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伍洛克盖娅假说的困境与拉图尔的重构*

刘 魁，任文雅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家詹姆斯·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①拉伍洛克（1919—2022）与拉图尔（1947—2022）都是对盖娅假说有深入研究的杰出学者，前者是盖娅假说的创始人，后者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对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进行了突出的改造。二人不幸于2022年先后去世，故特作此文，以为纪念。提出“盖娅假说”以来，“盖娅”就成为学术界尤其是生态界认识人与地球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模型。但是，盖娅的神话性质引起了学术界较大的争议，并被斥为“伪科学”“神话”“离经叛道”。为此，拉伍洛克与马古利斯（L.Margulis）等对盖娅假说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争议仍然不断，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从非现代主义立场出发，对盖娅假说又进行了重大修改，试图彻底消除其中神秘主义的“目的论”成分，把盖娅重构为地球的“关键带”与“生物膜”，进而就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提出自己的应对策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不过，从生态哲学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拉图尔对盖娅假说的重构以及生态危机的重释，仍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此，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盖娅（Gaia）原是古希腊的地母女神之名，后被拉伍洛克引用，用以阐释地球生物圈对于地球生命环境的调节与保障功能。为合理评估拉图尔对拉伍洛克盖娅假说的重构，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与反思拉伍洛克盖娅假说的演变及其学术争议与理论困境。

（一）拉伍洛克盖娅假说的演变

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盖娅假说的酝酿与诞生阶段（1961—1969）。

1961年春，拉伍洛克受邀担任第一个火星登月计划实验的工作者。这是拉伍洛克酝酿盖娅假说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此期间，拉伍洛克逐步转向对地球生命多样性的关注，进而提出盖娅假说，指出：“只有生物在一个星球上广泛分布，并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随之演化发育，它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下去的条件才能得到满足。这个由生物和它们的星球所组成的系统简称‘盖娅’，它必须能够调节自身的气候和化学状态。”[1]23

在此阶段，他认为，地球盖娅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具有自我调节性的整体系统，可以自主稳定地球的温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与地球生命的“保护神”，因此对气候变化持乐观态度。拉伍洛克在1969 年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科学大会上，向众多科学家介绍了盖娅假说，标志着这一假说的正式诞生。但是，在该会议上，盖娅假说遭到了学界的漠视。因为将地球视为一个超级有机体的观点与正统科学家对地球的认识相去甚远。在正统地球科学看来，地球本身只是惰性的被动运动的机械装置。不过，该假说赢得了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的认可。随后，马古利斯加入了拉伍洛克的阵营，他们开始合作，共同发展盖娅假说。盖娅假说的发展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盖娅假说的科学化阶段（1969—1982）。

尽管马古利斯同意拉伍洛克盖娅假说的核心思想，但是作为现代生物学家，她并不赞同盖娅是一个“单一的活的有机体”的这个提法，认为应该把盖娅理解成地球生态系统的总和，而不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巨大的生物。在她看来，“盖娅”这个隐喻会把对地球的理解导向女神、神秘主义或造成其他误解。对此，拉伍洛克作为现代科学家深表赞同，并与马古利斯展开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合作研究。1974年，两人共同对盖娅假说进行了修改，强调地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自适应的控制系统，生物圈通过自身维持有利于生存的稳定的大气环境。但是，这一假说仍然遭到了诸多非议和批评。因为大量研究表明，在盖娅的整个系统中，并不是单个生物圈而是整个地球系统在起调节作用。

针对科学界有关盖娅假说“目的论”的质疑，拉伍洛克在1982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生物矿化作用会议上，首次提出“雏菊世界”模型，证明“雏菊世界”的自我调节是一个自发的系统反馈，而非有目的性地促成系统稳定的结果，对所谓的“目的论”批判进行了科学而有效回应。盖娅假说由此开始得到科学界的广泛赞同，标志着这一假说的发展进入科学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拉伍洛克对于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持乐观态度，认为盖娅可以通过自我调节，使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由此出发，他认为，面对当前的气候变化，我们不必悲观，可以充分相信地球盖娅能够通过恒温机制保护地球的生命。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一直受到盖娅这个行星系统的保护，即为地球表面降温。

第三阶段是盖娅假说的转型阶段（1982—2006）。

受20 世纪下半叶二氧化碳排放失控、气候变暖恶化等因素影响，拉伍洛克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1988年《盖娅时代》（The Ages of Gaia）、2006年《盖娅的复仇》（The Revenge of Gaia）的出版，标志着盖娅假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阶段，拉伍洛克强调盖娅也是一个生命体，随着岁月的增长，其对环境温度的调节能力也在逐步衰退，对人类的大规模排放二氧化碳行为感到愤怒，由此产生了报复心理，从地球生命的“保护女神”变成了人类的“复仇女神”，对人类的未来前景从乐观主义转入悲观主义阶段。拉伍洛克认为：“处于内稳态的系统可以承受各种侵扰，并且能努力维持适宜的状态。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系统或许可以吸收过量的二氧化碳及其带来的热量。但是，人类一直在干预，除了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外，我们也在不断砍伐构成植物生命的一部分，即森林。”[1]185最终人类的活动破坏了盖娅的动态平衡，导致盖娅“患病”。同时，随着盖娅的衰老，她变得脆弱，人类在这种不适合的时刻向大气增排二氧化碳，导致年迈的盖娅很容易瓦解。因此，拉伍洛克认为当下地球最大的威胁是过热。在这个阶段，拉伍洛克对盖娅持悲观态度，认为人类濒临灭绝的危险，是盖娅对人类复仇的结果。

第四阶段是盖娅假说的成熟阶段（2006—2022）。

进入21 世纪，人类既面临着生态危机的现实挑战，也迎来了智能革命的空前发展。受马古利斯等人的影响，拉伍洛克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以及盖娅的自稳定特征探讨人类的未来前景，盖娅假说进入了新阶段。2019年，拉伍洛克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出版的新著《新星世——即将到来的超智能时代》，标志着拉伍洛克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盖娅假说的最新拓展。

按照拉伍洛克的看法，面对炎热的地球环境，盖娅为了保护地球生命，人类终将被半是生物半是电子物的“赛博格”所取代。赛博格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保留人类，并与人类合作，共同投入到给地球降温的行动当中来。[2]111这样，地球文明在“人类世”之后，终将进入“新星世”阶段。在“新星世”阶段，人类将为“赛博格”所取代。“新星世”开启的关键是“赛博格”使用计算机进行自我设计和自我制造。在此阶段，人类对地球的主导地位将迅速走向终结，未来的主导者将不再是人类，而是“赛博格”，它们将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自己，其智能将远远高于人类。[2]89这就是拉伍洛克眼中人类的未来前景，也是他对盖娅假说的彻底改造。

总之，在此阶段，拉伍洛克对人类以及地球生物的未来持现实主义态度，不再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感到悲观，而是通过“赛博格”“新星世”为人类的未来探索出了一个新的发展前景，盖娅假说由此走向成熟。

（二）盖娅假说引起的争议

2022年，拉伍洛克离世，其作为盖娅假说的创始人、倡导者对盖娅假说的改造落下帷幕。但是，学界对盖娅假说的争议并未停止。有的争议随着盖娅假说的完善得到解决，有的争议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拉伍洛克对学术界的不同争议进行过多次回应，但是一些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作出不同的回应，有人赞成，有人质疑，也有人继续探索。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围绕拉伍洛克盖娅假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盖娅假说是否带有伪科学性质与目的论倾向；
二是盖娅假说是否与进化论相悖。

盖娅假说发展的早期，批评者认为盖娅假说具有伪科学性质和目的论倾向。这主要是针对拉伍洛克提出的“地球是活的”“盖娅可以自我调节，使地球处于动态平衡”“地球是超级生命有机体”等观点。许多生物学家认为，这一观点带有伪科学和目的论的性质。拉伍洛克也承认这个理念在科学上是不确定的，“地球是活的”只是在生理学意义上是对的，而地球也只在有限意义上是活的。对此，唐海萍、陈海滨二位学者认为：“最极端形式的盖娅假说基本上已被摒弃，尤其是像地球超级生命有机体那种明显带有目的论的说法。”[3]总之，拉伍洛克关于“地球是活的”的观点并不被学者们接受。

也有学者认为，盖娅假说中调节气候及行星层次上的化学组成，是一个需要预见和计划的行为。薛勇民将盖娅发展分为五个版本，他认为版本三（内稳态盖娅）和版本四（最优态盖娅）使得盖娅陷入目的论形式：“目的需要主体有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规划：需要主体指向某事物，它的前提是意向性。意向性在意识的范畴以内，如人类制造航天飞机，大象寻找水源等。”[4]但是，拉伍洛克本人否认盖娅假说具有目的论性质，他设计的“雏菊模型”有力地回应了学者们对盖娅具有目的论倾向的质疑与批判。

关于盖娅假说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否相悖，学术界也没有定论。众所周知，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不过，拉伍洛克认为生物不仅适应环境，还会根据自身需要调节环境，使环境适合自身生存。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生物处于被动状态，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在拉伍洛克的观点中，生物处于主动状态，不仅改变自身，还改变环境。拉伍洛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受到自己发明的可以侦测化学产品仪器的启发。通过仪器，拉伍洛克发现化学产品散播全球，改变了我们生存的环境。他认为，既然人类可以在短时间内运用化学产品改变环境，其他生物在地球上存在上亿年，也可改变环境。演化论者批评拉伍洛克并提出相反论证。他们认为没有人说得出为何地球这生物体能够在众多行星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国内学者们对此也十分关注。刘华杰指出：“拉夫洛克等人仍然从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把盖娅设想成一种超级生命。”[5]这与达尔文进化论并不完全一致。国外学者威廉姆斯（George C.Williams）则认为，是“生命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适应生命”[6]。面对学术界的批判，拉伍洛克作出回应。一方面，拉伍洛克否认盖娅假说和达尔文演化论相悖，认为盖娅假说是完完全全的达尔文主义的，是对达尔文演化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拉伍洛克表示生物学家的批评是诡辩而非科学，他们将达尔文的话奉为圭臬，违背了皇家学会创立者的格言：不盲从权威。

对于拉伍洛克在新著中发表的“新星世”学说，学术界许多人给予了积极的响应，认为他以盖娅为地球生命拯救的主体、以“赛博格”与“新星世”为具体路径，为人类在气候变暖恶化背景下的黯淡前景指出了新的光明未来。但是，对他提出的超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景预设，以及对盖娅拯救地球生命能力的坚信，许多人半信半疑，拭目以待，固然无可奈何，也只能接受。但是，也有许多人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在心理上总是耿耿于怀，试图沿着外太空拓展、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能源发展等视角，延续地球人类文明的辉煌发展。

在对盖娅假说的研究与改造过程中，当代法国哲学家拉图尔的工作最有创造性，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了澄清拉伍洛克盖娅假说中的谜团，拉图尔曾专程拜访拉伍洛克，进行了深入探讨。拉图尔认为，当前很多学者对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存在一些争议恰恰是由于误解而发生。为此，他在澄清相关迷雾的同时，也基于自己与其他学者共同构造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盖娅假说进行了理论上的重构与改造，把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反思

拉图尔对“盖娅”的理解主要来源于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但又存在明显不同。受米歇尔·赛尔(Michel Serres)的影响，拉图尔从非现代性的视角出发重新阐释盖娅假说。在阐述拉图尔盖娅思想之前，必须说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容。

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关系，认为人和非人之间既不存在主体-客体之分，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共同演进。

拉图尔所理解的行动者，不仅仅包括人类，还包括非人类。这些“行动者”就像蜘蛛网上的“结点”，在他们共同编织的网中，没有所谓的中心，没有主体-客体的对立，每个“结点”都是主体，是一个可以行动的行动者。赛尔的关系哲学对拉图尔影响很大，尤其是“关系优先”的思路。在拉图尔构建的行动者网络中，“无论人还是非人都是在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实践关系网络中被定义”[7]。关于网络，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曾这样说道：“为了能够在不同的情形中自由地来回穿梭，我们依赖于转译（translation）或者网络（network）这类概念。网络，比系统这一概念更加有韧性，比结构这一概念更富历史性，比复杂性这一概念更富经验性，这一观点将是我们摆脱这些错综复杂之情形的阿里阿德涅线团（Ariadne"s thread）。”[8]4拉图尔引入“网络”这个词就为了突出人类和非人类平等的关系，抛弃现代社会对其二元对立的划分。

行动者网络理论正体现了拉图尔的非现代性思想。他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指出：“现代性通常都是以人类主义（humanism）为基础进行界定的，当然，有的定义是为了庆祝‘人’的诞生，有的则是为了宣告‘人’的终结。但是，这一惯例本身就是现代式的，因为它保持了一种不对称性。它忽视了‘非人类’——物，或者客体，或者兽类——的同时诞生……”[8]15这种不对称性正是拉图尔所反对的。因此，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处处可见拉图尔对非人类的重视。而他在回应盖娅假说争议时，也正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

（二）拉图尔对拉伍洛克盖娅假说争议的回应

拉图尔对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充满兴趣，甚至是钦佩。他在《面对盖娅》这本书中就直白地表达过，当时有位老朽的独立发明家称盖娅假说是伪科学，并劝说拉图尔不要把它当真，不要高调承认自己对拉伍洛克的书感兴趣。但是，拉图尔抵抗住这些劝说，依然把焦点放在盖娅身上，发表演说，甚至写了以盖娅为主题的剧本。拉图尔把盖娅假说受到如此多质疑的原因归于现代主义强迫我们按照自然文化分割的架构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盖娅不属于现代主义的框架。它本身就是将矛盾集合在一身，兼容了两种相反的分析：一个是拉伍洛克站在火星的视角看地球，一个是马古利斯从最微型、最古老生物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在评价盖娅假说时，拉图尔告诫人们必须要谨慎。

拉图尔认为，盖娅假说存在争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学者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假说。拉图尔在拜访拉伍洛克时说：“因此我便理解那些解释盖娅理论的人所犯的错误。他们不是太快拒绝这理论，就是太热情拥抱它。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结果都直接为它投射了某个地球的形象——全球、自然，或自然秩序——完全没考虑过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对象，我们必须因此而全面检讨过去的科学观念。”[9]29由于盖娅原是希腊神话中女神的名字，因此，人们会将地球想象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甚至有人会把盖娅假说中的盖娅和某种信仰相联系。实际上，拉图尔认为这种误解一直存在且连续不断。盖娅在神话中是复杂的，而在拉图尔的观点中，她是混乱大于和平。这个理论就像名字一样是充满不幸的。一些严谨的科学家们想用地球系统科学来避开盖娅。但是，拉图尔对“系统”这个词持否定态度，把它当作古怪的动物，并引用赛荷的话“认为科学纯粹到不含神话，这样的想法才是最纯粹的神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批判者批评拉伍洛克引用非人类并视其为主要角色的观点。他们认为非人类是被动事物，不具有主动性。对此，拉图尔否定了批判者的观点，为拉伍洛克辩护。拉图尔认为非人类具有主动性，正如巴斯德在实验中发现酵母并证明酵母看似只是灰色斑点，很难指出它是特殊物质，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却是能动者，扮演着主要角色。这打击了相信自然发生说的人。巴斯德证明了存在的只有培养基，人们可以在里面接种微生物，也可以让其保持在无菌状态。拉伍洛克也是如此，他打击了相信自然平衡说的人，颠覆了能动者既有的秩序和阶级，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元素，也会因为看不见的角色而活跃。自然界里的东西都是能动者。拉图尔赞同拉伍洛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与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契合。

演化论者批评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与进化论相悖。对此，拉图尔否定了演化论者的批判，认为盖娅假说存在与达尔文主义叙事相容之处。演化论者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生物为了更好的生活要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拉伍洛克的观点是生物不仅仅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们同样也会改变环境，让环境适应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拉伍洛克认为物种与其环境紧密耦合，而且作为一个系统演化。地球上的能动者不是砖块，不会只是一块叠着一块，他们会调整自己的邻居，以此增加生存的希望。因此，拉图尔认为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生物会适应环境的变化，不同之处在于拉伍洛克还强调了生物为了更好生存会改变环境。每个能动者都是为自己工作，没人要求他们为了整体放弃自己利益，能动者改变环境也只是为了自身更好的生存。此外，达尔文主义者还错误地把盖娅理解为整体，认为拉伍洛克偏向整体。实际上，拉伍洛克不仅放弃了部分的概念，而且也放弃了整体的概念。

拉图尔认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生物扩张、成就和发明的结果。这一方面证明地球是活的；
另一方面也证明地球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和生命体的行为息息相关。就像蚂蚁造窝，如果没有蚂蚁的存在，窝也不会存在。所以，拉图尔认为盖娅的构思不是为了显示“地球是活的”，是和其他星球不一样的存在，而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生命是如何塑造自己生存的世界。

（三）拉图尔对盖娅假说的重构

拉图尔重构盖娅假说是为了用盖娅代替自然。拉图尔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自然是预先设定的自然，这种自然和社会是二分的。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主客体二分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拉图尔坚持非现代性思想，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未现代过。在拉图尔看来，现代性不是一种时间概念，而是一种预设，将自然和政治对立起来。就像柏拉图的“洞穴假说”，人们设想出洞穴内的世界和洞穴外的世界，洞内是人们被镣铐孤立着，生活中到处是偏见与谣言，他们在黑暗中争论不休，洞外是客观的事物，它们没有生命却真实存在，它们没有争论一直沉默。这一隐喻只在预先设计的洞穴背景下成立。因此，这种“自然”是预先确定的“自然”。实际上，生活中政治和自然是混合在一起的。

在拉图尔那里，“‘自然’不是指一种现实领域,而是指简化为尾闾议会（a rump parliament，残缺议会）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功能，指用来建构必然与自由、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关系的某种方式，指分配语言和权力，区分事实和价值的一种隐匿程序。”[10]因此，拉图尔认为，政治生态学应放弃预先确定的“自然”概念，打破自然和政治的对立。按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他们相互作用，在网络中因缘际会地构建科学。这样，人不是为自然立法，与自然只是相互联结的关系，没有层级之分，传统的“自然法则”概念也随之消失，此时自然与社会的分离也不复存在。按照拉图尔的看法，当我们放弃对经典的“自然法则”的追求，意识到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作用的、平等的关系时，就能用非现代性角度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在拉图尔看来，当前的生态运动存在着严重弊端，看似保护大自然，实际上并没有抛弃原初的、没有人类干预的“自然”这种充满现代性的概念，反而是在保护预先被设置的自然，以致生态运动陷入困境。所以，拉图尔呼吁人们要抛弃传统的“自然”概念。

实际上，拉图尔理解的盖娅与拉伍洛克盖娅假说中的盖娅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拉图尔认为盖娅是地球的表层，是人类和非人类生命活动的地方，只占据薄薄的一层膜，厚度不超过几公里，是临界区的纤细包装。在拉图尔的观点中，盖娅不是全球，也没有球的形状，而且还是有限的。东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君玫教授曾经很精确地总结了拉图尔理解的盖娅。他认为：“盖娅也是大地的脸，就像我们的生物圈，这个行星的薄膜，一连串不曾停歇的连结和事件……这张脸，也就是盖娅，做为我们的栖居之所，从来就不是那被我们称为‘地球’或‘大地’（Earth）的一整个行星，而是这座行星浅浅的表层。”[9]11-12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明白拉图尔将盖娅具体到地球的表层。拉图尔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将眼光从全球乃至其他星球转移，重新关注大地，着陆大地。但是，在拉伍洛克的观点中，盖娅是能够调节自身气候和化学状态的系统。拉伍洛克的合作者马古利斯也认为：“盖娅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这一系列生态系统在地球表面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唯一的生态系统。”[11]

第二，拉图尔认为盖娅无法充当巨型恒温器，调节整个地球的温度。但是，拉伍洛克认为盖娅能够保持自身气候和温度的稳定，具有内环境稳定性。人们在拉图尔的著作《面对盖娅》中可以看到详细的陈述与解释。拉图尔在拜访拉伍洛克之后，将两人的会面过程及自己的体会写了出来。他这样写道：“盖娅并非巨型恒温器，也不是什么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e），可以用来代替神话里的大地之母（或晚娘）。在我眼中，所谓面对“盖娅”，应该是指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根据生物和地球的关系来重新定义他们，而非乞灵于某个更高或预先决定的自然秩序。”[9]24早在拉图尔的另一本著作《自然的政治》中，他就主张打破预先设定的自然。这里他再一次重申，我们不应该寻求预先决定的自然秩序。在拉图尔的观点中，盖娅的构思是要我们认识生物的奇妙过程，了解他们是如何塑造自己的世界。

第三，拉图尔认为盖娅的运行方式不像控制系统那样开始于控制室，也没有最高分配者，盖娅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是一种历史化能力。按照拉伍洛克的观点，盖娅是演化系统，系统中的自我调控是自动的。但是，拉图尔认为盖娅的变化是对我们行动的回应。盖娅不是滋养我们的温柔、包容的母亲，也不是冷漠的后母，不会任人占有，也不会扮演至高的权威。她不会干涉我们的所作所为，但却会对我们的行为作出反应。因此，拉图尔认为盖娅的演化并不是自动的，而是对我们行为的回应。

正因如此，拉图尔认为，依靠盖娅不能拯救地球，也不能应对生态危机，只有人们自己行动起来，联合非人类，才能应对生态危机。对于当前人类的行动，拉图尔认为并不到位。因为人们面对生态危机时的表现是冷漠的，人类将眼睛闭上，消极观望着生态危机，仿佛危机与自己无关。行动者的行为牵动着盖娅，人类和非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周围的环境。对此，胡翌霖给出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拉图尔的盖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叙事方式和重新组合不同行动者的方式，是一种将所有行动者及其关系都呈现出来的新尝试”[12]。

从总体上看，经过拉图尔的重构，盖娅假说具有了如下新特征。第一，盖娅具有复杂性：拉图尔认为盖娅与人类设想的自然不同。人类设想的自然具有丰富的特征，例如带有宗教色彩、道德色彩、政治色彩，但是盖娅不具备这些特征。盖娅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不仅包含生物与非生物，还包含有生命的元素和无生命的元素，这正是盖娅复杂性的表现。拉图尔强调：“我们必须懂得，我们与非人类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人类既生在其中也由其构成。”[13]因此，盖娅不能为人类所征服，因为人类只是盖娅这一集合体的组成部分。如果人类一直危害盖娅，那么最终受伤害的只是人类，而盖娅并不会因为人类的灭亡而消失。

第二，盖娅具有有限性：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将眼光从地球转向宇宙，尤其是望远镜的发明打开了人类的视野，但是盖娅是地方性的。从空间上来看，拉图尔思想中的盖娅尤指“关键带”，也就是异质的近地表环境，是地球表面从植被冠层到风化层底部之间的一个薄层，是生命形式活跃的地方。拉图尔认为盖娅不等同于地球，因为盖娅只是地球表面薄薄的一层，没有地心，也没有大气层，盖娅只是人类生活的地方。在《着陆何处》这本书中，拉图尔将关键带视为人类的着陆之处，是生态环境危机下人类唯一的家园。拉图尔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现代性危机。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客体二分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分割，人改变环境，环境塑造人。可是，生态危机下的人类变成与历史无关、抽象的人，并企图压倒自然。因此，如今的生态危机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所以，拉图尔在应对生态危机时，将重点放在人类活动最频繁的最关键的地带，也就是他所说的“关键带”。此外，拉图尔认为，“人们可通过构建一个观察网络，对关键带进行密切观察。他强调，面对一个如同旋涡般的‘自然’，我们已不能通过技术掌控而扭转现状，但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做出抗争”[14]。

第三，盖娅具有敏感性。盖娅会对人类的行为做出敏感的回应。敏感意味着快速侦测并回应微小的变化、信号或影响。人和盖娅之间的关系是人在盖娅之中，却和盖娅处于对话、相互影响和相互构建的状态。拉图尔一再强调：人类无法征服盖娅。面对生态危机，他认为人类只有回归地面才能继续生存，并创造了一个新词——“地面人”，即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地面人探索地球，并不是要发现新世界，而是要学会倾听地球，学习如何更好地成为地球上的居住者，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学习如何与非人类相处。人类已经清楚地明白自身的处境，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能使人类主宰地球，所以，为了更好地生存，地面人更需要关注地球和其他生物。

总之，经过重构后，拉图尔的盖娅思想与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产生了很大区别。拉图尔将盖娅理解成地球表层，将盖娅的变化理解为对人类行动的回应，提出了解盖娅更重要的是了解生物如何塑造他们的世界的观点。而拉伍洛克理解的盖娅是能够自我调控的系统。两人的理解明显不同。拉图尔想告诉我们：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只能和非人类一起生活在地球上。

目前，学者们对拉图尔盖娅思想的评价不一。N.凯瑟琳·海尔斯、韦施伊、王峰、洪晓楠、钟晓林、张惠青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剖析与反思。盖娅思想是拉图尔应对生态危机作出的尝试，正如他在面对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时提醒我们应该谨慎，面对拉图尔的盖娅思想，我们同样也应该谨慎。

第一，拉图尔提出构建行动者网络，聚焦人类和非人类的共同作用。在拉图尔的观点中，网络意味着相互关联，但不是两相分离。建立行动者网络不是将人与非人、自然与政治简单相加，而是要考虑人与非人关系的多样性。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的困难是言说能力的障碍。对人类来说，公民在说话时，往往会被某种更高权威的言说噤声；
对非人类来说，事实被认为是沉默不语的，但是，它却可以通过科学记录中的数据、图表和文字“说话”。因此，需要代言人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将人类与非人类的意见表达出来。当人类和非人类共享言说能力和社会角色时，他们将能够重新开始谈判以聚合为共同体。这种观点和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点相比，是一种超越与进步，体现为拉图尔将被忽视的非人类带入人类的视野中。但是，在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并不是发挥着同等的作用，他们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拉图尔试图将人类和非人类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却对他们在行动者网络中位置、能力与生态位的差异关注不够。

第二，面对生态危机，拉图尔将视线落在地球的“关键带”上，也就是人类与非人类活动的地球表层。拉图尔此举虽然突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重点，但是抛弃了全球视角，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从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资本主义掠夺性的生产方式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15]，他们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进行无休止地扩张，将自然视作利润的工厂。但是，自然本身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无限性发生冲突，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而拉图尔在分析人和自然之间割裂的关系时，忽视了资本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人类世”和“资本世”之争。马尔姆、摩尔等人建议用“资本世”代替“人类世”，原因是“资本世”更能反映生态危机的关键在资本主义制度利用某些手段改造甚至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16]而拉图尔使用“人类世”的说法，虽将生态问题与人类本身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分析显得有些狭隘。

第三，从盖娅假说本身的演变看，拉图尔对盖娅假说的重构，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意义上，确实是一种重构，但也是对早期学说的回归。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伍洛克与马古利斯就把盖娅确定为地球的“生物圈”部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非仅仅只是地球的生物圈或者是拉图尔所谓的地球的关键带、生物膜，而是整个地球本身都参与了温度调节的行动。如果说拉图尔的贡献在于从科学的角度确定了地球盖娅的核心区域，那么，他的不足在于以偏概全，重蹈覆辙，忽略了地球的整体功能。

总之，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拉图尔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基础上对盖娅假说的重构，是对盖娅假说的重大发展与理论创新，也为全球生态治理开拓了视野。但是，拉图尔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二元论的现代性思维方式，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的嫌疑。实际上，生态危机的发生，有工业革命、石化能源、资本利润追求、消费经济、人口爆炸、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而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生态危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最重要根源。“回到地面”未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人类进一步系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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