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文
（宁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近年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一概念不断被阐释和深化，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面貌，研究成果颇丰。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某个具体文化事项表征与意义的研究[1][2]；
二是对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研究[3][4][5]；
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体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认同等方面的阐释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6][7][8]；
四是对部分地区或少数民族社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发展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9]。整体而言，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体探索的宏观研究以及对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项的微观研究两个方面，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普适性研究层面。因此，本研究着力于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盲区，以边疆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
同时，突破传播过程的传统范畴，将边疆地区居民全员涵盖在研究范围之内，力图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有所拓展和延伸。
据统计，2000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共同发布43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政策文件，这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10]。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各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趋于稳定，概念逐渐确立，内涵不断深化，指向逐步明确。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11]（以下简称《纲要》）以及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12]（以下简称《意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不同对象、不同区域的传播提供了政策支持与依据。从《纲要》和《意见》可以看出，虽然相关政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制定了新目标，但没有明确提出面向各年龄段的传播路径设计要求。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涉及更多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系统的传承，鲜少关注更广泛的传播范围或特殊区域的传播情况。尽管针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工作也有一系列政策文件，但相关文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大多涉及不够或者更多趋于解决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因此，在相关政策基础上，探讨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研究，很多学者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郭海鹏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有助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3]；
管宁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优秀文化基因活力的再现，也是民族文化之世界意义的呈现[14]。在边疆地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除上述功能外，还具有如下社会功能。
首先，推进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是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在边疆地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新时代边疆地区高效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边疆地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更好地凸显国家符号的优势，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对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意义[15]（558～559），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
其次，推进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是促进边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以 “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 为特点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而呈现 “大流动、大融居”[16]的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边疆地区文化发展只是为了部分民族群众抱团取暖，就很容易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障碍。从 “各民族共同书写” 的中国历史中发掘、提炼、实践与升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 “各民族共有精神” 的价值观和精神力，更能激发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更有利于塑造各族群众的精神共识，从而打破边疆地区因文化复杂多元而造成的文化断裂或文化冲突现象，逐渐形成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认知、增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目标的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最后，推进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实现新阶段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还是把握 “大流动、大融居” 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新格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基本诉求是促进各民族全面、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保护和发展工作，让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7]（16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56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有效传播是确保边疆地区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边疆地区的关键保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意蕴逐渐被深化和拓展。对于边疆地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意蕴在得到呈现的同时，其深层意蕴也得到深入挖掘、普遍认同和广泛实践。
《纲要》明确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11]《意见》指出，思想观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8]（314）从这些阐发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阶段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国家发展角度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美德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养料和强大精神支撑。从民族精神角度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核心思想，是民族精神的根本支撑。从人民需求角度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的基本依托，也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阐发和《纲要》《意见》以及诸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当代精神，这些讨论大多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意识抽象提炼出来，归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潜在精神或意蕴。面对边疆地区复杂的文化生态以及特殊的地缘环境，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探索指向更鲜明的文化本体，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一概念中，关于 “传统” 一词的讨论，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指的是清末之前形成的文化[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自然科学中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9]。《纲要》和《意见》未对 “传统” 做明确界定。针对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复杂多元的情况，我们需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要点，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
全球文化的频繁交流和文化边界的日渐模糊导致我国边疆地区经常出现对民族文化认知的偏颇现象，甚至出现一些文化纷争。以我国黑龙江省同江地区赫哲族为例，赫哲族与俄罗斯的那乃族有着特殊的文化联系，甚至一些赫哲族人与那乃族人还有血缘关系。一些赫哲族人对传统文化的分辨能力有时模糊，导致我国赫哲族特有的文化边界不够清晰的问题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边疆地区，另一方面要认清少数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历史性和独特性。我们应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进行延伸和拓展，将产生于清末之前的中华文化精髓、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将各民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自我认同性、传承自觉性和对外适应性充分调动起来，使各民族群众清晰地把握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打消部分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知上的疑虑，充分享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深入挖掘边疆地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是在边疆地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入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当地群众在接触概念、框架形成、价值输出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从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我国东部边境地区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为例，该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以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赫哲族人民英勇斗争、浴血奋战，为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赫哲族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新生活。同江地区的博物馆和历史馆对赫哲族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进行了介绍，每年当地的学校、政府、企业都会组织人员到这些地方进行参观学习。第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赫哲族人自古临水而居，生产生活资料都从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获取。近代以来，赫哲族人开始开发水田，进行水稻种植，当地人从传统的渔业生计模式向渔业与农业兼营的复合型生计模式转变。在依附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历史进程中，赫哲族人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是东北地区很多民族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真实写照。第三，注重传承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赫哲族没有文字却有语言，赫哲族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伊玛堪就是一种运用赫哲语讲述本民族英雄故事和经典神话故事的独特说唱艺术。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伊玛堪经久不衰，足以体现赫哲族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此外，赫哲族人对出生、婚嫁、丧葬等人生礼仪的细致要求也体现了他们对礼仪文化传统的重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精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创造、发展、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之树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树大则林茂，对边疆地区群众来说，只有充分了解和认识文化之树的具体形式和样貌，才能真正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盛与博大。
新时代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既要考虑边疆地区群众文化适应与文化接受的特殊属性，也要运用全新的文化传播手段，依托数字科技，构建文化传播圈层网络，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融入边疆地区群众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文化接受者的立场和新时代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才能凸显出来。
作为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主体，当地群众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能否取得实效的动力基点。对于边疆地区群众来说，深入理解并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一定的过程和必要的实践。为有效化解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导致的文化适应问题，应当解决当地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适应性转型” 。
第一，理清区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积极构建多元交互、协同发展的文化发展模式。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不是简单地吸纳区域文化，也不是让区域文化迁移或变形来迎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是简单地到里面去找好东西，而是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具体分析，区分精华和糟粕，把精华部分从整体结构中‘解构’出来，经过批判的清理和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古为今用的需要。”[19]因此，针对边疆地区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适应性问题，首先要将中华传统文化分解成细微的文化要素，以文化符号、文化概念、文化理念和文化命题等形式来促进边疆地区群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缝对接，将这些文化要素通过具体的事物展现在边疆地区群众面前，以开展历史人物事迹宣讲、诗词文化竞赛等文化活动促进当地群众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他们了解显性文化要素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和力量。
第二，尊重当地人文环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模式。考虑当地群众的生计方式、思维模式、生产生活习惯等因素，尊重边疆地区群众文化比较和文化转化的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例如，根据边疆地区语言环境的实际，在以普通话传播方式为主的同时，也要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特殊人群中的传播效果。
第三，引导当地群众树立文化开放意识，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边疆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的积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会阻碍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会促进区域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与进步。要充分发挥当地群众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作用，引导他们由接受者向传播者转变，实现从单向灌输向辅助传播转变。
如果说文化要素的提炼、解析和积累是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当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核心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性文化要素被提炼出来后，经过接受主体的认知，可与当地原有的文化认知相融合。对于一些本身不熟悉其他文化要素的接受者来说，新的文化要素往往不能完全被群众所接受时，文化交流互动所产生的情感共鸣、追溯共同历史记忆所产生的自主性文化互动，就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因此，我们需要从 “交往交流交融转向” 的角度来考虑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过程设计。
一是要从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出发，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纽带。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群众迁移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说明了当地发展的变迁史，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边疆地区群众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例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龙江省抚远抓吉赫哲族乡的群众有着较为清晰的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记忆，针对这些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可以注重挖掘各民族之间共同的革命历史以及开拓进取的发展进程，从情感认同的角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二是要从意义、思想、情感、态度等文化信息入手，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引导群众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而形成共同文化发展意识的关键在于边疆地区群众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要利用文化旅游、互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科学价值、德育价值和审美价值，促进边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当地群众意识到建设美丽家乡、创造文明环境不仅需要挖掘当地文化的特殊价值，更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两者缺一不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超越个人心理层面的倾向逐渐向服务全社会的文化运动推进，使边疆地区群众可以便捷地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渗透到边疆地区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作为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的评价指标。如果能让边疆地区群众逐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以为常，将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融入自身的知识系统并转变为稳定的隐性知识，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保持鲜活且持久的生命力将会成为现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边疆地区群众生活有很多形式与原因。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一文化要素能补充当地文化结构中的空白；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些表达具有鲜明的特色，符合当地群众的思维习惯，容易被所接受；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一分支先入为主，具有时机上的优势，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群众的生活之中。但无论形式与原因怎样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边疆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滋养是在文化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中完成的。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枝繁叶茂，就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积累、凝练、沉淀、传承与发展。因此，边疆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应该以 “亲生活化” 转向为目标导向。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生活圈层。这里的 “圈层” 指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同认知属性和特性的人群，以一种社交平台为聚焦点，如传统的家庭聚会、新兴的数字社交平台等，以圈层中的几个或多个核心人物为中心，吸引周围圈层的个人或家庭，并通过这种吸引作用产生无数联结关系的社会人际网络。对边疆地区而言，人与人、人与家庭、家庭与家庭的关系紧密，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生活圈层能在原有的人际交往、亲缘血脉的 “强关系” 中引入文化的 “弱关系” ，让具有相同文化敏感度和文化价值观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为进一步传播奠定基础。在边疆地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圈层，要依据 “核心层—影响层—外圈层” 的纵向渗透式传播以及不同人群偏好设计的横向扩散式传播，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社区居民生活圈层中的网格式渗透传播模式，以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二是要讲述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生动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20]（212）。以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的内涵是在边疆地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将具有一定叙事性、趣味性的文化要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中提炼、浓缩、编译出来，讲故事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进行价值再创造、意义再呈现的文化实践。在边疆地区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为确保故事本身能够经受历史考验，就要注重将边疆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人、情、事融入故事之中，通过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空间把故事承载的精神意义和文化意义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中，形成精致、微小的文化传播单元，对中华优秀传统故事传递的价值信息进行编码、解码，完成信息的接受和转化，从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溢出空间。
在文化兴边、文化戍边的历史背景下，在边疆地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促进边疆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有效传播满足了边疆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主观愿望。新时代在边疆地区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要理清边疆区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要在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的基础上，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区域文化发展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促进当地居民的 “适应性转型” ，推动传播过程的 “交往交流交融转向” ，注重传播结果的 “亲生活化趋向” ，不断为边疆地区社会文化发展凝聚精神力量，切实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地区传播的适应性、有效性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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