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文化视阈下南梁精神的生成条件及现实启示

刘亚妮 闫志翔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演进和积累的过程，其形成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基础，奠基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吸纳了百年以来党所创造的丰富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1)中央纪委研究室编写：《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精神十二讲》， 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形成于不同时空格局、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革命文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成果的集中呈现，也是党塑造和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营养资源。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随着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并成为后来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领导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锻造了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基本内涵的南梁精神，开创了信念坚定、清廉为民、顾全大局、积极进取的党内政治生活局面，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铸就了以南梁精神为内核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南梁形态”。“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决定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赋予南梁精神和党内政治文化的“南梁形态”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南梁精神的形成有赖于党的革命精神产生的一般条件，更深受陕甘边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陕甘边革命领袖主导力量、人民群众革命主体作用的发挥以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革命实践等因素的影响。从塑造和培育党内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南梁精神的生成，既能深入理解南梁精神形成的逻辑脉络，也能更好地把握以南梁精神为内核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南梁形态”，以便为新时代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巩固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历史镜鉴。

陕甘边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由陕甘黄土高原所孕育的优良传统，诸如坚韧不拔的秉性、诚实守信的操守、踏实肯干的品格、丰富精深的战略智慧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丰富、传承，不仅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也构成了南梁精神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底蕴。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先民们即在陕甘边地区从事种植、畜牧等生产活动，创造了光辉绚烂的古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夏商时期周先祖后稷之子不窋失官后“奔戎翟之间”，教民稼穑，树艺百谷，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先河，为陕甘边人民注入了勤劳苦干的文化基因。汉代，陕甘边地区“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67页。，各族人民与汉族互相往来，互相学习，在民族的融合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宋、元时期，由于位处宋王朝边关前哨，战事频繁，范仲淹知庆州时，多次组织领导陕甘边人民抗击西夏的侵扰。抗击外敌的斗争培育了陕甘边人民深厚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也深刻影响着陕甘边人民的价值追求。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初期频繁在子午岭一带活动，起义军反抗暴政的种种英雄事迹经过百姓口口相传，在当地深深埋下了不屈不挠、勇于抗争的精神之火。民国初年，陕甘边地区战祸频仍，赋税沉重，广大人民不堪重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境内多次爆发“交农”活动和农民起义，这一系列不畏强权的斗争，更是直接影响和滋养了此后革命事业的发展。陕甘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长达数千年的变迁中形成和积累，赋予陕甘边人民深厚而又鲜明的文化底色，也为理解南梁精神和党内政治文化的“南梁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线索。

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陕甘边历史文化传统赋予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斗争的独特风格。他们在传承陕甘边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开创了西北革命新局面，孕育升华出南梁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这一新的政治文化形态和南梁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继承传统、顺势而为，汲取和利用陕甘边历史文化传统当中的积极因素，并结合实际将其化作革命斗争的重要助力。他们充分发扬陕甘边传统文化中敢于抗争、坚韧不拔、埋头苦干的文化特质，为革命事业注入了斗争到底的勇气和百折不回的韧劲。自1931年9月南梁游击队初创之时起，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将目标指向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带领贫苦大众摆脱悲惨命运。此后，虽然在建立红色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上几经挫折，经历了三道川事件、寺村塬及照金根据地陷落等失败，但共产党人越挫越勇、屡败屡起，以“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成功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将这种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南梁精神和党内政治文化的新形态展现，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获得创造性发展而更具生机活力。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领袖的诞生来自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呼唤，是时代必然的产物。正如马克思转引爱尔维修的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刘志丹等革命领袖，自觉担当起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重任，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深厚的人民情怀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成为革命事业顺利发展和南梁精神孕育生成的主导力量。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艰难的条件下始终保持革命热忱和坚定信念，关键在于对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的执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三位革命领袖，从国家积贫积弱的境遇和人民生活困苦的状况出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坚定信念，“看长城内外破碎，重收拾有待吾辈”(5)刘志丹：《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他们曾在寺村塬、照金探索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因为反动势力的强大和自身经验的不足，这些探索都失败了。尽管如此，革命领袖们仍然保持着对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执着和热情，展现出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号召同志们继续奋斗，“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6)刘志丹：《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正是有着这样一种坚持，南梁革命根据地才能一步步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为革命保留了硕果仅存的火种。“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陕甘边地区的共产党领袖的高尚品质，不仅在于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更在于他们能够将理想信念落到实处，以自己务实的作风和真挚的情怀展现出共产党人行动力、感召力。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革命领袖，充分研究陕甘边社会发展状况，深入了解群众的现实要求，将理想信念一步步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目标，为陕甘边革命事业的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军事斗争时期，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为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正确方向。根据地建设时期，他们深入考察根据地的社会环境，制定颁布一系列法规政策，极大巩固了根据地各项建设，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种朴实正派的道德品质，融入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当中，充分激发鼓舞了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情，保证了革命的顺利发展。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8)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页。，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9)任学岭：《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0)田方等：《毛泽东称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中国老区建设》2008年第4期。。

陕甘边地区革命事业的成功，与革命领袖上述政治品格、道德修养和精神风范等优秀品质密切相关。动荡的时代和革命的洪流淬炼出共产党的坚强领袖人物，通过他们亲手缔造的陕甘边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为中国革命事业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革命领袖们的高尚品格，也影响了陕甘边地区党组织整体的精神风貌，塑造了清廉为民、求真务实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由此，陕甘边地区的广大党员群众有所趋向，在向群众领袖学习和靠拢的过程中塑造了以南梁精神为代表的坚强的革命精神，为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

面向群众是南梁精神的根基，也是陕甘边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根本宗旨。在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热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坚决拥护，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根基。

践行群众路线，真心为群众服务，是唤醒和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必由之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十分重视群众的利益，每到一地宿营，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在行军作战的过程中，他严格约束部队纪律，要求部队做到秋毫无犯，充分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习仲勋主政南梁苏维埃政府时期，始终把为群众谋福利放在第一位，把发展群众生产、改善群众生活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把团结教育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作为最有效的工作方式，把解决关系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化解党群矛盾作为最紧迫的工作重点。正是秉持着这种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宗旨，才唤起了广大群众热情参与革命、保卫革命的意识，使得革命事业得到了强而有力且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为全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火种。陕甘边地区群众对革命事业的热烈支持和真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必然结果和最好回应。红军所到之处，群众奔走相告，积极参军，踊跃支前。在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的三次“围剿”中，尽管敌我力量悬殊，但在群众的支持下，历次反“围剿”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陕甘边红军为打退国民党“围剿”主动撤出南梁时，人民群众坚壁清野，藏身于深山老林，使得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无处补给。敌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政府领导成员时，为保全党和红军的秘密，群众即便是忍受严刑拷打也毫不动摇，阎洼子四十二烈士，用生命表达了根据地群众对党的爱戴和拥护，作为党和群众鱼水关系的鲜活例证而永载史册。(11)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209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陕甘边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在创建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在屡遭敌人残酷镇压和“围剿”面临覆灭之时总能顽强地保存革命火种，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反之，陕甘边的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将自身的力量融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艰难曲折的创建历程，又是有赖于陕甘边共产党人坚持群众路线、激发人民群众革主体作用的努力。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陕甘共产党人成功塑造了相信群众、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内政治文化特质，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的陕甘边人民则成为革命胜利和南梁精神生成的强大主体力量。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2)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结合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革命斗争是陕甘边革命胜利发展的灵魂所在。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实践回答了“革命向何处去”“革命如何进行”等一系列关乎革命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陕甘边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革命实践的典型代表，为中国革命创下了“两点一存”的丰功伟业，并为南梁精神的形成树立了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思想旗帜。

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演变往往是逐步显现的，革命者的主观认识也需要一定的锻炼和积累才能得到进步，革命道路的确定必然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找到正确方向。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领导权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为探索新出路，谢子长、刘志丹、许才升先后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暴动”，这三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标志着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旗，同时使谢子长、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真正争取到革命的胜利。从1930年开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王世泰、张秀山等众多共产党人被派到宁夏、甘肃、陕西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4月，习仲勋利用所在部队调防之机，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这些兵运活动，虽然因为缺乏稳固根据地作为依托以及其他复杂因素，最终都失败了，但这些失败使陕甘共产党人认识到，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才是陕甘革命的正确出路。据习仲勋回忆，1932年8月，刘志丹这样总结过去工作的教训：“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3)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军和革命的出路。在总结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原因及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刘志丹提出了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这是刘志丹、习仲勋等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和总结反思，结合陕甘边革命实际，吸收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成功经验的产物。南梁位于子午岭山脉中段，山高林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人称三不管地带，地理条件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南梁一带的居民多为外地来的难民，遭受沉重剥削，还经常受到民团、土匪的侵夺，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充足条件。包家寨会议为陕甘边革命指明了方向，从此陕甘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正确道路，于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荔园堡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稳定的革命根据地，进而一步步开创了革命斗争新局面。

探索的过程虽然漫长且艰辛，但也正因如此，才体现出陕甘地区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务实的探索精神。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通过反复“碰钉子”，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打开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正如习仲勋所总结的：“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1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姚文琦主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第1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陕甘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革命实践，既打开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也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坚守信仰，立足实际，求实开拓的革命精神，始终贯穿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全部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中，成为全体陕甘共产党人的共同信念和执着追求，深刻影响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成为锻造南梁精神和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和开辟，既经历了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经验不足所造成的错误和挫折，也蕴含着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决同党内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在《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一文中指出：“刘志丹、谢子长为首，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的八个年头内，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文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党内出现的错误倾向，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坚持真理，顾全大局，顽强地与党内错误倾向进行周旋和斗争，终于开辟出具有“两点一存”丰功伟绩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培育出党的精神谱系不可或缺的南梁精神节点。

在吸收了多次兵变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摸索出一条符合陕甘边地区实际的正确革命路线，即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中段等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但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打游击战是‘逃跑上山’，认为创造游击根据地是‘梢山主义’，要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出击。”对于陕甘边斗争中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壮大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说这是‘勾结军阀’。连在根据地内分配土地时，对待地主与富农加以区别的政策，也被他们认作‘富农路线’”(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文集》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28页。。从1932年4月至1933年10月，经历了杜衡、李艮等多次“左”的错误干扰，给陕甘边革命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错误影响。(1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页。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几经周折，革命力量也遭到很大损失。面对“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志丹等人坚持真理，准确判断军事、政治形势，要求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不断巩固革命根据地逐步争取胜利，同党内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照金苏区陷落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北上到合水一带，1933年11月3日至5日，经刘志丹提议，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下一步工作策略。包家寨会议总结了三年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从实际出发解决陕甘边地区革命问题的正确路线，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作出了加强红军主力部队建设、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建立三路游击区等正确决策。由此，陕甘边地区的革命事业实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根据地创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如同习仲勋所总结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正是由于这个领导核心能够在政治上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或右的错误干扰，才能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挽救革命于危亡。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充分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地区实际相结合，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重大贡献。(18)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在长期摸索和斗争的过程中，以坚持真理、善于斗争、勇于改正错误为重要特征的党内政治文化由此养成。

南梁精神是党的奋斗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其价值历久弥新。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仰、无私的情怀和崇高的品格树立了优秀共产党员的标杆，塑造了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传统。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要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19)《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人民日报》2017年6月24日。新时代，要从新的实际出发，弘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党内政治文化传统，为涵养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借鉴和助力。

一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是陕甘边革命斗争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南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新时代，需要继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品质等经过长期历史沉淀的文化精髓，为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供营养剂。同时，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要不断结合现实需要，赋予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要求。

二要抓住党内“关键少数”，形成严守党纪党规的示范效应。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是党内政治文化的践行者，是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起着示范作用。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及处事风格，影响着全体党员的言行举止，主导着群众对党的认识与评价。党内“关键少数”以身作则，严守党纪党规是党内政治文化“南梁形态”得以塑形的关键性因素。新时代，要传承南梁精神的优良作风，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使其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在全党形成严守党纪党规的示范效应。

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引领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有序发展。“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2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贯穿于党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奋斗历程，既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传家宝，又是党内政治文化“南梁形态”的价值追求。新时代，党要继续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要传承南梁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营造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在实践中不断回答好“为了谁、依靠谁”这一关乎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

四要开展常态化主题教育，形成党内理想信念教育的长效机制。“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建立在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结合了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具体国情，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党内政治文化“南梁形态”的灵魂。保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充分补足精神之“钙”，是党应对目前各种复杂局面，经受各类风险考验，始终朝气蓬勃向未来的关键。新时代，全党要不断筑牢信仰之基，就要传承南梁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在党内开展持之以恒的理想信念主题教育，形成理想信念教育的长效机制，锻造坚强的党性原则，更好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光辉未来。

五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党内政治生活犹如锻炼身体，其基本功能在于通过规范的组织活动坚定理想信念、弘扬革命精神、激发革命斗志，从而消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促进党内政治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强健党的肌体。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要传承南梁精神的优良传统，大力倡导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理念，为形成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发展，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正向引领和文化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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