，其他各科总人数共计109 人［4］。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打破了这种较为合理的留学科别局势，开始走向失衡。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留日学生以自费留学生为主体，自费留学生受到官方限制较少，因而在留学科别的选择上自主性较强，他们往往选择相对容易毕业、或者容易提升自我个性解放程度的文科。当然，更多的自费留日学生留学目的不是政府所倡导的“学术留学”——以学习近代科学文化技术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学习先进的政治理论知识，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中的“政治留学”，可以说“这一现象是20 世纪30 年代日本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考虑日本留学的历史位置和意义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5］。其二，中国留日学生的区域失衡十分明显。自晚清伊始，中国赴国外留学的学生来源区域就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即以长江流域周边和东南沿海各省为最，而北方相对人数较少，西北人数最为稀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是强化了此种两级分化的态势，据统计，1928—1937年公费留学日本人数最多的区域是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江苏等，而北方主要集中在河北，西北陕西只有 5 人，1935 年后增加到 10 人［6］。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自鸦片战争以后，长江沿线以及东南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而开放和开发最早，发展最快，成为开眼看世界并致力通联世界的前沿阵地，为留学日本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其三，留日学生性别比例失衡。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包括女性解放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妇女之地位，唤醒了她们个性之解放，对自由之追求。在此时代背景下，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女性留学日本一时成为风尚。据统计，1914—1926年，留日学生总人数达到255506，女生总数为1024人，男女比例约为 25∶1［7］。这个比例相对于晚清留日女学生的数量而言有大幅度增加，其背后乃是女子新学兴起的推动和辛亥革命以后女子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

概括而言，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日学生群体人数与前期有着显著的差别，尤其留学结构与前期相比较凸显不平衡性，但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群体积极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实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改革和政治趋向，影响十分广泛。由此观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日学生群体更具有时代气息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

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十年中（1927—1937年），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以党治国”的政治方针；
另一方面各个派系之间权力之争更为激化，围绕宁汉合流、国民党改组、新军阀之内战、《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制定、五院制度的施行等，国民党各派系之间斗争异常激烈。在权力之争的过程中，有留日学生背景的国民党中央领导层依靠人数的优势在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基本上掌控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体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领导层留日学生背景人数如表2 所见。

以蒋介石为首的留日学生群体在国民党权力之争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党治国”政治模式。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政治模式渊源于孙中山的党治思想［8］。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宣称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党治国”政治模式开始建立。概而言之，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以党治国”政治模式，抑或一党专政政治体制的建立与留日学生群体有直接的关系。如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政治模式的建构主义主要是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施政纲领所建构起来的，而这些施政纲领均由留日出身的胡汉民联合其他留日背景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所制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留日学生群体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政治模式的创建，这是面对日本侵华国民党政策充满暧昧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十分重视军事和国防的现代转型，为此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与国防建设经验，以图改变中国落后的军事面貌。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以后，积极投身于军事领域的实践之中，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宣传军事思想与现代国防理念、军事装备技术改良、军事素养提升、培养现代军事人才为核心的军事制度改革运动，意义重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改革运动与留日学生群体息息相关，某种程度而言，留日学生群体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制度改革。

第一，建立现代军事组织体制。首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多次以立法的形式健全现代军事组织体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并于1928 年成立航空署，之后在航空署的基础上组建航空委员会。1929 年6 月，成立海军部。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健全了陆海空三军建制。其次，制定军官选拔制度。1928 年制定并实施《整理军事案》，同年在南京创办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随着《海军官佐服役任免暂行条例》等法规逐步建立，军官选拔制度日趋完善。毋庸置疑，现代军官选拔制度是强军之基础。留日归国的军事家杨杰认为，对于军官的选拔除了军事技能之外，更应该重视军官的武德、人格、统率力和为国为民的抱负［9］，这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选拔军官的指导思想。再次，组建现代新兵种。多兵种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留日军事学生积极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多兵种的创设，贡献极大。最为突出的是参与组建了机械化部队、宪兵部队和战车防御部队。如留日学生谷正伦受命组建宪兵队，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体制完备的宪兵部队，其本人亦被称为“宪兵之父”。而留日学生王俊、张权参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支战车防御部队，该部队在尔后的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推动现代兵役制度的转型。1929 年7 月，军政部在具有留日背景的何应钦参与下制定《兵役法原则》，在此基础上于1933 年通过了《兵役法草案》，正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兵役法。按照兵役法之规定，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征兵制度，“划区试办，按户口分摊”［10］之原则，保障国民政府兵源之充足。

第二，推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事科学技术之发展。留日学生群体对军事科学技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船舰制造业的发展。留日学生曾国晟参与江南造船所工作，并联合其他留日、留美、留英学生创新中国军舰制造，为中国培养出最早一批制造潜艇的技术人才。二是推动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中国近代航空工业肇始于1918 年，在留日学生的参与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航空工业和技术获得了至为重要的发展。三是促进兵器工业的发展。据统计，1928 年12 月成立的兵工研究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由留日归国学生张群担任，专任委员9 人，分别是钟毓灵（留日）、吴钦烈、黄璧（留日）、吴沆、杜巍（留日）、张春浦（留日）、李待琛（留日）、毛毅可、胡霨，十人中六人为留日归国学生［11］。在张群、李承干、李待琛、钟毓灵等留日归国学生的参与下，兵器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2］。

第三，推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事教育之转型。一国军队之实力强弱除了取决于武器先进与否之外，军队的教育与训练同样至关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教育和训练。据统计，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担任者张厚琬、韩麟春、黄慕松、周斌、杨杰、蒋介石、蒋百里、周亚卫、陈仪均是留日归国学生［13］。而在地方军事院校中，如云南讲武堂的教师“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14］。事实上，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创建的军事院校（包括中央和地方），其教官大多数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留日学生，如表3 所示。

表3 日本士官学校一至九期部分毕业生任职军事教育机构统计表［15］

毋庸讳言，归国的留日学生群体积极参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改革运动，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组织模式、较为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以及可资称道的军事教育体系，大大革新了民国时期军事体制，为强军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留日学生群体在经济领域的实践活动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在现代工业体制的建构、现代商业的发展以及现代税制改革领域的建树有目共睹。留日学生群体之所以与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同命运、共呼吸，是因为他们具备无可替代的优势地位。一是留日学生群体具有较为先进的专业知识，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大多数具有较为深厚的家国情怀，从小受到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因而对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较为关注，对国外经济技术较为敏感，期盼用其所学为实现强国梦而奋斗。二是留日归国的学生一般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广泛受到社会重视和政府重用，拥有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易于实现抱负。三是大量留日学生归国以后受到政府重用，身居要职，进而掌控了国民政府经济发展的行政领导权，便于他们亲自设计和参与经济建设的过程，强化他们的地位。据统计，从北洋军阀伊始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经济方面的主要领导人均是归国的留日学生群体，如表4 所示。

表4 民国时期具有留日经历的农商、财政部长名录

留日归国的学生群体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实践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国时期工业结构的建立与调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工业结构方面严重失衡，抗战爆发前期中国工业的核心基地在沿海地区，而且相对而言重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轻工业发展较快，民用工业发展较快，国家工业发展较为滞后。面对这种境况，留日学生群体积极参与经济改革，如对于石油工业，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把勘探石油和煤炭资源的重心放到西北地区，取得了初步成果。在民用工业方面，许多留日学生归国以后，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民用工业，如留日学生范旭东首先研制生产出纯碱，享誉海内外。据统计，1936 年，中国工矿业总产值达到106.89 亿元，占当时工农业总产值的 35%［16］，这个数值是惊人的，恰恰说明了工业在民国时期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另外，伴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渐推进，中国工业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以应对严峻的抗战之需要。中国近代战乱频仍，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以及中国南北地理的差异，导致工业布局十分不平衡，工业基地主要集中于长江沿岸及东南沿海一带。为了应对抗战之需，国民政府急需调整工业布局，进行经济战略大转移。在此过程中，在留日学生群体的参与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布局在抗战前后得到较为充分的调整。如1937 年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留日归国学生张群任秘书长，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将沿海工业迁徙到内地。至1940 年迁徙的工厂总计449 个，技术人员大约1.2万人次［17］。二是民国时期财政体制之初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前，中国的财政体制异常混乱，主要表现在税收制度紊乱、货币制度纷杂不统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中央对财政的控制无章法可循［18］。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留日学生群体的推动下，中国的财政体制开始步入新陈代谢的阶段。

一是留日学生群体担任各级财政部门主管，推动财政改革。如贾士毅从日本留学归国以后历任赋税司司长、财务部常务次长等职位，其在任职期间悉心规划，积极主导和参与财政改革，功勋卓著，有学者评价为“（贾士毅）是建立此现代化财政制度之功臣”［19］。日本第三高等学校经济科毕业的周作民，1912 年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3 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1917 年在天津创办了后来有“北四行”之称的金城银行［20］。二是致力于税制改革，推动民国税收制度的合理化进程。如留日归国学生古应芬提出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厘清国家与地方在税制方面的矛盾［21］，初步推动税制改革。三是厉行币制改革，实现货币统一。民国之前，中国货币十分混乱，通行于市场的有银两、银元、铜钱、地下钱庄的银票等，混乱的货币制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民国建立以后，推行以“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以期币制之统一”［22］。四是推动金融改革，建立中央银行，以图有序控制全国金融，进而为发展经济服务。中央银行建立的推动者当首推宋子文，宋子文为留美学生，但在推动中央银行建立的过程中，留日学生群体依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文化与教育体系之转型始于晚清而确立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其推动者之主体乃是留学生群体，尤其以留日学生群体为急先锋和基本力量。中国近代文化与教育体系不同于传统时代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文化与教育体系。打破传统而建构近代的文化与教育体系首先必然是思想层面的解放，其次应该是中国近代学科的创建，最后则是近代学制的确立。这三者，构筑而成文化与教育体系之底色。中国近代，自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伊始就不断地探求思想之解放，而唯有近代意义之学科建构、学制确立发展最为缓慢，亦最能代表中国社会之状况。

第一，留日学生群体与中国近代学科之创建以及学术体系之形成。

近代中国人文学科之创建。时代之变革，思想先行；
思想之变革，哲学先行。民国之前，伴随着西学东渐之时代潮流，流行于中国之哲学思想基本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如进化论、自由论、社会论、财富论等哲学思想业已在留学生群体的翻译和传播之下流行开来。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哲学思想之广泛传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哲学启蒙的阶段［23］，更是中国近代哲学学科确立的阶段。这一时期，对于当时中国文化界而言，西方哲学显得不再深奥和呆板，而是开始被广泛应用到现实社会中，成为有识之士政治诉求、社会革新和革命宣传的实用工具。尤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五大流派在中国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曰实用主义、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罗素主义、尼采主义。尤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之影响最为深远，而马克思主义是留日学生陈望道以日文为底本翻译并介绍到中国的，之后在五四运动期间广泛传播，并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哲学思想的传播必然促进哲学学科之建立。纵观当时之中国，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近代哲学学科得以首先创建，其代表者有留日学生陈独秀、陈大齐、章士钊、马叙伦、陶履恭和留美学生胡适、蒋梦麟等，这些留学生把新思潮和新的哲学观念带回中国，使哲学学科体系中国化。哲学之后，近现代文学学科之建构紧随其后且社会影响力同样重大。中国近代文学建构的过程同哲学基本经历了一致的脉络，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中，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待传播形成一定的规模以后，留日学生群体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引进师资、设立课程、展开写作和研究，以鲁迅、郁达夫等一批留日学生群体为代表，逐渐建构起较为完整的近代文学学科体系。

近代中国自然学科之创建。在中国近代自然学科的创建过程中，主要以近代数学、生药学、地质学（地理学）为代表。尤其是从地质学科的创建中，颇能窥见中国近代自然学科创建的艰难历程。实际上，中国近代地质学科教育始于1862 年京师同文馆，而高等学校地质教育始于1909 年京师大学堂的地质学（时人称之为“格致科”），但均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而实际意义上的地质学科并没有建立起来。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北京大学开始设置地质学，随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相继开设地质学，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初代地质学家开始崛起，如章鸿钊、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等人成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科的先驱者。东京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毕业的章鸿钊于1911 年回国后任国立京师大学堂农科地质学教习，1913 年任工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培养地质人才［24］。伴随着中国近代地质学科在高校的建立，各地亦成立了地学社团机构，进一步促进地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冯祖荀，任北大数学教授。1913 年至1934 年间多次任数学门（系）主任，还兼任过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东北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职务，在探索中国现代数学教育与研究体系方面功不可没［25］。赵燏黄毕业于东京大学药科，中国生药学先驱者。他致力于本草学和生药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中国培育了几代药学科技人才，出版了《现代本草—生药学》《中国新本草图志》《忻州药志》《华北药材实地之观察》等著作［26］。

第二，留日学生群体与中国近代学制之创设。

众所周知，近代教育之转型的标志乃是教育体制的改革，而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乃是学制改革。民国建立以后，在留日学生的推动下展开了三次较为著名的学制改革，并最终确立了民国时期新式教育体制，意义十分深远。

“壬子癸丑学制”的创制。蔡元培在担任民国教育总长以后，联合景耀月、董鸿袆、陈宝泉、钱家治、洪熔、顾琅、夏锡祺、何燏时等13 名留日归国学生和其他人员一起起草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为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开了先声。此外，“癸丑学制”“仍趋重于采取日制”［27］，模仿日本的痕迹较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制定者大多是留日归国学生，另一方面亦说明这个学制仍旧不是很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改造，以便适用于中国国情，为推动中国近代教育服务。

“壬戌学制”的创制。1922 年11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戌学制”正式向全国颁行。“壬戌学制”的推动者是以汪精卫、陈独秀、金曾澄、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等具有留日背景的国民党高层，胡适等具有留美背景的知识分子亦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学制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教育应该适应社会之需要、发挥平民主义的精神、张扬个性、解放人性、服务于国民经济等［28］。这个学制相较于“壬子癸丑学制”要进步许多，“是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基本建立的标志”［29］。

“戊辰学制”的创制。1928 年5 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区、特别市代表，各机关代表，大学院专家、会员等共85 名，其中留日归国学生朱经农、金曾澄、许寿裳等十几人［30］，会议通过了《整顿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确定了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旨在强化“党化教育”的“戊辰学制”。虽然这次学制改革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流产，但其在进一步完善南京国民政府近代学制方面的尝试意义重大，并为此后中国近代学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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