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协商民主这篇大文章

贺俊春 汪根木

(1.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湖北 武汉 4300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而“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新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作出了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协商民主建设,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以及一些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续部署推进各领域民主政治实践的同时,将协商民主确定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着力重点,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出台多部法规文件、作出详细规划部署,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商民主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对协商民主建设作出的部署安排。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但在西方国家向全世界大肆推广、移植竞争型选举民主的大环境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让协商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答案首先要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一)“惟天为大、天下为公”的为政理想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政治理想。《尚书》和《左传》中早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记载。战国时,孔子曾感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若“天下为家”,则“谋用是作,兵由此起”,凸显他对公天下的倡导和对家天下、私天下的忧虑。除儒家外,墨家、法家、道家都相继提出“举公义,辟私怨”“无私”“背私”“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使各种思想流派达成了高度共识。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更是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思想家康有为直接勾画出了一个“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公天下”理想社会。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为政理想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为政者和知识分子,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内核:包括协商在内的一起政治活动,都要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

(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为政原则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内核,和,指和谐、和睦、和平;合,指合作、联合、融合。“和合”思想既强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认为万事万物多元发展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否则“同则不继”,又强调“和实生物”“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追求“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并将其引申到治国上,为政就要善于整合不同的因素,结成动态的和谐统一整体,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将“人和”视为关键,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要重视群体合作,主张“和则一,一则多力”。“和合”思想中尊重差异、倡导多元一体,注重不同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间的协调与共处、沟通与互补的精神内核,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即“求同存异”,以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三)“兼听则明、兼容并蓄”的为政智慧

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特别强调为政者在决策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认为施政应“言能听、道乃进”,能“集众思,广忠益”,甚至要求纳谏应“谋及庶人”。所以,孟子认为在诸如提拔人才、逐除奸佞、决狱用刑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征求国人而非仅仅是诸大夫的意见。魏征回答唐太宗“何为明君暗君”的问题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兼听则明”。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议事传统,如最高层级的“朝议”,每当有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决策,君主都要通过集议、廷议等方式征询文武百官的意见;如从周朝的“保氏”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开始设置专职专业的议事机构和职位,以“谏议”的方式发表对朝政的意见。兼听纳下、兼容并蓄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传统,保证下情上达、汇集合理意见、促进科学决策、补正政策失误,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参考。

(四)“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为政方向

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商周时期盘庚的“重我民”、周公的“用康保民”,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到汉唐以来的民本思想,“民”一直是理想的为政和施政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反映出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推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再到明末清初时黄宗羲提出“君客民主”说、顾炎武提出“分权众治”说,不仅把民本思想推向高峰,同时也反映出从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民主思想转变的趋势,为现代协商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方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协商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构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基因,对现代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内涵原则、方法形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既传承了传统协商文化的精华,又实现了对传统协商文化的超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与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相比,中国的协商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一)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民主能有效避免西方周期性选举民主的“民主休眠”弊端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作主。真正的民主制度中,人民的范围不应有肤色、学识、贫富等个人条件的限定,作主的领域也不应有层级、领域、时空等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就基本上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行发展的民主政治架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民主不应该有休眠期”的观点,在2019年考察上海虹桥人大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时首次提出“全过程的民主”概念,再到2021年《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进一步明确“全方位、全覆盖、全链条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人民民主理论在新时代实现了一次全面升华。中国公民既可以参加各种选举,也可以通过各种提案、议案、信息,或者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甚至是市长热线、信访等途径和方式,对党和政府决策提出意见建议,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协商民主的全面实施有效地避免了周期性、阶段性的选举民主带来的“民主休眠”弊端。

反观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在大肆宣扬的选举民主中成为选举游戏“跑龙套”的“临时演员”,只能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和每两年一次的议员选举中出出场、凑凑热闹,一人一票、选个开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7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大量的中产阶级)对政策制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老百姓的民主权利绝大多数时候处于制度化的休眠状态,林肯推崇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理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使各种资源迅速向极少数人集中。有数据显示,2018年中期选举竞选资金的40%以上由占美国总人口0.01%的富豪贡献,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政治极化带来贫富失衡、治理失灵,多数统治已经演变成富豪的金钱统治,普通民众逐渐“用脚投票”,对美式民主显示出极度的不信任。数据显示,45%的美国人认为民主运作不正常,另外38%的人选择了不太良好,仅20%的美国人一直或多数时候都信任联邦政府。

(二)基于合作基础上的协商民主能有效避免西方过度竞争的选举民主带来的“社会撕裂”弊端

中国的协商建立在协商主体的合作关系基础上,与西方的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竞争甚至是敌对关系截然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民主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社会和谐还是社会撕裂?

在中国,不论哪一种协商渠道、哪一个协商主体,合作是前提,和谐是目标。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武汉,一方面,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强领导,从全面封控、免费救治,到人力支援、物资保障,再到病毒分析、疫苗研发等,各种应对措施迅速全面铺开;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围绕疫情,通过各种制度化渠道为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各民主党派。有数据统计,疫情期间,湖北省各民主党派共撰写建言献策信息1165篇,其中有200余篇上报中央统战部和省委省政府,这包括民革湖北省委会通过政党协商“直通车”渠道提出的“中西医并重进行防治”的建议。5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政党协商座谈会,专题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疫情防控的意见建议。这些建议为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取得武汉保卫战阶段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样的急难险重任务中,没有看到推诿扯皮,没有趁机互相攻击、相互指责谩骂,只有万众一心,共同抗击疫情,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政党协商建立在合作、和谐的政党关系基础上。此外,通过人大、政协、政府、基层等多种渠道开展的协商活动,都以各协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基础。

美国国会早期经常上演“全武行”,从辱骂、拳击到刀刺、枪杀,从单挑到群殴,不同派别和政党之间的武斗经常发生。2021年1月,数千美国民众冲击国会大厦,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把美国国会再次推上暴力的新高度。不仅是美国,其他众多实行竞争型政党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的国家同样如此。2019年4月,韩国在野党议员,为了阻止议会表决相关法案,与执政党议员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双方近300名议员卷入冲突中;2020年12月,一名英国议员因不满法案修改,抢夺具有荣誉象征的“女王权杖”。本应是和平理性协商、科学民主决策的国会或议会,为什么会成为武力的“角斗场”?建立在竞争型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基础上的协商,也解决不了竞争型选举民主过度竞争的危机,最终只能以社会撕裂收场。

(三)基于商量的协商能有效避免西方以选举为基础的妥协式协商带来的“久拖不决”“治理失灵”弊端

对西方民主的批评,除了社会撕裂之外,还在于重大决策上的久拖不决和反复无常,进而影响公共治理,造成治理失灵。有数据统计,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美国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差不多每年关门一次。最近也是最长的一次发生于2018年特朗普执政一周年之际,因为国会部分议员反对特朗普修建墨西哥墙的议案,导致联邦政府关门24天,80万雇员受影响,损失超60亿美元。除此之外,医保法案、禁枪法案、堕胎法案、气候应对法案、疫情纾困法案等等,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在美国国会也是争论不休、反反复复。因为西方的协商就是基于不同利益的谈判和基于不同实力的妥协。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常无法达成政治共识,从而导致久拖不决。

那么协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只有这种基于不同利益的谈判或基于不同实力的妥协才是真正的协商?也许中国给世界贡献了另一个答案:协商是基于人类、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这个基本共识、通过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互相商量,最终达成科学决策共识的过程。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1](P13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中国的协商不是谈判、不是妥协,而是提建议、互相商量,是凝聚共识、促成科学决策。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协商民主提到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提到治国理政重要方式的深度,提到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广度。中国协商民主最广泛地反映民意、最充分地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有效避免了西方选举民主恶性竞争、相互倾轧,议而不决、效率低下,治理失灵、社会撕裂的弊端,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形成、完善、成熟四个阶段。

(一)政党协商:为救国而生

1922年到1949年是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萌芽期和实践的探索期,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政党协商,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团结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全国人民为实现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1922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救国于水火,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作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以实现“反帝反封”革命目标的决定,拉开了百年统战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曲折的协商合作救国之路。

这个时期的政党协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大革命时期,在孙中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三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次协商,达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组建“国际联络委员会”,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放下分歧,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艰难谈判,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参加国民政府设立的民意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此与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共商国是,与国民党展开政治斗争,同时还在陕甘宁边区创立“三三制”政权,在政权中开始协商实践的探索。三是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推动召开“旧政协”,并于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一起协商建国。

这个时期的协商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从主体看,初期以国共两党之间的协商为主,后期民主党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第二,从形式和内涵看,既有咨议性质的共商国是,也有类似于当代西方妥协式和谈判式的协商;第三,从结果看,起到了一定的凝聚共识效果,面对外敌,大体上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逐渐认识到了“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领导者,谁是真正的合作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第四,从经验教训看,与认识多党制、议会制在中国行不通一样,我们从协商的视角,也看到了类似于西方谈判或妥协式协商的巨大弊端,在此期间,执政的国民党大搞虚假协商,一边开参政会,一边发动皖南事变;一边开协商会,一边搜查黄炎培先生住所;一边庆祝“旧政协”五项决议达成,一边公开制造校场口事件,暗杀著名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常委李公仆、闻一多,经常让艰难取得的协商成果瞬间毁于一旦。这些都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真正的从全民族利益出发的执政党的举旗定向,协商只能陷于混乱、带来撕裂。

(二)政协协商:因建国而成

中国协商民主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由政党协商向政协协商扩展,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涵、特色基本形成的阶段。

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协商建国是一次伟大的协商实践。一是通过协商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旗、国徽、纪元等,审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红本蓝图。二是通过建国伟业,把新中国成立前的协商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成果成功地嵌入新的制度架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广大党外代表人士成为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成员,为协商民主在新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中,随着人民政协各级地方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各级地方组织陆续建立,随着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和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性质定位的确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直接政党协商以及以政协为平台的各界代表的政协协商逐步在全国各层级开展起来,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和人才优势,参与财政预算、法律制定、出兵援朝、土地改革等重大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为新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时期,是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从党对协商工作的领导,基本政治制度地位,商量、建议式协商内涵和方式,从政党到各界别的多元化主体,书面协商、会议协商等多样化的协商形式,从重大方针政策到具体决策的协商内容等,都基本确立。当然,在此期间,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进程与党和国家事业一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式,离不开制度化的规范和保障。

(三)政府协商:由改革而起

中国协商民主的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201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协商从统战领域逐步向社会领域扩展,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不断完善的阶段。这个时期,协商民主发展表现为两条线。

第一条线,在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化”发展作为建设重点。1977年、1978年,中央统战部、民主党派、人民政协陆续恢复活动;1989年出台首个关于多党合作的意见;1993年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全方位助力国家建设。如原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到多地调研,助力改革开放初期工商业健康发展;各党派中央纷纷建言助力国民经济调整、助力三峡工程建设;湖北更是首创双月座谈会制度,在全国推广,在汉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各种途径为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成立江汉大学等建言呼吁。开展丰富的协商活动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条线,是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上议事日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指出,“选举与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从此,政府管理理念逐步向治理转变,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和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开始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部门逐步向人民群众开放行政立法、行政许可、政府定价等领域的决策过程。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甚至是网络投票方式,表达诉求、提出意见。通过这样的互动,推动了政府科学决策,从而有效调节了社会矛盾、解决了社会问题、维护了社会和谐。改革开放30年,协商民主及时地适应了现实需要,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为新时代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四)全面协商:随治国而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协商民主,把协商民主的高度深度广度都提升到新的水平,协商民主在新时代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第一,把协商民主地位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

第二,把协商民主性质提升到人民民主真谛的新深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第三,把协商民主实践提升到广泛多层的新广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2]在此认识基础上,新时代构建起了覆盖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政府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7大协商渠道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是关键时期,越需要领会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发展协商民主的精神和部署,切实提高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凝聚共识、汇聚众智、增强合力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协商方向

一百年的实践证明,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和科学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坚持党对协商民主的领导,需要把握好“领导什么”和“怎么领导”的问题。

第一,从党的领导整体来看,党对协商民主工作的领导,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要是引领协商民主发展方向和制定有关协商民主建设的大政方针,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发展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发展基于合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商量式”协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定不移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服务决策”的定位,更好地将协商民主发展与解决时代课题、与党委和政府决策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从各级地方党委来看,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对协商民主的部署和安排,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工作,因地制宜、开展实践创新。要把协商民主建设纳入总体工作部署和重要议事日程,对职责范围内各类协商民主活动进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部署;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协商工作机制,如建立吸纳机制、反馈机制、调研保障机制等,保障协商工作能正常开展;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决定和调整本地区、本部门的决策和工作,让协商民主活动产生实际决策效益。

第三,从领导干部个体层面来看,领导干部要做协商民主的积极组织者、有力促进者和自觉实践者。要提高站位,把做好协商民主工作放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寓领导于协商,在协商中实现领导;要主动学习,掌握协商民主理论政策,熟悉协商民主工作方法,把握协商民主工作规律,懂协商、会协商;要带头践行,积极营造协商氛围,培育协商精神。

(二)培育协商精神,营造良好的协商氛围

宽松和谐的氛围是实现有序有效协商的重要基础。当前,还存在一些以领导意志妨碍协商、以情况通报代替协商、以主观臆断影响协商、以抨击斥责干扰协商、以空话套话敷衍协商、以暗箱操作弱化协商的现象,这都是一部分党员干部轻视协商、不懂协商、不会协商的表现。协商是一个互动过程,参与双方或多方的协商态度或协商精神都会对协商活动产生影响,但作为寻求建议或协商的党政部门及其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还是占据主动地位,更多地负有营造平等、开放、包容、求实、理性、和谐等积极协商氛围的责任。《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对良好协商氛围进行了总结: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要形成这种氛围,就要在各个协商环节,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每一位党员干部要用更谦虚、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胸怀来包容协商活动中的建议,才能让协商参与者说实话、讲真话,才能让协商活动真正发挥“广集民智”的作用。

(三)抓好制度落实,形成广泛的协商实践

一是继续加强政党协商,重点在于建立健全民主党派的外部联系机制,如知情明政机制、考察调研机制、工作联系机制、协商反馈机制等,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内部的信息沟通、意见聚合机制,为各民主党派发挥集体优势、形成高质量的建议提供保障和支持。二是积极开展人大协商,重点在于健全立法论证、听证、评估机制,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健全法律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三是扎实推进政府协商,重点在于探索制定并公布协商事项目录,吸纳社会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商,完善意见征集和反馈机制,完善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联系机制。四是进一步完善政协协商,重点在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改进政协通过会议进行协商的形式,适当增加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次数,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五是认真做好人民团体协商,重点在于建立完善人民团体参与各渠道协商的工作机制,健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机制,发挥人民团体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六是稳步推进基层协商,重点在于围绕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与村民(社区)自治结合起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七是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协商,更好为社会服务。

(四)适应时代变化,探索线上的协商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要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既要“善于做好面对面的工作”,也要“善于做好键对键的工作”;人民政协要“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形式”[2],统战部门要“做好网络统战工作,走好网络群众路线”[4]。

从协商民主角度看,不仅是人民政协要探索线上的协商方式,各层级各部门都要能适应时代变化,熟悉网络社会现状、了解网络社会特点、掌握网络社会规律,并能运用适合网络社会的协商方式,如建设网络协商平台、建立网络意见收集反馈机制、设立网络协商议题、吸纳不同网络协商群体等,将协商民主逐步向网络社会拓展,尽最大可能收集民意、吸纳民智。

协商民主是一篇大文章,既体现在协商民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重要地位、独特性质、复杂体系上,更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协调各种关系、凝聚广泛共识、汇集各方智慧中独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上。我们要充分领会和贯彻党的二十大对协商民主建设的部署和安排,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切实提高协商民主建设成效,推动协商民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展现更强劲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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