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温州静海军新考及目前所见温州刺史补正

黄汉城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一般认为唐五代时期的温州地区发展缓慢，不受朝廷重视，就连现存史料也较少提及温州地区的状况，故而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温州政治、经济、军事研究成果较少。事实上，安史之乱以后，唐中央逐渐依赖南方赋税，两浙地区的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作为浙东南部上州的温州，亦逐渐进入统治者眼中。这一点在唐肃宗重新构造江淮军事格局，在浙东诸州县设置军镇，以温州静海军辖温、明、台三州军事一事中可窥知。而静海军军额在唐中期至五代屡次变动，时有废置，对静海军在唐五代的沿革进行梳理，可窥其时温州地区政治军事地位的变化。

按《新唐书》载：“有义胜军、静海军，宝应元年（762）置。”[1]1061但是考弘治《温州府志》有乾元元年（758）“徙湖州刺史戴日用牧温州，兼静海军使”[2]的记载。疑似乾元元年有静海军使一职。李碧研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提出，乾元元年，玄、肃之争结束，唐肃宗李亨开始对全国的军政格局进行调整，重新规划江淮诸节镇，逐渐开始重视并系统规划所谓“兵食所资，独江南两道耳”的江淮军事布防[3]437。具体表现在乾元元年：“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治越州。”[1]1903据孙诒让先生考证：“盖义胜、镇东为统辖浙东节度军之号，其治在越州；
静海为温、台、明三州军使之号，其治在温州。”[4]那么考虑乾元元年置浙东节度使时置义胜军与静海军之号，则可以解释宝应元年（762）八月，“台州贼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5]270时，温州长史李皋与温州刺史康云间能有军队进攻袁晁，“寇凌我骑，云间之马踣焉，王心存拯危，目不见阵，乃挟其人而挝其马，偕犯围而免之”[6]233。而在此之前，当温州面对群盗时，朝廷仅能从临近地方调兵御敌，天宝二年（743）“十二月壬午，海贼吴令光寇永嘉郡……二月……丁丑，河南尹裴敦复、晋陵郡太守刘同昇、南海郡太守刘巨鳞讨吴令光”[1]143-144。因而可认为温州始置静海军当在乾元元年，此时温州成为浙东防范群盗的军事要地。

大历时静海军使额似乎被废置。《册府元龟》载：“薛兼训，大历中为浙东节度、越州刺史。兼训奏曰：‘臣所管义胜军、静海军共九千人，请留一千人，余八千人并罢遣。’许之……兼训以寇难已平，将修抚循之政，由是有斯请也。”[7]与《新唐书》载“大历二年（767）废静海军”[1]1061互相参证，则大历二年因政局较为稳定，无兵燹之灾，温州废置静海军使额。此时浙东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越州。

贞元三年（787）时温州置有静海军。裴希先贞元三年为温州刺史，《全唐文》载《唐故朝议郎使持节温州诸军事温州刺史充静海军使赐绯鱼袋子河东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其官职称温州刺史充静海军使，说明贞元三年时温州依旧置有静海军。而自大历二年废静海军后，恢复静海军的时间暂且不详。但肃、代两朝发生的农民起义中，江淮地区约占44%，且直到德宗初年，浙东一带仍有起义、骚乱的情况。因此德宗建立镇海军以防战乱，建中二年（781）以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统领浙江东西道十五州之地。在韩滉的经营下，两浙地区一跃成了当时南方实力最强大的藩镇[3]453-454。由此我们可以考虑，温州受到连带影响，军事实力有所增强，重新恢复静海军使额也应当在这个时期。

《唐会要》载：“元和六年（811）十月，诏曰：润州镇海军、宣州采石军、越州义胜军、洪州南昌军、福州静海军等使额，并宜停。”[8]此时静海军建制在空间上有所变动，设置地点由温州转移至福州[9]69。这里只提到了元和六年废福州静海军使额，而未提到静海军使额何时从温州转移至福州。贞元三年二月，前镇海军、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去世，由于其在主导江淮政局期间有坐大之嫌疑，且与唐朝廷有着矛盾，唐德宗在其去世之后立马调整了江东政局，“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
浙东，治越州；
宣、歙、池，治宣州”[3]474-475。史料并没有提到朝廷对两浙具体州县的处理方式，但前期置镇海军是为了加强朝廷对江淮的控制，而此时江淮维稳机制的破产，是有可能影响到静海军使额的废置或转移的。浙东地区只保留了越州的义胜军，而不再提及温州静海军，可见此时温州已经不起“足修武备，以静一方”[8]的作用了。

唐末之时由于浙东动乱，中央无力控制温州，温州军使额由割据势力掌控。孙诒让考证云：“今《备史》载朱诞未据州以前，有副使胡燔，则其时已以温州刺史领静海军使矣。”[4]《温州通史》称：朱诞兄弟割据温州，始于唐中和元年（881）……则至迟在中和元年前，温州静海军使额又恢复设置，与立于安南都护的静海军节度使并行而存[9]70。但是朱诞任温州刺史时间为唐大顺中，且《吴越备史》载：“褒……兄诞……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据焉。”[10]那么我们知道胡燔任刺史时间应在大顺元年之前，则考虑静海军使额恢复设置的时间在大顺元年前。中和元年后，温州进入朱氏家族割据阶段，唐朝廷已经无法控制温州地区，朱褒结援朱温，奏授本州刺史，充静海军使[10]， 一是依唐旧制，二则通过静海军使额来使地方团练武装合法化，并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由此朱褒割据温州，成为浙东地区实力较为强大的豪强。《新唐书》称：“时钟季文守明州，卢约处州，蒋环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褒兵最强。”[1]5489

吴越国时期关于温州静海军史料较少。天福四年（939）“辛亥，置静海军于温州，从钱元瓘之请也”[11]1029。由此可以认为天福四年温州升为静海军节度使，而此前应当有静海军使额，但存续时间不详。天福四年七月，王闽政权发生内乱，王审知少子王延羲自称闽国王，“闽主数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朱文进、光山连重遇，二人怨之……辛巳夜，重遇入直，帅二都兵焚长春宫，以攻闽主，使人迎延羲于瓦砾中，呼万岁……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改元永隆”[12]。温州地处浙东最南端，南与福建王审知境接壤，为吴越国军事要地，此时闽国内乱，我们有理由认为吴越王钱元瓘因此事奏升静海军为节度使额以增强边防军事力量。

许智仁：《新唐书·许绍传》载：“以破铣功，擢其子智仁为温州刺史。”[1]3770萧铣割据江陵，许绍和萧铣在硖州对峙多年。武德四年（621）萧铣降，“孝恭、靖直逼其都……（萧铣）乃麾而令，守陴者皆恸。以太牢告于庙，率官属缌衰布帻诣军门，谢曰：‘当死者铣尔，百姓非罪也，请无杀掠！’孝恭受之，护送京师。”[1]3723据上可知许智仁应当是在武德四年以后被授予温州刺史之职。但是上元二年（674）唐高宗才置温州，武德四年时并无温州之名，仅在武德五年（622）置东嘉州与此有关。又考许智仁履历，“萧铣遣其将杨道生围硖州，绍纵兵击破之……绍遣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子婿张玄静追至西陵硖，大破之，生擒普环，收其船舰。江南岸有安蜀城，与硖州相对，次东有荆门城，皆险峻，铣并以兵镇守。绍遣智仁及李弘节攻荆门镇，破之”[5]2328。武德四年以前，许智仁一直随许绍在湖北一带与萧铣对峙，没有理由在这时期就任距湖北千里之遥的温州刺史。据《旧唐书》载：“京山，隋县，属安陆郡。武德四年，置温州，因后魏。”[5]1548又“绍次子智仁，初，以父勋授温州刺史，封孝昌县公”[5]2329。按孝昌县今为湖北省地，因此可以考虑许智仁授温州刺史应是此安陆郡京山之温州而非永嘉郡之温州。

李众：《全唐文》卷六二八《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载：“元和三年（807）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陇西李公，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则，廷赐大旆，俾绥衡湘。”[13]6340说明李众应是先出任温州后因政绩优异迁入京兆，再转湖南都团练副使。而在贞元二十年（804），京兆尹李实“又诬奏万年令李众，贬虔州司马”[5]3731。李众于贞元二十年为万年令，那么李众任温州刺史应在贞元二十年前而非如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所称在元和初。

薛乂：《全唐诗》卷三二三有权德舆诗《送薛温州》：“昨日馈连营，今来刺列城。方期建礼直，忽访永嘉程。”[14]据诗所称，薛乂应当是由军中负责军粮的官吏出任温州刺史。贞元十五年（799）吴少诚反，九月唐德宗下诏进讨。“吴少诚反，诏以兵坏蔡，用薛乂为料粮使，固辟公为判官。未几而少诚赦，朝廷责乂前运粮，不理事。乂密自解祸，而移败于公。乂得不坐，而公贬为恩州阳江县尉。”[15]152尽管墓志称“不坐”，但是权德舆诗反映了吴少诚战后清算，还是清算到了薛乂头上，被贬为温州刺史。又据《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故薛乂就任温州刺史时间应为元和初而非元和中。

孙景商、韦庸、苏球：《全唐文补遗》有孙景商墓志载：“时宰相李德裕专国柄，忿公不依己，黜为温州刺史，移滁州刺史。”[15]172按李德裕开成五年（839）入为宰相，秉政至会昌六年（846）宣宗即位。又考《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四《永嘉县》下有：“会昌湖，至唐会昌四年（844）太守韦庸重浚治之。”[16]《全唐文补编》卷七三《苏球》载：“苏球，字仁泽。武宗会昌元年（841）任泉州刺史。六年，转温州刺史。”[17]902据上，我们可以知道孙景商应当在李德裕刚秉政时即开成末或会昌初时被贬为温州刺史，继其后者则是会昌四年治会昌湖的太守韦庸，则韦庸当在会昌中时任。会昌六年十月，泉州刺史苏球继任温州刺史。

崔绍：《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载《唐故温州刺史清河崔府君（绍）墓志铭》：“府君讳绍，字袭之，清河东武城人……及授代，故青社于常侍涓与府君有一言之合，辟为观察支使，奏授侍御史……俄以家道贫褛，求为外任，乃拜永嘉太守……无何，润帅失抚，末卒勃乱。招合亡命，恣扰郡邑，遄及永嘉之封。府君督军人百姓，励以斗志。属乞师未及，遂失城守。吏民咸白府君为潜匿之计，府君以荷任专城，不忍自顾。乃面贼帅，谕以逆顺。词气无屈，凶渠乃加敬而存礼焉。一郡无屠戮之祸，府君之德也……以乾符四年（877）八月十六日告终。”[6]422据此可知崔绍于乾符初以侍御史出任温州刺史，并为温州定祸乱。

关于吴越国温州刺史，罗筱玉的《吴越钱氏皇室刺温考》较为详细，她认为贞明三年（917）温州刺史为钱传璲，钱弘僎任温州刺史时间为天福四年至天福五年（939—940）[18]。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

钱传璲：贞明三年，“温州刺史钱传璲……镇海军都知兵马使钱传璛等凡一十一人，并加官勋阶爵，从吴越王钱镠之请也。”[11]129又天宝十载（917），“赞正安国功臣、镇东军东面水陆安抚都指挥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温州刺史、大彭县男、食邑三百户传璲……各授官秩阶爵，及遥郡有差”[19]1091。《全唐文补编》卷一一三《敕授各王子官爵谢恩稿》载：“贞明三年丁丑岁三月八日，敕授……元祐守温州刺史大彭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且与薛史加十一人官爵名称不符，则未能确定贞明三年温州刺史为钱元祐是钱传璲[17]1413。

钱弘僎：“弘僎，文穆王长子。历任静海军节度使、温州刺史，封琼山侯，卒。”[19]1203又有“长子宏僎，温州静海军使，先一年卒”[13]9008。钱弘僎死于天福五年（940），按天福四年（939）置静海军节度使于温州，此时应称静海军节度使而非静海军使，而天福五年（940）诏曰：“故静海军兼东南面安抚制置使、检校太傅、温州刺史钱弘僎赠太子太傅。”[11]1044则无法断定钱弘僎任温州刺史时为静海军节度使还是静海军使一职，因此钱弘僎任温州刺史时间应不仅限于天福四年至天福五年（93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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