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篇重要文献——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的版本、主旨与当代意义

陈 龙，张英超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1943 年初，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正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使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取得更大进展，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问题，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这篇报告总结了整风运动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陕甘宁地区党的发展乃至全国各地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教育意义，特别是任弼时在报告中阐述的“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改变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等，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推动抗战早日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1938 年3 月15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指出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1]，建立和发展强大的党组织。到党的七大召开时，党的组织队伍扩大，全国党员人数已经达到121 万。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的地方。比如，不少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新党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对较低，容易受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
遵义会议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但还未来得及从思想上对党内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清算，不少党员干部对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根源还认识不清，因此需要使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1941 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作风。1942 年春，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围绕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和文风问题，各地党组织纷纷开展整风学习，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作风[2]。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扮演着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的重要角色，延安也成为革命者向往的“圣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客观上来看，日寇调整作战策略，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也集中了更多的力量来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敌后抗战陷入极其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也面临着严峻的革命形势。日寇的蚕食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削弱和限制，迫切要求各地的组织和民众应对更灵活，配合更密切，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以防敌人有机可乘。主观上来看，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各武装力量，在总体上是团结的，有力量的，这也是共产党能够在严峻革命形势下艰苦斗争的主要原因。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贻害以及许多党员干部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等，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仍然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的影响，而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及团体之间，则还存在着一些闹独立性、统一领导意识不强、各自为政、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立场不坚定等不协调的现象。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碍整个抗日斗争的大局，不利于根据地的建设，也不利于我们党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

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注意到这些严峻的形势和不协调的现象，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增强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战斗力。1940 年，任弼时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兼任办公厅主任，协助党中央逐步健全各项组织制度，从组织上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他还写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大纲》等文章，明确指出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是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是产生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的根源”[3]235。1942 年，为了把延安整风运动向纵深推进，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和王稼祥指导召开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1942年10 月19 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 人参加了会议，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209 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整理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大会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是整风学习的考试”[4]。这场“考试”自10月19 日一直延续到次年1 月14 日，历时88 天。会议上，干部们检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取得的成果，为边区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1 月7 日至9 日，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概括了整风运动要解决的一些突出问题，提出了建立坚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等建议，对整风运动和边区工作的深入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目前主要有《两条路线》版、《任弼时选集》版（收入部分内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版（收入部分内容）。这三个版本的总体情况如下：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便被全文收录进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两条路线》中。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两条路线》于1943 年10 月份分上、下两册装订印发。

在《两条路线》中，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从结构上看主要包括引言部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的教训和党性问题”“尾语”五个部分。其中引言部分共973 字（含标点符号），主要阐释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目的和意义，指出“如果没有这次高干会来彻底揭发过去工作中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那末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思想和认识统一起来，党的领导一元化也就不能够真正的建立，党所决定的政策也就不能够贯彻的执行”[5]376。“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部分是任弼时报告的重点之一，共14129 字（含标点符号），主要阐述了三方面的问题，即：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对边区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估计和认识，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建立坚强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部分，是任弼时报告的又一重点，共15272 字（含标点符号），集中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彻底转变“老一套”作风；
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
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
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合于当前的任务。“检讨历史的教训与党性问题”部分，共10414 字（含标点符号），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肃清三风不正的残余和党性问题，克服个人主义和加紧学习。“尾语”部分共2079 字（含标点符号），主要对报告进行了总结，强调陕甘宁边区对其他根据地具有模范作用，是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因而陕甘宁边区的党员干部担负着重要任务，“要在这个地区里坚持与贯彻各种进步的政策，才能更进一步地巩固自己，提高自己，并且推动全国的团结和进步。”[5]409

1987 年，任弼时这个报告的两个重点部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和“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分别以《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向贺龙同志学习》和《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为题，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任弼时选集》中。2011 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著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出版，第20 册收入了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部分内容，即《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和《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在这两篇文章的末尾均标注了“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任弼时选集》刊印”。

可见，无论是《任弼时选集》版，还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版，都不是任弼时本人的修改版。这两个版本都删去了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中的引言部分、“检讨历史的教训和党性问题”和“尾语”三个部分。由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版是以《任弼时选集》版为依据，且两个版本之间的改动仅局限于标点符号方面的不影响实际内容的改动，因此，以下主要对《两条路线》版和《任弼时选集》版共同收录的部分进行校勘和分析。

从版本比较分析来看，《任弼时选集》版对《两条路线》版所做的改动主要包括标点、文字和其他改动。

其一，标点的校正删改以及增补，这部分改动有100 处左右。比如“那么其他的队员自然就不高兴，不满意，变工队就不能组织得很好，工作的进行，也必然不会好”[5]394改为“那么其他的队员自然就不高兴、不满意，变工队就不能组织得很好，工作的进行也必然不会好”[3]290。

其二，文字的改动。文字的改动有120 处左右，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不改文义的文字修改。比如“今天我们的党，提出了思想上的统一，提出了建立以党为中心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开展部队中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5]385，被改为“今天我们的党，提出了思想上的统一，提出了建立以党为中心的领导一元化，就必须在部队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以期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3]272，不改变文义。

二是更合理、更准确的文字改动。这类改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个别字词的使用进行规范，比如“减租减息政策在那里还没有被认真的普遍的实行”[5]396被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在那里还没有被认真地普遍地实行”[3]293。第二个方面是对个别名称和说法进行了改动，比如“还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发生在某些军事工作的干部中，就是对革命军队——党军的认识是模糊的”[5]382改为“再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发生在某些军事工作的干部中，就是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认识是模糊的”[3]267。第三个方面是对不通顺或有语病的句子进行修正，比如“到了后一个时期，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团也不大尊重”[5]377改为了“到了后一个时期，又发生了政府工作中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团也不大尊重的情况”[3]257。

其三，其他改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部分表述做了政治性、思想性的修改，比如“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党，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5]378改成了“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3]258。二是删除整改了部分内容以及修改了部分标题，比如“检讨历史的教训和党性问题”这部分在《任弼时选集》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均未被收录，而“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中对贺龙的相关论述则被单独挑出来在《任弼时选集》中另作了一篇文章，并命名为《向贺龙同志学习》，这一部分则未被收录进《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此外，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第二部分的标题在《两条路线》中的表述是“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在《任弼时选集》中被改为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从以上《任弼时选集》版对《两条路线》版的改动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

其一，修改后的表述更为准确、明白。例如：“请看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指示信里所说的吧”[5]381改为“请看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颁布的选举指示信里所说的吧”[3]265。“它是与南区人民血肉相关的，群众爱护的很重要的经济事业机关”[5]391改为“它是与南区人民血肉相关的深受群众爱护的很重要的经济事业机关”[3]283。其二，修改后的表述更为精炼。例如：“因而这种作风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要走到脱离群众的”[5]388改为“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3]278。其三，修改后的层次更为清晰。例如：任弼时在叙述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时，列举了高岗、林伯渠与贺龙的事迹，然而这一部分与主题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任弼时选集》版将这一部分做了删改，并把对贺龙的论述重新整理为一篇短文，不仅使内容与主题更加贴切，而且增强了文章的条理性。

任弼时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围绕如何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结了党在陕甘宁边区过去几年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党、政、军等工作的方针和建议，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和全国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大体而言，该报告的主旨与要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其一，要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作用，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弼时在报告中指出了一些党员干部在过去的工作中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比如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党内官僚主义倾向和党员干部的个人主义倾向等。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认识特别是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认识不清，他们对党的主张与政策抱有疑虑，忽视党的领导作用，甚至把党的领导作用“看做了党的包办。……否定了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这一最高原则……取消了党的领导作用”[3]259。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任弼时指出，其中有不少情况是由于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不纯，阶级立场不坚定，缺乏对问题的正确认识，缺乏对党和党的领导的认识，觉悟程度比较低，不能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看待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造成的。因此，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对其思想进行改造以培养和锻炼其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任弼时在报告中还明确提出：“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最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因此，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3]258他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厉批判了部分人对党的政策、主张和政权领导的错误认识，指出我们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我们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3]259。我们党的政策是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出发，同时也照顾了少数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既照顾了现在的，也照顾了将来的。那种笼统地把党的主张与人民的主张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任弼时强调：“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织，并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争取这些革命组织（如政权、群众团体等）能够实现党的主张，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说，党的主张与政策要通过这些革命组织来实现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些革命组织所执行的政策和所进行的工作，党必须加以研究、讨论和决定，以负起领导的作用。”[3]261因此，必须严格防范党的内部闹独立性的现象，要采取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纠正干部和党员对党的错误认识，以加强党内思想的统一，保证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和政权上的领导作用，如果不能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认识，“党的领导一元化也就不能够真正的建立，党所决定的政策也就不能够贯彻的执行”[5]376。

其二，要正确认识民主问题，改进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针对陕甘宁边区当时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碰壁和苦闷的问题以及某些干部“不但办理不好许多细腻的、经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觉到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都只是动员，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3]277-278的问题，任弼时指出，要根据环境的特点，任务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中心工作进行合理的部署，“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3]279。相对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环境不同，任务内容不同，“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3]283。要转变领导方法，形成新的工作作风。而之所以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转变，党的正确政策在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指出，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作怪”[3]285。任弼时分析了官僚主义的几种突出表现，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3]287。在任弼时看来，正确的领导是建立在正确决定问题、正确执行决定和经常组织对决定执行情形的审查这三者基础之上的，它们须臾不可分。如果这三方面的工作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那工作便无法顺利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和指令便难以落到实处。要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斗争官僚主义倾向呢？任弼时强调：“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判和监督。……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3]294-295要大力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3]300，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3]300。

毫无疑问，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次重要演讲，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为解决陕甘宁边区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建议与方法，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的党组织和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借鉴。特别是报告中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改进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水平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提出和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有其历史依据的。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边界各县的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地方主义等妨碍党的组织领导的问题以及红四军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些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的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6]，只有彻底地肃清它们，才能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在1929 年9 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也曾明确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7]37，并强调要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7]40，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这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树立指导机关的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历史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政党军民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关系，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不尊重地方党、闹独立性、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错误倾向时有发生，“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8]422，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也不利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就被提了出来。1942 年9 月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对党的领导一元化在中央与地方、党与军队、党与政权系统、党与民众团体等之间的关系中的表现与要求作了阐述和指导，指出：“党的领导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8]428同时，党员干部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法令”[8]429，以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也再次强调，要彻底揭发过去工作中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以统一思想和认识，真正建立党的领导一元化，贯彻执行党的决定和政策。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立和巩固，加强了党的领导，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党领导下的各项事业发展，对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间内，由于一些人存在概念上的误解，“党的一元化领导”较少被提及。有学者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只适合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而非现代化建设事业[9]，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其理念问题，改革才能得到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10]。但是，也正如有学者回应指出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它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所以“党的一元化领导”提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有人错误地理解或实施了这个提法”[11]，由此造成少数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党包办一切的现象，邓小平针对这种现象曾指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
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12]142“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12]329显然，邓小平这里主要针对的是“不加分析”的“思想僵化”问题，针对的是“包办一切”，并不是否认加强党的领导，也并不是说“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提法存在问题。

其次，提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不是说党要包办一切，而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正确领导，贯彻党的正确主张。任弼时早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是通过党的政策和主张的正确性，是通过党员干部活动的积极性和模范带头作用体现出来的，不是包办，不是“事无论大小，党都要去干涉，比如征公粮的时候，乡村支部里秘密的决定了那个派多少，这个派多少一类的事情，这是要不得的，它是有弊无利的，我们应该反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包办而认为党的正确领导也与包办无异，一直走向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3]262。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13]。而这种“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是“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4]13，而不是一切包办。“我们有些事情要提交党委把握，但这种把握不是私情插手，不是包庇性的插手，而是一种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把握。这个界线一定要划分清楚。”[15]

最后，任弼时关于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论述，系统阐释了维护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为进一步确立以党中央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有利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面对抗战相持阶段日寇的蚕食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限制和摩擦等严峻形势，任弼时在报告中指出，陕甘宁边区乃至其他地方，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党政军民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不适当的关系。比如有某部门向党闹独立性的，有下级向上级闹独立性的，有个别同志对于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的，有军队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有青年团体向党闹独立性的，等等，都是对西北局这个党中央的代表机关不尊重的表现，“这些不尊重西北局领导，向西北局闹独立性的事实，就不能不给边区工作以很大的损害”[3]257，就必然妨碍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克服那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真正建立起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批评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领导作用认识模糊时，任弼时再次强调，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3]258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党的最高原则，事实证明，一些党员干部并没有真正了解它，“他们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中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西北局是边区的领导核心”[3]258-259。而对党的这种模糊认识，自然就会产生忽视或者否认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思想，“自然就不会尊重党的领导，自然要向党和党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这是由于缺少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产生的”[3]262。此外，还有对民主问题的错误认识，对军队问题的错误认识，都是在思想上必须纠正的，党的领导的一元化的思想基础也才能奠定。任弼时号召，西北局以下的各级党政军民关系，都要建立健全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必须忠诚地服从西北局的领导，为坚决执行西北局的每一个决定而奋斗。他明确指出，“西北局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西北局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组织，只有爱戴西北局，坚决执行西北局的决定，才能表示他们真正是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真正是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3]274，旗帜鲜明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倾向错综交织，多元价值观念激烈碰撞，形势严峻复杂，任弼时这些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克服思想上的各种不正确认识和倾向，深入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的“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6]这一重要论断，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从而在思想上更统一、政治上更团结、行动上更一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改进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阐释与建议，对于我们在“两个大局”相互激荡交织的背景下从容应对党治国理政的考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转变不适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善于抓住工作的中心环节，积极发扬创新精神，使工作与实际相适应。任弼时指出，环境变化了，任务也会相应地变化，有的同志在执行任务时，“不分辨哪些是临时性的工作，哪些是经常性的工作”[3]277，不懂得革命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环境不同，任务也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不能用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任弼时强调，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使其他工作都围绕着中心环节去进行。战争环境中，中心任务是战争，是冲破敌人的围困和扫荡，是打开局面，而“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3]278。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就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更加富裕，就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能为培养大批干部提供物质保障等，“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3]279。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到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决定了我们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经济建设工作，要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角度来入手，推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促进提质增效。同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全局性历史性变化也表明，我们在处理主要矛盾过程中要在立足实际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要问题。主要矛盾变化了，需求变化了，也就不能再用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去解决。正如任弼时建议的，“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3]284。并且这种创造，是从学习和善于按照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创造，是打破公式主义，尽量用群众所习惯的一些方式去创造，是在干事中组织人民的力量去创造，“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3]285。

其次，要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建立正确的领导。在任弼时看来，党的正确主张和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和执行，除了一些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作怪。官僚主义在具体工作中有几种表现：一是在制定工作计划前，既不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也不以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的程度为依据，而是凭主观想当然地去制定目标与计划；
二是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不加以思考，直接定出具体执行的办法，甚至僵化而不是灵活地将其贯彻下去；
三是在执行某种决定时，采取的是滥用摊派的强迫命令而不是说服教育一类的办法，让群众不满；
四是有了计划也纯粹是摆样子，不去组织执行，更不去检查执行的进度，而是醉心于许多“不执行的计划”，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
等等。不克服这种官僚主义倾向，就会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不克服这种官僚主义倾向，新的工作作风是建立不起来的。如何克服呢？就应当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就要向群众进行解释工作，贯彻执行正确决定，就要经常地审查和督促。最重要的，就是发动党员和群众，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等现象作斗争。今天，时代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任弼时所指出的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存在，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任弼时对于克服官僚主义的建议，可谓深中肯綮。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的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四风”问题为突破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14]374要不断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开辟党内民主新途径，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运用好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聚焦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的严重问题和危害，充分认识其多样性和变异性，摸清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各种不同表现，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唯有如此，才能“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
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
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抓出习惯，抓出长效”[17]。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与任弼时的有关阐述是一脉相承的，是根据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紧密联系实际基础上的一种创造性发展。

总之，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重要报告，为民主革命时期解决党的建设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建设性建议，也对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水平有着重要启示。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更为尖锐严峻，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只有不断汲取前人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才能在继承中不断开创未来，在强国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一往无前。

（感谢韶山毛泽东图书馆邹卫韶等老师为本文撰写提供的版本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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