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史与传媒学院，甘肃成县 742500）
“《边城》 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很深的悲剧感。”[1]《边城》的“悲剧感” 蕴涵着三重创伤——沈从文童年失去二姐的伤心和创作 《边城》 时母亲黄素英病危的死亡阴影；
作者身上流淌的苗族文化长期被主流文化排挤和误解造成的民族身份不被认同的隐痛；
纯朴“乡下人” 目睹、遭遇的各种都市文明病。这三重创伤自然而然流注笔端，共同描绘了《边城》 的悲剧底色，讲述了船家女儿翠翠的爱情悲剧。
对于翠翠的爱情悲剧，已有不少著作和文章进行论述，本文将运用创伤理论，从老船夫、傩送和翠翠遭受的创伤方面进一步探究翠翠爱情悲剧的成因。
创伤理论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是我们从西方拿来运用到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一种理论。该理论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显现了理论本身的自洽性和适用性。二十世纪的中国多灾多难——天灾、人祸、阶级冲突、民族矛盾，作家把个人创伤、时代创伤、民族创伤以不同方式书写下来，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创伤叙事，如问题小说、人生派写实小说、“自叙传” 抒情小说、左翼小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它从整体上打破了不同小说命名的局限与含糊，既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维度提纲挈领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美感特征——悲凉[2]，也可以治疗民族伤痛，进而彰显文学的社会功能。毕竟，创伤叙事作品很好地记录了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
十五年前，老船夫的女儿背着忠厚的父亲，爱上了一个茶峒军人——一个绿营屯戍军士。军人约女儿一起私奔，女儿陷入了两难选择——如果为了追求爱情与军人远走高飞，就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他必定生活凄苦、老无所依；
如果为了陪伴父亲放弃自己钟情的爱人，她必定心有不甘。女儿很可能经过一番考虑，放弃与军人私奔，军人失望地服毒而死。女儿生下了翠翠后，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虽然老船夫认为女儿的死，谁也无罪过，只应“天” 去负责，但这个悲剧一定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精神的创伤。“翠翠的祖父（老船夫）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到底还像年青人，说是放下了，也正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3]54从创伤理论角度来看，女儿死去的心理创伤十五年前“入侵” 了老船夫的记忆，并没有随着岁月的前行完全平复，而是产生了一定的 “后延”，在翠翠长大后因其爱情、婚事触发了 “强制性重复”。强制性重复是创伤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英国精神分析家琼斯将其定义为“一种盲目的冲动，重复早期的经验与情境，个体总是被迫一再重复它，而自己的意志根本无能为力，控制不了这种强迫性”[4]。“因为翠翠的长成，使祖父（老船夫）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3]53这些旧事——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重复地在老船夫记忆里出现，这一心理创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他的生活和行为。老船夫知道翠翠已领略出茶峒人歌声的缠绵处，担心翠翠又同妈妈一样，即母亲的爱情悲剧在翠翠身上复演。“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著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方不委屈她？”[3]54“那青年（天保）走去后，祖父温习著那些出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又愁又喜。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3]55很快，天保走“车路” 托媒人说亲。《边城》两次写到了走 “车路” 的求婚——船总顺顺（天保父亲）托人为天保说媒；
中寨团总派米场经纪人向顺顺说亲。这说明茶峒人普遍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传统婚俗礼仪。按事理来说，老船夫作为翠翠的长辈、唯一的亲人，完全可以行使“父母之命”，作主答应了。“（翠翠的婚事）还是在你老人家手上捏着的。”[3]76天保不仅能干，而且“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家庭经济条件也好、社会地位也高。翠翠嫁了他，算是麻雀飞上了枝头——命好。可是，老船夫为什么不自己做主，却连连征求翠翠的意见呢？因为老船夫 “要安排得对一点，方合道理”[3]126。天保对翠翠的爱情，却掺杂了功利的成分，“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唉，这两句话恰是古人为我说的！”[3]55如果翠翠嫁给了天保，天保像 《琵琶行》 中的商人冷落琵琶女一样冷落了翠翠，翠翠是会受委屈的。这样的婚姻对老船夫来说，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女儿悲剧的重演。
老船夫三次询问翠翠对天保求亲的想法，翠翠把头低下不作理会。他猜不透，摸不着，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决定还是等一等。白天，老船夫向翠翠讲了她母亲与父亲对歌的爱情；
夜晚，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老船夫没有惊动睡得正好的翠翠起来对歌。他错误地以为“是河街上天保大老走马路的第一著，又忧愁又快乐的听下去”[3]103。这对天保求婚造成了延宕，间接造成了他落水淹死的悲剧。因此，傩送认为，“老家伙（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天保）是他弄死的。”[3]124当老船夫知道是傩送给翠翠唱歌时，又“不告给翠翠一个字”。当隐约体会到翠翠爱傩送不爱天保，老船夫却偏偏当个笑话说，“假如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婚，你将怎么说？”[3]108这也对翠翠和傩送的爱情造成了延宕。因为担心母亲的爱情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老船夫热切地关心起翠翠的爱情与婚事，而又畏畏缩缩说得极不得体，让傩送曲解了事情。他对翠翠爱情与婚事的关心处也 “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皆有了一点误会”[3]137，这些皆在翠翠的爱情上产生了延宕。综上所述，失去女儿的创伤造成了老船夫对翠翠爱情的延宕，间接地造成了翠翠的爱情悲剧。
《边城》 创作于一九三三年，完成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对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产生了强烈冲击，农民虽然多收了三五斗还是破产了。一些人像老舍《骆驼祥子》 中的祥子一样涌进城市，成了流氓无产者，一些人像蒋光慈《少年漂泊者》 中的汪中一样投身革命。乡村是以自然秩序建立的伦理秩序，熟人社会让人们在伦理的温情中虽然物质贫乏但怡然自乐。都市是以欲望建立的功利秩序，陌生社会让人们在功利的追逐中欺骗、倾轧、萎缩，伦理编织的温情之网撕裂，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现代人赤裸裸地袒露在欲望的狂风里，把握不住自己的方向，他们像淳朴健壮的祥子一样在都市欲望的引诱下，最终变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933 年，以 “乡下人” 进城的沈从文，经过十年的挣扎，已功成名就，获得了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但是长期生活的贫困、生理的压抑等创伤体验，让沈从文痛感于乡村在都市文明入侵下的沦陷。“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5]235这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伴随传统文化丧失而呈现的各种制度、品质、精神失落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对社会、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极大的负面影响”[6]。这“极大的负面影响” 是一种巨大的时代创伤，逐渐摧毁了人类辛苦建立的精神秩序。人类自我放逐精神家园，带着时代创伤在欲望的海洋里颠簸。沈从文却通过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抵制和批判，在湘西世界建造 “人性的神庙”，来探求 “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5]237。
文学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作家心灵或审美理想的表现——《边城》 中的翠翠无疑是沈从文人情美、人性美的理想体现，翠翠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当时时代创伤的折射——功利的婚姻战胜了自由的精神之恋。沈从文曾悲哀地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5]230
不同于柏子对吊脚楼妓女爱的自在，不同于白耳族王子龙朱对黄牛寨寨主女儿爱的刚烈，傩送对翠翠的爱充满了犹豫。毫无疑问，傩送是爱翠翠的，他宁愿放弃功利的碾坊，也要去弄清苦的渡船。那么，他喜欢翠翠什么呢？细读文本发现，傩送爱翠翠外在的美——长得很好看，眸子清明如水晶、天真活泼；
爱翠翠内在的美——人又乖，“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怒，从不动气”[3]8。可是，在两年的时间里，傩送又是怎样追求自己的爱的呢？
两年前的端午节，傩送在码头遇到等老船夫的翠翠，翠翠因言语误会暗暗骂他，他却派人送她回家，两人因此彼此相爱。两年的时间里，傩送并没有对翠翠展开追求。他喜欢翠翠已不是一个秘密，许多人都知道。小说中有人说：“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傩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3]78既然许多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傩送把自己喜欢翠翠要娶她为妻的事情告诉了船总顺顺，船总顺顺肯定不同意。“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不能成为希罕的新闻，有一点困难处，只是这两兄弟到了谁应取得这个女人作媳妇时，是不是也还得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3]90-91虽然天保、傩送不会因此动刀，但兄弟二人很可能因此失和，这是顺顺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顺顺依仗父亲的权威，托媒人为小儿子找了王乡绅家大姑娘——家里有碾坊，门当户对，准备 “打亲家”，并且把人家姑娘请到家里吊脚楼最好的窗口看龙舟——已经把事情弄妥了。这是典型的功利的交易的婚姻，是现代商业文明的表现。这证明现实婚姻中，“湘西苗族青年恋爱很自由，但结婚则少有自主”[7]。同时，“爸爸（顺顺）已听了我（天保）的话，为我要城里的杨马兵做保山，向划渡船（老船夫）说亲去了！”[3]92去年天保送了翠翠肥鸭子，前几天过溪时他还同老船夫谈话：“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3]55“唱歌” 就是走“马路”，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 “不善于唱歌”。他选择托媒人说亲，走了“车路”。
可以这样认为，“车路” 是传统婚俗文化的反映，遵循现实和理性原则；
“马路” 是恋爱自由的表现，极具苗族特色，遵循理想和情感原则。湘西虽是边疆，有着自己独特的婚丧嫁娶习俗，但毕竟受中原教化影响，托媒人说亲，走的正是中原传统文化之路。团总——地主武装团防的头目，既是湘西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官方在湘西地方的秩序维护者，势力强大，必定遵循现实和理性原则；
作为掌水码头的船总——码头船老大，顺顺大方洒脱、正直平和，前清时便在营伍里混过日子，革命里在陆军四十九标做过什长，既联系了湘西的底层民众，又联结了湘西之外的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也应该遵循现实的理性原则。现实和理性原则，可以说就是功利的原则。《边城》 中，作为功利象征的碾坊，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不仅无名的民众羡慕，轻利重义的老船夫羡慕，船总顺顺也为之快活——“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便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3]132偏僻的边城，竟然出现了米场经纪人——经纪人是介绍买卖双方交易，以获取佣金的中间商人。由此可见，都市文明对乡村的入侵，影响之深，伤害之大。传统文化沦落的时代创伤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边城》 的芸芸众生。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老船夫、傩送，面对如山压过来的时代创伤，无力招架，或悲惨死去，或选择出走。
傩送反对安排的亲事，带着翠翠到吊脚楼看划船，借此向家里示威，明确表示要渡船，不要碾坊。年轻的傩送失算了，他要反对的不只是自己的父亲，而是弥漫在边城的功利主义——现代都市文明对传统文化侵袭的时代创伤。顺顺呢，已将团总妻女请到了自家的吊脚楼，占据了最好的窗口，等于向大家宣布了傩送的婚事——“寨子上王乡绅家大姑娘，今天说是来看船，其实来看人，同时也让人看！”[3]78不仅如此，顺顺让一个老熟人带着老船夫看了碾坊——团总女儿陪嫁的妆奁，顺便提了天保向翠翠求婚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双管齐下，既让众人认定了傩送的婚事，逼迫他接受，也顺便解决了天保的婚事。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顺顺的设想进展，他和天保以为“你肯了翠翠便无有不肯呢”[3]75。老船夫捏不定这件事，再三征求翠翠的意见，她总是不作声。为了翠翠有一个好的未来，老船夫也只好拖着。最后天保带着失望坐下水船出事淹死了，酿成了一个悲剧。顺顺和傩送忘不掉天保死亡的原因，归结到老船夫身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十四日晚，傩送在对溪高崖上唱了半夜的歌，没有得到翠翠的回应，感觉自己像个傻子受到了冷落，并没有坚持唱下去。为什么十五、十六日晚不接着唱呢，天保是十六日早上落水身亡，他十七日才得到消息的啊？也许是顺顺的压力太大，“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3]137“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抖气下行……。”[3]149-150时代创伤太重了，探口风的中寨米场经纪人极有斤两的说话，既暗示了傩送已接受了代表功利的碾坊、翠翠的婚事无望了，也直接在老船夫的心上戳了一下，催着他向顺顺证实消息的真假。顺顺语气略粗的说道：“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分上的事情，不适宜于那些年青人的门路了。”[3]138老船夫听了，如同被一个闷拳打倒，心中很不高兴，多喝了酒，又用溪水抹身子，因此在雷雨交加的夜晚死去了。作为过来人的老船夫在时代创伤面前都如此不堪一击，更何况年轻的傩送了。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一下，顺顺父子把天保的死归结到老船夫身上，心里有了冷漠的高墙，同样，翠翠会不会把祖父的死因归结到顺顺父子身上，心存芥蒂。那么，傩送和翠翠真的能走在一起吗，走出两个死亡悲剧的阴影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也许这个人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回来！”[3]151文中最后这一段看似画蛇添足，可有可无，一个 “永远”，一个带有引号的明天，正说明了在时代创伤的挤压下，傩送反抗的逃避，最终造成了翠翠爱情的悲剧。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人类情感的高级形式，是一对男女相遇相慕相知并渴望相守而产生的强烈、持久、专一的感情。爱情像玫瑰一样热烈，像钻石一样永恒，像火车对铁轨一样专一。相爱的两个人在爱情中发现了对方、认识了自己、觉醒了自我，结成了排他的强大同盟，平等分享美好，共同抵御风险。在古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调节着人伦关系，指导着日常行为。儒家维护现存秩序，主张中庸，提倡 “发乎情、止乎礼”，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的自由情感产生一定的压制。缺乏人身独立、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的女子如果嫁给一个自己爱也爱自己的男人，她的婚姻是有爱情基础的，她的生活会因此更有温度更美好。爱情可以说是女人的全部和生命，一个女子不会轻易地爱，如果爱上了对的人便会飞蛾扑火一样奋不顾身。但是，许多美丽善良的女子常常遇人不淑，酿成爱情的悲剧，如古典文学 《莺莺传》 中的崔莺莺、外国文学《德伯家的苔丝》 中的苔丝、现代文学《金粉世家》 中的冷清秋。
翠翠美丽、温柔、羞涩，具有东方女子典型的美。那么，她爱傩送什么呢，又是如何追求自己的爱情呢？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它始于身体或颜值——毕竟美丽的颜值是外在的、显现的，而人品是内在的、隐藏的。文学作品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双方常常不是俊男靓女，就是一方是俊男或者靓女，几乎很难见到丑男丑女的爱情。送翠翠回家的那人说傩送“就是岳云”。“傩送美丽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 ‘岳云’。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岳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3]22“岳云” 这个譬喻与沈从文常常用“像个观音样子” 形容“三三”“夭夭”“绒线铺女孩” 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因此知道傩送面相俊美，刚强勇敢，是 《边城》 中女人仰慕的存在——“傩送二老在茶峒地方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3]39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翠翠爱慕傩送的俊美，是理所当然的。像父亲和哥哥一样，傩送 “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3]22，是翠翠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既然爱上了傩送，翠翠又是怎样追求自己的爱情呢？小说中写到了翠翠爱情萌发以后与傩送的三次相遇，从中可以窥视端倪。第一次与傩送相遇，翠翠与他彼此望着对方笑，她也明白为什么被人望着，有点儿不好意思起来，走到灶边烧火去了。因为有人喊过渡，翠翠出去撑渡船去了。闲下来的老船夫喊她上来歇歇，陪陪客，她却反而不上岸了。傩送要走的时候，在渡船里盯着翠翠看，翠翠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
傩送邀请翠翠去看划船，害羞的翠翠没有大大方方地答应，说老船夫不去自己也不去。第二次相遇，在顺顺家吊脚楼上听到有人说傩送要与团总女儿结亲，翠翠心中有点迷乱，人矮了些，下楼后遇到了傩送，没有回答他的问话，也没有询问傩送结亲的事情，更不像吊脚楼上的妓女，因为情人的背叛手执菜刀向他奔去。第三次相遇，翠翠在渡口码头边见到傩送，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
面对来临的爱情，翠翠的态度是害羞；
面对天保的托媒求亲和祖父的询问，不愿意的翠翠沉默着，心中只想哭。害羞，不管是感到不好意思难为情，还是因胆怯、怕生或做错了事怕人嗤笑而心中不安，都说明人自身的无力感。沉默是人无法言说，也可以说没有自我可以言说。面对沉潭或发卖的命运，生活在湘西世界的萧萧也是沉默不语；
生活在北平胡同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月牙儿》 中的“我”，却能声泪俱下地控诉着社会的黑暗。为什么害羞的、沉默的翠翠没有力量，也没有自我，我们可以从她失去父母的创伤谈起。
家庭是制造人类性格的工厂，父母是孩子性格养成的最好老师。“孩子的性格，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8]父亲的陪伴，不仅会让女孩获得对男性的基本看法，而且能让女孩发展出坚忍、果敢、乐观自信的人格特征。父亲在女孩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很可能使她产生孤独、敏感、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翠翠 “注视那女孩，发现了女孩子手上还戴得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闪着白白的亮光，心中有点儿爱慕”[3]60。“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3]61小说中翠翠对银手镯的爱慕与哼唱的歌谣，绝不是沈从文无意的闲笔。爱慕之后一定会反观自身，发现自己的贫穷，产生自卑的情绪。不然，翠翠紧接着不会无缘无故地唱起了歌谣。我们有理由相信，翠翠是以 “莫得什么戴” 的 “三妹” 自命的。歌谣从侧面呈现了翠翠的性格——自卑。在心理学上，自卑是指个人体验到自己的缺点、无能或低劣而产生的消极心态，主要体现为害羞、不安、内疚、忧郁、失望等消极情绪。因为没有与生活中最近最亲的异性——父亲进行交往，在面对陌生的异性或心生爱慕的异性，常常会产生一定的交流障碍，不是害羞的逃避，就是沉默不语。因此，翠翠面对坐渡船过溪的傩送，才会害羞地逃避；
面对老船夫对天保求婚的询问，才会沉默。
母亲的关爱，满足了个体成长中爱与归属的需要，不仅有助于孩子形成阳光、温暖、自信、乐观、心地和善等积极性格，而且可以使孩子具有强烈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信任感与幸福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哈洛的“恒河猴” 实验发现，从小剥离母爱的小猴，缺少群体性行为，不合群，或富于侵犯性，怯于探索环境，且不能适应于未来的生活。该实验的发现间接证明了由于母爱的缺失，孩子会产生敏感、害羞、多疑、沮丧、焦虑、自卑、绝望等负面情绪，严重的会造成心理残伤，影响严重而久远。小说中，翠翠两次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死亡：一是在河街久等爷爷不来接自己，看着落日下的黄昏，翠翠突然想到 “假若爷爷死了呢？”[3]33；
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被人杀死时，“爷爷死了呢”[3]34的古怪念头又冒了出来。翠翠还会觉得悲伤，突然哭起来。当老船夫第一次谈到翠翠母亲的死，她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映，只是沉默；
当老船夫说到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翠翠听起来神往倾心。翠翠对母亲死亡的沉默，是对母亲死亡的不理解，而创伤的本质就是无法被理解的事物。翠翠对母亲性格强硬处的神往倾心，则说明了翠翠性格的不强硬。翠翠性格的不强硬，是失去母亲的创伤造成的，主要表现为害羞和沉默。因此，她不能像母亲一样大胆热烈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湘西边城的翠翠，在失去父母的创伤下长大，自我意识没有较好地被引导与成长，形成了以害羞、沉默为主体的性格。因此，面对自己爱的权利，翠翠没有言语去表白，没有力量去争取，自己温柔地扼杀了自己的爱情。
综上所述，失去女儿的创伤：老船夫对翠翠爱情的延宕；
时代创伤对傩送的挤压及失去父母的创伤：翠翠的害羞与沉默，一起扼杀了翠翠的爱情。运用创伤理论解读翠翠爱情悲剧的成因，既为研究《边城》 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创伤理论的中国化发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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