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反讽技巧与构建论析

尚继武，李传江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6）

“反讽”这一术语源自古希腊语，包括“佯装一无所知”和“从别人口中套取真言的发问技巧（反论或反语）”[1]291两种基本含义。从古希腊至今，理论界对反讽的研究从未间断过，近现代更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陈安慧将相关研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修辞学层面的研究，主要研究反讽的内涵、结构、要素、分类、理解，作者选择反讽修辞的原因，以及反讽修辞的艺术效果等；
二是哲学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反讽作为一种生存立场、方法、精神乃至世界观、哲学现象，研究其价值和意义等；
三是文学批评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将反讽视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原则、结构原则，采用细读法或开放性多元思维研究反讽的文本意义阐释[2]4-7。反讽这一概念虽然来自西方，但是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和修辞技法，中国自古有之。老子所说的“正言若反”“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史记》中的某些叙述或描写如“锦衣夜行”“助皇后悲哀”之类，蕴藏着浓郁的反讽意味，属于以反向方式强化话语真实意蕴的智慧表达。明清时期，小说作家已经能够自觉而纯熟地使用反讽手法，他们建构反讽的艺术逻辑与主观自觉逐渐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对反讽的界定及对其表达效果的期待相契合。清代小说家李汝珍以闲适愉悦、幽默风趣之笔创作了《镜花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反讽技巧。笔者主要从修辞学和叙事学角度入手，间或借鉴哲学研究的某些视角和理论成果，分析《镜花缘》反讽技巧的类型及其建构，以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

传统修辞学认为，反讽意味着话语的表层意义与实际用意之间的不一致，因此建构反讽技巧的基本方法就是运用言辞。《镜花缘》的言辞反讽可以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最简单的词语反讽，另一种是相对复杂一些的话语反讽。

（一）言此意彼的词语反讽

词语反讽往往散点式零散分布在小说文本中，为作者或叙述者灵活表达情感倾向和态度立场提供了便利。小说第七十回中，秦小春问喜好鼻烟的孟紫芝她每年烟费几何，孟紫芝附耳言道“都是‘马扁儿’来的”。“马扁儿”使用了拆字法，合起来是个“骗”字。“马扁儿”在形式上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与实际意指形成了“貌离神合”的关系。这一轻度反讽淡化了“骗”的伦理意味，使原本平淡无奇的字词产生了近似相声中的“裹包袱”“抖包袱”的效应，为对话增添了幽默滑稽的成分。与“马扁儿”相类的反讽还有《镜花缘》中四大战阵的阵名——酉水阵、巴刀阵、无火阵、才贝阵，都是用拆字法制造了词表与实指的差异，于貌似无害的言辞形式下掩藏着人生“四大害”——酒、色、财、气的真实面目。这里的词语反讽为战阵命名增添了雅致化的伪饰，巧妙地警示世人要认清“酒色财气”善于伪装的本性和伤人于无形的特点。李汝珍游刃有余地运用词语反讽，有时犹如神来之笔，于随意点染中闪耀着灵动之光。女儿国中一些中年妇女为了假充少妇，将胡须拔得“寸草不留”。对这种失了本真面目的人，多九公戏拟了《论语》中“虎豹之鞟”的说法，称为“人鞟”。“鞟”之本义为“革”，用于畜类去毛之皮而不用于人。多九公的“人鞟”戏仿属于用词错位，充满了戏谑与嘲讽之意，可使熟知《论语》的读者发出会心一笑。

词语反讽的识别有赖于读者的词语积累或知识背景。《镜花缘》有时没有做必要的叙述铺垫，也没有提供背景信息，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读者就可能无从判断某个词语是否具有反讽功能。第五回中，因武则天下命烤炙牡丹而为后世留下了枯枝牡丹这一特异品种，作者称之为“甘棠遗爱”。“甘棠遗爱”是一则关于周代召公的典故，后世用以赞美清正仁厚、施政惠民的官员。武则天因诏命受挫而发怒烤炙牡丹，与惠民举措毫无瓜葛，作者以“甘棠遗爱”称之，意在嘲讽她借酒使气、妄自尊大的性格。不了解这一典故的读者，可能因为花卉以异种为珍稀而误以为这是对武则天的赞誉之语。第十七回中，卢紫萱说向多九公请教学问，犹如“吴郡大老倚闻满盈”[3]111，这八个字貌似叙述“吴郡大老”之事，实则蕴含着“问道于盲”的意思，委婉地讽刺多九公学识浅薄却故作谦虚。精通音韵学的李汝珍带着对小说人物的优越感设置了这一反讽技法，读者要想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就必须熟悉反切法。

可见，李汝珍往往故意使用超乎常规范式或语用习惯的词语，曲折表达对人物、事件的真实态度和情感倾向。读者能否正确理解所用词语的语境关系和背景资料，以及隐含信息的意指与词语形式上的意指之间的对立或差异，成为识别《镜花缘》词语反讽、解读其语意内涵的关键所在。

（二）交流错位的话语反讽

《镜花缘》往往采取大量的人物对话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作者为了显扬学识见闻，时而介入小说以写己意，使得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的交流多有错位，形成了话语反讽。《镜花缘》中这些话语反讽的建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人物话语与作者话语的信息错位

《镜花缘》中有些人物以自以为是、自视甚高的口吻炫耀自我、讲述见闻或传达信息，话语中蕴含了言过其实、虚假夸饰的成分。而作者往往针对该人物话语中的不真实、不合情理之处，通过指述或暗示等手段披露相关信息，使人物与作者的话语内容形成反差和对照，或者设置与人物自述逻辑相反的事实结果，以显示人物的荒谬可笑之处。武则天敕令百花盛开时说：“此时朕又岂止百灵相助：这些花卉小事，安有不遂朕心所欲？即便朕要挽回造化，命他百花齐放，他又焉能违拗！你们且随朕去，只怕园内各花早已伺候开了。”[3]19然而，群芳圃里尽是枯枝败叶景象与武则天“百灵相助”的预期形成了鲜明反差，给了自视甚高、妄自尊大的她一记痛击，令她面红过耳、羞愧难当。这一反差把人物预期心理抬到高位后再泄势而下，以跌衬的手段强化了讽刺效果。这种针对人物言语中的虚饰成分设置的反讽，还可以反向而行之，即不是通过描述人物自我夸饰的话语，而是通过描述人物贬斥他人的话语来达到反讽的意图。唐敖等人受邀至吴氏兄弟家中拜访，宾主相谈甚欢之际，仆人前来禀告说国主有军国大事与二位相爷（吴氏兄弟）商谈。多九公暗暗忖道：

我们家乡每每有人会客，因客坐久不走，又不好催他动身，只好暗向仆人丢个眼色。仆人会意，登时就来回话，不是“某大老即刻来拜”，就是“某大老立等说话”。如此一说，客人自然动身。谁知此处也有这个风气，并且还以相爷吓人。[3]78

此前，小说没有点明吴氏兄弟的宰辅身份，多九公误以为仆人所说的话是撵客的托词。待走出吴家看到洒道清尘、庶民远避的情景时，他才意识到吴氏兄弟的确是治国宰辅。多九公对他们多有轻视与不满且近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内心独白，此刻成了他的自我嘲讽。

2.不同对话主体之间的表达错位

《镜花缘》在借助人物对话展现场景、讲述事件或介绍信息时，为了使对话在惯常中有新变，或者安排人物故意设置对话偏误，或者使人物有意无意地误读误判对方的话语表达，从而造成表达形式与真实用意之间的错位，引发对话双方的误解，从而构成了话语反讽。这种反讽方式为作者处理人物对话带来极大的灵活性，不仅可以避免对话内容的平铺直叙，还能使读者感受到人物对话中弥漫的一触即发的火药味或轻松愉悦的戏谑感。如果人物对话暗藏机锋，就可能加剧紧张气氛，促使人物之间产生新的冲突。多九公在与卢紫萱、黎红薇谈论学问时，因对方充满反讽的言辞而大为尴尬。《镜花缘》写道：

紫衣女子道：“……大贤何必吝教？”多九公道：“实是记不清楚，并非有意推辞。”紫衣女子道：“大贤若不说出几个书名，那原谅的不过说是吝教，那不原谅的就要疑心大贤竟是妄造狂言欺骗人了。”多九公听罢，只急的汗如雨下，无言可答。紫衣女子道：“刚才大贤曾言百余种之多，此刻只求大贤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种，再说七个，共凑一百之数。此事极其容易，难道还吝教么？”[3]118

“实是记不清楚，并非有意推辞”是多久公的真心话，但卢、黎二人故意认作谦虚之辞而继续逼问。这些逼问形成了一系列反讽：“书坊中三尺之童所能道”表面上说的是这类学问极为浅易，实则嘲讽多九公见识浅薄；
“那不原谅的就要疑心大贤竟是妄造狂言欺骗人”形式上用了假设口吻，实则已经怀疑多九公“妄造狂言欺骗人”；
“此事极其容易，难道还吝教么”表面上诉说她们急切请教之心情，实则是明知多九公无话可答而故意令他出丑。

3.叙述话语诱导促成的信息错位

“叙述话语”指的是小说用以描绘场景、讲述事件、展现人物的话语，不包括人物的对话与独白。为了避免烦琐的分析，笔者按照作用对象将叙述话语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诱导读者而设置的叙述话语，另一类是为了诱导人物而设置的叙述话语。《镜花缘》中那些诱导读者的叙述话语往往是“话语陷阱”，作者通过隐藏介入痕迹、发布伪饰信息或声东击西技巧等手段使话语的表层意指与深层意指产生差异，由此形成反讽。《镜花缘》在叙述武则天夺取帝位时写道：“当时中宗在位，一切谨守彝训，天下虽然太平，无如做人仁慈，不合武太后之意。”[3]14读者如果受话语形式的误导，就会以为作者对中宗的执政之德颇有微词。其实，此处话语反讽表面上说中宗政治才能不为武则天所赏识，实则赞扬中宗的宽厚仁慈、政绩显明，且委婉批评了武则天无仁厚之心。《镜花缘》中那些诱惑人物的叙述话语使用的反讽，往往从人物的视角描绘环境或创设情境，使人物为表象所迷惑而“迷失自我”，从而强化了反讽性。文率军攻打酉水阵，进阵后只见“柳暗花明。山青水碧，遍地芊眠芳草，骏马骄嘶”。这一派明丽清秀的风景使他放松了警惕之心，全然忘却了自己身处凶险无比的战阵之中。

“结果和意图之间出现反差，而这种反差恰恰是意图的反面”[4]216，由此构成的反讽就是情境反讽。情境反讽的构成要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品中人物及其实现愿望的行动或事件；
二是叙事情境，即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与人物行动间接相关的背景事件；
三是人物对所处情境的辨识能力。人物的价值取向、观点立场和认知判断，或者作者赋予事件的意义，如果与叙事情境隐含的普遍意义、社会通则等因素发生背离，或者与读者对人物的应然表现和事件的应有意义的期待发生偏离或悖谬，就会引发情境反讽。

《镜花缘》呈现的人物言行、立场、价值观与叙事作品的外部情境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能衬托其艺术虚构空间所发生事件的特性——荒诞滑稽或庄重严肃。这类情境反讽也许是作者无意中设置的，虽然拉远了人物与现实社会的距离，但是增强了小说的虚构性，有助于读者辨识小说主旨与作者创作情趣之间的复杂关系。《镜花缘》叙述的有关才女的大事，大致有司花仙子降凡、才女参加女科考、才女聚会宗伯府和宴尽而散各归其所等，其中以女科考一事描述得最为详尽和隆重。看淡功名的唐敏将武则天开设女科称为“盛世旷典”“千秋佳话”，女科考试一切程序制度均比照传统科举，“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3]291，这些内容表明女科考试具有崇高地位和重要价值。然而，读者一旦将《镜花缘》叙事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女科考叙述存在的荒诞之处。清代规定，应试考生需本县署礼房报名，除填写姓名、年龄、形貌、籍贯等项目，还须写清楚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姓名并注明存殁情况[5]，必须得同考者五人互结担保，以及本县廪生出结作保[6]146，才能获得参加院试（《镜花缘》称为“郡试”）的资格。然而，来自异域的缁氏以老充少、捏造假名，竟然顺利通过履历核验且获得部试资格。清代考官亲族的回避制度要求应回避之人不得参加当年科考，也不能转场另考。因此，武则天下旨恩赐卞滨、董端等人理应回避的女儿无须参加部试而直接参加殿试，只能是小说家语。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规定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污染太甚……以违式论，俱行贴出”[7]3148。所谓“贴出”，实则就是除名，不予录取。因此，像花再芳、毕全贞等人在部试中弄脏了试卷被黜名，但经礼部奏请获得了殿试资格一事，在清代科场中是难以想象的。李汝珍的叙述使国之重典充满了戏剧性、喜剧性乃至荒诞性。围绕女科考建构的情境反讽使作者的叙事意图与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出现了“剪刀差”，为读者对武则天设置女科考、才女们积极参与考试这一系列事件的功能与意义做出新阐释提供了可能。读者有理由相信，李汝珍虚构女科考及其相关事件不是为女子博得文化平等权和宣明女子才华，而是利用科考聚拢天下文士的功能将才女们汇聚一处，并以她们为代言人展示文士（实则为作者）的渊博知识和博杂才艺。

人物、事件与作品建构的内部环境之间的某些不和谐、不统一之处，也能带来特殊的反讽修辞效果。小说的魅力不单在于表现人与社会、人与他者的和谐融洽，更在与展示人与社会、人与他者的对立冲突，因为新旧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冲突斗争，可以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省自己及思考社会与人生。《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一向有“好让不争”的美誉，“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的谦和礼让之风盛行。李汝珍描述了该国集市上三个“好让不争”的场景，其核心事件是买家执意出高价而卖家执意降价，明显有违于生意场中卖家希望价高而售、买家讲究价廉物美而买的常理。作者用来表现君子国“好让不争”之风的这些场景，实则反映了买卖双方在“谦让”中走向了“谦让”的对面——争着“让利于对方”。于是，人物言行与所处社会环境的道德准则之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悖谬：双方为了坚守谦让之礼而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实际上将对方置于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尴尬境地。

受限于认识水平、认知角度、经验阅历、信息来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自我与他人、外部事物的认识往往存在与真相背离的现象。这种因认知局限而导致的差异或偏误，也是构成情境反讽的基础之一。《镜花缘》由此构成的反讽不是为了警示人物保持对他人或客观事物的清醒认知（除非身处反讽情境的当事者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而自觉反省自我），而是用于展现人物认知的舛误荒诞之处。武则天令人将牡丹赐予在剑南剿灭倭寇积劳成疾的淮南节度使文隐，以示“轸念劳臣之意”。武则天认为文隐勤于国事，堪称忠勇之臣，但没想到自己褒奖的人竟然是要逼她退位的人。这一认知偏差构成的情境反讽反映了武则天自视甚高而昧于知人的特点。

“命运反讽”指的是文学作品里“神灵或命运被描绘成故意左右时事的主宰，他们造成主人公不切实际的愿望，只是为了使之受到挫折或戏弄”[8]275。所谓“不切实际的愿望”，指的是人物带着某种幻想采取行动，试图摆脱神灵或命运的控制；
所谓“只是为了使之受到挫折或戏弄”，指的是人物经过百般尝试，却无可避免地陷入神灵或命运设下的圈套，走向悲剧结局。《镜花缘》中命运或神灵对人物的人生轨迹和结局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作者基于此构成的反讽大多是弱反讽、暗反讽。小说有关百花仙子与嫦娥、风姨的争执叙述，其话语表层反映了百花仙子不愿违背职掌原则的性格特点，其深层却蕴含着别样的意蕴。百花仙子及其座下司花仙子所居洞府的名号隐喻了她们的不幸命运，但万事皆有因，现在缺少的就是促使她们走向悲剧的引子；
女魁星执笔在百花仙子顶上点了一笔，然后驾着红光奔赴小蓬莱去看护玉碑，已经明示百花仙子等与下界女子文运昌盛有关系；
西王母暗中评百花仙子说“这妮子道行浅薄，只顾为著游戏小事，角口生嫌，岂料后来许多因果，莫不从此而萌”[3]10，这些事件暗示百花仙子压倒对方的话语势头越强盛，她迈向命数注定的轨道和结局的可能性就越大，命运反讽的外显特征就越鲜明。

在兴唐反周大军行动的叙述上，《镜花缘》也使用了命运反讽。武则天乃是承天命临凡以消除李唐在创基开国过程中因杀戮过重而招致控诉罪案的，她君临天下的方式和在位时间的长短都由仙界决定，无论拥护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只能顺应天命而为。因此，兴唐反周大军反对武则天的行动在实质上转换成了与天命的对抗。在天命改变武则天运数之前，他们的行动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由此形成了命运反讽。徐敬业兴兵讨伐正值武则天即位之初，她运数正盛，临朝称制的地位难以撼动，因此讨伐行动注定要失败；
史逸误判了心月狐的气数，将紫薇垣吐露光芒的星象误判为武则天运数的回光返照，于是贸然独力起兵勤王，因时机未到而全军覆没；
文隐忠于李唐王朝，迎接中宗归位之志甚切，但在武则天运势强盛之时只能空有一腔热血，嗟老于病榻之上。他们的失败与无奈表明，兴唐大军如果不顺应天时，就只能影响武则天具体的执政举措，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其地位。这种命运反讽修辞有民间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不能因其在思想观念的落后因素而完全否认其积极的艺术效果。作者借助这一反讽修辞可以激起读者对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奋斗与命运之间的思考，以普通民众易于接触和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政治、道德、历史等方面的启发和引导，从而有效发挥小说的教化功能。对于一些无法深刻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乏封建迷信色彩的古代民众，这种叙事修辞可以为他们提供便捷的认知与评价历史或社会的思维框架，从而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使读者保持较为浓郁的阅读兴趣。但是，这类命运反讽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容轻视的。由于神灵或命运的决定性力量经常明显地或暗地里否定人物的自觉行动，如果作者不能巧妙使命运反讽的深层意蕴与小说主旨保持同质同向，很容易削弱主旨或误导读者。《镜花缘》一方面从反周兴唐人士的口吻谴责武则天“杀戮过重，造孽多端”，陈述兴兵的目的是逼武氏退位，还政于中宗，表明了兴兵反周行动的正义性；
另一方面从小说结构与叙事策略上突显上天意志对人世的约束，弱化了兴兵反周行动的悲壮色彩和正义属性。

一般来说，“自我反讽”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作者的叙述形成了对自身的反讽；
二是作品对人物言行、思想、性格的描述中隐含着对人物自身的反讽。前一种反讽经常发生在处于不同叙事情境中的叙述者之间，《镜花缘》不存在叙述者在不同叙事情境中的角色分立现象，因此笔者以其人物自我反讽为讨论重点。人物自我反讽不是人物对自身的反讽或嘲笑，而是人物的言与行、心与口之间，或者对同一人物、事件的前后立场之间，或对自身与他人的评价所持的标准之间存在自相矛盾的成分，导致是非对立或价值撕裂，由此形成了对人物的讽刺与批判。形成自我反讽的基本机制是人物对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界所持的标准不统一或相冲突，为作者表现人物的行为与实质、感情与理智、自我与超我的对立提供了契机。《镜花缘》中比较容易识别的自我反讽是由人物话语与行动的抵牾形成的，往往带有调侃轻松的情调，幽默性强于讽刺性、批判性。武则天劝阴若花归国的公开理由是“国王除你之外，别无于嗣。况他情辞恳切，殊觉可怜：而且不惜重费，特于邻国借请飞车，可见望子甚殷”[3]470。但是，叙述者披露的真正原因是“已收了国王许多财宝，究竟这个有贝之‘财’，胜于无贝之‘才’，却不过‘家兄’情面”[3]470。武则天冠冕堂皇的说辞与难以公之于众的实情形成了价值标准的冲突，这一自我反讽调侃了世人普遍存在的爱财之心，使读者看到即便贵为天子的人也不能免俗。

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态度不一或评价尺度不同，也能构成人物的自我反讽，为叙事增添嘲讽批评色彩。唐敖劝良氏教子读书，期待将来廉亮能“科名联捷，家道复兴”[3]85。唐敖所说的话估计连他自己都未必相信，因为他曾专心读书以求仕进，却无端遭谗言被褫夺了功名。唐敏“自进学后，无志功名，专以课读为业”[3]36，却希望唐小山能高中女科以光耀门楣。他们兄弟二人的这种鼓励他人做某事而自身远离甚至厌弃某事的做法，似乎有违圣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训。由于唐氏兄弟是怀着美好的心愿而规劝他人读书的，小说借助他们的言行矛盾建构的反讽属于弱反讽，其滑稽逗笑的色彩不明显。

人物的言语行动、思想性格、价值取向与社会对其角色期待产生冲突或对立，也能构成自我反讽。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物，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系统之中并被赋予某种身份或地位，而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人往往被期待表现出一定的行为方式[9]102，从而获得了特定的角色身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完全遵照社会的角色期待参与社会活动，角色与社会规则期待、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小说中角色与社会规则期待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人物的言行、品性或价值观等与社会规则期待相违背，形成了人物的外在表现与内在质性的对立，由此构成了自我反讽。《镜花缘》大人国中，人们脚下所登云彩的颜色昭示了他们品性的善恶，品性恶者足蹬灰云或黑云，品性善者足蹬彩云。按照社会的期许，官员应该执政为民、秉持公道、清正廉洁而脚蹬彩云，但大人国的情形恰恰与一般社会心理的认知期待相反。作者借此委婉地传递了一种观念，即不以地位贵贱来评价人，而应该以人的內心所执的善性和言行所致的结果来考量人。

角色与角色的冲突一般可以分为角色外冲突、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三种，其中角色外冲突是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角色扮演者之间的冲突，往往是由角色期待差异、角色领悟不同和行事规范有别等因素造成的[10]100，有时可以作为建构交流错位的话语反讽的良好素材。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是这个人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产生的冲突，或这个人对扮演的某一角色的职能认知偏误而形成的冲突[10]99-100，因而是建构自我反讽的最佳素材。女儿国国王身为君主，勤政为民、心系民生、整肃宫闱是其职分所在。但是，她又是“男子、丈夫、父亲”（女儿国性别颠倒，实为“女子、妻子、母亲”身份），喜好“美女”、宠爱“妻子”、错爱孩子也合乎人之常情。在关乎民生国运的治理水患大事面前，女儿国国王这两种角色的内在矛盾冲突加剧了：选择治理水患、拯救民生，就会失去心爱的“女人”；
选择“貌美如花”的妃子，就会落下罔顾民生、漠视民意的恶名。女儿国国王在两种角色之间摇摆不定，使作者得以巧妙地建构了自我反讽，形成了轻松幽默的叙事格调。这反讽不仅揶揄了女儿国国王，而且顺带讽刺了那些贪恋美色、荒芜朝政的君主。

《镜花缘》被鲁迅先生归入“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11]260之类的作品，有“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11]257的缺点。但是，鲁迅先生赞扬它“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11]260。《镜花缘》具有“绰约有风致者”的关键，不仅在于李汝珍对传统经典的匠心剪裁，而且在于他在作品中运用了形式丰富、手段多样的反讽修辞。从某种意义上说，《镜花缘》因其反讽技巧和修辞效果的多样性，而成为《儒林外史》至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间古代章回小说反讽艺术嬗变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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