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丰安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400020)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显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今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事实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也有空间上的全域性，而空间共同富裕既是不同区域人民的共同富裕，更是不同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城乡融合发展则是现阶段我国在追寻共同富裕目标道路上和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举措之一。
早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就明确要求，我们要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国民经济目标，要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的社会发展目标，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现代化远景目标[2]。显然，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两方面的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城乡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特征仍旧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严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还是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解决城乡及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是现阶段我国基于国内主要矛盾转变和现代化建设的应然之举；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源远流长的泱泱大国，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目标是我国千百年来炎黄子孙的殷切期盼和深切向往，在不同阶段都时刻高举共同富裕理想旗帜，既是对华夏儿女共同理想目标的高度认可，也是新发展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坚守初心，实现崇高理想目标的生动展现。而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新时期新阶段的重要发展主题，是为应对我国主要矛盾转变和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的重要工作目标导向。为此，基于我国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探寻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课题逻辑和现存问题，展现出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继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并基于以上理论和问题提供独特的实践路径，以便更好地实现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朝着共同富裕道路快速迈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三农”问题则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目前我国已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也有了新的目标与要求，目前学界就城乡融合发展相关内容已有广泛研究。
其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含义研究。主要观点有：李实认为，共同富裕不是简单机械的再分配，也不是绝对的平均富裕，而是要实现人人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创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标[3]；
方世南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种富裕不是少数人、部分人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均等富裕,同时这种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4]；
刘培林认为，共同富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人民通过共同奋斗，消除两极分化，满足人民物质精神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5]；
张琦等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物质精神极大富裕[6]；
蒲清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世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以中国经验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7]；
袁媛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全体富裕与全面富裕的统一[8]。总的来说，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既有对以往理念的继承，也进行了新的含义赋新。即在现阶段条件下，要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理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缩小我国现存的城乡发展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等，以此带动中国全体人民实现自古以来就有的齐分享共富裕的愿望，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想目标。
其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研究。主要观点有：刘彦随认为，构建和完善可持续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是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必然需求[9]；
欧万彬认为，推动乡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只需要外部资金技术等支持，还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实现城乡可持续融合发展[10]；
戈大专认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指实现城乡之间生产发展要素充分交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此形成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能够解决城乡发展中“乡村病”等问题，还能为未来城乡关系发展指引方向[11]；
文丰安、王星认为，城市虹吸效应造成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大多涌向城市，加上未能形成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良性发展局面，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严重阻碍我国高质量经济发展战略实施进程[12]；
何仁伟、方创琳认为，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了发展中关键要素流动不畅、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问题，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对于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3-14]。总的来说，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我国现阶段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我国新阶段发展问题的必然要求。故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激发我国乡村地区发展活力及潜在动力，这不仅能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还能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其三，我国城乡发展现存问题研究。随着城乡融合的开展，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主要研究有：姚毓春和梁梦宇认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基本方针落实不到位，政策功能未能有效发挥，也未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释放乡村发展潜力，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15]；
李燕凌、高猛认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仍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16]；
王绍琛、周飞舟认为，小城镇衰落、城镇化进程放缓等无不显示出城乡关系失调、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尤其是“土地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一方面由于发展关键要素涌向大城市，农村老龄化、空壳化现象严重，难以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基本服务不均等，进城务工人员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基本权利，致使生活成本剧增[17]。此外，李宗明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未能破除，依旧存在关键发展要素聚集城市，未能在城乡间充分自由流动等问题[18]。总的来说，虽然我国一直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城乡发展差距仍旧很大，表现为城市具有超强磁吸力，而乡村则空心化严重，并且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依然存在基础设施差、建设体制不健全等多重发展问题，影响我国乡村地区发展进度和我国共同富裕建设进程。
其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途径研究。主要观点有：孟鑫认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公平优先原则，提升效率，助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19]；
刘合光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显著的优势就是以为人民为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这一能动主体的优势，可以形成“核心力量领导—满足需求—创造供给—共享机会成果”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20]；
李宁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实现城乡之间资源自由流动、空间充分融合、制度有效衔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21]。总的来说，学术界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不动摇；
二是坚持推动城乡之间各方面发展融合；
三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激发农村地区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通过制度、技术等方面的措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其五，数字化技术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义研究。主要观点有：陈潭认为，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乡发展要素的自由流动，释放了乡村部分“巨额沉睡资本”，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22]；
樊轶侠认为，新阶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充分考虑数字化经济发展趋势，释放数字化经济发展红利，以数字技术赋能城乡一体化发展[23]；
谢璐和韩文龙认为，数字经济可通过赋能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活力，为城乡融合发展实施提供新路径[24]。总的来说，数字技术有利于破解原有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激发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潜力，提升农村地区人员、环境、创业等各方面发展水平，因此，数字化技术能够更好推进城乡地区融合发展。
其六，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关系研究。主要观点有：张克俊和杜婵认为，乡村振兴是基于我国现实发展，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为解决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的战略部署，城乡融合发展则是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选择[25]；
周文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在新时代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也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而通过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健全城乡发展机制，则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6]；
燕连福和李晓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实现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目标，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补齐发展短板，释放乡村发展潜力，修正城乡关系失衡，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必须以城乡融合发展为首要路径选择[27]；
孙凤娟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以城乡均作为发展主体，实现城乡关系由“以城带乡、以工带农”向“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城乡社会经济共创共建共享共赢共富新发展阶段[28]。总的来说，就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是党立足于现阶段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此外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符合我国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建设要求，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同时城乡融合发展还有利于突破我国旧的城乡发展模式，推动城乡关系发展变革，推动城乡共同迈进我国新发展阶段，达到共享共赢共富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就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我国城乡发展中的现存问题，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数字化技术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义，以及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关系这几个方面已经有广泛研究。但就现阶段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上，城市与乡村两者之间发展差距仍大，学界对于此课题研究还较为浅显，因此，本选题仍具有研究的价值意义，有助于为现阶段城乡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认知，有助于为解决新发展阶段城乡发展中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实践路径，为助力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期盼的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提供新思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城乡关系也随之几经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现状作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新要求，这是党中央针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作出的快速反映，表现出党对我国城乡关系历史演进逻辑的精确把控，及对破解我国国内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坚定决心，也表明了党对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追求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初心坚守。
城乡融合发展，就是指促进城市与乡村地区一体化发展，实现城市与乡村两者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的深度交融，实现以城市经济发展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潜力，带动乡村地区经济振兴；
实现城市与乡村之间相关政治制度接轨，促进乡村地区政治制度完善；
实现乡村地区优秀文化传承和城市文化创新涌流；
实现城市与乡村之间人员生活差距缩小和社会生活福利均等，以新发展格局开创工农互助、城乡互补、共富共荣共进步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千百年来人们的共同富裕理想作出的道路选择，也是基于中国国情作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城乡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中国城乡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建设，丰富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创新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因此，探寻我国新时代城乡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有利于为现阶段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1.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发展理论是中国城乡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积极带领人民进行革命道路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也不例外，社会主义改造期和建设期各项任务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相关实践工作。因此，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一直是指导我国各项革命、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我国城乡发展理论也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著名城乡发展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德国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城乡发展理论和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消除城乡对立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城乡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经历“统一—对立—融合”三个发展阶段。并强调城市和乡村本是历史的统一体，而出现城乡对立最根本的源头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存在。城乡对立的出现会导致城乡之间阶级对立，导致劳动者异化和劳动者方式异化，最终阻碍人的发展。因此，从城乡对立的根源出发，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消灭私有制，是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的历史必然。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发展理论还指出，生产资料极大丰富是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而人口大量流动对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破除农民狭隘思想具有重要作用。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丰富的物质资料和人口大量流动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内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以此引导城乡地区之间人口合理分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物质极大富足。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科技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巨大推动力，以科教融合为突破口实现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归宿落到了“人”这一目标上，强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此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愿望得到满足，农村生产力与城市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农村和城市地区实现优劣互补、双向互济的融合发展。
2.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是一部丰富的城乡关系探索史。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在坚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并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理论，并以此作为开展中国城乡各项发展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
(1)毛泽东城乡发展理论。依据当时我国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发现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潜力，并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城乡发展理论主要表现为：肯定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区别于苏联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城乡斗争方针，最终带领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革命成果。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带领广大农民进行伟大的“一化三改”“一体两翼”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期的城乡发展理论主要表现为：让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集体化发展道路，并将人的改造纳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中，要求实现对不同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改造中发挥不同阶级的自身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自身价值。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充分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归宿落到人的发展上。而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十二个方面深刻阐释国内各方面现状，并精准剖析我国当时国内的各项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乡发展理论主要表现为：发展实践“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探索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之道，并在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上，变革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关系，同时强调要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大力提高我国工业化水平，以此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建设水平，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思想的深入实践。
(2)邓小平城乡发展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文革”给我国各方面带来的沉重打击，认为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乡发展思想主要表现为：恢复农业发展，恢复城乡友好互促关系，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加强乡村建设发展等方面工作，还提出要形成以工带农、工农互促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恢复我国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城乡发展理论主要表现为：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推行农村改革，并依据我国现实经济发展需要，划分沿海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最终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实现国内经济水平加速提升。
(3)江泽民和胡锦涛城乡发展理论。改革开放的成就使我国城乡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国内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旧十分突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发展形势，指出农村现阶段发展状况是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求重视农村地区发展状况，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化解城乡发展矛盾，解决城乡发展危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并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要求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模式，实现新农村建设。
(4)习近平城乡发展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并精准判断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党的十九大报告亦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9]。因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发展思想主要表现为：基于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新目标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城乡“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强调要建立新型工农关系，注重加强城乡保障制度衔接力度以及改善住房条件，深入促进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中“人”这一重要主体的发展，实现步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快速提升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建设水平。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城乡发展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的极大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理论体系，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城乡发展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控，并为世界其他国家城乡发展提供新镜鉴。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城乡融合发展为着力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路子，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抓手，是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现实路径选择，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1.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必然要求
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一直是我国炎黄子孙的热切期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其作为自身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在城乡发展任务上，我国农村完成了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地区全面脱贫的历史性任务。但数据显示，从1984年到2020年期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56缩小至1.83，又由1.83扩大至2.56，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正逐步扩大，亟待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此外，党中央依据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不仅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还提出了人才振兴战略，要求加强乡村地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乡村地区人口素质，发掘乡村地区发展潜力；
要求发挥先富城市的发展优势，带动后富地区农村建设，缩小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体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便是对新阶段城乡发展作出的新要求，也充分展示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奋力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理想目标的必然要求和初心使然。
2.是破解我国新发展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需要
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统称。在经济结构领域，它表现为城市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和农村的典型小农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并通过城乡收入和消费两方面表现出来；
在社会结构领域，它表现为以城乡户籍为依据，城市和农村居民将享受不均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具体通过社会领域中城乡子女教育差异、城乡工人收入差异、医疗和社会保障差异等方面表现出来。因此，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是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工作目标导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中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便成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关键突破口，只有这样城乡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发展。面对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存在，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到“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城乡发展要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地区发展状况，认为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是制约我国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短板，只有解决好城乡发展差距过大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城乡之间两轮并进、城工带农，城乡互促，才能真正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大步向我国共同富裕理想目标迈进。
3.是持续推进我国乡村振兴目标的首要路径
目前，我国已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现阶段发展国情、党情和世情作出的重要发展战略部署，也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内农情和新阶段城乡发展现实逻辑的深刻把控。一直以来，由于我国一直注重城镇化建设，使得现阶段城市展现出超强磁吸力，吸引大量乡村地区人才涌向城市，造成我国乡村地区人才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村产业乏力化等突出现象，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逐步脱离城乡共同富裕发展要求的轨道。因此，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针对以上乡村发展现状，作出城乡融合发展新要求，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乡村地区城市人才引进，以此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改善乡村地区经济落后、政策不完善、传统文化消逝、生活质量低和生态环境差等现象，激活乡村地区“人”“地”“钱”三个关键发展因素，改善乡村“失血”和“贫血”状况。因此，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亟待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才能促进大量人才愿意向乡村流动，激活乡村地区“沉睡的巨额资本”，激发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新动力，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实际推动力。
尽管我国通过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激发乡村内部发展潜力，重塑新城乡发展关系，但自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实施以来，我国城乡之间仍存在诸多因素制约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城乡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乡发展均取得了一定进展。数据显示，1978年至2021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大幅明显剧增。但一直以来，由于长期将发展重心放在城市建设上，导致我国乡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大量人才选择向城市涌流，乡村发展缓慢等众多乡村发展瓶颈问题出现。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具体可通过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现出来，从1978年到2021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由209元扩大到28 481元，这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正不断拉大，城乡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及城乡发展融合度低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城市获得了重点发展的快车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而乡村地区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发展步伐十分缓慢。其具体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农村地区位置偏远且地形复杂，农村与城市之间道路衔接不畅，极大降低了村民出行欲望，阻碍了城乡人员的交际往来；
第二，由于农村地区人户居住分散，资源未能实现集中整合，造成农村地区土地资源无法得到合理开发，变成“巨额沉睡资本”，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涌流，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和人才空心化现象严重；
第三，农村地区受区域和地形影响，未能实行社会综合管理，天然气、互联网、农作物储备和农产品物流等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人口居住欲望降低，农产品销量也难创新高，严重阻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近几年，国务院虽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但解决的是农民“三不愁和两保障”问题，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差，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系列对应政策辅以支持，才能弥补农村地区发展短板，突破农村地区发展瓶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统筹协调好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由于一直以来受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影响，使城乡地区“人”“财”“地”要素流动不畅，最终三者更多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自身发展要素缺失，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第一，马克思经典论述中强调人在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获得发展优先权，城市发展机会增多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农村地区人民为抓住机会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选择进城务工或创业，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方向流动，农村地区自身发展所需人才减少。另外，由于受城市虹吸效应长期影响，农村地区出现人才赤字，农村地区人口素质普遍走低。虽然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大学生和城市人才返乡创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辅佐，但是由于乡村基础设施落后导致的生活环境差等问题，以及受相关政策不完善、不透明、不落实等现实因素影响，也难以激发调动城乡人员要素流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地区人口进入城市生活也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社会保障权利难以得到公平维护，城市生活成本只涨未降。一方面，虽然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但是受户籍限制，进城务工农民依旧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特别是职业培训和养老薪酬方面依旧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城乡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差距仍然明显。由于城市偏向发展导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不畅，农民在城市参保不能转入农村，农村社保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受户口影响，进城务工子女难以获得与城市子女均等的升学、减免权利等。受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生活成本增加。第三，在资金流动方面，城乡金融差异化明显。农村地区人员资金流动主要通过农村信用社这一金融主体就可完成，金融活动也仅表现为生活方面所需的基础存取。并且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城市展现出超强吸引力，不仅吸走农村大量人员，还一并吸走大量资本，城市地区出现人才汇聚，发展水平日益提升，各行各业出现创新升级的欣欣向荣局面。而农村地区却出现人才匮乏，“人去钱流”等自身发展要素减少的局面。再加上农村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地区难以实现与城市地区产业链快速配对，降低了城市资本向农村地区流动的几率，造成农村地区经济动力严重不足，难以激活地区发展活力。最后，土地本作为农村地区最丰富的资源，却因为城乡间的土地制度未能实现有效衔接，使得我国以牺牲农村地区土地获取更多城市建设机会，导致城市地区寸土寸金，土地利用过度，而农村地区土地多数闲置，使得农村土地资本无法为农村地区带来巨大价值。
城乡发展差距大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城乡教育、医疗、公共文化以及生态领域。第一，关于城乡教育。受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各地区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对城乡之间教育拨款存在不均等现象，教育拨款大都偏向城市地区，这就加剧了我国农村地区教育基础配套设施不健全现状，难以满足农村学生日益多元的教育所需，加上农村地区地处偏远，生活条件艰苦，教师职工薪酬低、待遇差，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小，师资力量不足，使得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极大；
第二，关于城乡医疗。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进城务工农民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待遇，并且就目前医保所报销的药物种类来看，城市地区所能报销的数量也远超农村地区。此外，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差、医护人员数量少、病床数量有限、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依旧未能完全解决，并日渐与城市医疗水平差距拉大；
第三，关于城乡公共文化领域。按照逻辑，农村地区作为我国文化的发源地，在文化领域的发展时间远超城市，但就目前现状看，农村地区传统文化未能得到有效传承，农村文化建筑大都未能得到及时修缮，只有简单的农村活动场所和文化宣传栏承担着农村公共文化宣传的责任。另外，各地区政府就城乡之间公共文化宣传投入比例严重失衡，使得城乡之间公共发展差距难以缩小；
第四，关于城乡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作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决策，但因为各地长期实施“重城轻乡”的发展模式，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目前我国乡村许多刚脱贫的乡县，其地区位置偏远，依旧存在发展落后，农业生产单一化，农作物残余还运用原始焚烧和乱堆放等现象，农村生态领域存在治理不到位等多重问题，与城市地区现阶段推行低碳环保绿色出行新模式形成巨大对比，折射出城乡生态领域发展差距巨大。
针对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的实际，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依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为此，我们必须遵循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30]，而积极推进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正是针对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融合度低，人员、金融、土地关键资源流动性差，以及社会领域各要素融合不平衡等现象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应然逻辑[31]。显然，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对于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现实性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地区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以及长期“重城轻乡”的发展模式使得城乡发展步调不一致，两者之间发展水平产生巨大差距，因此，现阶段要想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需先将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放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建设任务之中。第一，加大对农村地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要想富先修路，针对城乡之间道路不畅，降低农村居民进城欲望这一问题，农村地区政府需加大对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投入，补齐农村发展中道路不畅的基础性短板，实现城乡之间道路互通；
第二，合理规划农村建设范围。由于农村地区居住分散，占地大土地多却遭闲置等问题，城乡政府可合理共谋规划，进行城乡整合，加强城市路段向农村地区延伸，打破长期以来城乡分离的状态，提高城乡人民往来频率，增加城乡间的交流机会。此外，城乡政府可通过道路交通这一重要媒介，加强农村与城市的产业合作，通过相关具体措施推动城市产业向农村地区转移，激发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本新活力，以此提升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扩大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人口生活质量，不断增强城市居民到农村建设的吸引力；
第三，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数字化建设体系。针对农村地区农作物储备量大，但农业物流设施不健全的问题，互联网、云平台等数字技术将作为重要生产力，对提升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大力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政府可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建设指引，利用国务院对农村振兴的财政补贴和农村本地项目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增加农村地区的5G基站数量，提高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率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需加强对农村地区人员数字网络和软件的使用培训，让农村人员加快提升其使用热点APP的熟练度，让农民利用数字技术为促进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和与城乡产业融合增添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力打造城乡融合的数字化平台建设。通过城乡数字化平台建设，可强化城乡之间教育、就业及农产品等不同需求导向，让农村地区村民能通过城乡数字化平台快速了解城市地区的市场需求，也让城市地区各大行业扩大优秀劳动力的来源范围，以此加快城乡之间快速往来，实现农村高效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一体智能畅通化建设，促进城乡之间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人、财、地三者是促进城乡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将发展重心放在城市，加上受市场经济体制影响，这三个重要因素因市场的导向作用大都向城市流动，造成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所需资源严重不足。因此，促进城乡之间人、财、地三者要素流动需利用好政府这双“有形的手”的重要作用，发挥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最大合力，促进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一，针对“人”这一要素。农村地区生产发展离不开人这一活跃因素，特别是人才在农村发展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长期受城市虹吸效应影响，大量农村人才选择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定居，导致农村地区人才缺失和人才空心化现象严重。因此，针对以上现象，要大力推动农村人才建设。城乡政府需支持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返乡创业，畅通下乡创业渠道，施行普惠扶持政策和创业财政补贴，优化下乡创业环境和待遇，吸引多元化人才向农村地区发展，促进城乡之间人才要素双向流动。第二，针对“财”这一要素。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体系单一，形成“人去钱流”的金融发展态势，农村政府需打通金融绿色通道，强化农民返乡创业就业的贷款融资支持和基金支持，提高农民返乡创业激情，并通过加强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建设，依据农民个人信用度值建立“农民信用袋”，按照信用度高低给予不同信用贷款额度，拓宽农民融资渠道，支持农民创业。另一方面，鼓励城市闲散资金和现代产业向农村地区投入生产，缓解城市用地紧张状态，发挥农村土地资本优势，激活农村地区产业发展，以此促进城乡之间经济和金融的密切往来。第三，针对“地”这一要素。土地作为农村地区最丰富和宝贵的资源，应充分利用农村地区土地资源。一方面，农民应探寻农庄发展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变更的情况下，将农村闲散土地和旧房进行利用和拆建，打造成现阶段最受欢迎的“民俗+农地”的休闲农庄，与当地的文化资源进行集合，打造农村地区新型文化休闲旅游圣地，还可将闲置旧房出租给城市居民，满足他们体验田园生活的愿望，这样不仅合理促进农村土地开发利用，还有效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
另一方面，积极推行“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地区产权制度改革。针对农村股份经营合作制的企业，给予企业一定的土地自主开发权利，鼓励其与城市产业合资合作，将城市产业带向农村地区生产，促进城乡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坚持将完善乡村治理体制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点，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义之举。一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城乡人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领域与城市居民差距凸显。因此，要推动城乡社会领域融合发展，第一，需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间制度分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需优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建设，促进两者之间各项社会制度的有效衔接，全面消除城乡户籍制度各自的弊端。第二，推进城乡融合就业一体化建设。通过搭建农村地区就业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农村基础服务向城市基础服务水平靠拢，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更加贴合需求的招聘应聘指导，积极鼓励城市居民返乡就业创业，促进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地区转移，实现城乡人员有效互动。第三，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针对城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关于教育领域，政府需平衡对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教育资源拨款，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薪资补贴，加强农村地区师资力量建设，打破城乡儿童教育户籍地限制，推进城乡教育服务均衡化。关于医疗，需统筹规划城乡医疗报销范围，运用新农合加大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医疗报销资金资助力度，解决农民群体看病贵等问题。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需建立农村物流网络和物流集中收取基地建设，实现农村物流便捷化。此外针对农村地区生态建设领域，需加强培养农村人员环保意识，设置农村地区垃圾集中收集点，改善农村脏乱差的生活环境，政府还需积极带领农民进行美丽农村建设，提高大量城市居民到乡村居住和旅游的欲望，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社会大融合。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完成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我国现阶段发展中最迫切的任务，而高质量发展中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则成为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最大的短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战略指南，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破除我国“三农”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道路上的最大挑战，持续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为乡村地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可能，为新阶段进一步提升城乡间的密切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战略选择以及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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