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性调适化为内生动力：云南苗村搬迁移民实践研究

魏玺昊，费梅苹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自此， “三农” 工作重心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是一以贯之的目标。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2]。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要 “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3]。

对于激发内生动力而言，民族地区搬迁移民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久居深山[4]，他们开垦土地，种植农作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5]。在传统生计方式下，悠然自得是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的性格标签[6]， “等、靠、要、懒” 等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少数民族与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但这并未改变他们的样貌。在经历易地扶贫搬迁，离开此前生产生活的环境后，少数民族群体悄然发生了转变。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按照政策要求，许多少数民族群体成为扶贫搬迁的对象。按照《全国 “十三五” 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要求，引导搬迁移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参与新家园建设[8]，而且从部分地区的实践效果看，基本达到了政策预期效果。例如，我国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已有 “24.73万移民群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共同书写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新画卷，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9]；
宁夏闽宁镇生态移民在 “干沙滩” 上奋斗出来一片 “金沙滩”[10]。因此，持续激发和保持搬迁移民的内生动力，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搬迁地区 “有效的后续帮扶”[11]，并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那么，生活空间改变后，民族地区搬迁移民内生动力激发的实践逻辑是什么？

既往研究多聚焦内生动力不足的诊断式分析以及实践探索。对于前者而言，研究者分别从心理层面[9]、空间结构层面[10]、脱贫信心层面[11]及扶贫政策层面[12]分析了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个别研究基于 “国家—农民” 的框架，探索农民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问题。例如，杜洁等认为，农村妇女内生动力涉及项目扶助和妇女智慧，这正是上述框架的现实写照[16]；
周飞舟分析了 “家国一体” 的内生动力激发实践[17]。

现有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探究移民内生动力激发的实践逻辑需要关注国家和农民两个主体。第二，在研究对象上，尚未关注民族地区搬迁移民这一群体。第三，目前的研究侧重于问题分析和理论探讨，缺少对现实实践的探索。第四，激发内生动力的实践探索侧重从 “国家—农民” 的视角展开分析，忽视了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王建民和方静文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认为，搬迁后移民与外界环境呈现一种文化碰撞[18][19]，这一视角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以民族地区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以调适概念为理论基础，总结提炼出 “帮扶性调适” 的内生动力激发逻辑，并借用田野调查经验予以解读。

“脱贫内生动力” 属于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概念[20]。汪三贵等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定，他们认为，脱贫内生动力既是主观脱贫的意愿，也是客观脱贫的能力[21]。本研究将从上述两个层面对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加以考察。

（一）移民的调适与脱贫意识激发

“调适” （adaptation）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生物学，后来社会学将其引入，用以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吉登斯结合拉帕波特和哈定的界定，首先明确了调适的空间范围，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同时，还明确了调适的两种形态：一是人在环境变迁中维持自我平衡，二是社会经过重大变迁后维持某种类似的稳定形式。但对于调适背后的驱动力，吉登斯没有表达明确的观点[22]（220）。大多数研究从移民调适的角度，着重关注前一种调适形态，对调适背后的驱动力持有生物学式的观点。研究指出，迁移过程中，移民经历了跨文化情境的转变[23]，在这种情形下，移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压力，这种压力体现为一种内在的冲突和差距，例如，移民原有的资源、能力、身份、期望与新环境要求之间的冲突和差距[24]。这导致个体内部的不平衡，移民因此产生挣扎、焦虑、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困扰。然而，压力也促使移民寻找新的可能性来重塑自我，因为人类具有恢复稳态的本能需求。大多数移民一般会进行调适，通过努力克服困境和发展适应环境的行为来稳定自己。

总之，为了应对压力从而满足自身恢复稳态的需求，移民接受环境挑战并努力克服困境，而不是停滞不前或逃避，这表明移民改变的意愿得以激发，具体表现就是搬迁移民主动脱贫，谋求发展。对于移民在压力中的需求，可归因于 “人类恢复稳态的本能” 这种生物学式需求。从内生动力激发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出，移民是能动的个体，他们具有反思、判断和认知能力，从压力中产生脱贫意识，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动，这不同于动物式的自动反应[25]。因此，针对移民内生动力的激发问题，应该从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脉络中进一步追问和阐释移民的需求。

（二）调适中的帮扶与脱贫能力提升

对于调适而言，除了调适意愿，还需要具备各种前提条件，这体现出调适的能力。帕森斯指出，在调适过程中，有机体主动把握的各种能力能够应付环境的挑战，特别是处理各种不确定情况的发生。在帕森斯的理论体系中，生物有机体的调适能力包括视觉、手臂运动以及语言使用等，社会有机体的调适能力包括科层制、市场、法律规范以及民主社团等[22]（254）。

帕森斯是从人类普遍的进化状态来归纳调适能力的，无法细致呈现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调适能力。项飙等学者详细分析了移民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 “移民基础设施” 概念，认为它是推动或约束个体流动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技术力量、社会主体和关系网络[26]。王炳钰、卢燕璇借用这一概念，从个体能动性角度，分析了业已迁移至目的地的移民如何重塑或重建阻碍其生活的基础设施[27]。对于搬迁移民而言，上述四个因素也是移民实现发展性安置的重要基础[28]。因此，本研究将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搬迁移民脱贫能力的提升。在对搬迁移民脱贫能力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搬迁移民脱贫能力的适应性行为进行确认，即搬迁移民的能力是否可以满足自身需求，是否可以实现自身与环境的良好适应，如果以上问题获得肯定，那么移民便真正实现了脱贫能力的提升。

上述四个因素中，社会主体与关系网络属于主导因素，金荣渊提出，与外部主体的沟通学习是移民调适能力获得的关键环节[23]。在脱贫攻坚和易地扶贫搬迁的语境下，这一过程转变为外部主体帮扶下移民脱贫能力的提升。

“帮扶” 需要加以凸显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脱贫攻坚强调不同外部主体的协作扶贫、合力攻坚，这是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所在[29]。这一外部主体不仅包括党组织、科层结构中的各级政府、市场和社会，还包括农户的亲属关系网络，以及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的建设性合作关系[30]。对于易地扶贫搬迁而言，这一外力帮扶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移民此前的生产生活环境具有不可转移性，在新的情境中，移民需要具备全新的生产发展空间，但又无法承担营造空间所需要的高度组织动员能力和行政成本[31]。另一方面，面对全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需要与之匹配的知识和技能，但移民对此具有陌生感[32]，需要在外部主体帮扶下进行适应和学习。

综上，从人与环境关系角度分析移民内生动力的激发，也是具有逻辑自洽性的思路之一。本文将以如下思路呈现：首先，以 “帮扶性调适” 概念为基础，呈现移民在压力中的脱贫意识激发以及在外部主体帮扶下的脱贫能力提升；
其次，基于事实分析，总结移民内生动力激发的特殊理论以及内生动力激发的特点；
最后，以脱贫攻坚的成果为参照，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苗村位于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它是由后村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新建的一个村。为了改善后村村民的生存环境，当地政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三年行动计划” ，于2016年3月正式启动搬迁项目，2017年10月举行了新居落成入住仪式。移民入住新村一年后，苗村所在县城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笔者2019年7月至12月对苗村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

（一）搬迁移民脱贫意识激发

1.移民面临的三重压力。第一，高生活成本与低储蓄的移民。搬迁后，移民增加了新的生活成本，例如，水费、煤气费、网络费，这些支出每年大约2万元。移民喂养猪、牛、羊等家畜的费用也在增加。搬迁后，移民由此前的10 亩土地变为2 亩，玉米产出无法满足牲畜的喂养需求，需要额外购买饲料，这类花费每年1 000—2 000元。此外，移民还有建造房屋的成本。在规划苗村建设时，政府采取统一的房型，但是房屋设计的前瞻性不足，随着下一代的出生，人口多的家庭需要再盖新房，建房费用较高。因此，新的生活空间具有较高的生活成本，而搬迁前移民的生计以农业为主，积蓄较少，高支出和低储蓄使移民有很强的无力感。第二，加重的养育负担与弱势的移民。为实现移民更具保障性的发展前景，在易地扶贫搬迁的同时，当地开展了控辍保学行动。控辍保学前，各方的劝返力度不足，加之个人原因，有近90%的学生辍学回家，教育及其附带的支出并没有在后村家庭的考虑范围之内。控辍保学后，学生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给苗村家庭增加了更多的教育成本。对于有男孩的家庭，移民还要为孩子操办婚礼，这是例行化的养育责任。婚礼花费一般为4 万—6 万元，并且婚礼所收礼金远低于婚礼花费。因此，搬迁后，移民的养育责任具有双重性，但其收入和能力却难以应对更高的养育成本和养育压力，为此，移民心理颇受冲击，并产生苦闷感。第三，主流的生活叙事与未融入的移民。为提升人居环境，苗村推进了 “七改三清”①“七改” ，即改路、改房、改水、改电、改圈、改厕、改灶；

“三清” ，即清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家园。工作。在评比过程中，移民对制度规范所提倡的美好生活心生向往，不希望再过 “从外边看很漂亮，但是屋里很邋遢” 的生活。移民认为，美好生活需要配置新潮家居用品，例如，移民普遍认为汽车是美好生活和个人发展状况的有力体现，如果再骑摩托车可能会被 “嘲笑” ，因为骑摩托车已经显得过时了。移民惯有的生活方式与美好生活的主流叙事之间存在差距，这使得移民经常会产生一种 “被比下去” 的紧张感。

2.压力中的需求浮现与脱贫意识激发。上述可知，移民的诉求似乎只是提高收入，然而，这只是一种表层需求，还有更多 “努力赚钱” 之外的需求，这才是移民迫切想要获得满足的深层需求。

第一，移民常常借用 “良心上过得去” 来表达自己对压力的态度。空间层面的叙事中，一些父辈认为自己具有 “过日子” “当好家长” 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无力应对现实生活，自己丢了 “脸” ，会被外村的人或者本村人嘲笑，以致丢面子。不少子女也借用 “良心” 来表达 “自己对家庭的贡献属于分内之事” 。

“良心” 的表述同样发生在与养育相关的叙事中。受访者经常提到，作为父母，供养孩子上学、实现孩子的梦想，以及帮助家族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是他们的责任，否则，会对不起自己的 “良心” ，无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上述有关 “良心” 的表述体现出，面对压力，移民正经历着难以恪守良知的困境，也展现出恪守良知的需求。为应对环境中的压力，让自己 “良心上过得去” ，村民决定不能再过苦日子，需要摆脱贫困状态。

第二，在压力之下移民表现出对荣耀性表现的追求。在生活方式的叙事中，移民追求更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购买时尚的家居产品与美好生活的主流叙事对接。若家庭无法跟随这种外在的生活潮流，个人无法拥有时髦的自我表现，会被别人笑话，移民可能面临失去别人积极评价的困境，从而被区隔于村落社会关系之外。例如，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和开汽车的小伙子有可能成为两个很少产生交集的群体，前者的家庭也可能在村落社会结构中失去应有的位置。为了应对自己和家庭面临的压力，让别人看得起，以消除自己的紧张感，维持自己和家庭在村落中的关系网络，移民流露出追随时代潮流、主动脱贫、改变现状的发展意识，移民认为 “来到这里，不能再和以前一样” 。

上述所提及的 “丢了面子” 或者 “被别人笑话” 仅处于一种被觉察的状态，并非业已发生的事实。相似的经历使移民认识到彼此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与现实要求之间的差距，这使移民并未有公开的嘲笑和指责，但移民知道，如果长期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消解压力，一定会引来他人的闲言碎语。因此，在搬入苗村后的较短时间内，移民的脱贫意识被激发。

（二）搬迁移民脱贫能力提升

在移民具有脱贫意愿后，为适应现代化环境，移民认识到自己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而多重主体构建的关系网络恰好为其提供了外部支持，移民由此实现脱贫能力的提升，这可以在移民收入提升、应对环境压力和满足自己深层需求的行为中得到印证。

1.多元主体聚合，搭建帮扶网络。苗村的帮扶力量包括县政府，当地街道和社区，其他地区党组织、企业①根据田野伦理要求，文中的企业均使用化名。等，以及移民自己的亲属关系网络。

县政府、街道和社区、党组织、企业是主要帮扶力量。在帮扶移民脱贫增收的过程中，县政府与当地街道发挥着牵头、规划和协调的作用。县政府与其他省市签署务工合作计划。当地街道和社区积极探索 “党支部+” 模式，例如， “党支部+企业+基地+贫困户” 模式，以及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 模式。通过整合多种资源，当地形成了多种特色产业和发展项目。此外，当地街道还积极协调和引入外部力量，与其他地区通过党组织联建共建的方式，借助其他地区力量引入第三方资金力量，发展特色产业。例如，依托呼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苗村流转耕地80亩用来发展香瓜种植产业。

移民自己的亲属关系网络作为辅助帮扶力量，其帮扶主体主要是移民在其他村落中的亲属。他们积极联络资源，为移民寻觅工作机会，联系的工作主要有餐馆服务员等服务型工作，或从事汽车修理、建筑等技能型工作。

2.破除认知局限，提高知识与技能水平。为了使发展机会和产业项目真正成为移民脱贫增收、满足需求的重要渠道，驻村工作队不断消除移民的认知局限，提升移民的生产知识和技能。

驻村工作队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打破了移民的认知局限，提升了移民思维的开放性。移民已经习惯农业生计方式，对于 “不依赖土地” “离土又离乡” 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为应对这一问题，驻村工作队队员、包组联户干部深入移民家中，通过面对面沟通的方式了解移民的情况。以此为基础，驻村工作队队员和包组联户干部通过宣传扶贫政策，利用其他地区的实例，有针对性地解决移民的困惑；
通过召开户主会、党员会等方式，借助 “致富带头人” 的榜样示范作用，增强移民对帮扶措施的信心和决心。

多元帮扶主体为移民提供生产知识和技能培训，提升移民发展生产的能力。例如，苗鸡养殖以及香瓜种植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合作社和企业无偿为移民提供培训，帮助移民进行科学养殖和病虫害防治培训，提高养殖和种植产量。合作社与企业还为移民提供销售知识，帮助移民了解价格变动规律，及时判断市场行情，掌握农产品出售时机。除此之外，县政府还定期派专家到当地街道开展创业、烘焙、耕种等方面的讲座。移民借助亲属关系网络所谋求的工作一般实行 “带教制” 和 “学徒制” ，资深的行业员工和师傅会帮助移民学习必要的礼仪、修理技术及建筑技术。培训、讲座以及师徒带教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方面，移民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进行生产与实践，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移民不断调整或巩固自己所学的生产知识和技能。由此，移民的生产能力和职业素养得到提升，成为懂理论、有知识、会实践的生产发展主体。

3.适应环境压力，提升脱贫能力。在外部多元主体帮扶下，移民不断适应环境，通过在地就业、发展小型家庭产业、外出务工等方式增收致富，满足自身需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移民增加的收入，除了用以支付家庭日常开支，还会用于购买汽车或者添置新家具。这一里一外的大件是给移民带来 “面子” 最有力的保证。同时，不少移民外出打工返乡的第一件事是带家人去景区游玩，或者去中高档餐馆消费。此外，收入提升后，部分移民会向社区申请建造新房屋。二是践行养育职责。移民为子女购买学习资料，并为子女的爱好提供支持。除了满足孩子基本学习需求外，移民会定期送孩子去县城学习钢琴、舞蹈、绘画等兴趣爱好。移民的绝大部分收入会在年底存入银行，以备未来孩子上学或者结婚使用。村里人听说这些父母的做法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家庭和孩子的贴心照顾以及所拥有的美好生活不仅赢得了彼此之间较高的评价，也赢得了他人的赞许。作为一项亮点工程，苗村会定期接待参访团，参访团在了解了苗村屋里屋外的良好环境和生产生活现状后，纷纷给予肯定评价。移民需求的满足，表明移民与外部环境实现了良好契合，真正提升了脱贫能力。

为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的目标，国家采取多项措施，并号召激发移民内生动力，以实现 “建新村、塑新民” 的乡村建设目标。伴随着这一现代转型安排[33]，移民的脱贫意识实现了同步转变。纵观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内生动力的激发是外部多元主体帮扶下的调适性行动，蕴含着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移民内生动力的激发起始于移民在生活空间、养育和融入主流生活层面的压力，以及压力之中凸显的恪守良知和获得荣耀性表现的需求。多元主体形成的帮扶网络破除了移民的认知局限，提高了其知识与技能水平，实现了增收致富，满足了自身需求，实现了与生活环境的契合，提升了自身脱贫能力。

移民内生动力的激发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移民改变处境的能动性。旧有的区域空间孕育了移民独具特色的知识、技能与生产生活方式。搬迁后，移民既往的惯习难以适应新的区域空间和实践活动，由此产生负面的心理感知，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压迫感，移民并未妥协，而是产生了改变这种现实困境的意愿，并最终将意愿变为另一种现实，实现了与环境的良好适应。二是内疚感和羞耻感的促动。移民的需求呈现为恪守良知和获得荣耀性表现，前者依托于移民的内疚感，后者依托于移民的羞耻感，内疚感深嵌于家族关系网络之中，羞耻感与村落关系网络存在关联。三是外部多元主体的帮扶作用。移民所寻求的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契合实质上是自身的知识、技能、生产生活方式与外部环境要求的契合。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移民所获得的资源较为有限，而跨区域协作、驻村帮扶以及亲属关系网络解决了资源不足的问题，保证了资源供给的公平性。多元主体帮扶通过沟通交流、 “带教制” 和 “学徒制” 等方式，使移民有机会获得各种资源。

基于意识激发与能力提升的发现，对于后续帮扶和乡村振兴进程来说，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好生活愿景的推动作用，并通过多元主体实现精准帮扶，是激发民族地区搬迁移民内生动力的可行路径。这一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提倡家庭伦理。移民对自身的改变主要源于移民对恪守良知的追求，这深嵌于家族关系结构之中。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加强文明乡风建设，继续提倡以 “父慈子孝” 为核心、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移民内心道德感的生成。

其次，设计美好生活愿景，建设服务型政府。移民的另一层需求表现为对现代化生活方式和个人荣耀性表现的追求。以此为参照，当地政府要充分关注移民未来发展的愿景，同时，通过学习了解其他搬迁地区或城市的美好生活现状，集思广益，与移民一起谋划未来，制定美好生活的发展图景以及详细的、分阶段的目标，以此激发移民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规划和设计过程中，当地政府要采取零距离、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交流方式，真正为移民解决 “急、难、愁、盼” 的事。

最后，持续推进跨区域协作和驻村帮扶工作，完善多元主体帮扶机制。跨区域协作以及驻村帮扶工作拓展了移民的发展思路，解决了区域资源匮乏的困境。这一良好经验值得保留和持续推进。当地政府、驻村帮扶干部以及其他跨区域帮扶的政府和企业要通过协同联动的方式，共同谋求发展思路。为有效提升移民发展能力，要持续开展技能培训、案例展示、外出参访、输送行业导师资源、网络在线课程教学等，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升移民的劳动技能水平，使广大移民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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