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满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为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色中华》报(以下简称《红色中华》)。该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其任务是宣传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作用,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达到全国的胜利(1)《〈红色中华〉发刊词》，《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秉持这个任务，《红色中华》自创办以来，发布中共的革命主张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情况，传播工农的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活动。阐述苏维埃政权属于人民，苏维埃政权就是百姓自己的政权，鼓励民众支持苏维埃政府活动。该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壮大红军力量，勇敢地与日寇和卖国贼做斗争。《红色中华》这种“红色声音”，以组织、宣传、动员为主要内容，唤醒了民族意识，汇集起革命志气，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力，被群众誉为“运动的先锋”，是“全苏区人民的喉舌”(2)《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成为群众喜爱的报纸。国难时刻，它竖起了一面武装大旗，指引着保家卫国的斗争方向，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和喉舌的功效，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开展的革命斗争，成为与敌斗争不可缺少的工具。
然而，由于《红色中华》办报较早，且遭遇连绵不断的战火，加上频繁的转移，留下的资料很少，尽管对它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但对它在苏维埃政权舆论构建方面的研究较少。有鉴于此，作者多方查找资料，以期弥补一点这方面的缺憾，以再现这份对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报纸“雄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就开展了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到1930年底，创建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湘赣、琼崖、东江等10余块革命根据地(3)赵理文：《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其中，由赣南、闽西组成的革命根据地，为当时最大的根据地(该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故被人们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或“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建立意味着革命在各地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也为建立全国政权做了一些必要准备。1931年11月7日，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会议向世界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最高组织。
会后一个月，《红色中华》创刊。该报对“苏维埃政权”——这个新生事物进行广泛宣传，并从第5期起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苏维埃建设情况。如在介绍苏维埃中央政府时，《红色中华》解释道：中央政府的常务执行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外交、内务、教育、劳动、财政、土地、粮食、卫生、邮电交通、工农检查等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经济委员会、政治保卫总局、最高法院等。这些部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执行的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能；
这些部门对人民负责，倾听人民意见，接受人民监督。为了确实保障民众有效地行使权力，中央政府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以及《劳动法》《土地法》《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选举细则》《暂行税则》《婚姻条例》等法律、法规(4)黄振位：《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在此期间，《红色中华》先后发表了大量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发展的文章，如：《苏维埃建设：代表大会与主席联席会议》(第6期，1932年1月20日第6版)，《苏维埃建设：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第9期，1932年2月10日第8版)，《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第66期，1933年4月2日第6版)，《目前革命战争环境中的经济建设任务》(第102期，1933年8月16日第1版)，《两年来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第121期，1933年10月24日第3版)，《苏维埃建设决议案》(第152期，1934年2月20日第5版)，《苏维埃选举法有新的改变》(第250期，1936年1月16日第1版)，《正确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效果》(第255期，1936年2月13日第1版)，等等。《红色中华》用这么多的篇幅，持续这么长时间，发布这么多的“红色声音”，来阐述苏维埃的政策、机构、规划、权利、义务、责任等内容，就是要告诉人民，苏维埃政权是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内各族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
苏维埃政权就是百姓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苏维埃；
希望民众拥护苏维埃政权，支持和帮助苏维埃政府，参与苏维埃政府活动；
号召民众多了解学习苏维埃的政策法律，当好政权的主人，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多做贡献。当然，面对苏维埃政权建设这个新工程，中共也坦言，在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把握了新的困难的本身就包含着战胜这些困难的先决条件与基础。”(5)李富春：《〈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红色中华》第100期，1933年8月10日。对此，鼓励民众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红色中华》从第6期起增加了“中央苏区消息”专栏,专门刊载中央苏区振奋人心的喜讯,“发散到苏区版图内任何地方为群众争先恐后的阅读”(6)李富春：《〈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红色中华》第100期，1933年8月10日。，以展示苏区人心所向,向全国、全世界人民表明苏区是中国的灯塔和希望(7)《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10页。。为扩大苏区消息的宣传效果，《红色中华》还指导民众学会斗争的策略，发动他们与革命战士团结在一起，向反动势力做坚决斗争。它号召苏区人民“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并呼吁：“扩大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8)斗人：《赠给一周岁的〈红色中华〉》，《红色中华》第44期，1932年12月19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建立的。尽管它的建立受到了国民党的排挤和打压，但它受到被压迫人民的拥护。“红色声音”及时向民众宣传介绍苏维埃政权，老百姓认识了苏维埃，信任了共产党，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激发了斗争的情绪，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已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唯一政权，已成为彻底解放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的鲜明旗帜了!”(9)斗人：《赠给一周岁的〈红色中华〉》，《红色中华》第44期，1932年12月19日。此时，《红色中华》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苏维埃活动中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10)凯丰：《给〈红色中华〉百期纪念》，《红色中华》第100期，1933年8月10日。，它成为一种战斗力的传播者，一种打击敌人的投枪，是民众最迫切需要的武器。
苏维埃政权建立只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要完成整个中国革命的任务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否则，革命就不会成功，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就是明证。为此，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这是在告诫全党，没有革命的武装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况且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要保卫苏维埃政权，没有枪杆子不行；
要巩固和扩大苏区，离开枪杆子也不行。然而，从1927年8月到1931年12月，在红军建军4年多的时间里，红军的兵员发展只有15万人左右(11)赵理文：《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这远远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因此，《红色中华》在创刊号第1版就刊登了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的文章——《纪念广州暴动》,号召苏区人民“要在纪念广州暴动运动中,动员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组织大规模的红军……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迎接伟大的革命潮流”(12)《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09页。。
之后，《红色中华》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扩大红军(简称“扩红”)的舆论宣传。“红色声音”边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思想动员、军事动员与经济动员,边宣传红军的斗争成果，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日寇的横征暴敛。《红色中华》尤其注重用民众感受到的事例来说明红军是老百姓信得过的队伍，只有依靠红军，百姓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并用“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13)李新芝主编：《邓小平实录1：1904—1945(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34页。的歌声开展扩红，感染民众。扩红效果非常明显，下面用几则事例佐证。
1932年5月25日，《红色中华》在题为《上杭才溪区“五一”纪念中——扩大红军的热烈》报道中描述道：会场四周布满纪念标语，悬挂彩旗，到会群众手持武器，非常庄严，人数约2000左右。上午10时半，即行宣布开会。至12时，举行全区扩大红军比赛，计从1932年1月起至4月30日止，全区共计扩大红军366名，大会时又自愿加入红军的17名，各乡比赛结果以才溪乡最多，取得第一等优胜，大家鸣炮鼓掌欢迎，会场气氛更加雄壮(14)佚名：《上杭才溪区“五一”纪念中——扩大红军的热烈》，《红色中华》第20期，1932年5月25日。。
1933年2月16日《红色中华》报道说,会昌县举行纪念“二七”工人惨案群众示威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城乡人员二千余人，尤其是城市工人，更为热烈整齐。会上，县工联代表号召工人纪念“二七”当红军去，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号召一呼百应，当场热烈自动报名当红军的计十四名。同时，参加会议的城市及各乡村群众也有十四名自动报名当红军，在群众大会上共有二十八人自动报名当红军，是会昌空前的记录。这是纪念“二七”最实际最光荣的表示！(15)飘梨：《示威群众二千余 二十八人当场入红军》，《红色中华》第53期，1933年2月16日。
1933年4月29日《红色中华》载文：“黎川工农群众在党中央局创造一百万红军的号召和黎川党的直接领导下，他们认识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当红军是光荣的……便引起了人们加入红军的极大积极性。这次在4月1日至10日这短期间内，黎川扩大了一百数十名红军新战士。其中青年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工人占四分之一，雇农、贫农和苦力30名。”(16)佚名：《在创造百万红军声中黎川第一次光荣成绩》，《红色中华》第74期，1933年4月29日。
事例说明，扩红得到了百姓的积极支持，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是自己人，懂得了要解放更多受苦难的人，就要参加红军打敌人。扩红宣传一边向民众讲道理、论是非，一边还推出优势政策增加参军的吸引力和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概括地讲，这些优势政策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优势。苏区农民和红军有着鱼水般的感情。红军建立苏区后，帮助那里的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原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一下子翻身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不仅获得了政治权利，而且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从心底里感谢红军，感谢共产党，为了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自愿加入红军(17)文辉抗、叶健君主编：《红色大本营·瑞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279页。。二是政策优势。为了鼓励苏区群众参军，苏维埃政权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苏大会”通过)。《条例》共十八条，基本涵盖了优抚内容。如第一条“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其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的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第二条“凡红军战士家在白色区域的，以及新由白军中过来的，则在苏区内分得公田，由当地政府派人代耕。”第四条“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无劳动力耕种家中田地，或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派人帮助全部耕种、灌溉、收获工作……”第十一条“红军在服务期间，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第十三条“在红军中服务5年以上年龄满45岁者，可退职休养，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第十六条“红军战士在战争(中)牺牲或在服务中因劳病故者须照下列条件抚恤之……”(18)《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色中华》第5期，1932年1月13日。等。从家庭到婚姻、从子女到父母、从生活到服务、从伤残到牺牲，每一个方面都做了细致的规定，对民众既实际又实用。这样做既给红军官兵提供了生活保障，也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参军的积极性自然会提高。据1932年1月《红色中华》报道：红军优待条例颁布后，各地工农群众更加踊跃参军。“最近一月来，自愿加入红军者，几近万人，瑞金一县，最近十数天，亦有数百人之多。”(19)佚名：《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红色中华》第6期，1932年1月20日。三是(扩红)运动优势。为了打败国民党的“围剿”，中共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发动扩红运动。就以1933年上半年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为例，《红色中华》做了如下报道：3月，中共发出在全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
4月底，中共把红5月作为“扩大红军冲锋月”，要求“扩大红军1万人(赣8000，闽2000)”。号召一公布，就得到了苏区群众的热烈响应。参军现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参军的动人场景。更动人的是：父子一同参军。福建上杭县旧县区新坊乡新坊村李永书，他在了解战争形势和政府扩大红军的号召后，于6月带着儿子来到报名处，和儿子一同加入了红军(20)李中：《父子一同加入红军》，《红色中华》第84期，1933年6月11日。。在中央苏区，“当红军光荣”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追求，那些到了当红军的年龄不当红军，或者当不了红军的人，往往会自己觉得不光彩，被人瞧不起。
政府为人民，政策得人心，扩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其实，在中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红军队伍伴随着中共的壮大而扩大。类似的扩红运动不仅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同样有，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这场扩红运动，《红色中华》发挥了突出作用，它不但自己进行宣传，还发动各级组织、各类人员一起进行宣传，通讯员队伍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讯员既是百姓中的一员，也是报社的骨干，他们对中共的政策理解的深、掌握的透，能很好地把其实质内涵传授给群众。事实证明，“红色声音”开展的扩红运动宣传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结果，不但增强了红军的实力，也显示出中共的领导能力，而《红色中华》名副其实地成为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是一支特殊环境下用文字进行战斗的骨干力量。
中共的扩红政策，通过《红色中华》深入浅出的宣传，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加入了红军队伍的民众亲身体会到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党。故而，民众参军热情非常高涨，使中共的扩红运动，在动作上、数量上、效果上超出了预期，成了一种潮流。对于这种潮流，也许中共没有料到，但这恰好说明了中共的政策是得人心的，红军队伍是受欢迎的。红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胜了一次次艰难险阻，取得了一场场的战争胜利，其原因就在于其身后有一座坚强的靠山——人民大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动员和领导广大民众，坚决地开展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然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各进步报刊，高举爱国大旗，刊发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发动爱国人士和普通大众积极进行抗日救国运动。《红色中华》在创刊当日，就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决战！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来，以工农苏维埃革命来消灭国民党反革命的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地的统治制度，获得中华民族及中国民众的自由和解放！(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 《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
为响应中共的号召，战斗在前线的红军将士同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交锋。如1933年5月，建石宁广边区红军配合地方武装之一部，于前月28日晚进攻水西之敌，猛追猛攻，将敌消灭一部，敌死伤甚多，被我活捉十三名，内有安远市保卫团总司令及大刀会师傅各一名。是役我缴获步枪三枝，炮三架。马刀迷旗、枪械等甚多。29日，我军进攻半寮，大部消灭了该地反动地主武装，俘虏缴获均甚多，安远市一带的群众兴奋万分(22)《边区红军新胜利》，《红色中华》第76期，1933年5月5日。。10月，红军与国军在黎川交战，红军战士不畏敌人的钢枪利炮，巧妙迂回，机智拼杀，一举“消灭敌第五、六、九十六三师共六团，俘获枪械辎重无算”(23)《我红军又获光荣伟大胜利》，《红色中华》第117期，1933年10月9日。。1934年1月31日，全苏大会给东方军全体指战员奖励电，赞扬“你们在占领沙县的伟大胜利中，给与(予)了第二次全苏大会以最光荣的礼物。我们谨以十二万的热忱，接收你们的这一礼物，并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向你们致最热烈的革命敬礼！”(24)《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奖励电》，《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5期，1934年1月31日。
前线的胜利，提振了根据地民众的士气。1934年2月17日，福建沙县举行了反帝反蒋示威大会。大会的宣言告知世人“只有苏维埃才是反帝反蒋的唯一力量，只有用工农自己团结的力量，坚决进行反帝反蒋，才能争取解放。”大会动员沙县广大工农群众及红色战士“坚决进行反帝反蒋的斗争”“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25)《沙县群众举行反帝反蒋示威大会》，《红色中华》第156期，1934年3月1日。
对前后方的反帝反蒋活动，《红色中华》也用了大量版面进行报道，来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日寇的侵略罪行。如1934年6月2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06期，同时刊发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第1版)和《反日统一战线五大纲领》(第4版)。宣言指出：“我们相信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会自动的参加这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相信卷入全中国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能够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同年9月21日，在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夕，该报第236期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及第2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呼吁中华民族动员起来，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9月29日，《红色中华》第239期头版头条发表了张闻天撰写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社论，文章指出，红军必要时应“突破封锁转移地区”作战。10月3日，第240期《红色中华》出版，这也是主力红军在转移前看到的最后一期，该期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联合发出的《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一文，文章喊出了“群众的游击战争万岁！”的口号。1935年12月6日，该报第243期头版头条刊文《占领了华北之后，又要图谋华东华南！！！》，文章揭穿了日寇侵华的野心，号召全国军民行动起来同侵略者做坚决斗争。上述一系列文章传播出的“红色声音”，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也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斗争的旗帜，引领着人们以进攻的路线，进行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政策。
那么，中国共产党抗敌的信心和决心是从何而来的呢？毛泽东在接受《红色中华》记者采访时给出了答案。他说：“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死亡奴役的命运威胁着全国的劳苦群众！”面对着国破家亡险境，有血性的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必须挺身而出，誓死捍卫祖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正在领导广大群众与英勇红军在各个战线上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开展最激烈的血战。”毛泽东呼吁“中国一切军队都应该枪口向日本帝国主义放，向着卖国的汉奸放!”(26)毛泽东：《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红色中华》第221期，1934年8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红色中华》在复刊当日，毛泽东对《红色中华》报记者再次发表谈话，提出“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27)《毛泽东同〈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红色中华》第241期，1935年11月25日。
1936年2月21日，中共发表《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通电》告诫国人“救国大计，事不宜迟”，“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为使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真正能代表全国爱国同胞的意志，《通电》提出了六个条件，其中包括“取消国民党一切禁止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命令”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28)《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红色中华》第259期，1936年2月26日。。12月13日，即“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针对国民党对事变严密封锁和大肆攻讦的行为，《红色中华》将事变真相及时进行了详细报道，分析了事变发生的原因，并指出“将迅速地开展为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29)《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红色中华》第315期，1936年12月13日。。此时的《红色中华》已将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红色声音”告知国人中共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愿以民族利益和抗日大局为重，显示出宽广的胸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完全印证了《红色中华》的预言，说明中国抗战潮流的发展不是以某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革命的斗争方向来决定的。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为受奴役的中华儿女指明了斗争方向。
《红色中华》作为一个舆论工具，旗帜鲜明地谴责国民党对外卖国和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客观公正地刊登中共中央政府的文告和领导人的讲话，实事求是地阐明中共的斗争策略，深明大义地建议组织抗日救国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它报道全国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事迹，宣传苏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传播国统区人民顽强抗日的斗志。“红色声音”所表现出的这些红色作用，唤醒了个别党派和少数投机分子曾经幻存的错误认识，在“不做亡国奴”的誓言下，全民抗战，全力以赴，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胜利。在国家危难时刻，《红色中华》竖起了一面保家卫国的大旗(30)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红色中华》是在民族危机中诞生的报纸，它植根于人民、植根于未来，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生存、发展。作为中共声音的传播者，它坚守宣传阵地，报道苏区苏维埃运动，宣传中共政策方针，指导根据地建设，组织民众革命运动，动员农民支援前线，等等。它服从服务于苏维埃建设需要，服从服务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需要，服从服务于战争的需要，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需求。它与百姓打成一片，与敌人针锋相对；
它是中共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重要工具，沟通了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的联系；
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群众性和鼓动性，有力指导了革命和斗争工作，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灵魂，激昂爱国热情的良药。《红色中华》在这场血与火的交融，枪与炮的碰撞民族战争中，勇敢地竖起了保家卫国的大旗，动员民众参军，扩大红军武装力量，其精神感召力，为民众所拥戴，发挥出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红色中华》这个媒体工具，其“红色声音”是投枪，承载着一种民族的历史使命，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完整诠释了媒体的功效，释放出英勇战斗的红色力量，是一张深得群众喜爱的报纸。它是“苏维埃运动中一个最有力的战士！”“成了苏区千百万群众斗争积极性发扬的广播台”(31)李富春：《〈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红色中华》第100期，1933年8月10日。，它的红色功效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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