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白人移民身份嬗变背后的帝国兴衰——麦克戈耶《归乡》的双重叙事进程

杨建玫

苏州科技大学

“肯尼亚文学之母”玛乔丽·麦克戈耶(Marjorie O. Macgoye, 1928—2015)是肯尼亚当代英裔白人作家，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仅凭艺术成就而言，麦克戈耶是东非第一代作家中的顶级作家”(Kurtz 2005: xix)。她博得了上至大学生下至儿童的广大读者的喜爱，出版有小说、诗歌和评论近十部作品。她的作品触及殖民统治、政治腐败、女性地位、底层生活等问题。小说《新生》(ComingtoBirth, 1986)获英国的辛克莱奖(Sinclair Award)(1)这一奖项专门颁发给那些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文学作品。，她也因此成为非洲文学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麦克戈耶的小说《归乡》(Homingin, 1994)曾获肯尼亚最高文学奖肯雅塔奖(Kenyatta Award)，以移居肯尼亚的英国白人女教师艾伦年老时的回忆为明线，描绘了20世纪30—80年代以艾伦和杰克一家为代表的白人移民在肯尼亚的生活变迁。艾伦在30年代末来到肯尼亚，帮助丈夫杰克和叔叔经营农场，后来到学校教书，直至80年代年老体衰，靠黑人女佣玛莎照顾日常起居。小说表达了肯尼亚白人移民从身份建构、身份危机到身份解构的身份嬗变主题。

《归乡》的身份嬗变主题构成了小说的“显性情节”，但在这一显性情节主线下还隐含着大英帝国兴衰的“隐性进程”。申丹(2015: 166)提出，“隐性进程是与情节并行的贯穿文本始终的叙事暗流”。“这股暗流既不是情节的一个分支，也不是情节深处的一个暗层，而是自成一体，构成另外一种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甚或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申丹 2021: 3)。在《归乡》中，麦克戈耶展现了20世纪肯尼亚的白人移民身份嬗变与英国殖民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将艾伦一家在肯尼亚的人生历程置于英国殖民史的进程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白人移民身份嬗变的背后，还隐藏着英国殖民统治由盛至衰的帝国逆写的叙事暗流。帝国逆写这一叙事暗流与身份嬗变的显性情节呈补充关系，共同构成了“隐性进程”。本文拟根据申丹的“双重叙事进程”(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理论，首先探讨麦克戈耶的白人移民书写和帝国逆写特质，然后从《归乡》叙事的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两方面展开，通过对显性情节的梳理挖掘小说隐性进程的脉络，从而揭示小说的多元主题关怀，解析她为肯尼亚的英国殖民体系瓦解谱写的一曲现实主义挽歌。

麦克戈耶属于“殖民流散”(2)“殖民流散”即“前往非洲的殖民者或具有殖民性质的白人群体及其后代”。可参见朱振武、袁俊卿(2019)。作家。她未遵循常见的后殖民流散迁徙模式，而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英国移居到肯尼亚，开始了在非洲的流散生活。她的生活经历具有文化杂糅性，这为她的白人移民书写打下了基础。麦克戈耶出生于英国南安普敦的一个白人家庭，1954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肯尼亚。1963年肯尼亚独立后，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公务员。在取得肯尼亚公民身份后，她到内罗毕定居，完全融入了丈夫的卢奥族大家庭，并因反感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拒绝接受白人享有的特权，直至去世。关于自己的身份，她说：“你可以把我看作是英国公民，但我自己却不这么认为”(Macgoye 1994: 17)。在肯尼亚生活的年代，大英帝国早已失去了昔日辉煌。她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亲历了20世纪英国殖民统治在肯尼亚由盛至衰的过程。在嫁到肯尼亚后，她对黑人文化产生了认同感，能够客观看待英国白人移民的肯尼亚生活，并思考大英帝国在肯尼亚的命运。

麦克戈耶的白人移民书写不同于英国殖民作家的“白人至上”思想，而是展现出她同情原住民的人道主义思想。她不像艾丝佩丝·赫胥黎(Elspeph Huxley)、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等白人移民作家一样去丑化非洲人形象或刻画刻板的原住民形象，她对原住民的刻画更为客观、友好。她所刻画的黑人玛莎是一位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玛莎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经济独立，并资助女儿接受教育改变命运。艾伦与她的原住民学生及家长关系融洽，对他们宽容仁慈、关爱有加，这些无不折射出麦克戈耶的人道主义思想。麦克戈耶从未将种族关系对立起来，而是通过艾伦对原住民的文化认同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殖民话语。

麦克戈耶对大英帝国的书写也不同于非洲本土作家的“帝国逆写”。像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瓦·提安哥·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等“同时承担反写白人和重新树立同胞形象这个双重任务”(颜治强 2007: 83)，他们批判英国的殖民统治，“利用反话语对殖民者进行批判、揭露、丑化”(阿希克洛夫特等 2014: 206)。以恩古吉为例，他主要批判独立前后英国的殖民统治，讴歌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斗争，而他刻画的英国殖民者大多是凶狠、贪婪的压迫者形象。麦克戈耶与恩古吉不同，她的白人流散生活经历和文化杂糅身份决定了她关注的并非肯尼亚本土的政治问题，而是白人移民的命运。为了避免因对母国“揭丑”而触怒同胞，麦克戈耶选择通过书写白人移民的身份嬗变来反映大英帝国的兴衰。她以隐晦的方式对大英帝国进行逆写，使得白人移民的身份嬗变成为大英帝国兴衰的隐喻。

麦克戈耶的进步之处在于她未公开为英国殖民统治唱赞歌，而是打破了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形象模式，这与她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在前辈作家生活的年代，英国的海外殖民如日中天；
到了麦克戈耶生活的20世纪，大英帝国逐渐失去了昔日辉煌。她作为历史见证人，亲历了20世纪英国殖民统治在肯尼亚由盛至衰的过程，尤其在嫁给肯尼亚原住民后，她对非洲文化产生了认同感。这些因素导致她能够客观地看待移民在非洲的生活，书写他们在非洲的惨淡人生及身份嬗变。《归乡》展现了以艾伦为代表的白人移民的身份危机及其对黑人文化的认同，解构了白人移民的尊贵身份，以隐晦的方式披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崩溃。

身份“是在特殊的社会语境与历史境遇中建构起来的”(Bennettetal.2005: 173)。在《归乡》中，杰克一家三代人在肯尼亚的生活随着大英帝国的兴衰而变迁。在英国白人移民尊贵身份的显性主题下隐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在肯尼亚的强盛统治的隐性进程。

二战前，白人移民的尊贵身份得益于英国对肯尼亚的殖民压迫和经济掠夺。1895年，英国政府宣布乌干达以东的英国势力范围为英属东非保护地(即肯尼亚)，基本上确立了英国在肯尼亚的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遭到重创，民众的失业状况严重，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需要大量人员去管理。1919年，英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白人退伍士兵定居计划”(Settlement of White World War I Veterans)，鼓励民众前往非洲定居，由此第一代白人移民开始到肯尼亚生活。1920年，英国政府将东非保护地更名为肯尼亚殖民地，随后殖民当局将大量肥沃土地无偿转让给不断涌入的移民，使他们获取了大量物质财富，殖民地的秩序更加稳定，殖民统治也得以巩固(杭聪 2010: 113)。在小说中，杰克的叔叔属于第一代白人移民，他作为一战退伍士兵在20年代来到这里经营农场，成为大农场主。像他一样，许多第一代白人移民把农产品运往英国获得经济收益，同时也维护了殖民地的统治秩序。

肯尼亚的第二代白人移民同样享有大英帝国强盛带来的尊贵身份。20世纪30年代他们因英国的经济大萧条去肯尼亚谋生，同样享有殖民当局给予的优惠经济政策。通常个人或群体从母国到异国后会处于边缘化的处境，但是非洲殖民史显示，那时白人“反客为主。他们在非洲买卖土地，设立办事处，制定法律，雇佣非洲土著人工作”(朱振武、袁俊卿 2019: 144)。每当移民与原住民发生利益冲突时，殖民当局往往偏袒移民，同时，当局也因移民维护其统治而获得相应的回报。在小说中，艾伦和杰克夫妇是第二代白人移民的代表。杰克作为白人至上论者，压榨原住民进行生产，获取了诸多经济利益，并确立了他在社会上的主导经济地位。不仅如此，移民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也促成了他们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艾伦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她的教师职业巩固了她的社会地位和主导文化身份。虽然她是在30年代为了逃避即将发生的战争才随丈夫来到这里，最初她并不习惯农场的生活，但是她在这里的地位使她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并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为此沾沾自喜。随着英国政府加大对肯尼亚的殖民教育力度，艾伦重执教鞭走上讲台，她的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归乡》通过表现第一代和第二代白人移民在社会上的主导身份，在叙事进程始端便揭示出移民的主导身份得益于大英帝国的兴盛这一叙事暗流，使得隐性进程与显性情节互为补充。艾伦的回忆中隐含着二战前英国殖民当局在肯尼亚建立的等级关系：由英国政府直接任命的殖民地官员作为所谓的殖民精英代表英国政府的权威，属于最高等级的殖民统治阶层；
比精英低一级的是像杰克之类的白人农场主和跨国公司员工，他们凌驾于原住民之上，地位仅次于殖民统治阶层；
而原住民则沦为社会底层的“他者”。这反映了西方传统殖民观中的中心与边缘认知范式，“这个中心/边缘认知范式展现了殖民时期的民族关系。殖民主义假定世界被划分为二元对立关系才得以存在，而帝国的建立在于一个稳定的等级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被殖民者作为殖民文化的他者而存在”(Ashcroft 1998: 81)。像杰克的叔叔和杰克夫妇之类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白人移民在肯尼亚建构了主导文化身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与大英帝国在肯尼亚稳固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这也就是E. 拉克劳(E. Clarao)所谓的“社会身份的构成是权力的行为”(霍尔、杜盖伊 2010: 5)。因而，艾伦的回忆显示，二战前白人移民不仅建构了尊贵的身份，而且在经济和教育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这隐含着英国强盛的殖民统治。

二战后，英国白人移民的身份随着肯尼亚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变化。“文化身份与所有具有历史性的东西一样，总是经历一定的变化发展。它们不是永恒固定在本质化的过去中，总是由于历史、文化、权力的作用而不断地变化”(Halletal.2010: 236)。二战给英国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和影响力，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进入了衰落阶段。这不仅意味着大英帝国的统治即将终结，也给海外移民带来了身份困惑，使他们面临不可逆转的没落命运和身份危机。移民身份危机的显性情节和英国殖民统治衰落的隐性进程平行发展，在艾伦一家的生活变迁中显现出来，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二战不仅使英国国内的民众备受战争之苦，也使白人移民笼罩在战争阴影里。小说虽未直接描述战火中的英国，但是艾伦对家人来信的回忆从侧面反映了二战给普通英国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伦敦遭到纳粹德国的轰炸后，人们忙于避难逃命；
杰克的妈妈被炸死；
艾伦的弟弟战死；
在肯尼亚的白人移民也未幸免于难，艾伦一家也被卷入战争。杰克被派到意大利作战，叔叔得病去世，这导致艾伦不得不放弃教书，去维持农场的运转。干旱导致农场的收成甚微，人们不得不想办法种植蔬菜。在农场实行配给制后，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所幸战争结束后杰克回家接手了农场的事务，艾伦得以重返学校教书。然而，杰克从战场上回来后，脑海里常萦绕着惨烈的战斗场景。战争的残酷给杰克带来了心理创伤，也折磨着艾伦，迫使他们反思自己的处境。

战后，白人移民在肯尼亚的文化身份更加不确定。艾伦回母国省亲的经历使她感受到了周围环境变化引发的大英帝国的衰落。她离开母国已十年有余，因思乡心切携子女返乡省亲，伦敦之行使她认识到大英帝国的辉煌已如过往烟云：战争使英国遭受重创，到处是战争废墟；
民众物质生活匮乏，情绪低落；
父母的气色也不好，父亲作为律师本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却生活拮据。虽然艾伦还像昔日一样向子女宣扬大英帝国的历史，但她明白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她还从生活在印度的姐姐那里得知，英国移民在印度殖民地的生活状况和她一样糟糕。看到英国需要重建时，她质疑英国的殖民地还能维持多久,与其他移民一样，艾伦的身份也处于变化与转化的过程之中。

返乡之行使艾伦对英国产生了疏离感，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对于离乡十多年的她而言，母国早已陌生。这次旅行归来后，“艾伦确认了一件事，那就是回去的是史密斯夫人……在肯尼亚她更自在，在英国则是陌生人”(Macgoye 1994: 95)。这意味着她认识到自己已失去原先的英国人身份，而且她的情感和思想也不再扎根于欧洲。显然艾伦已习惯于殖民地的生活，在感情上与肯尼亚已不可分离。她虽然和当地居民相处融洽，却“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始终不明就里”(Macgoye 1994: 98)，这说明她并未真正融入当地生活。对于移民而言，“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京媛1999: 6)。即使在英国殖民统治衰落之际，像艾伦一样未返回母国的白人移民仍难以接受其尊贵身份已不复存在的现实。肯尼亚独立前后，白人移民的社会地位日渐低下，艾伦经营的农场也日益衰败，她只好把剩下的田地全部卖掉。随着移民失去昔日“上等人”的尊贵身份，艾伦陷入了流散生活状态。

在艾伦的身份日益恶化的显性主题下隐含着肯尼亚社会的变革和英国殖民统治的衰落。50—60年代，许多深受殖民压迫的原住民越来越难以忍受英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揭竿而起，发起了“茅茅”运动，反抗英国殖民者的统治。1952年，爆发的 “茅茅”武装起义“是二战后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起义”， 也是“茅茅”运动发展的顶点(Ngugi 1981：
92)。原住民力图夺回原属于自己的土地，争取自身权益，白人移民也因强占肯尼亚土地并获得诸多经济利益而成为“茅茅”党人打击的目标。这一运动加快了大英帝国衰落的步伐。麦克戈耶虽然未直接描述“茅茅”运动，但是她描绘了那个时期艾伦感受到的紧张气氛和她对周围人的观察：她的一些雇工离开了农场，在她叙述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些人与“茅茅”党人有瓜葛。1963年，肯尼亚获得了政治独立，这意味着英国殖民统治在肯尼亚的终结。

肯尼亚的社会变革和英国殖民统治的终结给白人移民的地位和身份造成了更大冲击。他们被迫进行抉择：要么离开这里，要么留下来接受新的政权。艾伦不得不考虑自己该何去何从。首先，她深知故土难回。“是回到英国靠姐妹生活吗？如果真想回英国的话，当初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回去”(Macgoye 1994: 171)。面对居住地的抉择，她进退两难。尽管她一直保留有英国护照，但是作为前殖民地的移民，移居肯尼亚多年后，她对母国早已失去归属感。更何况她在英国从未缴纳过保险，即使回国也无法领到养老金，因而，“她从未自找麻烦，考虑重新获得英国公民的身份”(Macgoye 1994: 165)。然而，留在肯尼亚则意味着她将在原住民掌控的政权下失去白人曾经享有的权利，并放弃自己尊贵的身份。“身份可以随着个人身处语境变迁而不断发生复杂的变化”(卡斯特2006: 5-6)。在决定留在肯尼亚后，艾伦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她只有退休金和投资收入，只能省吃俭用，买便宜的食物，在重要场合才穿自己以前购置的高档服装。虽然艾伦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和结束两个时期，在两个国家生活过，却无法找到容身之地和自己的身份。“分裂文化身份是异质文化之间压制与抵制的文化政治造成的中产阶级文化自我的分裂。中产阶级主体成了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对抗的场所”(罗如春2016: 82)。艾伦徘徊在两种文化间，找不到归属感，处于身份分裂的状态。

以艾伦为代表的白人移民文化身份分裂的原因与英国在肯尼亚的殖民史息息相关。原住民在国家独立后获得了官方赋予的政治权利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移民失去了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这是移民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艾伦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认识到自己的优越感是她长期接受英国殖民文化的结果，“她现在明白了，是她自己对错误的事情大惊小怪，不去面对未来”(Macgoye 1994: 127)。于是滞留的白人移民的身份发生了逆转：他们很快被社会遗忘，成为社会的“他者”，他们的殖民者身份也逐渐被解构。

杰克和艾伦对肯尼亚发生的社会变革持不同态度，这导致他们的命运迥异。杰克虽然在肯尼亚生活了近40年，却始终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他虽已离开母国文化很久，但自视高人一等，从未融入当地生活。“茅茅”运动以后，当他意识到自己经营农场的日子不会长久时，便开始酗酒。他在肯尼亚独立那年去世，这标志着他的殖民者主导文化身份的终结。艾伦与杰克不同，她认识到了时代变革，并试图改变自己，但仍处于身份危机之中。肯尼亚独立后，艾伦试图在居住国找到自己的位置。面对英国殖民势力的衰亡，她决定留在肯尼亚，不再回到她早已陌生的母国。“她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她想要留在这里，并认为自己不会失业，她的学生也不会离开课堂” (Macgoye 1994: 150)。然而，纵然她有融入居住国的强烈愿望，但深入骨髓的白人至上思想使她不可能真正融入原住民的生活(Bittner 2008: 5)。她曾试图改变自己，但未能奏效。在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她远离当地人的生活，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精神也愈发萎靡不振。“如今她认识的人或离开了这里，或已离世。她倍感凄凉”(Macgoye 1994: 166)。艾伦无权参与肯尼亚的政治事务，看不到未来。她的儿女更是如此，最终他们都选择离开这片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女儿回英国做了护士，儿子去澳大利亚重找工作的理由是：“停几年像我这样的工作会全部由原住民做的”(Macgoye 1994: 154)。在子女相继离开这里后，艾伦与社会更加脱节，成为“自我流放”者，这也是大英帝国在肯尼亚的影响式微的表现。

80年代以后，在后殖民时期，年迈的艾伦靠玛莎生活，她对玛莎的依恋意味着她的文化身份被解构，而这一显性情节下隐含着英国与肯尼亚传统殖民关系的瓦解。这打破了白人与黑人的身份二元对立结构，即殖民书写中将自我和他者区分开来、白人与原住民对立的模式，反映了霍尔的观点：“去中心化和多元化成为后现代和后殖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二元对立的视角和结构得以根本改变”(霍尔、杜盖伊 2010: 25)。

随着周围原住民族群社区的建立，艾伦在人生的最后岁月进一步被边缘化。健康状况愈发糟糕，导致她完全与外界隔绝，靠玛莎照顾她的起居。艾伦对玛莎的依恋意味着她回到了婴孩的前意识时期，隐含着她对玛莎所代表的黑人文化的认同。“认同是个体主动进行的意义建构”(卡斯特 2006: 5-6)，而两人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身份在控制与被控制中被取消，双方都经历了认同立场的嬗变。“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陶家俊 2004: 38)。其实早在艾伦失去自己的身份之前，就对居住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艾伦对玛莎的认同感隐含着她想要融入肯尼亚的愿望，表明她所代表的英国主导文化身份与玛莎所代表的肯尼亚边缘文化身份的颠倒。她向曾经的“他者”玛莎妥协，她的生活通过与玛莎的联结而回到起点，显示出她试图在异质文化冲突中重构文化身份的努力。

与艾伦的身份解构形成对比的是黑人玛莎的身份建构，证明“身份是动态建构的，受种族、性别、阶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张琪 2017: 40)。玛莎的境况在英国殖民势力开始土崩瓦解时出现了转机。她到艾伦家做保姆，获得了经济独立，供女儿上学。随着她与艾伦的交往加深，尤其在女儿成为艾伦的学生后，两人关系更为亲密。肯尼亚独立后，玛莎因吉库尤族身份而改变命运，艾伦的日子则越发艰难；
玛莎不再是被殖民者，而艾伦则在社会上被边缘化，沦为“他者”。

艾伦和玛莎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关系被瓦解，两人的身份被改写，这就是霍米·巴巴(Homi Baba)所强调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依存关系。艾伦说：“我不觉得我们生活的地方与世隔绝。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中心可言”(Macgoye 1994: 163)。她的话否认了肯尼亚地理位置的偏远，还推翻了西方传统殖民观中的中心与边缘认知范式，即伦敦不再是帝国中心，被殖民国家也不再是思想和地理位置的边缘。艾伦在弥留之际恍惚感觉她的儿子即将出生，这是她新的文化身份诞生的隐喻。她的去世既象征着新时代的开端，又标志着英肯传统殖民关系的瓦解，因而，艾伦的身份解构颠覆了传统殖民关系中“中心/边缘”“宗主国/殖民地”以及殖民主体性的二元对立关系。

麦克戈耶作为白人移民，在《归乡》中，她在勾勒杰克和艾伦一家人的生活变迁时，揭示出白人移民从身份建构、身份危机到身份解构的身份嬗变和英国殖民统治的兴衰，小说的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相辅相成。白人移民的身份嬗变与大英帝国的兴衰同步，这也是20世纪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真实写照。因而，小说是个讽喻：艾伦的身份嬗变源于英国殖民统治在肯尼亚的兴衰，她的离世象征着英国殖民统治走到了尽头。白人移民的身份嬗变及其对黑人文化的认同使帝国中心边缘化、背景化，双重叙事进程平行推进，麦克戈耶以此为英国殖民体系在肯尼亚的瓦解谱写了一曲现实主义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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