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踪士林，昌明国粹：中华射艺重要成果的研究综述

贠 琰，陈雨石

希踪士林，昌明国粹：中华射艺重要成果的研究综述

贠 琰1，陈雨石2

1.四川大学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610065；
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610065。

长期以来，中华射艺为不同领域学者所关注。返还于复线的研究，各学科关注点亦有所不同。基于“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中华射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学术研究也日渐繁荣。为使志于斯者有一个统揽全局的瞭哨，本文从研究对象的构成性媒介“射艺三因子”出发，对整个学术共同体的成果进行略芜取精的学术史梳理。同时，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倡导一种打破畛域的“通识”气质。

民族传统体育；
中华射艺；
传统射箭；
学术型综述

“文化自信”的如日方升，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再出发”的理论思考。为使今后传统射箭论域的研究师出有名，针对文化的认知客观性，贠琰于2018年首倡“中华射艺”的统领概念，并认为：“乃是形成并发扬于中华文化圈，以弓、箭以及相关器物为媒，准确击中目标为元功能，文射、武射为表现形式，跨地域交融为主要特点的射矢活动与射矢文化。”[1]虽只是“通约化路径”的浅尝辄止，其说仍可关照出中华射艺的超有机结构。中华射艺研究的“再出发”，始自一个洞达幽远的回眸。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之相关的成果散存于体育、历史、考古、艺术、民俗等领域。近年来，各学科之间有了更为广泛地互动，但学者们在参阅相关文献时难免存在着客观的壁垒。有时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关注同一问题时会殊途同归，有时也难免而产生分歧以至相互抵牾。为使后续研究有案可稽，一个全面的学术史梳理刻不容缓，且文献的选择必须强调“权威性”以保证学术基调；
强调“经典性”以明晰学术格局；
强调“前沿性”以判断学术态势；
强调“导向性”以实现学术引领，并着力于“跨学科”“超时空”“越国别”的学术启迪[2]。

一个理性的“学术型综述”，必不止于文本的叙述而应聚焦入微的见识；
必不限于线条的勾勒而应洞达格局的明朗；
必不囹圄见解的陈列而应并蒂交互的参照；
必不沉溺宏观的颂扬而应辅以学术的批评。故而，返还于一个科学的综述布局尤为重要，即库恩所谓：“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为“研究的前提”[3]。质言之：学术型综述的逻辑起点，应始于对研究对象性质的总体衡量。唯有如此，方可在爬梳文本的同时启发后学。

毋庸置疑，中华射艺有其构成性媒介，且依于自身文化特性，其构成性媒介也必然显示出与之相应的特性。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文化自有其认知的概念原点及契洽的结构分丛。而针对文化的结构分丛，惯常研究常配置以内蕴层、外化层、物化层三个论域。本文在秉承旧说科学性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呈现研究对象的内在文化特质，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更加契合。对于文化结构，马氏将其拆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向度，此即英国文化功能学派重要的“文化三因子”理论[4]。本文虽取“文化三因子”综而论之，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呈现的运动性特征，故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对马氏陈说进行大胆扬弃，进而选取代表物质的“器物”、代表身体特征的“技术”、代表精神生活的“制度”三个维度生成基本综述单元。

器物领域：包括作为主体的弓箭，作为收纳装备的盛矢器，作为开弓道具的控弦器。技术领域：包括作为基本技术的步射，辅助先秦主流战争形态的车射，战国以降作为精英战力的骑射。制度领域：包括周天子宣示“阶序”的射礼，赵武灵王革故鼎新的胡服骑射，骑马民族仪式化的射柳，满洲人维系集体记忆的国语骑射。

2.1 弓箭的相关研究综述

最早专注于中国弓箭制作技艺研究的中国学者首推谭旦囧（1906-1996）。谭氏曾供职中央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1942年，时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的谭氏系统调查了四川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其中，对成都南弓作坊“长兴弓铺”的田野甚为经典。谭氏访谈了长兴弓铺掌柜武树森（1894-？），对南弓的整个制作流程如选竹、阴干、理角、铺筋、制胎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写成《成都弓箭制作调查报告》[5]。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在后续相关研究中竟未能参阅谭氏之成果，更不知谭氏其人。这种对于前人研究成果未能全面占有，反而自以为是的现象须引起足够的警戒。

2000年初，正在中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仪德刚拜访了老北京弓箭铺“聚元号”掌柜杨文通。传统手工业中朴素的物理学原理，使其萌发了专注于“角弓力学构造”的选题。四年后，其博士论文《中国传统弓箭制作工艺调查研究及相关力学知识分析》结笔[6]。该文通过对“聚元号”清代弓箭制作技艺的考察，深刻揭示了传统弓箭制作的核心技术原理。特别是，作者以事无巨细的苛刻，对传统弓箭行业独有的“锛子”“压马”“走绳”等工具均进行了清晰地取样存档；
对“掏档”“炸扣”“坨儿花”“堆山子”等工艺均进行了细致地笔录图绘；
对清代弓箭的制作章程、管理制度均进行了深入地探赜。

海外学者中，英国学者谢肃方（Stephen Selby）堪称亚洲弓箭研究巨擘。谢氏早年就读于爱丁堡大学汉学专业，专攻中国先秦文学。上世纪90年代，谢氏转向射艺研究。此间，他集结了众多国际同仁，创立了亚洲传统射艺研究网（atarn.org），并利用广泛地游历专注于欧亚大陆射文物的收集。在学术领域，谢氏发表考古报告多篇，其对洋海遗址出土三连弧角弓的考释；
对民丰尼雅遗址、古于阗国遗址出土长弰角弓的考释；
对清代成都“长兴弓箭铺”角弓的考释；
对嘉峪关、临沂等地出土角弓的考释均甚为经典。谢氏之论文集中收录于其著作Chinese Archery（《射书十四卷——中国射学》）[7]与《百步穿杨——亚洲传统射艺》中[8]。涵泳汉学、躬诣欧亚，谢氏无愧为射艺研究大师，其成果也促使中国学术界、体育界积极开展中华射艺的整体研究。如此成就也有赖于英国东方学家特有的精神气质，其知行合一的品格与斯坦因（Stein）、霍恩勒（Hoernle）等人颇和。

此外，日本学者内田宏美以呼伦贝尔室韦墓葬出土角弓为研究对象，在对器物进行研究的同时，深刻解析了背后隐喻的生业形态。内田氏再释了弓箭对于游牧狩猎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将“室韦角弓”与后来的“蒙古角弓”互鉴，重申了“蒙兀室韦”与“蒙古”的渊源关系[9]。内田氏之特色，在于东瀛学者惯常的“东亚”视野。然瑕瑜并见，作者将弓弰上附以“骨弭”的木弓看作是角弓，有失偏颇。所谓角弓，特指“筋角木反曲复合弓”，它是一种筋、角、木叠压黏合的复合物理结构，并非贴有装饰性附件“骨弭”的木弓。

近年来，中国学者着力拓宽弓箭研究的维度，一些成果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如张弛对尼雅遗址95MNIM8陪葬弓矢现象进行了考证，指出2-3世纪西域墓葬中多次出现的“一弓四矢”葬俗，其背后隐喻了汉文明的礼制。该葬俗以西周射礼“搢三而挟一”为基数，以天子赏赐诸侯的“彤弓”为取象，建构所谓“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一”的规范[10]。针对尼雅角弓的器型学谱系，林梅村以内亚史沟通世界史，指出与“图拉真纪念柱”上帕提亚战士持弓趋同，两河流域贝格霍兹古墓曾出土了同类型器物[11]。笔者未检索到贝格霍兹古墓的发掘报告，仅在大英博物馆藏品中发现了一件标注与贝格霍兹出土角弓相似的骨质弓弭。该文物出土于伊拉克，断代在1-3世纪之间，西方学界称其为“伊尔兹弓”（Yrzi bow），是典型的帕提亚文化的器物[12]。

箭镞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亦成就斐然。1933年李济之《殷墟铜器五种及相关问题》从比较文明的角度将东西方铜镞进行对比，系统讨论了殷商铜镞的起源问题[13]。1950年石璋如之《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对殷墟出土箭镞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14]。1951年周纬之《中国兵器史稿》对古代箭镞进行了部分收录与描述[15]。1961年与1972年，中国学者郭宝均[16]与日本学者林巳奈夫[17]分别对先秦时期的青铜箭镞进行了严谨的分型研究。当代学者谭白明[18]、袁艳玲[19]等分别就古代箭镞的形制，讨论了其所可能对应的功能。反证式地研究值得提倡，但反证的前提应首先了解射箭运动的基本规律。质言之：除了逻辑的推理，更应辅以具体的运动实验。

2.2 控弦器的相关研究综述

“控弦器”俗称“扳指”，乃套在拇指上辅助开弓、保护手指的道具。该领域的研究中，黄曲[20]、李春桃[21]、井中伟[22]、徐汝聪[23]等均致力于建立出土文物的器型学谱系。他们为后续的研究生成了一个品类详尽的信息库。客观地说，以上成果仍属基础性的描述性研究，缺乏对控弦器背后所孕育身体逻辑即使用方法的诘问。

对控弦器考释较为客观的学者当属澳大利亚人Bede Dwyer。Dwyer长期致力于远东射艺研究。1997年，他撰文对先秦时期的控弦器“韘”进行了详细地考据，明辨了“韘”的设计理念、使用方式及文化隐喻[24]。Dwyer之优势，在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严谨，但其发文于1997年，统揽样本毕竟有限。此外，Dwyer仅仅考证了中原地区的“韘”，并没有进行跨文化比较学研究。与之相比，土耳其同仁Adam Swoboda打破了营堑。Swoboda是国际知名射艺专家，他所复刻的“奥斯曼角弓”被公认为艺术珍品。其著作The art of shooting a short reflexed bow with a thumb ring（《撒放的艺术》）对欧亚大陆不同控弦器的使用手法均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从比较文明的角度诠释了控弦器的文化特性[25]。

2.3 盛矢器的相关研究综述

盛矢器即收纳箭矢的容器。南北朝之前，中原地区的盛矢器多为背负式的“箙”而非悬挂式的“囊”。针对箭箙，淡猛采用模具法，对战国时期的彩绘箭箙进行了矫正与修复。淡氏“原材配原物”的思想，对射文物的活化意义重大[26]。沈文倬[27]、连劭名[28]运用训诂学方法，对“箙”之字形、字意、功能进行了考释。单一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通达所有的文化缘起。作为战争中的实用武备，箭箙有着严格的使用要求。若要进行深入地揭示，还需进行系统的身体实验反证。

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南北朝时期悬挂式皮质箭囊“胡禄”由域外传入中原，促进了射武备的革故鼎新。有关其源流，驹井和爱认为唐初经由西域传入中原[29]；
王援朝认为源自公元4世纪的龟兹[30]；
梯亚阔诺夫认为源自中亚粟特[31]；
康马泰认为源自公元6世纪中期的突厥[32]；
大部分学者索性陈以暧昧，如杜朝晖之“起源于外来文明，由西域马背民族带入中原，在崇尚胡风的唐代被普遍装备。”[33]诸家各持一说，以至治丝益棼、五里雾中。究其原因，在于史料、文物信息占有的多寡及研究方法的差异。为了结此公案，贠琰以文献、文物、图像排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胡禄”的考释复归于全球史视野。认为：“当源自4世纪中期的萨珊波斯。受波斯文化‘西风东渐’的浪潮与中原地区‘北朝系统胡化’双重文化张力影响，胡禄在唐帝国实现了勃兴。”[34]

3.1 车射与骑射研究的尴尬与失语

相较上述论域，技术领域的研究明显呈现出失语，车射与骑射更无人问津。汉文献素来不聚焦独立的身体，即便沉谋研虑的明代兵书如《纪效新书》《登坛必究》等，也仅仅浅谈了军旅武艺的指导思想而绝非训练机制。究其原因，乃是中国传统哲学将主、客体一元化的互结，以至于对“本体”的认识是基于情境式、境遇化的体验，并以此产生了情境反推式的思维方式，一种天人合一，人与世界一体同在的体验[35]。古人对身体并不区别看待，也并不追求一元论以外的认知逻辑，故而在精英阶层记录的历史中寻觅身体训练的章句困难重重。西方亦有同样的传统，赞颂思想却避谈体育。即便古希腊奥运会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的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等涉及体育之语却似雪泥鸿爪，体育实难进入他们的思考领域[36]。这种共同的传统笼罩甚深。今天中、外学者在涉及射艺研究时，亦常忽视对技术的讨论。另一方面，自晚商开始，车射即成为了贵族战争中最主要的作战形态。又自赵武灵王始，骑射代替了车射，成为了战争中的精英战力。冷兵器时代的车马骑射乃战争的核心要素，对达成这种核心要素所需的运动训练诸元，必不会诉诸于众。由于沙场技艺多传承于特定的“阶级”“府兵”“军户”之中，要获得对方的核心军事机密只有通过战争、谍报等非常规手段。各种作战技能的训练，极有可能是在严密的环境中进行的。

固有研究多聚焦于车御、骑射的文化颂扬，并非本文关注的技术解析，自然也没有综述的必要。且就已有的文化阐释，部分仍充斥着主观地演绎。未来时段，笔者将就车射、骑射较为客观的产生之源，传播之径、训练之法、文化之蕴进行梳理，以期全景式地史实重构。

3.2 步射的相关研究综述

技术研究多聚焦步射，且体育学者几乎是孤峰独峙。技术研究开创者首推张唯中（生卒不详）。张氏于1934年写成《弓箭学大纲》，该书不仅运用现代科学方法通透了射箭技术诸元，更将中华射艺擎举为“学”的高度。诚如斯言，射艺“兼具德、智、体、美多重教育功效，之于高雅情趣与健康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即所谓‘射乐’”[37]。该书共分三章，详尽了中华射艺的历史渊源、训练方法、文化价值，甚为详实。前述谭旦囧曾对成都长兴弓箭铺掌柜武树森进行了射箭技术的图像采集与口述笔录。有别于“折胯式”的清射身法，武氏的身法更显中正。与武氏同为成都“射德会”成员，曾崧生（鹏程）于1936年写成《国粹体育拉弓射箭浅说》。该书从器材选择、训练方法、易犯错误展开论述，并配以清晰照片演示动作，堪称民国时期中华射艺之经典教材[38]。此外，1932年大东书局之《射技图说》；
1934年吴图南之《弓矢概论》；
1938年金警钟之《射箭法说明》均涉猎技术。然而，上述著作存在着抄袭现象。其抄袭的范本多来自清代典籍如《射说》《贯虱心传》等。民国时期中华射艺的繁荣，构造于新旧文化的剧烈博弈之中。当其余波推及体育，即唤醒了以射艺、国术为代表的“我者”，对抗以西洋体育为代表的“他者”。

当代以来，技术的研究陷入疲敝，但也有零星学者对其进行了思考，其中首推徐开才、李淑兰伉俪。建国之初，他们携手叱咤箭坛并多次打破世界纪录。退役后，他们执掌国家射箭队多年，2015年，由徐开才精心编写的教材《射艺》付梓，使中华射艺的复兴有了技术层面的操作指南。该书从项目特征、基本技术、训练要点、器械调控几方面立论，填补了中华射艺教材领域的空白。《射艺》出版虽晚，但确是技术领域最为系统的专著[39]。2017年，由马廉祯辑刊之《武学——中国传统射箭专辑》付梓，零星收录有关于技术的论文，但多以现代运动训练方法为指南[40]。值得一提的是周初明之成果。周氏供职于浙江博物院，专业的素养使其得以运用图像考古法对古代射箭图像中射手的手部动作进行考释。周氏所取之样本不限于中国，其贯通的视阈首当提倡。纵使周氏对古籍中“知镞”“胡法”“汉法”的见解仍有待商榷，然感佩作者之坦诚：“身处杭州，未能结识精于箭术的国术高手。他日若能相遇，定当虚心求教。”[41]针对汉代的步射，有崔乐泉[42]、刘朴[43]基于画像石的考释。崔氏早年经历过科学的考古学训练，其研究在理路上较为严谨。刘氏之研究则陷入了盲目的以图证史。若刘氏对汉画像石雄浑、浪漫的刻画风格有所了解，对汉代出土弓矢文物有所认识，便不会把艺术化的构图当作现实的情境，更不会定论汉代的步射“分为立射、蹲射、单腿跪射、折腰射、弓步射、转身背射、坐射、步行射、跑步射等9种。”[44]纵有疏漏，但毕竟开启了对技术的思考，这种首创精神值得尊重。

海外学者中，谢肃方在其两部专著中对我国武科典籍中有关射箭技术的章节进行了校释。本着实证的态度与自己的身体实践，谢氏精准阐释了步射之要法。前文所述，Adam Swoboda擅长对欧亚大陆不同区域的控弦手法做比较学研究。Swoboda之成就，全赖多年收藏的控弦器进行实证的反推。首重实证，乃是国外学者最可贵的品质。荷兰武备收藏家Peter Dekker显然是这种传统的忠实拥趸。Dekker对我国清代射术可谓痴迷。2013年，Dekker拜访了年逾耄耋的武术家佟佩云。佟氏乃正白旗后裔，其父佟忠义曾任清宫禁卫军武术教官。佟氏家族在摔跤、射艺方面可谓满洲正统。佟佩云幼承庭训，并于1956至1958年三度蝉联国内射箭比赛冠军，堪称清代射术的活化石。Dekker采访了佟佩云，就手、眼、身、法、步、瞄准、靠位、撒放诸元进行了系统的笔录，写成Using the Manchu Thumb Ring（《满洲筒形扳指的使用》）[45]。相较Dekker痴迷清代射术，美籍华人马腾（Justin Ma）与田杰（Jie Tian）在明代射术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马氏与田氏常年致力于中华射艺的海外推广。2015年，二人之著作The Way of Archery: A 1637 Chinese Military Training Manual（《射道：1637年的中国武射系统》）付梓[46]。该书以晚明雅士高颖之《武经射学正宗》为蓝本，结合作者的体认，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解了明代射术的诸多技术环节。

4.1 射礼的相关研究综述

杨宽较早运用文献、训诂等研究方法，对两周射礼的起源、嬗变、功能进行了讨论。杨氏认为射礼起源于田猎，兼具军事训练、选拔人才的双重目的[47]。陈梦家认为中国最早的学校以传授射箭技术为主，此即最初的射礼。其场地可分为“庠序”与“辟雍”，分指陆上与水中的习射场所[48]。陈氏之说与郝勤之观点颇和[49]。杨树达[50]以甲骨文字释读为指南，认为射礼起源于殷商的射牲礼。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甲骨金文出土材料的日益增多促进了礼学研究的繁荣。陈戍国笃定射礼肇始于殷商。囿于资料的匮乏，陈氏并未对殷商的射礼详加论述[51]。幸运的是，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出世印证了陈氏之判断。姜楠认为射礼由荒蛮的狩猎活动演变而来，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乐教化。姜氏之说过于宽泛，难称严谨[52]。对于记录射礼的彝器“柞伯簋”，王龙正进行了细致地考释，明晰了周康王时期大射礼的规制[53]。胡新生以历时性，将西周射礼细分为军事性、宗教性、娱乐性三类，并在时间上将三种形态的射礼排列对应[54]。鉴于射礼的复杂性，彭林主张多元视角的交参，并认为射礼并非军事教育，它是以射为媒诱导贵族子弟体悟礼乐的教化过程[55]。本文认为对射礼最为全面的研究当属袁俊杰。袁氏广泛占有了前人研究成果，将射礼判定为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阶段，就各阶段射礼的成因、特点、内容进行了系统地考证。袁氏首重文献，亦基本统揽了文物，其惕厉乾乾令人感佩[56]。

诗无达诂，体育界对射礼的研究亦不乏新意，首推张波、马明达马廉祯父子、宗争、戴国斌、张君贤。张波曾大量浸淫古希腊文化研究。开放的视野，使其能够以比较文明为逻辑，以体育为视角，将东西方两大竞技形态“射礼”与“古代奥林匹克”进行深入地对比研究。张氏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身体活动形式的历史考察，在深入挖掘了体育的核心要素“竞争”的基础上，塑造了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特质[57]。马氏父子最早将西方学者对于两周射礼的论述介绍到国内。2004年，马氏父子合撰书评系统介绍了谢肃方之Chinese Archery。鉴于该书收录有大量有关先秦射礼的论述，故马氏父子之书评为该论域提供了他者的视野[58]。宗争通过游戏文化机制的符号学研究，即事物符号-意义组织形式的窥测，通达了“射何以成道”的关键。宗氏指出：“射礼”不仅是一种古代竞技项目，还是一种具有选拔、考核人才作用的政治活动。它是射箭活动的高级文化形态，投壶等游戏活动是射礼的简化形式[59]。戴国斌过对“射侯”的考释，在系统梳理了先秦时期生产之射、大猎之射、消费之射的基础上，指出射礼乃是一种以大射、宾射、燕射、宾射为指南的“周天子养诸侯之法”[60]。张君贤则以更加深邃的逻辑，从文化结构三层次解读射礼的意义，认为射礼以其独特的内涵承载了国家治理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61]。

4.2 胡服骑射的相关研究综述

鉴于对“胡服骑射”的文化颂扬比比皆是，笔者拟就国际学界的主流观点进行串联，以期权威地追溯。勒内·格鲁塞认为骑射发源于斯基泰地望，最早传入了亚述，约战国中期传入中原。相较于惯常的认知，格鲁塞认为“胡服骑射”应由秦、赵一同开启[62]。斯论与宫崎市定暗合。宫崎氏认为：秦之强盛极有可能是从河西骑马民族“义渠戎”引进了西域更为先进的机动性战力。北亚的游牧民虽然以畜牧生业，但其学会骑马却并不比中原早多少。骤转赵国军力的“胡服骑射”，似乎是受到了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作为兼具希腊集团式与斯基泰机动式的骑兵战术，越是精锐的文明，其传播速度越快[63]。宫崎氏在另一著作《亚洲史概说》中，重申了游牧民作为骑兵战术由西部亚洲传入远东的媒介作用。北亚的游牧民正因为较华夏族群更早学会了弓马骑射，才形成了连带意识，使一个被称作“匈奴”的军事共同体登上历史的舞台[64]。杉山正明、江上波夫等[65]继承了宫崎氏的判定，均认为虽然北亚游牧民也养马，但由于缺乏马具与乘骑技术，公元4世纪之前他们却是徒步转场的。此后，情况发生了骤变。西部亚洲的乘骑技术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先进游牧社会系统传入远东，促使了北亚诸部的军事化，并在战国时期将这一被称作“胡服骑射”的“文化系统”传入至中原。

针对乘骑文化的传播，我国学者郭静云也进行了考证。郭氏以“驯马”“战车”“骑兵”三个单元，对乘骑文化的构成性媒介进行了析探，勾勒出一个从哈萨克草原肇始，西到亚述、埃及，东至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黄河流域的文化传播事实[66]。芮传明认为：“胡服即易于乘骑的服饰。它与数千年前活跃于整个欧亚大陆的斯基泰人的服饰应大同小异。斯基泰人最早大规模乘骑马匹。”[67]胡服究竟是何种形制，芮氏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考据。王国维从衣、带、冠、袴、靴、饰多个方面，系统考释了赵武灵王得以达成胡服骑射的关键即便于乘骑的服饰[68]。将“胡服骑射”传入中原的“林胡”“娄烦”究竟为何？马长寿认为公元前4世纪与中原赵国博弈于河套的“林胡”亦称“丁零”“澹林”“襜褴”“狄历”，其更可能是中央欧亚阿尔泰诸部的自称。无论是丁零还是林胡，文化渊源上皆与斯基泰文化接近[69]。

4.3 射柳的相关研究综述

熊志冲认为“射柳”一词最早出于北周文献，其渊源是匈奴、鲜卑一脉相承的“蹛林”习俗。熊氏将研究对象细分为祭祀中的“射柳仪”与武备、民俗形态下的“竞技射柳”。针对竞技射柳，熊氏认为其与打马球互结，成为金代必行的端午节庆活动[70]。与熊氏研究颇和，郭康松以浓墨对射柳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梳理，指出“祈雨射柳”与“竞技射柳”分属两种功能形态，不能混为一谈。辽代的祈雨仪式叫“瑟瑟仪”，其中的一项环节就是射柳，作用是“娱神”。作为辽代带有武艺竞赛性质的娱乐活动，“竞技射柳”在贵族宴饮聚会时时常举行，其实践方式与“瑟瑟仪”不同。后来金、宋、元继承了其中的“竞技射柳”，作为祈雨祭祀的“瑟瑟仪”随之消亡。无论何种形态的射柳，受众必是达官显贵，这项活动在普通老百姓中并未传开[71]。王政将两出元杂剧中涉及射柳的章节与史籍对照，厘定了活动开展的时间和场所。此外，王氏利用文学材料，补充了史籍中描述不充分的活动参与者之衣着、运动形态，以及整个活动的罚酒规则与宴饮过程。王氏之亮点，在于作者以期历史现场的全景“活化”，以及尽可能为后人呈现出清晰的视觉图景[72]。

人类学的方法对历史研究颇有启发。张元锋，李真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射柳可能与女性生殖崇拜有关。柳树象征女性，游牧民的射柳，实则隐喻了男女交媾。用这种形式来祈雨，其实是祈求阴阳和合，风调雨顺，能使万物繁衍不息[73]。杨志林，孔德银亦采用仪式理论，将射柳的功能区分为祭天功能、生存功能、强化族群技艺与凝聚思想内核的功能。作者强调：射柳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可以借助这一传统仪式探寻北方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精神源泉[74]。

4.4 国语骑射的相关研究综述

王钟翰认为“国语骑射”母题可远溯金章宗时期，旨在防御他者文化之裹挟。在骑射方面，清廷以骑射技能考核八旗武功，并以“汉军外官不能骑射”为由批评绿营战斗力。王氏以这一制度的消亡乃“汉化（Sinicization）”改变了满洲人原有的集体记忆。最终，“骑射”也演变为一种“体育项目”。美中不足，王氏未能分析骑射消亡的具体过程。[75]梁志忠介绍了清廷为保存骑射传统所采取的措施。雍正、乾隆、嘉庆皆不主张关外置学，强调“国语骑射”在八旗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清廷定期考核关外八旗子弟的骑射技艺，连同达斡尔、索伦、鄂伦春诸部少壮亦复如是，骑射水平优秀者会被推荐进京参加考核。梁氏最后指出：骑射在晚清的消亡符合历史变迁的大势。基于“汉地的文化引力”与“列强的军事弹压”，骑射已不能适应国防需要，在洋务兴起、新军编练之后自然退出历史舞台[76]。季永海研究了京城与关外八旗驻防地的“国语骑射”教育。为强化“国学骑射”的影响，八旗官学广纳蒙八旗、汉八旗乃至锡伯、鄂温克、达斡尔等部的精英子弟学习满语和武功[77]。季氏繁饰国语，疏墨骑射，引为遗憾。如谈到锡伯族教育，也仅说其受到的满语教育的影响，而未谈其骑射文化。锡伯族至今还保留着浓厚的尚射传统，其渊源与“国语骑射”密切相关。今新疆锡伯族的祖先，正是1764年从东北抽调卫戍准噶尔的骑射健儿。

孙静以“国语骑射”为“族群主权”，以凝聚满人的民族认同。“国语骑射”在乾隆朝俨然一种文化判别，区分了满人共同体的“我者”与“他者”。另外，孙氏注意到尽管“国语骑射”的衰微无可逆转，但对满族日常文化仍有重要影响。如：满人显贵家家有射圃，“赌箭”之风盛行，甚至满族女子亦骑马射箭[78]。张金金从地方旗人社会的视角审视“国语骑射”，梳理了福州八旗驻防史，并谈到福州水师的日常军事训练及满文教育的概况，但未阐明旗人水师的舰船火器操演与“骑射”之间的相互关系[79]。与之相比，沈林的研究更为全面。“国语骑射”中的“骑射”一词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为“骑马射箭”，而应拓宽其概念场，将火炮、水战等作战方式囊括其中。沈氏以广州八旗水师建制的流变，阐明了“国语骑射”的观念在凝聚水师旗人，尤其占水师主体的汉军旗人中所起的作用，颇具新意[80]。

（1）首先，历史学、考古学领域对中华射艺器物领域的研究贡献最大。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学科属性本就处在探究历史事实的前沿，另一方面与其“考据”“实证”为主导的治学范式密不可分。国外学者对该领域关注较早。因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常集成为所谓“汉学”“东洋史”领域，故论述较为宏观全面。但国外学者之研究也并未必尽善尽美，由于获得与中华射艺有关考古信息的滞后性，加之客观的语言障碍，国外学者在微观阐释方面仍滞后于中国学者。综合已有成果，实证的研究范式值得借鉴。质言之，在进行深入地器物考释之后，还应进一步思考器物如何“反塑”操控于其间的身体形态。故而，今后器物领域的研究应着重并蒂体育学的相关理路与相关研究方法，以期呈现一个全面的文化事实。

（2）就中华射艺技术领域而言，步射的研究一枝独秀，车射与骑射的研究却呈现出尴尬和失语。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民国时期成为技术研究的黄金时期。现当代以来，技术领域的研究日益冷寂，但仍有体育界同仁承担了坚守，他们所付之心血，所做之努力值得赞赏。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加之实证的范式与虚心的态度，国外学者对中华射艺技术领域的研究取值得称赞。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在如下两方面实现突破：首先，应着力聚焦技术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车射与骑射的重构，以期技术体系更为明晰的文化事实。其次，应广泛参照考古发掘中与中华射艺相关的各种射文物，以期器物-技术更为严谨的发生逻辑，也即一种“体育考古”“身体考古”的研究逻辑。

（3）中华射艺制度领域的成果最为繁荣。此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均有所贡献，且无论“质”与“量”都超越了器物领域与技术领域。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创新。首先，应进一步关注背景研究。换句话说，将中华射艺制度领域的研究，返还于一个历史应有维度的综合文化构造中通盘审视。其次，应并蒂身体文化的阐释，探索一个以运动、竞技、演武为媒介的身体仪式，考镜此间的身体文化意蕴。再次，应进一步关注“中华”与“域外”可能的文化传播事实，以及不同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关联，进而升华为一种“中华文明史的射文化参照”。

文化复合体结构的中华射艺，构造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维镜像。若要突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园囿，则须涵养贯通气质的学术素养。“射艺三因子”的提出，为严谨的学术型综述建构了分条析理的论述单元。对中华射艺器物、技术、制度领域研究成果的取经略芜，呈现了最为明朗的学术格局。返还于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史梳理，回溯了本文跨学科、超时空、越国别的通识愿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于前人的研究中探索中华射艺“再出发”的厚积伟力，所谓希踪士林；
于文化自信的沃土里再现中华射艺的繁荣兴盛，所谓昌明国粹。谨以本文，宣示民族传统体育最美新时代强音——“矢志不渝，继往开来。”

[1] 贠 琰，郝 勤.有的放矢：建构有关“中华射艺”的动态认知与挈领概念[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44（02）：6～11.

[2] 王广虎，贺鑫森，王 岗.文献综述的归类划分与特征辨析-体育学硕士研究生能力培养和学术规范的反思[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41（06）：1～8.

[3] 库 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4]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4.

[5] 谭旦冏.成都弓箭制作调查报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J].1951（23）：204～216.

[6] 仪德刚.中国传统弓箭制作工艺调查研究及相关力学知识分析[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论文，2004.

[7] Selby.S.Chinese Archery[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谢肃方（Stephen Selby）.百步穿杨-亚洲传统射艺[M].香港：香港海防博物馆，2003.

[9] 内田宏美.唐代室韦墓葬和森林草原地带-以“角弓”的分析为中心[J].唐史论丛，2010（01）：182～189.

[10] 张 弛.尼雅95MNIM8随葬弓矢研究-兼论东汉丧葬礼仪对古代尼雅的影响[J].西域研究，2014（03）：7～12.

[11]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4.

[12] Hall A, Farrell J. Bows and Arrows from Miran[J]. Chin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er-Antiquaries, vol.51, 2008, pp. 89～98.

[13] 张光直，李光谟.李济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24～529.

[14]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J].1950（22）：44～59.

[15] 周 纬.中国兵器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6] 郭宝均.殷周的青铜武器[J].考古，1961（02）：111～118.

[17] 林巳奈夫.中国殷周时代の兵器[M].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321～374.

[18] 谭白明.曾侯乙墓弋射用器初探-关于曾侯乙墓出土金属弹簧与“案座纺锤形器的考释”[J].文物，1993（06）：83～88.

[19] 袁艳玲.楚地出土平头镞初探[J].江汉考古，2008（03）：48～54.

[20] 黄 曲.浅论“韘”及“韘形佩”[J].考古与文物，2011（02）：55～62.

[21] 李春桃.说“夬”“韘”-从“夬”字考释谈到文物中扳指的命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01）：175～182.

[22] 井中伟，魏 凯.商周时期的“扳指”[J].边疆考古研究，2015（02）：195～210.

[23] 徐汝聪.楚韘[J].江汉考古，2014（05）：46～62.

[24] Dwyer B.Early Archers" Rings[J].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er-Antiquaries, vol.40, 1997.

[25] Swoboda A.The Art of Shooting a Short Reflexed Bow with a Thumb Ring[M].Printed by Adam.2012.

[26] 淡 猛.战国彩绘箭箙矫形与修复[J].江汉考古，2014（01）：211～215.

[27] 沈文倬.说“箙”[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03）：176～177.

[28] 连劭名.殷虚卜辞中的“箙”[J].文物春秋，2002（01）：26.

[29] 驹井和爱.《唐代の胡禄について》（载《中国考古学论丛》）[M].东京：慶友社，昭和四十九年：73.

[30] 王援朝.胡禄源流考[J].中国历史文物，2009（06）：63～69.

[31] 梯亚阔诺夫.边吉坎特的壁画和中亚的绘画[J].美术研究，1958（02）：84～120.

[32] 康马泰.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M].毛铭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3.

[33] 杜朝晖.从“胡禄”说起-兼论古代藏矢之器的源流演变[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04）：90～95.

[34] 贠 琰.唐代射箭装备“胡禄”源流再考[J].体育文化导刊，2018，191（05）：130～135.

[35] 康中乾.论中国古代哲学情境反思的思维方式[J].中国哲学史，2018（03）：112～117.

[36] 魏 伟.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体育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

[37] 张唯中.弓箭学大纲[M].台北：逸文出版社，2016.

[38] 曾鹏程.国粹体育拉弓射箭浅说[M].手抄本，1936.

[39] 徐开才.射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0] 马廉祯.武学-中国传统射箭专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41] 周初明.古代射箭手部动作考略[J].东方博物，2007，22（01）：6～17.

[42] 崔乐泉.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J].考古与文物，1999（02）：77～83.

[43] 刘 朴.对汉代画像石中射箭技艺的考察[J].体育科学，2008，28（04）：72～83.

[44] 刘 朴.对汉代弓射技艺的研究：从汉画像石资料看汉代弓箭练习的各种动作[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24（10）：24～28.

[45] Dekker P.Using the Manchu Thumb Ring[J].S.P.T.A.’s newsletter TABS, Autumn 2011.

[46] Tian J, Ma J.The Way of Archery: A 1637 Chinese Military Training Manual[M].Atglen: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2015.

[47] 杨 宽.“射礼”新探，收录于古史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1965：310～337.

[48] 陈梦佳.射与郊[J].清华学报，1941，13（01）.

[49] 郝 勤.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99～201.

[50]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M].北京：中国社科院，1951：63.

[51] 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251～255.

[52] 姜 楠.射礼源流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6（06）：94～96.

[53] 王龙正，袁俊杰，廖佳行.柞伯簋与大射礼及西周教育制度[J].文物，1998（09）：59～61.

[54] 胡新生.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J].文史哲，2003（01）：112～117.

[55] 彭 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4：150～165.

[56] 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

[57] 张 波.古代中国和希腊体育竞赛历史文化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博士论文，2013.

[58] 马明达，马廉祯.寻找失落了的中华“射学”-读谢肃方《Chinese Archery》有感[J].体育文化导刊，2004（06）：73～73.

[59] 宗 争.射何以成道-游戏文化机制的符号学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7，43（02）：37～41.

[60] 戴国斌.从狩猎之射到文化之射[J].体育科学，2009，29（11）：79～84.

[61] 张君贤，戴国斌.君与君不与：射礼竞赛国家治理的文化逻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07）：139～145.

[62]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M].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9.

[63] 宫崎市定.中国史[M].焦堃，瞿柘如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78～87.

[64] 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M].谢辰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93.

[65] 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M].黄美蓉译.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72.

[66] 郭静云.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J].中国社会科学，2012（06）：184～204.

[67] 芮传明.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8.

[68] 王国维.胡服考[A].观堂集林（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28～533.

[69]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上海：三联书店，1962：1～20.

[70] 熊志冲.中国古代射柳活动综考[J].成都体院学报.1987（03）：33～36，40.

[71] 郭康松.射柳源流考[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2）：36～38.

[72] 王 政.元杂剧《丽春堂》《蕤丸记》与契丹女真人射柳风俗考[J].民族文学研究，2013（01）：109～115.

[73] 张元锋，李真真.射柳运动变迁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02）：181～183，188.

[74] 杨志林，孔德银.人类学仪式理论视角下的射柳功能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8（02）：133～136，158.

[75] 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02）：19～25.

[76] 梁志忠.清代东北满族“国语骑射”的保存与衰微[J].满族研究.1987（03）：74～79.

[77] 季永海.论清代“国语骑射”教育[J].满语研究.2011，52（01）：74～81.

[78] 孙 静.试论乾隆帝对“国语骑射”之维护[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33（04）：49～53.

[79] 张金金.浅论福州八旗驻防“国语骑射”的保持[J].黑龙江史志.2014（03）：312～314.

[80] 沈 林.从“国语骑射”到水师建设——兼谈广州八旗水师盛衰[J].满族研究.2012，106（01）：75～81.

Following the Frontiers and Promoting the Tradition: Literature Review of Significant Scholarships about Chinese Archery

YUN Yan1, CHEN Yushi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2.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Scholars from multiple field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Chinese archery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standpoints of those scholarships are also diverse. Thanks 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cademic and sporting practice of Chinese archery are both booming. In order to give the academic peers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ery, the authors review almost all of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according to “three factors of archery”which is a term referring to the constitutive media of Chinese archery.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aims at breaking the existing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nside the study of national tradtional sports, and calling for the genuine quality of humanitie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hinese archery; Traditional archery; Academic literature review

1007―6891（2022）06―0078―08

10.13932/j.cnki.sctykx.2022.06.16

G80-051

A

2022-04-25

2022-05-10

2022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凉山彝族地区传统射箭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传承发展研究》（SC22B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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