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丘陵山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研究——以兴国县为例

黎 含，刘志飞

(东华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已经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人地关系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进而改变了人地关系的发展。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剧、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大规模迁移等环境问题发生深刻变化，人地关系矛盾日益突出[1-2]。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人地矛盾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好其相关问题对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国内有关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农户生计对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如生计多样化[3-4]、非农化[5-6]、生计资本变化[7-8]、生计策略转型[9-10]等导致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效率等变化；
另一方面是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反作用关系，如退耕还林[11-12]、土地流转[13-14]、土地细碎化[15]等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中的一方作为另一方的驱动因素，割裂了两者的紧密联系，对于两者耦合关系及反馈机理分析的研究也相对缺乏[16]。而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农户生计的变化将导致土地利用行为作用方式的改变，土地利用行为的改变也会引发农户生计的进一步变化，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17]。

赣南丘陵山区具有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物质基础条件较差以及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特点。过去由于农户更加注重短期效益、生计形式比较单一以及人地矛盾恶化等原因，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本研究以赣州市兴国县为例，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将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以期揭示二者之间的“驱动—反馈”互动机制及其共生关系的演变规律，为兴国县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对于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以及对推动乡村振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研究区概况

兴国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地理位置为东经115°01′～115°51′，北纬26°03′～26°41′,隶属于赣州市，总面积3 215 km2。区域地貌类型复杂，主要以低山和丘陵为主，局部有中低山；
土壤类型以红壤为主。全县共辖25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303个行政村、20个城市社区。2020年，全县总人口为858 325人，乡村人口为216 810人，占全县总人口25.26%；
地区生产总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3.4%；
财政总收入21.28亿元，同比增长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 824元，比上年增长5.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 049元，比上年增长9.6%；
播种面积为5.434 万公顷，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25.74万t。

1.2 数据来源

以赣州市兴国县为研究区域，选取2011—2020年为研究时段。地理空间数据包括高程数据集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分辨率为90 M，边界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研究中所使用的农户生计和土地利用行为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赣州市统计年鉴》《兴国县统计年鉴》以及兴国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其中，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户均脐橙种植面积、户均茶园种植面积、农业机械增长率、化肥农药以及农膜的施用强度、人均粮食作物产量等几项指标数据是根据《赣州市统计年鉴》《兴国县统计年鉴》原始数据计算得来，缺失数值采用相邻年份插值法补齐。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在独立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等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农户生计和土地利用行为的内涵，借鉴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5个方面构建农户生计指标体系，从土地投入与土地产出2个角度选取指标来表征农户不同的土地利用行为。参考现有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方面的研究成果[9-10，18-19]，结合兴国县的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状况、政策发展等，选取有效耕地灌溉面积、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以及当地特色产业脐橙和茶叶的户均种植面积来反映自然资本状况；
选取农业机械拥有量、牲畜拥有量、农村住户平均建筑面积来反映农户的物质基础；
选取乡村从业人员和中学在校人数来反映人力资本状况；
选取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普通中学数量和村民小组个数来反映社会资本；
选取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民币存款金额及农村养老金或退休金来反映农户经济水平。根据兴国县大力推进“三减”行动计划、力争保障粮食安全的现实问题，选取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农膜施用强度3个负向指标以及农业机械增长率来反映土地投入程度；
选取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人均粮食作物产量来反映土地产出情况。最终选取21个指标构建兴国县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评价体系及权重

2.2 指标处理

2.2.1 数据标准化

由于原始数据量纲和数量级的不一致性，为消除其对量化结果的影响，对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使结果全部处于[0,1]之间：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2.2.2 指标权重计算

采用熵值法对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具体步骤如下。

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的权重Pij：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4)

计算第j项指标熵值的差异系数Dj：

Dj=1-Ej

(5)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6)

2.2.3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计算综合评价指数Uj：

(7)

2.3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作为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用来描述2个及以上的系统或要素之间彼此作用而产生相互影响的程度，能够更好地反映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借鉴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耦合度模型[20]，可表示为：

(8)

式中：C为耦合度，n为子系统个数，Ui为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C∈[0,1]，当C趋向于0时，系统或要素之间几乎不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当C趋向于1时，各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非常强烈并且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达到一种极度耦合状态。

本研究只有2个子系统，由公式(8)可构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度模型，如下：

(9)

式中：U1、U2分别代表农户生计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借鉴已有相关研究[21]，耦合度值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等级，见表2：

表2 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度类型评价标准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其模型既能够更好地衡量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系统之间整体协调优劣程度，也能更好地评判其相互作用关系。具体形式如下：

(10)

T=αU1+βU2

(11)

式中：D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协调度，T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由于在人地系统中，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贡献程度相同，因此α=β=0.5。D值越大，表明系统或要素间耦合协调程度越好，反之，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差。参考已有研究成果[22-23]，将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详见表3。

表3 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协调度类型评价标准

根据公式(1)～(11)计算得出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结果。2011—2020年，兴国县的综合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波动。

3.1 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3.1.1 农户生计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基于农户生计子系统指标体系中确定的15个指标的数据，求得兴国县2011—2020年综合评价指数(表4)。农户生计子系统综合水平整体呈现上升的态势(图1)，2013年是转折点，这一年年末实有耕地总资源有所减少，导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近10年最低，但此后兴国县采取统筹城乡建设、优化经济结构、加大民生投入等政策，农户生计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持续上升，由0.184 5上升至0.726 2，农户生计水平显著提升。其中，自然资本波动幅度最大，2017年综合指数最低，只有0.057 1，有效耕地灌溉面积仅有22.54公顷，因此兴国县应全面推进农业基础建设。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种资本类型的拐点均在2014年，农业机械拥有量9 016台，相较于2013年减少了2 744台；
兴国县普通中学数也只有32所，比2011年减少2所，2014年后稳步上升，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兴国县也加快推进了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进程。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则持续稳步上升，2011年这2种资本类型综合指数非常低，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4 684元增长到2020年的13 049元，10年间增长了2.86倍；
农村养老金2020年达到484.61元，较2011年增长4.72倍。这些年兴国县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上乡村振兴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推动兴国县农户生计水平快速发展，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表4 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3.1.2 土地利用行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基于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指标体系中确定的6个指标的数据，求得兴国县2011—2020年综合评价指数(表5)。由图1可见，兴国县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大起大落，呈“V”型走势，最大值达到0.666 3，最小值仅有0.331 1。其中，土地投入指数处于波动状态，2012—2016年下降明显，2017—2020年迅速回升。2016—2017年兴国县化肥施用强度分别达到5.599 1 kg/km2、5.462 6 kg/km2，农药施用强度分别达到0.152 8 kg/km2、0.149 1 kg/km2，前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严重。随后，兴国县大力推进“三减”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取得显著成效。土地产出指数在2011—2017年稳步上升，2018年后骤降。随着农村外出务工规模不断增加，农村土地抛荒、撂荒现象愈加严重。2020年土地产出评价指数非常低，农业发展遭受到冲击，此外2020年南方地区还遭受到特大洪灾，致使粮食等农作物大量减产，这一年其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人均粮食作物产量都是10年间最低，分别为47.37 kg/km2、2.998 7 kg/km2。分析得出，兴国县还需继续保持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引导粮食作物规模化种植，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可持续利用。

表5 兴国县2011—2020年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3.1.3 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

图1表示农户生计子系统与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趋势。通过计算可得出农户生计综合评价指数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7%，土地利用行为综合评价指数平均增长速度为0.50%，低于农户生计子系统。总体而言，农户生计指数整体呈现平稳上升的态势，而土地利用行为指数则呈“V”型趋势。由此可见，农户生计子系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相对较为稳定，而且农户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生计方式向多样化发展；
而土地利用行为系统对乡村振兴各项政策措施的敏感性较强，且随着外出务工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因此要落实节约用地制度，盘活土地资源，让土地集中化管理，保障兴国县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图1 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3.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农户生计综合评价指数U1、土地利用行为综合评价指数U2、耦合度模型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到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见表6。

表6 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关系

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的耦合度最高达到1，所有年份均超过0.8，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表明兴国县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紧密。其中，2011—2013年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呈下降趋势，从0.946 7降至0.837 6，说明两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有所减弱，缺少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基础；
2013—2015年两系统耦合度呈快速上升态势，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相互作用明显增强，朝着良性耦合共振方向发展；
2016—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系统耦合度均高达0.99，变化幅度较为微弱，仍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说明兴国县近几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子系统之间有序发展，基本实现耦合，其相互作用非常强烈并且有望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

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子系统耦合协调度为0.562 1～0.811 5(图2)目前两系统整体处于协调发展阶段。2011—2017年耦合协调度较低，呈现波动状态发展。其中，2011—2013年由初级协调发展向勉强协调发展过渡，2013—2016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一直处于勉强协调发展期，耦合协调度在0.56～0.59范围内波动；
2016—2017年耦合协调度由0.569 1增长至0.619 2，增长8.80%，由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向初级协调发展类型转变；
2011—2017年这一阶段，由于农户生计发展相对滞后，农户生计选择与土地利用不相适应。2017—2020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017—2018年耦合协调度由0.619 2增长至0.754 2，增长速度达到21.80%，由过渡协调阶段向协调发展阶段跨越；
2019—2020年，耦合协调度上升到0.80以上，表明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高，2020年显示出土地利用行为相对滞后于农户生计发展，这是由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家务农收益微薄，大量农村中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抛荒现象严重。整体来看，虽然兴国县近年来两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但要想长期发展下去，仍存在一定难度，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注重农户生计发展与土地利用行为的协调程度，尽量达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甚至朝着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

图2 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耦合协调度

4.1 结论

本研究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将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作为兴国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2个重要系统，通过构建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协调发展水平。主要结论如下：

1.兴国县农户生计综合评价指数自2013年开始稳定上升，土地利用行为综合评价指数则先下降后上升。2011—2019年表现为农户生计发展滞后于土地利用发展，2019—2020年土地利用行为滞后于农户生计发展。若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两系统的综合指数均得到提升，可以进一步朝着优质协调发展演进。

2.兴国县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整体耦合度较高。研究期内，兴国县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度为0.837 6～1，2013年耦合度最低，但随后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保持稳定上升的态势，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2016—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度均高达0.99，各年份均处于优良耦合状态。

3.兴国县2011—2020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兴国县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发展到初级协调发展、中级协调发展和良好协调发展的过程，优化趋势明显，说明两系统相互作用关系正在愈发加强，朝着优质协调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4.2 建议

研究兴国县农户生计子系统与土地利用行为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为兴国县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以下3方面的建议：

1.加大投入，支持返乡创业。由于农业产业效益偏低，大量农村中年劳动力选择向城市涌入，导致土地抛荒现象严重，而且大量优秀农村青年不愿回乡，导致农村人才匮乏。“村庄无人住，农田无人耕”制约着兴国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政府部门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加大政策扶持，强化管理培养，鼓励支持优秀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引导中年劳动力回乡就业，使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生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2.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研究结果来看，近年来，兴国县2011—2020年生计资本处于上升趋势，金融资本保持稳定增长，但土地利用有小幅度下降，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人均粮食作物产量均有所下降。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户的生计水平得到提高，而粮食种植的效益相对偏低，导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懈怠。因此，相关部门要努力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加强农民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培训，促进管理现代化，保障兴国县粮食安全。

3.有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从研究结果来看，近几年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但要想实现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朝优质协调发展还有一定的难度，2019—2020年土地利用发展滞后于农户生计发展。因此，需要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源，让土地集约化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农业规模化发展，让农民享受着出租土地、在村务工的“双收益”，从而带动农业增收，农民致富。

猜你喜欢兴国县生计耦合度BY THE SEA汉语世界(2022年4期)2022-08-08双速感应电机绕组耦合度研究防爆电机(2022年1期)2022-02-16弟弟会爬啦小学生学习指导(低年级)(2020年12期)2021-01-16辽宁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分析生产力研究(2020年5期)2020-06-10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早期鲜卑生计方式探讨东方考古(2018年0期)2018-08-28赏花海小学生优秀作文(低年级)(2018年4期)2018-03-05冰天雪地的生计与浪漫齐鲁周刊(2016年46期)2017-01-14贵阳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联分析*贵州科学(2016年2期)2016-06-132月2日世界湿地日 湿地与未来——可持续生计林业与生态(2016年2期)2016-02-27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1期)2015-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