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影视接受对我国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机制*——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检验视角的实证分析

李 城 欧阳宏生

国家认同与社会动员、民族凝聚、社会秩序的生成密切相关,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然而,随着世界交往的深入发展,“迅捷而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了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①。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变化既受媒介使用的影响,也受自身价值观念等心理特征的影响。价值观是人们后天习得的价值判断体系,可以引导和制约人的具体行为。研究者发现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具有深刻的影响②,并且认同危机的核心就是价值认同的危机。③因而受众自身的心理特征是大众媒介影响国家认同的中介因素,其中的价值观因素是重要的心理指标。本文由此探讨中国大学生的红色影视接受、不同价值观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机制,解释当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水平差异产生的关键因素和生成逻辑。红色影视接受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如果影响确实存在,那么红色影视接受是通过什么机制发挥影响的？红色影视接受变量又是如何增强或消解不同价值观在大学生国家认同中的作用的？考虑到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心理指征,它们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是否存在强度和方向上的差异？因此,在考察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机制时,有必要将不同价值心理面向指征的不同价值观指标变量纳入到二者关系的分析框架。

(一)国家认同与社会认知理论

国家认同本身是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近年来,在公民国家认同的研究中,更多地倾向于认同心理机制的探讨和验证性分析,而社会认知理论是经常被检视和援引的一种理论。现代社会认知理论是基于皮亚杰认知构建理论关于认知形成、发生过程的解释。皮亚杰(Jean Piaget)通过试验研究了社会认知对个体行为具有调节作用,强调了“建构”在认知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者通过“同化”或“顺应”的认知过程实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④在整合了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基础上,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体、行为与环境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班杜拉(A.Bandura)曾指出“社会图式”是社会行动的基础,个体的心理预期及观念为将来的行动提供了内部动力。⑤社会认知理论实际上属于强调关系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因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建构论者认为族群是由社会建构的,并在历史情境中由社会或政治原因而创造。⑥

但是现有的社会认知理论研究,对影视媒介环境维度的影响研究并不多,对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研究也不深入。一方面,影视构建的媒介环境是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青少年认知、了解现实社会环境的窗口,也是其社会化和观察学习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影视传媒构建的拟态环境及其网络传播环境,不只是一个虚拟现实,也是一个思想、观念交汇的场所。在影视文化语境中,各种社会观点通过影视媒介得以撒播,影视环境可能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影视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与现实世界又不断进行信息的交流、融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建构依赖于这种社会交互作用,由此可能形成一个不断循环的交互作用链。因此,在社会认知理论的视域下,考察红色影视剧、不同价值观与大学生国家认同之间多元互动关系很有必要。

(二)红色影视接受与国家认同

认同构建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大众传媒对国家认同的着力建构,给人们带来有关国家认同的想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O′G.Anderson)认为,印刷媒介为民族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⑦已有研究发现,媒介使用能够对现代人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研究者指出红色影视剧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并提出利用红色影视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⑧也有研究者指出,红色影视建构的集体记忆,能激发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有效询唤着个体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精神归属。⑨但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担忧,认为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中存在的日常化、平庸化和戏说化,会削弱其现代民族史诗性特征及影响力。⑩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研究假设1:大学生的红色影视接受水平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c")。

(三)红色影视接受与价值观

关于媒介使用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路径。一是涵化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是格伯纳等人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受众通过媒介接触相关的社会信息,接触量越多、频率越高、时间越长,越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价值观。二是反涵化理论,认为受众原有的价值观和个体特征是决定媒介是否对其产生影响的决定因素。以上两种理论都强调了价值观在媒介使用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主要侧重第一种思路考察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由于红色影视剧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发展为主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历史、文化倾向,能够影响使用者相应的价值观念。因此大学生在接受携带红色文化基因的红色影视过程中,作品中的历史、文化、政治信息会作用于他们的心理,进而影响其价值观念。

(四)价值观与国家认同

认同既是一种个体价值内化的过程,也是一种观念与行动层面的互动。近年来,研究者们意识到共同价值观的构建是实现国家认同构建的有效路径。如有研究者认为,认同问题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应通过实现价值观的高度同构性来维护国家统一。首先,关于历史观与国家认同,国内学者认为历史因素及历史价值共识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者提出应以历史文化为基础，建构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共同价值观,强化支持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系统。也有研究者针对“港独”分离主义,提出贯彻正确的历史观和加强青年历史教育来实施国家认同培育。已有研究表明,历史国情教育的不足、政治信任危机、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渗透等都是影响我国国家认同的因素。吴玉军提出现代国家必须通过诸如优秀历史影视作品创作、历史教科书编纂等历史记忆手段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持悲观态度,认为影视媒介虽具有视听丰富的优势,但重“形”不重“神”,很难使观者有效接受教育信息。也有研究者认为影视剧在再现过程中反复发生的意义冲突会导致受众历史观念、价值体系的混淆和紊乱。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红色影视接受通过历史观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有间接效应(a1 *b1),且历史观对国家认同有积极作用。

其次,关于政治观与国家认同。政治价值观是政治认同的核心,有研究者指出政治认同是从利益认同到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的逻辑顺序。对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发现,青少年对国家政治领域的认可程度更能体现其国家认同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大众传媒有关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建构必须建立在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现实感知之上。而且,媒介使用方式及类型、频率的不同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的国家认同及认知。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红色影视接受通过政治观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有间接效应(a2 *b2),且政治观对国家认同有积极作用。

最后,关于文化观与国家认同。文化观往往包括对本国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取舍,本文主要指我国大学生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即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看法。已有研究表明,传统文化观念越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越正面,青年国家认同度越高。而对于媒介使用、文化观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有研究者通过调查影视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证实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影视作品仍受我国青少年期待,军人、警察等形象和国家公信力形象及先辈们留下的革命传统依然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有研究表明,大众媒介具有显著的个人主义和降低社会控制的特征,能潜在地削弱传统文化价值并加强离心趋势。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红色影视接受通过文化观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有间接效应(a3 *b3),且文化观对国家认同有积极作用。

(一)数据收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广州、南昌、北京、上海、大连、西安、成都等地共12所高校的全国调查,剔除掉不合格的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808份。研究数据通过缺省值处理和反向计分等预处理步骤处理,样本数据中男性占总样本42.57%,女性占57.43%；
政治面貌中共青团员占92.33%,共产党员占0.74%；
汉族占93.19%,少数民族占6.81%；
专业为文史、社科、理工、农林、艺术、医学和经管依次分别占18.94%、13.12%、23.64%、10.52%、12.75%、11.26%和9.78%；
年级为大一到大五依次分别占45%、36.3%、15.6%、3%、0.1%；
父亲和母亲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分别占24.13%和11.63%；
父亲和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分别占18.81%和13.98%；
家庭年收入小于5万元和5万元-12万元的分别占34.41%、35.89%。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国家认同

因变量为大学生对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国家认同量表借鉴了L.Leszczensky 和A.G.Santiago 于2015年开发的青少年国家认同量表ISSP(2003)中测量公民国家认同感的项目以及国内研究者测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项目，并对所借鉴的量表作一定的调整。调整后的国家认同量表增加了国家认同的行为维度,“国家认同行为”维度倾向于考察主体行动性,从而使本研究所使用的国家认同量表包含了从认知、情感态度到行为的测量。从国家认同认知、国家归属感、国家自豪感和国家认同行为四个方面量化国家认同,被试需要对共10个题项进行打分。问卷采用七级量表,1=很不赞同,7=很赞同(M=6.270,SD=0.778)。对这10个题项的信度分析得到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为0.934,说明具有很高的信度。效度上,这10道题基本上涵盖了大学生国家认同认知、情感和行为各方面的情况,依据研究目的,对这10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加总,取值范围从1到7,见表1。

表1 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2.自变量

自变量即主要预测变量分为红色影视接受和不同价值观念(包括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两大类。

(1)红色影视接受

本研究探索自变量包括了红色影视接受这一概念。红色影视接受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红色影视接触、红色影视信任、影视素养。具体来说,红色影视接触采用以下3个题项进行测量:(近3个月)“观看红色影视剧的数量”“观看政治题材影视剧的数量”“截至目前观看红色影视剧的数量”,采用五级量表,1表示很少,5表示很多(M=2.90,SD=0.871)；
红色影视信任使用了5个题项测量,被试使用七级量表打分,1=很不赞同,7=很赞同(M=4.54,SD=1.111)；
影视素养的测量包括专业技能、信息理解和反思批判三方面的共7个题项,使用七级量表,1=很不符合,7=很符合(M=3.922,SD=1.107)。对自变量三个维度进行信度分析所得到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分别为0.703、0.932和0.842,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因子分析,得到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红色影视接触因子”“红色影视信任因子”“影视素养因子”。自变量“红色影视接受”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为0.842,说明它们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信度水平较高。

(2)历史观、政治观、文化观

中介变量为大学生不同的价值观念,分为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三个中介变量分别从历史、政治、文化三个认知心理面向设置题项,“历史观”量表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参考了施瓦茨等人(Schwartz et al)的价值观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历史态度、倾向和对历史的评价；
“政治观”主要参考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量表,对其表述根据本研究对象做了修改；
“文化观”参考了谢洛姆·施瓦茨(Shalom H.Schwartz)的文化价值观量表。所有选项都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很不赞同,7=很赞同。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因子分析,得到3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历史观因子”“政治观因子”“文化观因子”,题项可以有效地表达因子信息。对这3个变量的信度分析得到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分别为0.932、0.871和0.864,表明信度水平很高。

3.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政治面貌、专业、年级、民族、父母亲政治面貌、父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研究将性别(0=男,1=女)、政治面貌(0=群众,1=共青团员,2=中共党员,3=其他民主党派)、专业(0=文史,1=社科,2=理工,3=农林,4=艺术,5=医学,6=经管)、年级(0=大一,1=大二,2=大三,3=大四,4=大五)、民族(0=汉族,1=少数民族)、父母亲政治面貌(0=中共党员,1=群众,2=其他民主党派)、父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0=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4=本科,5=研究生及以上)和家庭年收入(0=小于5万元,1=5万元-12万元,2=12万元-30万元,3=30万元-60万元,4=60万元以上)虚拟变量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一)分析策略

为了检验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在控制性别、政治面貌、民族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情况下,检验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在红色影视接受和大学生国家认同关系间所起的多重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在SPSS 25.0中采用Hayes和Andrew F.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2013),并结合Bootstrap检验方法来进行检验。该方法优于Baron和Kenny传统的逐步检验方法。

本文在PROCESS宏程序中选择模型4,样本重复抽样次数选择5000次,设定95%的置信区间。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多重中介模型的分析框架(见图1)。该模型包括1个自变量“红色影视接受”(包括红色影视接触、红色影视信任和影视素养三个维度),1个因变量“国家认同”和关于信息接受心理观念的3个并行的中介变量。

图1 不同价值观作为多重中介的路径图

图1中,a系数表示红色影视接受对每种价值观念的效应,b系数表示在控制红色影视接受的情况下,每种价值观念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多重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包括:1.总效应:红色影视接受情况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c)；
2.直接效应: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不同价值观变量下,红色影视接受情况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c′)；
3.总的间接效应:红色影视接受在三种不同价值观心理背景下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总和；
4.单个间接效应:红色影视接受通过每个中介变量对大学生国家认同所产生的间接效应(a1*b1,a2*b2,a3*b3)。

(二)分析结果

表2中的模型1是运用线性回归提供了红色影视接受和控制变量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预测结果。结果显示,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有着显著的影响(β=0.308,p<0.001),表明大学生使用红色影视的频率越高、数量越多,其国家认同水平就越高。前文假设1得到证实。在没有加入中介变量的情况下,模型1 能解释大学生国家认同4.1%的方差。

表2 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就控制变量而言,性别对国家认同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β=0.141,p<0.05),且女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程度高于男大学生,而其他各个控制变量对国家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影响当代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因素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与前人研究得出的女性国家认同度高于男性的结论一致。这是由于女性大学生可能更多地受到社会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相较男性大学生在思想上更趋保守和追求稳定,心理上更具有国家归属感和自豪感,在社会批判意识与政治参与度上可能低于男大学生,从而呈现其国家认同总体水平高于男性的现象。而前人研究考虑的父母政治面貌、学历、家庭收入等因素均未对大学生国家认同产生显著影响。

模型2考察了在控制模型1中变量的情况下,红色影视接受通过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三个中介变量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红色影视接受和国家认同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29,p>0.05),但是存在通过不同中介变量后的间接效应。红色影视接受通过政治观和文化观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50和0.157,分别通过在显著性水平0.05的检验,并且政治观和文化观对国家认同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45 和0.363,均在显著性水平为0.001上显著。表明政治观和文化观在红色影视接受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且政治观和文化观对大学生国家认同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3和假设4得到验证。红色影视接受通过历史观的间接效应为0.036,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可知历史观并不起中介作用。但历史观对国家认同的回归系数为0.067,通过在显著性水平0.05的检验,表明历史观对大学生国家认同具有较显著的正向效应。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

从模型1到模型2,红色影视接受对国家认同的回归系数从0.308降低到0.029,显著性大幅降低,这部分是由于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的中介效应的产生。此外,性别的回归系数也有较小的变化,可以看出性别也会通过大学生不同的价值心理观念发挥作用。

为了进一步理解不同中介变量的中介效果,需要展示不同中介效应的路径,包括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不同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如图2。从图2可以看出,红色影视接受对这三个中介变量的相关系数都较高,显著性较强,表明大学生对红色影视接受得越多,对他们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的影响也越大。三个中介变量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大学生的历史观与他们的国家认同之间的相关性较为显著,而政治观和文化观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非常显著。

图2 红色影视接受变量的直接效应及其通过多重中介的模型估计

(一)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重新检视了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尤其着重考察了不同价值观在大学生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实证研究了红色影视接受与大学生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第一,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国家认同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红色影视接受的频次越高、数量越多,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水平就越高。这表明大学生在红色影视接受中,易受其意识形态性和功能性等因素的影响。而红色影视接受对大学生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的影响均显著,表明涵化效果依然存在,以红色影视剧为代表的主流影视媒介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要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红色影视剧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

第二,历史观在红色影视接受与国家认同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但历史观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近年来部分红色影视剧在创作上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造成了大学生历史价值观的混乱。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所调查的红色影视剧并非完全是革命历史题材,而是包括了诸如《红海行动》《战狼》等新主流电影。但历史观对国家认同的直接影响显著,表明历史观仍然是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水平可以通过历史观教育发挥导向作用。

第三,政治观在红色影视接受和大学生国家认同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且政治观对国家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表明基于政治理性审视和批判分析心理机制的政治价值观,能够促进大学生国家认同,也体现了红色影视剧通过文本建构政治价值认同,实现思想共鸣的能动策略。因而通过政治观教育对大学生国家认同进行强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必要通过使大学生群体主动接触和学习我国政治文化,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政治效能感,培养坚定的政治立场(包括政治信仰、情感和态度等),进而提升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也表明应加速政治文明建设步伐,将现代政治文化观念普及到大学生群体中,树立良好的执政党形象,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奠定现实基础。

第四,文化观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文化观对国家认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表明文化观在大学生国家认同中的优先性和决定性作用:理性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能够显著地提高大学生国家认同水平。对比3个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所占总效应的比例,可以看出,文化观所占间接效应的比例最大。这可能进一步说明了文化观在个人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人的社会行为的主导作用。传统文化价值观对我国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思维养成和国家情感生成起着现实的规范作用,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因素。因而在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中,需要更加注重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在实践中,应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帮助大学生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培育大学生正确的文化观,加强唤起大学生心理共鸣的文化底蕴。

(二)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启示

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人的内部心理因素、行为及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的三元交互决定论,即认为人具有主体性或意向性能力,且人的行为是由人自身过去与现在的一切经验所塑造,环境在人的认知实践中产生动态的交互影响。因而,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应注意这三要素的交互决定性在大学生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首先,从内部心理因素来看,相较于红色影视接受,大学生的价值观心理建设是更需要关注的因素。由于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人是积极主动的有机体,能够根据环境自觉调节行为，因而应重视大学生主体的内部心理建设。其一,注重大学生文化观的培育引导作用,要结合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不断创新文化空间,改进文化政策,促进文化交流和反思,推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共同体文化的重塑,为大学生文化观的塑造奠定社会制度和文化素质的基础。其二,注意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促进国家认同。通过多方引导,促使不同地域、民族的大学生互相交流,并合理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在跨文化的沟通中使我国大学生能自觉抵制西方的激进言论和刻板印象,力争使中外青年在平等和谐的交流中增进理解、达成共识,从而在多元文化的包容氛围中增进我国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同时文化观、政治观与历史观等也并非彼此完全割裂,而是在人的整个心理机制的运行中协同作用的。因而,在青年价值观塑造中,媒体可侧重选择一种重要价值观为主导话语,以贴近当代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媒介内容和艺术形式传达主流价值观,引发其心理共鸣。同时培养其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增强其社会信任感,从而为使主体内部达成主导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协调一致奠定认知心理基础。

其次,从行为因素来看,媒介使用行为是影响主体价值观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又一重要因素。当代大学生的媒介使用行为已从传统媒体时代走向新媒体时代,其观影的方式、平台和反馈行为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进入移动数字化发展的当下,影视接受者已变成了主动的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网络社区与移动终端使青年群体彼此更加区隔和分群,不同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因此更加固化,相同价值观和共同兴趣更容易形成新的圈层。影视视频网站上的弹幕、网络影评等媒介信息,更容易使青年大学生识别和认同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人,并乐于与观念一致的网友主动链接。新媒体技术既使大学生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得到满足,也更容易形成信息茧房,进一步固化他们的价值观。新时代红色影视剧的网络传播条件满足了青年用户的自我表达、身份认同和社交需要等需求,也使青年人聚集在一起产生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容易导致情绪极化现象。因而需要将媒介引导与接受者自身的兴趣爱好、内在价值驱动有机融合。影视生产者、传播者和管理者在满足青年群体的个性化需求、熟悉其新的观影习惯的同时,应做好网络平台的情绪疏导和价值引导,这也是未来红色影视传播中需要注意的。

最后,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包括现实生活环境与媒介环境,应注重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构建。社会认知理论强调个体认知的形成离不开与所在环境的密切互动,个体在具体情境中依据自身经验调节和控制行为,因而建构良好的互动环境是提升认知行为的重要途径。一是应重视影视媒介的社会建构作用,发挥主流影视作品的价值导向功能,用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激发社会共识,培育新时代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而红色影视剧正是提升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因而在建构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过程中,红色影视剧的生产传播者必须首先考虑作品本身的价值内涵。既要从创作主体层面保证内容生产的源头质量,增强作品内容上的吸引力,也要依据不同影视文本内容、宣传成本、上映时间、播映平台等因素,考虑红色影视剧的传播方向,制定红色影视剧的精准传播策略,才能有效抵达受众。二是应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建构、完善一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青年价值观体系,以正确的历史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为导向,并将价值观践行在日常生活中,为大学生国家认同提供实践保障。

总之,鉴于大学生价值观尚未定型的客观事实,要实现大学生认同序列价值的构建以适应社会文化与媒介环境变迁下的国家认同,就需要借助大众媒介，尤其是影视媒介与政府、影视管理部门、教育机构等的联动对价值进行有效的提炼,并使之在大学生中内化于心,以此协调大学生主体和国家历史、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同时,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巩固和提高其国家认同水平还需要媒体和学校教育(如艺术教育、语言学习等)、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知行合一”的相辅相成。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主要关注了红色影视剧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没有全面讨论可能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其他社会因素。下一步应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增加样本量,并集中研究长时期内评价指标的有效性问题,深化对当代青年社会认知与影视接受心理机制的研究,进一步开展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注释:

①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② Brown,Gray.PoliticalCultureandPoliticalChangesinCommunistStat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79.p.1.

③ 王成兵、张志斌:《认同危机:一个现代性问题》,《新视野》,2005年第4期,第56页。

④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胡世襄等校，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7页。

⑤ A.Bandura.SocialFoundationsofThoughtandAction:ASocialCognitiveTheory.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86.p.335.

⑥ Tate,C.，Audette,D.TheoryandResearchonRaceasaNaturalKindVariableinPsychology.Theory and Psychology,vol.11,no.4,2001.pp.495-520.

⑦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6页。

⑧ 柳礼泉、张红明:《“红色影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亮点》,《思想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第54页。

⑨ 李琦、徐雨晴:《革命历史书写与国族认同建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的主题呈现与艺术表达》,《中国电视》,2019年第8期,第28页。

⑩ 张志忠:《定位与错位——影视改编与文学研究中的“红色经典”》,《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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