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视域中的当代文学地理学重构

刘小新 颜桂堤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作为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一个热点论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地理/空间问题日益成为中国文学研究诸多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及当代空间理论的崛起,为文学地理学的当代重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出版标志着空间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浮出水面;詹姆逊、哈维和苏贾等人将地理学方法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则进一步促成了文学性和空间性相结合。数十年来,后殖民研究亦构成文学地理学的另一重要路径,萨义德开创的“东方学”对我们思考帝国和殖民地理的物质空间如何浸入文化文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不断“发现或发明新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①罗伯特·塔利:《空间性》,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5页。而今,以空间为导向的文学研究,无论是文学地理学、文学制图学、文学地图学,还是在“空间转向”人文旗帜下的地理批评、生态批评,它们以各种方式关注空间、地点、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改变或重新定义了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构的宇宙,抑或是在现实与虚构的混合地带,重新审视文学与空间的关系都变得十分迫切且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位文学批评、历史与理论的方向。本文立足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整体性视域考察文学地理学的当代发展,探寻文学研究与地理学之间具有创新性的接触点,力图为文学地理学的当代重构提供批判性的反思可能和新路径探索。

一

在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术语最早见于1902年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在谈到书法、绘画、音乐、文学风格的南北迥异时,梁启超认为:“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于统一。”①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87页。事实上,“文学地理”这一概念并非梁启超自创,而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受到了康德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在欧洲,最早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是康德,他在《自然地理学》的导论中指出:“历史和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着我们的知识。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现象。后者按照研究的不同对象,又获得不同的名称。据此,它时而叫作自然地理学、数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时而叫作道德地理学、神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或者商业地理学。”②康德:《自然地理学》,《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现今,文学地理学的概念涵盖了不同的方向:地理测绘法关注的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空间背景,或为某些作品进行地理学定位;地理批评方法关注的是文本内部空间的呈现和意义指向;空间诗学方法主要关注文学创造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诗性关系的方式。在法国文学地理学家米歇尔·柯罗看来,这三种方法大体对应着文学空间的三个不同维度:“一是与真实地点的关联;二是一片‘想象的天地’或一片‘景观’的建构;三是文本自身独有的空间性。”③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6页。文学叙述与地理学二者携手合力,试图“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这一激剧变化的世界,并赋予其新的意义”。④王敖:《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王治田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双向互动,拓展出了文学地理学的新空间。

概而言之,21世纪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正逐渐呈现多元之势,成果日渐丰硕,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与理论建构受到重视,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意识逐渐形成。杨义、邹建军、潘正文、梅新林、王兆鹏、陶礼天、曾大兴、胡阿祥、王水照、陈庆元、张晶等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范畴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提供理论支撑。李仲凡指出:“文学地理学对地理学学理资源的借鉴,不仅需要系统、深入地学习人文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学科的主要思想、基本概念,并掌握它们的重要研究范式与方法,而且需要在此基础上,把学习和借鉴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地理学学科体系。”⑤李仲凡:《地理学学理资源在文学地理学建构中的作用》,《兰州学刊》2015年第6期。《文学地理学概论》《文学地理学原理》等理论著作的出版,将文学地理学提升到了学科建构与系统的理论高度,这标志着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已进入理论自觉阶段,自主知识体系意识逐渐形成。此外,诸多有关区域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笔谈、争论的开展,也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建树。

二是文学地理学逐步走向整体性研究,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的学科会通逐步形成,构建了文学史研究的地理空间视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整体性研究的代表作有胡阿祥的《中古文学地理研究》《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文学地理学会通》、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邱江宁的《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汪文学的《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周晓琳和刘玉平的《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李丰楙与刘苑如的《空间、地域与文化:中国文化空间的书写与阐释》、王敖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等。这些论著着重探讨文学地理学的整体演进,并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价值展开探讨。

三是地理批评或空间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被大量运用,地理批评范式逐渐浮出水面。在国际学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对空间的文本性和文本的空间性的研究兴趣已经发展为一种较为明确的策略。文学批评家们开始采纳地理和空间性的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芭芭拉·皮亚蒂在《文学地理学:场景、情节与奇幻空间》中分析了文学的地理空间,弗朗科·莫莱蒂在《欧洲小说地图册:1800—1900》中对文学地理学进行呼吁,塔利认为文学地理并不总是将“真实的”社会空间简单记录在“想象的”文本世界中。①罗伯特·塔利:《空间性》,第11页。法国批评家韦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真实和虚构空间》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地理批评”概念,集中关注空间、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动态关系,探讨实际地理与想象地理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作家转向文本中的“空间指涉”。杰米·费希尔和芭芭拉·门内尔合编的《空间转向:德国文学及艺术文化中的空间、地域和流动》一书,广涉地图、游记和地理学在德国文学、电影和新媒体的应用及艺术变体,以回应欧美文学界的空间研究盛况。意大利批评家弗朗科·莫莱蒂则将19世纪欧洲小说的大量文本归纳为两种批评图式:“文学中的空间”和“空间中的文学”。而这两种批评图式都表达了一种观念:地理不是被动的容器,而是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积极力量,深刻塑造着文学,它的介入为文学的意义建构增加了另一个重要的空间向度。②Franco Moretti,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1800-1900,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8,pp.3-24.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空间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和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文学地理批评做了大量引进与借鉴的工作,如《地理批评与文学地理学——评韦斯特法尔与柯罗的空间批评思想》《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地理批评宣言: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等,陆扬、梅新林、曾仲权、张蔷等的阐发与方英、袁莉、黄玲玲、王心彦等的译介都很有代表性,一些观点在研究界产生了论争,扩大了地理批评在中国批评界的影响,打开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空间。

四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盛行有效拓宽了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视野,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近些年来,地理学的视野、理论与方法在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得到高度重视和普遍运用,一个文学地理学的次学科或次领域——文学都市学(城市学)——的雏形正在形成。如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孙绍谊的《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储兆文的《文学城市:贾平凹小说的城市想象》、许秦蓁的《时/空的重组与再现》、陈晓兰的《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王德领和杨岸青编著的《中外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徐刚的《想象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张鸿声的《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1949—1976)》、徐国源的《空间性、媒介化与城市造像:文化诗学与城市审美》以及“上海文学发展报告”之《文学城市:想象与建构》《文学城市:文化想象与本土实践》等,共同绘就了绚丽多姿的文学都市研究景观,构成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场域。近期兴起的文学地图学,亦为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维度。

五是西方地理学理论资源的引进与译介取得了新突破,拓展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与思维空间。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以及空间理论领域新论著出版数量持续增长,重要的如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哈维的《希望的空间》《新帝国主义》《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新自由主义简史》《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爱德华·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米歇尔·迪尔的《后现代都市状况》、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麦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日常生活批判》《都市革命》《空间的生产》、多琳·马西的《世界城市》《保卫空间》和《空间、地方与性别》、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尼尔·史密斯的《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大卫·利文斯通的《科学知识的地理》、安·布蒂默的《地理学与人文精神》、柯罗的《文学地理学》以及韦斯特法尔的《子午线的牢笼——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当代艺术》等。这些论著既有我们早已熟悉的人文地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也涵盖了空间批判思想所影响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长期以来,文学的地理想象和书写都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重要产物。文学的地理书写受到各种各样的理论、观念与方法的影响,形成了文学地理想象与书写形态丰富多元的面貌。传统的文学地理研究深受社会历史批评的影响,社会环境与真实的地理再现构成了文学地理研究的核心要素。20世纪下半叶,地理环境决定论仍然占据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主流,地理书写追求真实性成为显著的表征。随着文化研究与当代空间转向的崛起,文学研究的空间批评与地理批评展现出新的可能性,曾经受到忽视的地理批评、生态批评正逐渐得到重视。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正走在传承创新之路上,并呈现出多元发展之势。

二

为何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地理学会出现兴盛的趋势?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当代复兴,为文学地理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领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及空间生产理论、地理学和城市研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再获关注。对城市化、环境、空间等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视角和理论支撑。近些年来,“空间生产”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马克思的空间生产观念经过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的继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思想潮流。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空间的生产》、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寻求空间正义》等,都从地理视角重新理解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空间生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论述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学地理学打开了新的可能与路径。

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新的突破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地理批评重新焕发生机。中国学界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取得了一系列成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艺与地理/空间关系问题的深刻阐释,使得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文学地理学重构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一方面,为文学地理学的传承兴盛提供了重要理论引领;另一方面,也为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新动力与科学方法论。

第二,21世纪以来地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文学地理学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长期以来,地图的绘制是认知世界或某一区域空间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理编码的数字图像激增,从传统的地图制作形式到而今交互式的数字地图平台如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的转变,对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助推作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地图引入了第一个数字地图;20世纪80年代,电子数据库系统与数字地图相连,支持多维数据变量的可视化显示,为今天运行的许多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包含了从数据挖掘到沉浸式虚拟现实显示,再到复杂的数学空间的一系列技术,这些技术被统称为“信息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可以超越实证主义的使用,并以创新和想象力应用于人文学科的未知领域。而人文学科的计算可通过合法化的技术实践和非文本的学术文物的创造,与视觉和表演艺术相结合。这表明,除了扮演工具性的角色之外,数字人文学科也带来了工具主义和技术等诸多方面的概念革新与拓展。有学者预测,系统地使用大规模的计算分析和文化模式的交互式可视化,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主要趋势。①Charles B.Travis,Abstract Machine:Humanities GIS,California:Esri Press,2015,pp.4-9.显然,地理信息系统已经并且将继续为文学地理学的当代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第三,20世纪末期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形成了一个认识论桥梁的两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为文学地理学的当代复兴开启了新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空间理论将文学地理学叙述重置于更为开放的场域之中。在空间转向背景下,文学地理学产生了诸多新变。根据安德鲁·萨克的考察,20 世纪末以来关于新文学地理学的思考中有两大互有交叉的路径:其一来自于以亨利·列斐伏尔、瓦尔特·本雅明、大卫·哈维、米歇尔·德·塞托和米歇尔·福柯等为代表的文化地理学家和空间理论家,他们侧重于探讨现代主义再现和处理社会空间的多元方式,如对城市、风景和建筑的描述;其二则是“通常受后殖民主义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影响,从全球地理和文学跨国运动空间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文本”。②安德鲁·萨克:《批判性文学地理学》,王冬青译,《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空间和地理的问题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激发了中国文艺理论界重视、反思与重构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热情。无论是秉承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地理学,还是取法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中国文学地理学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艺理论研究的疆界与方法。其将地理批评和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再次带入文学研究之中,使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只局限于纯粹的审美分析,而是将探索的眼光延伸到空间的表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杂互动之中。当然,这样的文学地理学重构,并非仅仅为了凸显文学中的地理想象与书写,也绝非要回到传统的地理学路径上。这一重构,必然是经过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洗礼之后重建的文学地理学。

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以及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异军突起,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地理学重构的重要历史契机。一方面,这不仅凸显了中国学界在新时代历史语境下推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与迫切性;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地理学重构的观念与方法营造了浓厚的理论氛围。如上所述,文学地理学的当代重构,既是中国学界对之前偏重于时间思维的文艺研究的纠偏与反拨,亦是对当下中国空间文化实践与审美表征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回应。同时,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也正是在理论探索与批判实践的汇通中,不断增强对当代文艺作品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力量。

三

在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地理学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重构当代文学地理学成为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当代文学地理学的重构,迫切需要相关领域的学者投入足够的心力和智慧。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再出发,需要重视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当代文学地理学再出发,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结合”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①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2022年4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2-04/25/c_1128593897.htm。这为我们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建构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一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同中国当代的空间文化实践相结合;二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论中的空间理论资源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同中国当代的空间文化实践相结合,首先要发掘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丰富地理学思想。《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述都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学思想与空间辩证法,正如哈维所指出:“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这些问题在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占据着显著的地位。”②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这些思想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世界的历史地理变化特征与人类空间文化实践。而今,地理问题已不仅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论述之中,而且成为中国当代空间文化实践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员、资金、信息在全球范围的高度流动,生产、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在全球空间形成了新的布局,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的空间文化实践丰富且意义重大,都市空间改造、绿色空间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新时代乡村振兴与规划等都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之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资源的有效挖掘与深刻阐释,为当代中国的空间文化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进而引领新时代文学地理学的创新发展。其次,要挖掘与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文论中的空间理论资源。在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学地理学研究既有传承也有演变,以其强大生命力形构了大量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地理学思想资源和理论论述。然而,这些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都深藏于海量的传统典籍中,有待进一步去挖掘、整理与提炼,在古今对话中返本开新才能真正构建文学地理学的自主体系。因此,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结合”重要论述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文论中的空间理论资源相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开创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新境界。

第二,当代文学地理学再出发,要重新锚定新的研究对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空间转向”以多种方式被推至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沿,如何从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整体视域重新思考、审视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命题。正如法国学者贝斯特·韦斯特法尔主张的,文学地理学的目的是“恢复参照物并重新评估空间在文学中的作用”,“简而言之,该是要考虑文学及其周边关系的时候了……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对文学空间表征的审视,而是考察人类空间与文学之间如何产生互动”。①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第4、13页。弗朗科·莫莱蒂也明确认为“地理学是文学发明与发展的最本质的一方面”,并赋予“文学地理学”以“双重目标”:“在文学中研究空间”和“在空间中研究文学”。②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第4、13页。因此,文学地理学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作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当代空间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学科相比,文学地理学更需要被放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视域中进行整体性观照,更需要在文学和地理学之间占据中间地位,从而在地理学与文学传统之间找到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接触点与接合部,才能真正开启新时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新领域与建构之路。

第三,当代文学地理学再出发,要进一步激活其跨学科特性与学科融合的活力。文学地理学作为发生在文学研究和地理学之间,并因此将文学研究和地理学联系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具有强大的跨学科活力。随着近年来文学地理学的不断拓展,其已不仅仅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融合,而且有效延展融合了生态学、环境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信息技术学等多种学科。罗伯特·T.塔利主编的《地理主义与空间文学研究》系列丛书即重点关注了空间、位置和文学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探索空间、地点和地图在文学及世界中的意义提供了新的可能。尤其文化研究的崛起,极大促进了阶级、性别、民族等要素与文学地理学的深度融合,大大拓展了文学地理学的新视域,衍生出了阶级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性别地理学以及空间女性主义等向度。在构建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征程中,阶级、民族、性别与空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文学地理:背景与叙事空间》《从美洲热带走向文学地理学:调查美洲热带——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的文学地理》《地理批评与空间文学研究——非洲的叙事地理学、绘制地缘批评与后殖民研究的交叉点》《空间人文——深度地图和空间叙事》《美国文学史:在美洲热带地区划分区域》《抽象机器——人文地理信息系统》等著述,为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研究向度。跨学科特性与学科融合的活力及其创造的新领域,为文学地理学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与图景。

空间女性主义的崛起,进一步打开了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性别与空间的关系新视域。以多洛雷斯·海登为代表,她通过对城市的日常生活提出疑问,论述了如何改变建成环境以减少男权主义对它的控制与影响。她尤其致力于“一个非性别主义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探讨,也即如何改变建成环境才能促进性别平等。莉斯贝思·拉尔森的《漫步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伦敦:文学地理学的调查》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法,其运用了文学地理学领域的理论工具来探索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写作和她构建人类主题的方式,阐明了地点和性别、阶级构成了角色必须处理、接受或挑战的生活条件。③Lisbeth Larsson,Walking Virginia Woolf’s London:An Investigation in Literary Geography,trans.by David Jones,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7,vii.而在《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一书中,弗里德曼探讨了全球环境如何影响我们对“本土”的思考。她指出:“‘地缘政治素养’将空间思维理论化,拓宽了传统地缘政治观念,而这种空间思维又可补充历时性所主宰的历史叙事。”①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陈丽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现今,全球范围出现的气候变化等现象更加深刻影响着全球地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邻里关系。如环境主义者所言,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关,而且并不局限于某个范围的生态系统和某个生物圈之内。文学地理学当代重构的表征纷繁复杂,性别、阶级、种族是三个无法绕过的支点,通过它们,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特质、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四,当代文学地理学再出发,要将空间表征与空间再配置问题视为核心命题。文学如何以美学的形式呈现/表述空间的表征问题?文学地理学如何呈述与揭示空间配置中的权力关系问题,如何在当今空间人文社会科学的视域中重新审视空间表征与权力的关系?这些无疑是文学地理学当代重构需要直面的重要命题。在《现代主义的地理位置》一书中,安德鲁·塞克和彼得·布鲁克指出了最近人们对地理和空间维度在文学与文化文本中的强烈兴趣。他们认为,西方地理思想和制图实践源于文学、艺术和科学追求的交织分支;从词源学上讲,“地理”这个词源自希腊语“地球书写”;而西方地理思想和制图实践的简史揭示了在文学地理学中协调空间及其多样的艺术、叙事和科学系谱的先例。②Charles B.Travis,Abstract Machine:Humanities GIS,California:Esri Press,2015,p.12.“想象的地理”是众多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根据巴亚尔的观点,文学地理学是作家无意识的“空间部分的投影”,作家们发明了“想象中的地理学”,他们重写空间,或者以美学的形式重组空间以让主体找到一个新的、非同凡响的灿烂的地方。③皮埃尔·巴亚尔:《如何谈论那些不曾到过的地方》,参见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第106-109页。在柯罗看来,“文学地理学从某种角度说,仍然是一部‘自我的地理学’”。④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第111页。文学地理学是由地理空间观念与文学空间观念的结合所构成的,其显然拒绝认为“文学空间”是一个可测量的容器空间。地理与文学,以新的空间意识汇聚在文学地理学之中,从而构成了新的空间关系。对此,在《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文中,我们曾指出: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地域理论,还是西方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和泰纳的文学社会学,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上都存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现今,文学地理学必须从环境决定论转向文化地理的生产理论,文学的想象和叙事广泛而有效地参与了“地方感”的编码与建构,参与了地理空间的生产。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的知识语境中,文学地理学还必须辩证地思考“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一重要课题。⑤刘小新:《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福建论坛》2010年第10期。

第五,当代文学地理学再出发,要进一步构建空间的政治关怀与伦理追求。政治维度是文学地理学不可忽视的重要之维,尤其是“空间正义”应当成为当代文学地理学的政治关怀和伦理追求。“空间总是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暴力,这些塑造着人类生活并驱使人类为了地理而斗争。”⑥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列斐伏尔将空间和空间的政治构建视为社会关系的表现,同时反作用于社会关系。他通过研究都市空间规划、权力导致的“中心—边缘”结构,揭示了资本的力量借助政治权力切割了人类共同体,从而剥夺了弱势群体进入都市的权力,造成了空间的“非正义”。福柯也揭示了边缘空间是作为中心地带的“他者”而存在,是被规训的“他者”。这种“边缘”与“中心”的二元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空间存在的不平衡权力关系,而且随着当今资本的不断扩张,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不仅构成了新的资本增殖来源,而且衍生成为阶级剥削的新花招,加剧了非正义。面对缠绕空间及其所衍生的政治问题,空间的政治关怀与伦理追求迫切需要纳入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视野之中。21世纪以来,以苏贾为代表的一批地理学家不断推进空间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研究。《寻求空间正义》即是苏贾从批判性的空间视角寻求社会正义的一种探索,正如其所言,“将批判性空间视角前景化并以寻求空间正义作为地理斗争的方法,不仅增加了开拓思考该主题的方法的可能性,亦能丰富现有的观点与实践”。①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第12、6页。在某种意义上,“空间正义”并非仅为“正义”增加空间的维度,也非仅为空间披上“正义”的外衣。“空间性地看正义之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对正义作为所有社会中关键因素和动力的普遍理解。它寻求的是提升民主政治和社会积极行动主义的更为进步、更可参与的形式,为动员和维护社会的内在联合,草根的区域联合,以及正义指向的社会运动提供新的理念。”②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第12、6页。因此,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再出发与重构,应当充分意识到文学地理之中的多层次交互关系,并以明确的政治关怀和伦理追求对空间问题进行批判性诊断,不断发现与阐发文学地理写作中蕴含或隐含着的丰富的“希望的空间”元素。

第六,当代文学地理学再出发,要进一步强化数字人文技术与文学地理学的关系思维。重视数字人文学为文学地理学带来的思想观念、技术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改变,这将为文学地理学重构打开新的研究空间与可能性。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阐述中,地理信息系统构成了一个抽象的机器,它不仅是一种图像制作技术,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促进信息传递、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技术。现今,愈来愈多的人文学科学者从制图学、信息技术的角度探讨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弗朗科·莫莱蒂开创了文学研究的原理图和马克思主义几何方法;芭芭拉·皮亚蒂从文学作品的虚构和实际位置的数字技术绘制出发,进行文学地理学研究;伯特朗·韦斯特法尔通过绘制真实和虚构空间的几何与哲学坐标,探索了自然地理、认知映射和文学的重叠领域;查尔斯·B.特拉维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棱镜,绘制了作家塞缪尔·贝克特1916年至1945年间在都柏林、伦敦和法国的早期生活。越来越多的著述开始探讨地理信息系统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如何进一步参与人文学科,并加深制图学、理论和文学之间的感知联系。③Charles B.Travis,Abstract Machine:Humanities GIS,California:Esri Press,2015,p.7.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已深刻渗透进当前社会生活的血脉中,新时代文学地理学的再出发与当代重构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一重要技术,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置于数字人文学发展的时代大潮之中,探寻知识生产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增长点。

四、结 语

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再出发与当代重构,业已成为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当代中国文学地理学将朝着多学科交叉融合方向发展,从而吸收借鉴文学社会学、地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信息科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诗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成果,不断拓展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疆域;同时,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也为当代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技术支撑和保障,文学地理学的信息化、技术化亦将是大势所趋。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地理学的再出发,将在新时代开辟文学研究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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