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鳞状细胞癌光学成像技术的临床研究进展

田瑜，靳能皓，朱亮，胡随馨，周正，张海钟

1 解放军医学院，北京 100039；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口腔科，北京 100039；
3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 口腔科，河北石家庄 061011

口腔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2020 年全球新增口腔癌病例84万，口腔癌死亡病例42万[1-3]，其中近2/3 的口腔癌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口腔癌的病理类型以鳞状细胞癌为主，简称口腔鳞癌，约占所有口腔癌的90%[4-5]。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依赖于口腔鳞癌的早期检测发现和治疗[6]，但在口腔鳞癌的早期检测方面，目前并没有被广泛应用的筛查方法。在口腔鳞癌的治疗方面，迄今为止最普遍使用的手段依然是外科手术切除[7]，但术后的肿瘤残余往往会造成预后不良[8]；
为了避免肿瘤残余过度切除邻近肿瘤的正常组织则又会影响患者外形和生理功能，造成患者生活质量下降[9]。因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口腔鳞癌肿瘤的精准切除至关重要。传统的检测手段，如超声、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等只能提供解剖位置信息[10]，无法在手术中实时、可视化地识别肿瘤边缘，光学成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则为口腔鳞癌的早期发现和术中实时成像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将对鲁戈氏碘染色、甲苯胺蓝染色、亚甲基蓝染色、化学发光成像、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拉曼光谱成像、组织自发荧光成像、窄带成像、5-氨基乙酰丙酸(5-aminolevulinic acid，5-ALA)诱导的原卟啉IX 荧光成像、吲哚菁绿(indocyanine green，ICG) 近红外荧光成像和靶向分子荧光成像这几种光学成像技术在口腔鳞癌成像中的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鲁戈氏碘是将5 g 碘(I2) 和10 g 碘化钾(KI)溶于85 mL 蒸馏水中配置而成，溶液中碘的总浓度为150 mg/mL。鲁戈氏碘染色的原理是碘与细胞质中的糖原发生碘-淀粉显色反应。糖原在角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糖原含量与角化程度成反比。对黏膜进行鲁戈氏碘染色时，正常黏膜因糖原含量高而呈棕色或红褐色，而发育不良组织和肿瘤组织则因糖原含量低呈白色或粉色[11]。

局部炎症、角化过度和黏液均会影响黏膜染色，降低鲁戈氏碘染色对发育不良组织和肿瘤组织检测的特异性，而且鲁戈氏碘染色仅限用于非角化黏膜(口腔颊部、口腔前庭、舌表面、舌缘及口底)的染色[12]，因此鲁戈氏碘染色技术并未在口腔鳞癌成像中得到广泛应用。

甲苯胺蓝是一种嗜酸染料，能够选择性染色酸性组织成分。甲苯胺蓝染色方法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应用，被认为是一种价格低廉、灵敏度中等的染色方法[13]。应用1% 甲苯胺蓝对可疑口腔黏膜染色30 s，有助于区分正常组织与恶性病变，其原理是甲苯胺蓝对组织中的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有较强的亲和力。发育不良组织和肿瘤组织中存在更多的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并且发育不良细胞和肿瘤细胞的随意排列产生的细胞间隙或小管会造成染料的渗透和留存，在甲苯胺蓝染色后呈现宝蓝色，而健康的组织则呈淡蓝色或无色[14]。

然而，研究表明甲苯胺蓝染色只能穿透3～ 4层上皮细胞，无法对仍被上皮覆盖的早期发育不良细胞进行染色；
其次，甲苯胺蓝与核酸的结合也会发生在黏膜溃疡、肉芽组织和炎症中，从而导致假阳性结果；
另外，甲苯胺蓝对成纤维细胞有毒性，吞食甲苯胺蓝对人体有危险性[15]。上述原因都限制了甲苯胺蓝染色技术在口腔鳞癌成像中的应用。

亚甲基蓝与甲苯胺蓝具有相似的化学结构，并具有与甲苯胺蓝相似的理化性质。但亚甲基蓝毒性更小，嗜酸特性类似于甲苯胺蓝染料，可以穿透细胞，在核酸部位聚集，从而使得高度异常增生细胞和癌细胞摄取更多亚甲基蓝。此外，亚甲基蓝染色技术也被经常用于前哨淋巴结活检[16]。

然而，由于炎症和创伤区域有更多染料存留、不规则的乳头状或指状表面导致的染料机械性滞留、唾液和菌斑的污染以及染料在舌乳头或黏膜上的小唾液腺导管中滞留，亚甲基蓝染色检测口腔癌和癌前病变的特异性过低，只有68%[17]，这极大地限制了亚甲基蓝技术在口腔鳞癌成像中的临床应用。

化学发光指的是化学反应发出的光。用醋酸漱口会导致细胞蛋白凝固和细胞脱水，从而降低上皮透明度，恶性细胞的核质比较高，与正常细胞相比具有更高的光反射率。当用化学发光法产生的蓝白色光(波长430～ 580 nm)进行照射时，健康组织将会吸收光线并呈现出深蓝色，而异常的组织将会呈现白色[18]。

然而化学发光法不能区分炎症、良性黏膜疾病、癌前病变和恶性口腔黏膜疾病，而且化学发光法阳性预测值较低(55.3%)，可能导致过多的假阴性结果，造成大量癌和癌前病变的漏诊[18-19]，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是利用反射相干光实时生成组织结构的横截面图像。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基于低相干干涉测量技术，光(电磁波)以不同的方式反射和扩散到组织上，会导致反射光或背散射光的回声延迟[20]。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有较高的轴向和横向分辨率，分别为10 µm 和5 µm，穿透深度为0.5～ 2 mm[21]，而口腔黏膜厚度较薄，为0.2～ 1 mm，因此光学相干断层成像适合应用于口腔黏膜成像，可以用于评价口腔黏膜上皮细胞、上皮下和基底膜结构的宏观特征，其分辨率接近显微镜[22]。上皮增厚提示细胞可能恶变，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可识别上皮厚度和基底膜完整性，有助于获取口腔病变恶变的信息。

然而，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的图像质量与操作者的水平有关，结果的解读也十分依赖操作者的主观解读[23]。目前，通过光学相干断层成像仍然难以区分肿瘤浸润与局部组织炎症。此外，光学相干断层成像设备的刚性探头难以对口腔中不易触及的区域进行检查[24]。这些限制使得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技术未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口腔鳞癌的诊疗。

当电磁辐射与样品相互作用时，电磁辐射可能被吸收或散射，其中大多数散射是弹性散射，称为瑞利散射，少量光子(约百万分之一)通过与材料振动的相互作用失去或获得能量，发生非弹性散射，即为拉曼散射。拉曼散射光可以用光谱仪采集并显示为拉曼光谱，其中的峰(带)与样品分子特征振动引起的拉曼频移相对应[25]。拉曼光谱具有其他光学方法所不能比拟的潜在优势，因为它能够提供生化“指纹”。拉曼光谱包含了生物组织的分子组成信息，如脂类、核酸、蛋白质和水的含量，可用于获取组织的病理生理状态[26]，因此，利用拉曼光谱对新鲜冰冻的舌组织切片进行研究，可以很好地区分口腔鳞癌与正常组织[27]。分析口腔鳞癌骨切除边缘的光谱高波数区水分含量，可以将口腔鳞癌与健康组织进行区分，准确率高达95%[28]。

然而，拉曼光谱产生的高度详细的分子轮廓很难解析，拉曼光谱的准确性又使得光谱差异的原因很难被确定，因此需要应用更复杂的数据分类模型对拉曼光谱进行解读[29]，分析整个标本可能需要几个小时[30]。另外，拉曼光谱成像主要应用于离体标本成像，在体内进行检测则十分困难，而且对光谱结果的解释更多的是数学解释而不是视觉解释。因此，过长的分析时间和难以解读的数学结果限制了拉曼光谱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

组织自发荧光成像是利用组织中的内源性荧光团来实现成像的。用波长为400～ 460 nm 的蓝光照射于组织时，组织中角蛋白、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H) 等内源性荧光团会发出波长为500～ 1 520 nm 的绿色荧光；
血红蛋白、卟啉和黑色素则会吸收蓝光，减少组织自发荧光[31]。在组织自发荧光成像中，健康口腔黏膜发出翠绿色的荧光，富含微生物的黏膜和牙菌斑发出红色或橙红色的荧光；
萎缩的黏膜由于角蛋白含量较低，发出的荧光减少；
发炎的黏膜则因为含有较多吸收光的血液，发出的荧光减少。由此看出，从轻度异型增生到癌变，组织自发荧光逐渐减少，甚至在肿瘤性病变中消失，呈现完全黑暗。这是由于肿瘤细胞代谢改变，肿瘤组织中内源性荧光团相应减少，以及上皮增厚导致用于激发的蓝光被阻断所造成的[32]。

然而组织自发荧光成像对发育不良和口腔鳞癌的诊断没有特异性，对于成像结果的解释也具有高度主观性。疤痕形成、少量血液、细菌过度生长和炎症引起的组织自发荧光改变造成的对成像结果的错误解读使得其特异性较低[33]，导致其与传统口腔检查相比临床获益并不高，未能在临床上广泛使用。

窄带成像是一种非侵入性光学诊断技术，它利用反射光将器官表面的结构可视化。窄带成像系统由放大的普通内窥镜和用窄带宽滤光片增强的能连续发出绿蓝光的传统白光光源组合而成[34]。血红蛋白对绿光和蓝光有很强的吸收作用[35]，而且光的波长越短，穿透组织的光就越少，反之亦然。光在组织结构中吸收和散射波长为415 nm 的蓝光，使黏膜微血管有良好的对比度，能突出显示黏膜下层较浅的血管；
波长为540 nm 的绿光，可以穿透更深的组织，更好地显示更深层血管[36]。在癌症的发展过程中，血管系统的结构和组织可能由于血管生成而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上皮内乳头状毛细血管环(intraepithelial papillary capillary loops，IPCL)。可视化这些新生的异常血管有助于检测癌变和癌前病变。窄带成像技术中415 nm 的蓝光可以实现黏膜表面血管的可视化，540 nm 的绿光可以实现黏膜下上皮内乳头状毛细血管环的可视化[37]。窄带成像系统内窥镜顶端的传感器捕获光线，然后重建图像，增加血管与周围黏膜的对比度，浅表血管显示为棕色，黏膜下血管显示为蓝绿色。在窄带成像中，界限分明的有散乱棕色点存在的棕色区域被认为是恶性病变区域[38]。

然而，窄带成像对血管特征的评估会受到出血的影响，因为415 nm 和540 nm 的光线被黏膜表面的血液吸收，而在窄带成像中显示黑色和焦油样的颜色；
另外，目前运用窄带成像技术判断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主要取决于观察者的主观解读，很难区分炎症和恶性肿瘤；
而且，医师对于窄带成像技术的学习时间较长，大约需要6 个月。这些原因限制了窄带成像技术在口腔鳞癌成像中的应用。

5 -ALA 是血红素生物合成途径中的前体，其代谢产物原卟啉IX(protoporphyrin IX，PpIX)具有荧光性和光敏性。过量的外源性5-ALA 孵育过后，肿瘤和其他增殖细胞中的PpIX 往往高于正常细胞，因此，PpIX 荧光检测可以用于判断病变组织[39]。Leunig 等对16 例口腔癌患者局部应用5-ALA，应用1～ 2 h后，肿瘤与宿主组织的荧光对比度最大可达10:1；
之后，又用5-ALA 诱导的原卟啉IX(PPIX)荧光发射光谱分析58 例口腔癌患者肿瘤组织和周围健康组织中卟啉积累情况，发现所有患者肿瘤组织中荧光强度均高于周围正常组织，其中有13.8%的患者通过荧光成像发现了在白光检查中未发现的增生异常、原位癌、原发癌和继发性癌等[40]。

然而，由于肉眼难以判断病变部位是否激发荧光，这使得运用5-ALA 检测口腔癌的特异性低，假阳性率高，因而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传统的成像技术只能提供解剖结构信息，而不能提供术中实时指导，因此外科医生仍需依靠视觉和触觉来识别肿瘤边缘，决定切除范围，再由术后常规石蜡病理确认肿瘤切缘是否为阴性，判断肿瘤切除是否完全，然而常规石蜡病理结果无法在手术当天获得，使得手术无法在当天判断是否成功。目前，术中边缘评估仍依赖于术中冰冻病理检查，但冰冻病理检查精度低，无法实时提供结果，而且存在取样误差，会导致12%～ 30%病例存在阳性边缘[41]。近红外荧光成像技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不仅可以帮助术前识别肿瘤，而且可以在术中实时进行肿瘤成像，进行荧光引导手术。

吲哚菁绿(ICG)是FDA 批准的两亲性小分子近红外荧光染料，分子式为C43H47N2NaO6S2，相对分子量774.96，在血清中激发和发射波长分别为778 nm 和800 nm。静脉注射后，ICG 与血清蛋白结合，在循环中表现为一个大分子，通过高渗透长滞留效应，聚集在肿瘤中。在肿瘤组织中，新形成的血管结构完整性较差，血管壁间隙较宽，会使大分子在肿瘤区域被动积累，又由于肿瘤的淋巴系统发育不良，分子不能随淋巴回流带走，最终使分子长期滞留于肿瘤组织中[42]。在肿瘤中聚集的ICG 在780 nm 波长的光的照射下发出近红外荧光，从而实现肿瘤的定位。ICG 在人类肿瘤学中的应用始于2000年，最早用于治疗乳腺癌，当前已广泛应用于乳腺癌[43]、结肠癌[44]、肺癌[45]、肝癌[46]等癌症的成像和切除。在头颈部肿瘤中，ICG 近红外荧光成像已应用于头颈部黏膜病变和前哨淋巴结的成像[47]。

多项临床试验成功应用ICG 实现口腔肿瘤成像。Schmidt等[47]在对患者静脉注射ICG后，应用近红外ICG 内窥镜对在体头颈部肿瘤上皮进行成像，发现ICG 诊断恶性肿瘤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0.5%、90.9% 和89.1%。Wang等[48]通过对12 例口腔癌患者进行ICG 静脉注射，发现运用ICG 指导口腔癌患者手术时，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的最佳对比时间为注射ICG 后6 h，最佳注射剂量为0.75 mg/kg。Pan等[49]对20 例口腔鳞癌患者注射0.75 mg/kg 的ICG，6～ 8 h 后对所有患者进行近红外荧光检查发现，所有患者的原发肿瘤均能检测到荧光，肿瘤与正常组织的信倍比为1.56 ± 0.41，在原发肿瘤切除后，有4 例患者切口处显示出异常的荧光信号，最终通过病理证实其中2 例患者切口处存在残余肿瘤细胞。

在近年来的头颈部肿瘤治疗中，ICG 近红外成像已广泛应用于前哨淋巴结活检。Al-Dam等[50]和Sievert等[51]的研究均证实通过瘤周注射ICG 能够检测出口腔癌患者的前哨淋巴结。Kim等[52]对9 例进行机器人耳后颈淋巴结清扫术的cN0 口腔癌患者的瘤周注射ICG，荧光成像发现ICG 染色阳性淋巴结31个，其中2 个淋巴结发现隐匿性转移，其余282 个ICG 染色阴性的淋巴结中未发现隐匿性转移。

部分研究利用ICG 鉴别转移性淋巴结。Xia等[53]对13 例头颈鳞癌患者静脉注射ICG，评估淋巴结转移状态，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2.5%和98.1%；
对16 例患者瘤周注射ICG，评估淋巴结转移状态，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5%和89.1%。论证了ICG 近红外荧光成像在体内外高危淋巴结预选中的应用价值。

已有许多研究聚焦于运用ICG 进行口腔鳞癌的相关成像[47-53]，但尚缺少大规模的临床实验验证其成像效果，推进其在临床大规模应用。

许多现有的口腔癌光学成像方法缺乏特异性，在临床研究中效果差异很大。虽然它们有助于口腔癌的诊断，但受各种缺陷的限制，目前口腔癌诊断仍依赖于传统的口腔检查和手术活检。因此，临床上仍缺乏一种能够有效的技术来实现口腔癌的快速、无痛、准确地筛查、诊断和勾画，而分子靶向光学成像可以填补这一空白。靶向显像剂与肿瘤中相对于周围正常组织上调的某些生物标志物可特异性的结合[54]，因此在近年来已有部分靶向分子荧光探针进入口腔癌成像的临床实验阶段。

1)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荧光成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是一种跨膜糖蛋白，在90%的口腔鳞癌中高表达[55]。目前已有多种针对EGFR 的靶向药物应用于临床，如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和尼妥珠单抗等。在对口腔癌靶向分子荧光成像的临床研究中，以EGFR 为靶点的荧光成像受到最多的关注。

西妥昔单抗(Cetuximab)是一种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与EGFR 具有高亲和力。荧光标记的西妥昔单抗已在多项研究中应用于口腔鳞癌的成像。Moore等[56]在6 例头颈鳞癌患者注射Cetuximab-IRDye800CW 前预先注射未进行荧光标记的西妥昔单抗，发现预先注射更大剂量未标记西妥昔单抗的患者会有更高的信背比。

静脉注射荧光标记的西妥昔单抗还可以帮助进行转移淋巴结的检测。Rosenthal等[57]对12 例头颈鳞癌患者静脉滴注Cetuximab-IRDye800CW 进行转移淋巴结的检测，在35 个病理阳性的淋巴结中，荧光成像能正确识别34个，敏感度为97.2%。在435 例病理阴性淋巴结中，401 例使用荧光成像进行了正确评估，特异性为92.7%。当对37 个荧光假阳性淋巴结进行更进一步的切片分析时(额外1 mm 的组织切片)，8.1%的淋巴结标本被发现转移癌，改变了两例患者的癌症分期。

与西妥昔单抗相比，帕尼单抗(Panitumumab)作为一种完全人源化的单克隆抗体对EGFR 具有更高的结合亲和力和更好的安全性[58]。基于荧光标记西妥昔单抗在口腔癌成像研究中已取得的良好效果，后续研究人员开展了对荧光标记帕尼单抗口腔癌成像的相关研究。Gao等[59]进行了两项Ⅰ期临床试验，分别对12 例头颈鳞癌患者注射Cetuximab-IRDye800CW，对15 例头颈鳞癌患者注射Panitumumab-IRDye800CW，发现Cetuximab-IRDye800CW 和Panitumumab-IRDye800CW具有与母体化合物相似的毒性和药效学特征，可以安全地应用于荧光引导手术导航。Gao等[58]对21 例头颈鳞癌患者静脉注射Panitumumab-IRDye800CW后进行肿瘤成像，发现原位肿瘤成像信倍比为2～3，离体标本成像信倍比为5～ 6，肿瘤与正常组织区别明显，阳性标本与阴性标本之间有3 倍信号差，并且可以根据荧光信号预测肿瘤组织到标本切面的距离。Van Keulen等[60]选取14 例计划进行头颈鳞癌切除手术的患者，在术前静脉注射Panitumumab-IRDye800CW，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都进行了开放视野荧光成像，改善了3 例患者的手术决策(21.4%)，其中1 例患者切缘距肿瘤组织3.8 mm，2 例患者发现了之前未发现的原发病灶。Nishio等[61]通过对24 例患者进行成像分析，发现固定剂量50 mg 是Panitumumab-IRDye800CW 进行头颈鳞癌手术荧光成像的最适诊断剂量。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患者标本的成像分析可以进一步帮助医生进行手术决策。Van Keulen等[41]在对8 例头颈鳞癌患者注射Panitumumab-IRDye800后，对肿瘤标本进行近红外光成像，发现对切面5 mm 深范围内肿瘤的检测具有95%的敏感度和89%的特异性，对标本表面2 mm 深范围内的肿瘤进行检测，敏感度为100%。Van Keulen等[62]对12 例注射过Panitumumab-IRDye800CW 的头颈鳞癌患者的标本进行成像分析，可以通过荧光强度峰值成功地识别出头颈部肿瘤标本最靠近肿瘤区域的切缘。Fakurnejad等[63]对5 例注射过Panitumumab-IRDye800CW 的口腔鳞癌患者的标本进行成像分析，发现在所有的样本中，样本边缘处荧光最强区域的肿瘤到边缘的距离明显小于其他区域。Kapoor等[64]对20 例头颈鳞癌患者注射Panitumumab-IRDye800CW，然后分析患者标本，发现甲醛固定前后，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之间的信背比仍然保持不变。

静脉注射荧光标记的帕尼单抗也可以帮助进行转移淋巴结的检测。Nishio等[65]对22 例头颈鳞癌症患者静脉注射肿瘤靶向造影剂Panitumumab-IRDye800CW后，发现转移性淋巴结的平均荧光信号明显高于良性淋巴结，对淋巴结转移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达84.6%和94.0%，有助于预先选择高危淋巴结。以EGFR 为靶点的口腔鳞癌荧光成像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随着日后大范围临床实验的开展，相信其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2)以唾液酸为靶点的荧光成像与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的糖基化改变明显，因此糖基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靶点[66]。唾液酸化是糖基化的一种，是在糖蛋白和糖脂的末端添加唾液酸。唾液酸化是一种泛癌标志物，口腔癌患者也存在明显的唾液酸化。小麦胚芽凝集素(wheat germ agglutinin，WGA) 是一种能与唾液酸结合的植物凝集素。Baeten等[67]对55 个受试者局部应用WGAFITC 进行荧光成像，癌性病变总是表现出较高的WGA-FITC 荧光强度，发育不良病变的荧光强度表现为减少或上升，WGA-FITC 检测口腔癌和异常增生病变的敏感度分别为100%和81%，总体特异性为82%。以唾液酸为靶点的荧光成像需要更多临床实验推进其进行临床转化。

3)以PARP1 为靶点的荧光成像聚ADP 核糖聚合酶1(poly-ADP ribose polymerase 1，PARP1)是一种染色质相关的酶，在转录调控、细胞周期、肿瘤发生和细胞对DNA 损伤的反应中具有关键功能，在肿瘤中过度表达。研究证实，与正常黏膜和发育不良病变相比，PARP1 在口腔恶性病变中高表达[68-69]。PARPi-FL 是FDA 批准的PARP1抑制剂奥拉帕尼的荧光标记类似物，对PARP1 具有高亲和力和特异性，能够与PARP1 可逆性结合。Kossatz等[69]应用PARPi-FL 对患者新鲜样本进行染色，可以快速识别肿瘤细胞，敏感度和特异性超过95%，并且首次让患者应用PARPi-FL 进行漱口检测口腔癌，发现能识别口腔癌，并且能够区分良恶性病变。Demétrio De Souza França等[66]让12 例口腔鳞癌患者用PARPi-FL 漱口，证明所有患者对PARPi-FL 耐受良好，在荧光信号分析中，所有患者的肿瘤/边缘信号比均大于3。作为可以通过漱口方法实验口腔鳞癌靶向分子荧光成像的新技术，其有巨大的临床转化潜力。

在口腔病变中，良性和炎性病变往往难以与恶性肿瘤区分，且一些早期恶性病变在肉眼检查时难以被发现。目前用于发现口腔病变的许多成像方法，如鲁戈氏碘染色、甲苯胺蓝染色、亚甲基蓝染色、化学发光成像、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拉曼光谱成像、组织自发荧光成像、窄带成像、5-ALA 诱导的原卟啉IX 荧光成像、ICG 近红外荧光成像技术都具有一定的缺陷，如缺乏特异性和白光无法识别的病变的能力，因此不能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分子靶向荧光成像具有高特异性和选择性，可无创应用于口腔病变的检查中，并易于使用在多种环境中，且其结果易于解读，因此有助于提高口腔鳞癌的早期检出率。此外，将分子靶向荧光成像进一步应用于荧光图像引导手术，可实现在手术中实时可视化肿瘤边界，辅助外科医生识别肿瘤边界及微小癌灶，并对术后剩余口腔黏膜及肌肉组织残余微小肿瘤进行快速准确的检测，最终有助于减少口腔癌术后复发，改善患者预后。因此，分子靶向荧光成像技术在口腔鳞癌的术前检查、术中引导和术后检测中均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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