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杨恩玉 潘嘉晖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高崧曾对谢安“戏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学界解释颇多，当下仍存争议。概而言之，现有的观点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此语应解释为“谢安不肯出山，那么天下的百姓该怎么办”，显然，这是将“苍生”一词解释为了“平民”；
第二类观点则认为，此语应解释为“谢安不肯出山，那么天下的士族该怎么办”，这是将“苍生”一词解释为了“贵族”；
第三类观点则认为，此语应该解释为“谢安不肯出山，那么天下的平民和贵族该怎么办”，这是将“苍生”一词的含义扩大为“平民和贵族”两个主体①。本文拟对此再作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高崧对于谢安的“戏言”，《世说新语笺疏》和《晋书》皆有记载，其实并非“戏言”，而是对谢安的批评。要理解这一点，需对高崧其人进行分析。高崧的出身并不算高贵，其祖父以上官宦无闻，直到其父高悝才历任显位。高崧虽然出身平平，但却是一个心系朝政并且敢于直言极谏的忠臣。例如，高崧曾径直闯入豫州都督谢万的寝室中，问他如何治理西部藩镇。谢万敷衍回答，高崧听后“叙刑政之要数百言”，令谢万连连赞叹其才能[1]1896。高崧是代表次等士族的。为刻画这一阶层的形象，史家将孙惠、熊远、陈頵三人与高崧置于同传。笔者就其中部分人物作简要论述，以明晰这一阶层的政治诉求。

吴国富阳人孙惠，是孙吴豫章太守孙贲的曾孙，父、祖辈皆有官职，孙吴灭亡后家道中落。孙惠的家世存在着戏剧性反差。但即便如此，孙惠依旧心系朝政。他曾投靠齐王司马冏，参与剿灭赵王司马伦；
后又得到成都王司马颖的赏识，官至大将军参军，但因在任职期间杀害司马颖的牙门将梁俊而被迫辞官潜逃。不久，东海王司马越在下邳起兵，仍在潜逃途中的孙惠，化名为秦秘之，以密信向司马越谏言天道国运，并指出：

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尸元曳于粪壤，形骸捐于沟涧，非其口无忠贞之辞，心无义正之节，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终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犹有刎颈之报，朝廷之内，而无死命之臣。非独秘之所耻，惜乎晋世之无人久矣。[1]1883

在孙惠看来，当时朝纲不振、政局动荡乱象的出现，是因为朝中真正的贤能之士几近消亡。保留下来的满朝文武皆为贪生怕死之徒，他们虽身居高位，却不愿为国献身，实乃可笑。孙氏的论述鞭辟入里，且剑指高门士族，谴责他们虽享有极高声望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匡扶朝政。这深刻地体现出他对高门士族的强烈谴责以及对朝政时局的深切忧虑。

陈国苦县人陈頵，最初曾担任郡督邮一职，其为人也是刚正不阿。针对权贵沛王司马韬案，陈頵坚定地用《甲午诏书》的条款向解结阐明弹劾他的法理；
面对解结对河北地区的非议，陈頵亦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据理力争。陈頵因品行卓著而被举孝廉。后因齐王司马囧起义，州刺史派遣他领兵参战；
机缘巧合下，陈頵被司马睿镇东府从事中郎袁琇看中推荐给琅邪王司马睿，升任镇东行参军。陈頵对当时的局势，颇有自己的见解，他写信给王导，直言道：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1]1893

在陈頵看来，“中华倾弊”“四海土崩”的原因在于用人之失。他的看法颇为深刻，也代表了次等士族对门阀制度下的东晋王朝的担忧，暗含着次等士族对高门士族在其位却不履其职的批判。

综合上述，笔者得出以下三点认识：第一，相较于以王、谢为代表的东晋一流高门士族，高氏之类的次等士族似乎更关心国家时局的发展。第二，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族和王、庾、桓、谢四大家族共治，王、庾、桓、谢四大家族彼此之间保持平衡。但同时有能力的次等士族对高门士族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这样才维持了门阀制度的稳定。第三，虽然都身居高位，但由于家世背景的差异，次等士族对高门士族存在着一定的忌恨心理。尤其当那些出身高门士族者能力不足却依旧身居高位或居高位、有能力却不愿履职时，这种心理便表现得更加明显。

谢安出身陈郡谢氏，这是江左一流高门士族。他虽早有名望，但却迟迟不肯出山、匡扶朝政。因而在有能力的次等士族眼中，谢安实属有能力却不愿就位之高门士族。所以，高崧借着酒劲批评谢安，表达他对以谢安为代表的一流高门士族的忌恨之情。但另一方面，高崧又是心系朝政之忠臣。他担心东晋的安危存亡、人民的苦乐忧喜，因而酒后吐真言，向谢安道出他的担忧。故高崧所说并非戏言，他的这番话实际上蕴含着那些为国为民的次等士族的无奈与惆怅。他所谓的“苍生”应该指的是“平民”，而不是“贵族”。那么，谢安真如高崧所想的那样虚妄无为吗？其出仕真就只为陈郡谢氏的家族利益吗？这就需要探讨谢安的家国情怀。

谢安展现给世人的形象，更多是一位风流名士。他居住在会稽时，“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他“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1]2072。林宪亮称他为“魏晋风度的标杆”[2]33。但在田余庆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高自标置的姿态而已”[3]198。笔者认同后者，并认为谢安故作姿态，实际上是在为培养更大的名望做准备。

陈郡谢氏最初并不是高门士族。谢氏祖先谢缵官至曹魏的典农中郎将。此后谢氏家族中亦无出现十分显赫知名的人物，直至谢鲲时，这种情况才出现了转变。田余庆曾仔细分析过陈郡谢氏家族的崛起过程，指出：“第一，两晋之际，谢鲲由儒入玄，取得了进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条件。谢鲲其人，于放浪中有稳健，并非完全忘情物外，这就为他的子侄不废事功、逐渐进入权力中心留有余地。第二，穆帝永和以后，谢尚兄弟久在豫州，在桓温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举足轻重之势，使谢氏成为其时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第三，谢安凭借家族实力和抗击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
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年间进入士族最高层。”[3]192至谢安时，陈郡谢氏家族势力发展至顶峰。照理说，这样的家族应该是十分受人尊敬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东晋时，谢氏家族人物遭受旧族歧视的事件屡有发生，如“谢万在兄前，欲取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4]852。在阮思旷眼中，陈郡谢氏只不过是“新出门户”。阮氏与谢氏，累世交好，但即便如此，作为旧族的阮氏依旧看不起谢氏。因而，谢安在正式出仕前一定要考虑这种情况。要想取得江东旧族和侨迁的北方旧族的重视，谢安唯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名望。

东晋时期谈玄之风盛行。谢万曾作《八贤论》，其文以“隐退者为优，以出仕者为劣”。可见，陈郡谢氏族人也是以隐退者为崇高。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谢安也注重谈玄，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名望。例如，谢安曾与支遁、许询一起在王羲之家聚会，期间诸人以解《庄子》中的《渔父》篇为乐。支遁作七百言，诸人皆称美。谢安则洋洋洒洒万余言，诸人莫不叹服。支遁后来对谢安说道：“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尔。”[4]262谢安就此获得了更高的名望。虽然谢安少有美名，但通过谈玄能使其名望更高，也更有利于他未来的出仕。曹文柱曾指出：“谢安屡召不起，包含以此换取声誉，提高家族社会地位的目的，同时也有受清谈家人格信念制约的因素。”[5]89

综合上述，谢安在正式出仕前，已有目的地在培养自己的名望，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笔者认为，谢安培养名望的根本目的当是为出仕做准备。他在培养出盛大的名望之后，一旦时机合适便会出仕。谢安在年轻的时候“多违朝制”，“召而不仕”，朝廷因此十分憎恶他，曾将其“禁锢终身”[1]2072。关于谢安的出仕问题，一些学者也作过探讨，并发表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任崇岳曾将谢安“屡不出仕”的原因归结为三个：“第一，受社会风气的影响。第二，受家族的影响。第三，害怕遭到权臣迫害。”[6]50-52丁光勋认为谢安不出仕的原因有三个：“一是谢安受玄学思想影响，二是谢安摄于桓温的权势，三是东晋王朝对谢安的禁锢。”[7]16-17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认为谢安早年“屡不出仕”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时机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当时朝局动荡、桓温势盛。此时出仕，于当时东晋王朝的大局、于陈郡谢氏的家族利益均不符，因而谢安早年拒不出仕。后来随着时局的发展，也因陈郡谢氏家族出现了衰弱的迹象，谢安最终投身于朝政。

谢安主政后，东晋朝野上下较为和睦，社会阶级矛盾也有所缓解，东晋王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就为后来东晋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淝水之战的胜败分析，学界已多有论述，此处不赘。但笔者认为，谢安主政下的较为和睦的东晋政局当是东晋取胜之关键因素。相较于当时前秦的军力，东晋的兵力可谓是螳臂挡车，但前秦内部此时却是矛盾重重。田余庆对此有深刻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前秦内部没有完成民族融合的历史任务，因而其内部是虚弱的[3]228-243。笔者认同田先生的看法，从淝水之战的过程来看，胜败其实早已注定，因而淝水之战东晋取胜的首功当归属于谢安。

淝水之战后，东晋国祚又延续了几十年，这与此前出现的东晋中兴局面可说是不无关系。而东晋中兴局面的出现，又源于谢安在任期间的励精图治。谢安自出仕之后，先入桓温幕府，后因谢万病逝回乡，改授吴兴太守。其时，桓温权倾朝野，结党营私，废立晋帝，无所不为，其颠覆晋鼎之野心已是路人皆知。他晚年时更是逼迫朝廷为其加“九锡”之礼，为正式代晋做准备。幸而此时，谢安在朝，他联合王坦之反复修改加赐桓温“九锡”之礼的诏书，一连拖了几个月，直到桓温病逝，仍未完成。司马氏皇族这才逃过一劫，免于禅位。其实在与桓温的对抗中，谢安也是颇为恐惧的，他曾直言：“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1]2076但即便如此，谢安依然愿意舍身为国，尽最大的努力匡扶朝政。笔者认为，谢安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对陈郡谢氏家族利益的维护，更大的目的应该是济世安民，以期延长东晋之国祚。也唯有此，才能更长远地维护陈郡谢氏的家族利益，这体现了谢安的家国情怀。简修炜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曾指出：“其实，谢安寓居会稽说明他不醉心名利权势，但并不能说是逃避现实；
他出来做官也不只因家族利益，主要还是‘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济’。更确切地说，谢安的政治态度是受到当时的社会矛盾制约的，不单是受个人的意志和家族利益左右。”[8]17所以，谢安的出仕是时局因素、家族因素和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据此可推知，“苍生”一词应该是指“平民和贵族”两个群体。

维护陈郡谢氏的家族利益，是谢安收起“东山之志”、投身政坛的直接诱因。谢安是因为其胞弟谢万被废为庶人才出仕的，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实际上，当时陈郡谢氏家族已经出现“门户衰弱”的迹象，尤其是谢安的堂兄谢尚、胞兄谢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去世，这让他感到十分不安。而这时谢万又被废黜，陈郡谢氏家族中再无他人在朝中任居显职。家族的危机倒逼着谢安出山，而固有的家族观念也使其收敛“风流”，积极入仕。因此，笔者认为，谢安之所以奋力维护陈郡谢氏的家族利益，关键在于其自身的家族观念。

东晋时期政治上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门阀政治。关于门阀政治，田余庆曾概述为：“它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3]1-2通过考索史料，笔者发现，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世家大族。他们累仕公卿高位，又熟读儒家四书五经，可说是当时社会中的文化权贵。这些权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魏晋时期已俨然成为贵族阶级。他们活跃于政坛，操控着朝政，甚至左右皇权，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情况在东晋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立国伊始，东晋便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1]2554的局面，并且在选官制度上推行颇重门第的“九品官人法”，因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1274的现象极为突出。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为官者人人皆以“品第”“家门”②而论，并且以此相互抗衡。为了维护门第不坠，当时的婚丧嫁娶之事也是“士庶有别”。高门子弟必定嫁娶高门子弟，而不屑于与庶族子弟同流。庶族子弟为了提升家族地位、晋升高门，则费尽心思与高门子弟婚媾，但多数都惨遭冷遇、无功而返。基于此，笔者认为，由于婚、宦有别，不同家族的社会地位是有高低之分的③。在门阀制度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之下，不同的家族之间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既存在于高门士族内部，也存在于高门士族与低等庶族之间。这就使得不同的家族在对其子弟进行言行、思想、学识等方面的培养时亦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竞争以及这种政治风气的影响，因而相关的教育就带有各自家族文化的烙印。久而久之，这种烙印就浸入族人的骨髓，熔铸于他们的心间，成为特定族群的特定观念。这种家族观念源起于门阀制度，并在各家族的相互竞争中形成，又在各家族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体现出来。也正是在它的影响下，谢安才会竭尽全力挽救家道中落的陈郡谢氏家族。

关于谢安维护陈郡谢氏家族利益的事迹，史书多有记载：

其一，劝诫谢万，帮其抚众。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安)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悦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4]854-855

谢万傲慢，不懂礼贤下士，结果导致人心涣散、众将背离。幸而谢安随行，帮其抚众。若非如此，谢万在北伐中的失败会更加严重。其实，当时谢安并没有收到朝廷诏命，他之所以会跟随谢万出征，是因为他了解谢万的性格，料定他必定会得罪众人，造成不良后果。当时谢万是陈郡谢氏家族的支柱，谢安身负家族之荣辱。出于对家族利益的维护，也出于对弟弟的爱护，他毅然陪同出征。

其二，教育后人，培养“芝兰”[1]2080。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4]143

谢安尽心教育后人，其方式多样。王开文曾做过相应总结：“第一，称赏天资，在高雅的文艺活动中发展智力……第二，鼓励参与学术活动，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第三，进行行为规范教育，提高身心修养……第四，遇有缺失，或严正指明，或巧为纠正。”[9]57-58正是在谢安的耐心教育下，谢氏家族子弟人才辈出。而谢安之所以费心教导，当是出于维护家族利益之目的。

其三，慧眼识人，提拔子嗣。

于时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1]2080-2081

谢安识人眼光独到，不论其是否为亲属，唯以才论。谢玄也果然不负所望，率领北府兵八万余众，抗击苻坚百万雄兵，最终取胜。虽是如此，但此举亦为当时人所议论。笔者认为，谢安举谢玄确实有私心存在。由于当时谢氏后人在朝中势力不强，因而，谢安欲以谢玄任显职以抗衡其他家族势力。虽然谢玄确实有经国之大才，但他的出仕多少带有几分谢安维护家族利益的色彩，亦蕴含着谢安浓厚的家族观念于其中。

谢安作为陈郡谢氏家族中的一员，其自身有着浓厚的家族观念。这种强烈的家族观念主要体现在他的出仕、育人、荐人等方面，而尤以出仕一事最为明显，他的出仕与维护家族利益有着莫大的关系。若就此而往下推论，谢安出仕亦是为家族后嗣所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一语中的“苍生”一词，应为“平民和贵族”之义。故而，笔者赞同第三类观点的看法，第一类观点和第二类观点的解释都是值得商榷的。

注释：

①这是学界关于这句话的三种解释。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可参看张学锋的《释“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而第三种观点则可参阅任崇岳的《关于谢安出仕与淝水之战的评价问题》(《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②参看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6-359页)。

③唐长孺指出：“众所周知，门户高低的标志是婚、宦，宦的主要标识是所谓‘起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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