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信任、货币政策与企业商业信用

赵 鹏

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对提高企业治理质量、增加贸易与投资具有积极影响，并能促进组织间合作。商业信用是指商品交易时不采用立即支付货币资金的结算方式，而是以契约作为预期支付保证的经济行为。供货方提供货物后，购货方承诺在一定时期后支付货款，该承诺代表了一种信用，可视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合同[1]，其特点是没有金融中介或第三方提供担保。商业信用在很大程度上由供货方对购货方的信任程度来决定。因此，商业信用产生的前提是交易主体间具有信任关系。在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中，银行贷款流向民营企业的比例较低[2]，商业信用占企业运营资本的比重达93%，商业信用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作用明显。因此，研究地区间信任程度差异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具有较大现实意义。

本文以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地区信任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货币政策对地区信任与商业信用相关性的影响。

（一）信任及其经济影响

信任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特性，是人们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互惠的行为所组成的社群中分享的价值观和规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期待[3]，在组织与个人的社会交往、交易行为以及社会与经济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规则灵活多变、边界不清的情况下，信任可以一定程度替代社会规则和正式制度，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4]。

经济学者对信任的研究始于亚当·斯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社会道德和习惯对社会经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道德和经济可以共存。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道德基础是信誉或信任。信任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包括：①促进企业间信息交流和沟通，实现企业间的共享与合作，有助于降低交易难度，有利于企业持有正面预期，减少风险担忧，降低交易成本[5]。刁丽琳和朱桂龙研究发现，高信任能加强企业间信息交流的意愿，促进企业间的沟通[6]。②对国际贸易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信任在国际贸易的联系、合同签订和合同执行等各个阶段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Guisoetal等对欧洲各国的研究发现，信任与贸易开发高度相关，且欧洲各国间的信任差异影响着国际贸易，高信任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更加活跃[7-8]。而Capra和Karla等人研究发现，信任与人们的投资意愿正相关，有助于增加企业投资[9-10]。③有助于提高企业治理质量。随着企业边界不断拓展，现代企业相关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一种覆盖范围更广的信任关系。罗栋梁将企业治理带来的信任效果称为企业治理的公共信任，认为公共信任是信任的最高形式，其缺失将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并促使经理人为维持企业的公共形象而开展有效的公司治理[11]。储小平和李怀祖、李东升等研究了信任对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发现信任是家族企业治理和成长的关键因素，随着信任模式的发展，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相应向公众公司转变，并授予职业经理人一定的控制权[12-13]。李双建等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存在由社会信任至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14]。

（二）信任、地区信任度与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指付款行为与买卖行为在时空上的分离，具体包括赊销、委托代销、分期付款、预付款和延期付款。近年来，全球商业信用占企业总资产的平均比例达到15%，美国纳斯达克3550家非金融企业短期债务中有26%来源于商业信用，而中国这一比例则为13%[15]。

商业信用的前提是交易双方具有信任关系，但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下，商业信用却面临着坏账、延期支付等风险。这种信任源于供货方对购货方的组织信任和对商业信用行为所依托的制度信任。一方面，组织信任包括能力信任和声誉信任。其中，能力信任是指获得商业信用的企业所拥有的能被认可的相关资质、资源、历史业绩等，其依据往往是被信任企业的规模、上市时间、所在行业和盈利水平等，上述企业特征往往成为影响其获得商业信用的重要因素；
而声誉信任则是建立在企业诚信、组织文化与价值观认同基础上的信任，企业会计和企业治理具有对外传递企业信息、获得公共信任的功能。因此，高质量的会计报告和治理水平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信任，内控、审计以及会计信息质量对商业信用及信用方式具有显著影响[16-17]。另一方面，制度信任是指正式制度（法律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等）及亲近群体间普遍存在的非正式社会规范对行动者行为所产生的约束，其通过群体间的声誉传导机制促使群体成员守信履约。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提升整体信任程度，缓解交易过程中商业信用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供货方正确做出商业信用决策。

信任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福山认为儒家文化盛行的国家（如中国、日本）信任度低于其他国家；
张维迎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跨地区调查分析，发现不同地区的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2]10-11。就信任存在地区差异的原因而言，Dore认为信任来自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地区间文化差异；
福山则认为信任来自自愿性社会团体间的互动，一般情况下，团体内部信任大于团体间信任，不同团体的信任度各不相同且容易以地域为限，因此信任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
Kreps利用重复博弈模型研究得出，人们所追求的长期利益导致信任产生，其影响因素包括产权、社会中介组织、交易设施等，现实中上述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信任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张维迎分析了中国不同省份信任差异的形成机理，发现高等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交易频度、交通设施和城市化等因素差异是各省信任度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幅员辽阔、民族多元，各省间宗教、历史、文化和语言具有多样性，这些因素导致了地区信任差异[2]8-10。

地区信任度通过以下方式影响商业信用行为：其一，地区内商业交易活动发生时，高信任地区失信行为的“负信息”将快速传播，使失信企业成为区域内的“众矢之的”，声誉损失将远超守信成本，因此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如期履约概率较高，地区信任度往往成为所在地企业履约行为的一种约束机制；
反之，低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可能遭遇“劣币驱逐良币”；
其二，跨区域商业交易活动发生时，地区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声誉，因而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地区信任与商业信用正相关，即买方所在地区信任度越高，其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

商业信用模式包括应收（应付）账款、预收（预付）账款、应收（应付）票据等。不同商业信用模式的交易成本不同：在预付账款模式下，买方需提前支付一定货款，丧失部分资金使用权，该模式具有高交易成本；
在应付票据模式下，手续相对复杂且需承担票据利息，买方承担的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较高[18]；
相比而言，应付账款的交易成本最低。由于信任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因此买方所在地区信任度将影响卖方对商业信用交易模式的选择，进而影响商业信用的交易成本。买方所在的地区信任度越低，卖方认为其承担的风险越大，就会要求买方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地区信任度低地区的企业更多采用应付票据和预付账款等高成本交易模式。

（三）货币政策、信任与企业商业信用

货币政策影响着微观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在货币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行为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1．基于商业信用和银行信贷的替代原理，在紧缩货币政策下，社会资金供应减少，贷款利率上升，借款成本提高，企业转而求助于商业信用，因此商业信用将增加。石晓军、张顺明运用期权理论，对违约边界给定条件下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替代关系进行理论推导，并实证检验了中国市场的替代关系，发现应付账款对银行借款的替代率约为17%。

2．基于商业信用的二次配置功能视角，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延伸、转化和二次配置，在紧缩货币政策期间，银行授信额度有限，供应方能通过商业信用方式进行二次配置的资金量减少，商业信用也会相应紧缩。

替代观是基于需求方视角，认为在银行信用融资不足的情况下，商业交易中的购买方需要通过商业信用的方式间接融资；
延伸观是基于供应方视角，认为银行信贷资源受限会影响和减弱商业信用的二次配置功能。由于民营企业整体获得银行信用的难度较大，即使获得商业信用也不一定会减少银行信用的使用；
Ge和Qiu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所遭受的信贷歧视现象严重，其商业信用的替代作用不够明显[19]。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信贷市场分割现象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严重[20]，商业信用不足时的二次分配效应更加凸显：当银行信贷紧缩时，资信较差的企业更难获得银行信贷资金，而商业信用的提供方会将商业信用提供给其认为更可信的客户，客户所在地区信任度对商业信用的影响更加明显。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政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地区信任度对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的影响更加明显。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企业和ST企业等特殊样本后共获得4045个非平衡面板数据。企业特征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地区信任度指标来源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张维迎等）中的相关数据。

（二）变量及模型设计

1．变量设计

（1）商业信用的衡量

借鉴孙大超等人的研究，本文选用应付款项占营业收入比例衡量企业商业信用的使用情况[21]；
选用预付账款和应付票据之和占应付款项的比例衡量高成本的商业信用交易模式的占比，该比例越高，说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交易模式的成本越高。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王永进、江伟等学者的研究，改用总资产作为分母分别计算应付款项比例和高成本商业信用交易模式比例，对研究结果进行再次回归检验[22-23]。因此，本文共设计了四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apr1（应付款项/营业收入）、hmodel1（应付票据与预付账款之和/应付款项）、apr2（应付款项/总资产）、hmodel2（应付票据与预付账款之和/总资产）。

（2）信任的衡量

在选取信任的衡量指标时，本文采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地区信任调查数据（张维迎，2002），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加权赋值，得到各省地区信任水平指标[2]3。具体做法是：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500多家企业开展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汇总信任度最高的五个地区及其排序信息（问卷中所调查问题为“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并排序”），进而对各省所获得的排序数据进行赋值，获得第一位赋值5分、获得第二位赋值4分，依次类推。在此基础上，以各省份在各个位次的得票百分比为权数，对排序赋值进行加权求和，最后取自然对数，得到各省的地区信任指数。

（3）控制变量

本文选用企业资产规模（size）、成立时间（year）、现金流（cash）、固定资产比例（per）、银行贷款比例（bank）、未分配利润（unp）和新股与配股情况（seo）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其中：企业资产规模（size）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成立时间（year）为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两者对商业信用使用情况的影响方向比较模糊。主要原因是：规模大且历史悠久的企业通常具有良好的信誉，容易获得商业信用；
但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往往能够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因而减少了对商业信用的需求。固定资产比例（per）为企业固定资产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当该指标值较高时，银行可以通过固定资产评估企业的信用状况，或以固定资产为担保向企业发放贷款，同样降低了对商业信用的需求。

表1 变量定义

在资金来源方面，除商业信用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或者自有资金等形式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当所需资金总量一定时，企业从其他途径获得资金的能力越强，对商业信用的需求就越少。因此，本文选择银行贷款比例（bank）、股权融资（seo）以及未分配利润（unp）三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用来衡量企业的其他资金渠道。

最后，在设计货币政策指标（po）时，考虑到我国央行通常综合使用货币发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借鉴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的方法，本文将广义货币（M2）增长率、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作为三个中间指标，按照以下公式计算货币政策指标：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研究期内各年度的po值：2.7%、-2.3%、2.3%、19.3%、6.1%、-1.1%、3.5%。结合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本文将2009年和2010年定义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年份，将2007年和2008年定义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年份，其余为稳健性货币政策年份。

2．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模型1来验证假设1和假设2所关注的问题：地区信任是否对企业获得商业信用具有影响，是否对不同交易成本的商业信用交易模式选择具有影响。其中，应付款项比例（apr）作为被解释变量主要用来衡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利用模型1检验其与信任指标（trust）的关系，进而验证假设1；
高成本的商业信用交易模式（预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等）占比（hmodel）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衡量企业对不同成本的商业信用交易模式的选择，通过模型1检验其与信任指标（trust）的关系，进而验证假设2。在解释变量中，除了信任指标外，还设置了企业基本特征变量和资金来源变量两组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货币政策指数与信任的交叉变量po*trust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货币政策周期对地区信任与企业商业信用相关性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应付账款占比apr1和apr2的均值分别为0.1390和0.0792，中位数分别为0.0640和0.0628，说明样本企业使用商业信用占资产规模的平均比例为7.92%；
而高成本商业信用交易模式占比（hmodel1和hmodel2）的均值分别为0.1350和0.0688，比例较低，说明样本企业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交易模式；
信任指标（trust）的中位数为4.5664，高于均值4.1234，表明我国地区信任度水平整体较高；
银行贷款比例（bank）和未分配利润比例（unp）均值分别为0.3517和0.1649，表明银行贷款是企业经营的主要资金来源。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地区信任度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分析

表3左侧是以apr1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1）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地区信任度（trust）的相关系数为0.15，且在1%水平上显著，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地区信任度越高，所在区域的企业商业信用占收入的比例就越高。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预期基本一致。其中，现金流（cash）、银行借款比例（bank）的系数为负，说明企业在这些资金渠道比较畅通时，对商业信用的需求会相对降低；
但未分配利润（unp）系数为正，与商业信用正相关、与预期相反，可能的原因是未分配利润可能以存货或应收账款等多种形式留存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即使未分配利润较大，企业仍有可能存在资金缺口，进而需要使用商业信用。模型（1）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地区信任与商业信用的使用正相关，即地区信任度越高，所在地区的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

表3右侧是以hmodel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2）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地区信任度（trust）与高成本的商业信用交易模式选择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3，且在1%信任水平上显著相关），意味着地区信任度越低，基于风险规避考虑，授信企业可能采用更为保守的商业信用模式，如预收账款或应收票据，使得买方获得商业信用的交易成本更高；
反之亦然。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设2，这也与刘凤委的研究结论一致[18]71-72。

表3 信任对商业信用影响回归结果

2．货币政策对信任与商业信用相关性的影响分析

在验证货币政策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时，本文首先根据不同的货币政策年份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扩张、紧缩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年份里，模型（1）中的trust与apr1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06、0.013和0.007；
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年份中，信任（trust）的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其他年份。同样的，在扩张、紧缩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年份中，trust与hmodel1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0.008和-0.006，说明当央行推出紧缩货币政策时，地区信任度对企业采用高成本商业信用交易模式的影响更显著。以上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3。

表4 分组回归结果

cash -.107***（-8.606）-0.108***（-7.622） -0.109***（-5.245）-.089***（-8.331）-0.106***（-7.487）-0.040***（-1.978）per-0.120***（-11.747）-0.088***（-8.626）-0.064**（-2.605）-0.082***（-3.272）-.118***（-14.71）-.117***（-12.503）bank 0.032**（3.008） 0.136***（12.720） -0.297**（-1.315） -5.203*（-0.876） -0.015（-1.306） 5.405（0.356）seo 0.007**（1.397） -0.003*（-0.551） 0.002*（0.248） -0.004**（-0.446） .010**（2.869） -0.008*（-1.858）unp 0.007（0.376）0.025*（1.183）0.064**（3.023）调整R方：0.241-0.028*（-1.045）调整R方：0.104 0.048**（1.765）调整R方：0.053 0.005（0.314）调整R方：0.122调整R方：0.144 调整R方：0.118

其次，在模型（2）中加入交叉变量po*trust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以apr1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2）中，地区信任度（trust）与区域中企业商业信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apr1）显著正相关（0.007），而交叉变量po*trust则与商业信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apr1）显著负相关（-0.009），说明货币政策越紧缩（po越小），所在地区信任度（trust）对企业获取商业信用（apr1）的影响越大，假设3得到验证。

表5 货币政策下信任与商业信用关系回归结果

year -0.012*** -5.710 -0.011*** -4.698 cash -0.085*** -10.792 -0.108*** -12.387 per -0.114*** -19.237 -0.121*** -18.298 bank 0.211** -2.204 -0.882 -0.329 seo 0.009*** 3.201 -0.003 -0.971 unp 1.877 0.001调整R方：0.104 0.091 0.023调整R方：0.112

（三）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将被解释变量应付账款比例（apr）和高成本商业信用模式比例（hmodel）的分母改为企业总资产，再将重新计算的变量代入模型（1）和（2）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信任（trust）与应付账款比例（apr2）显著正相关、与高成本的商业信用交易模式占比（hmodel2）显著负相关，结果一致。此外，本文对主要自变量进行VIF检验，并没有发现模型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文研究地区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在高信任地区，企业的失信损失高于守信成本，因而守信是企业的最优选择；
而低信任地区可能存在的“柠檬效应”使得企业的守信成本大于失信损失。因此，授信企业更愿意向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且地区信任度越高，商业信用的交易成本越低。

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高信任地区的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更多；
而低信任地区的企业采用商业信用模式的交易成本较高（如预付账款、应付票据等）。货币政策对地区信任度和商业信用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期，地区信任度对商业信用的获取以及商业信用交易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由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加剧了信贷分割现象，商业信用提供方可获得的信贷额度有限，其通过二次资源配置机制对外提供商业信用的资金来源减少，因此会将有限的商业信用更多地配置给高信任度地区的相关企业。

在转型经济体中，企业的群体行为规范和地区的信任程度等非正式制度显著地影响着企业的融资能力与经济行为。因此，作为经济的基本单元，企业应诚信守约，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共建诚信良序的社会体系，提高所在地区信任度。这不仅有益于企业自身声誉提升，提高商业信用获取能力，也有利于打造良序发展的市场环境，降低交易成本。

本文的局限：信任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社会概念，包括能力信任、声誉信任和制度信任等，且各维度信任间的影响较为复杂。由于企业个体信任测度的复杂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以企业所在地区信任度作为信任的测度指标并展开研究，解释完整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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