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明
“人学”观念的突破与探索——金雅人生论美学思想的内核和特色
郑玉明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以“人”为中心,以创美审美的实践与“人”的关联为考察重心。她重视美的实践中经验人生个体的美学主体地位,强调以情为内核的审美主体能动性,把审美主体性理解为知情意行的动态张力统一。金雅教授探入重要的美学基础原理问题,予以了深入的精研,阐发得极为简洁生动又平实透彻。她把重要的理论探索和突破,表述得非常自然平静。金雅教授对美学在“人学”观念上的突破和探索,是其人生论美学思想重要的理论贡献和人文价值。金雅教授的美学研究也许并不以理论术语或口号上的标新立异见长,但综合起来看却是有独到见地,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美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也显示了她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
人生论美学;
人学;
大美;
美情;
中华美学
金雅教授长期聚焦中华美学民族资源的挖掘和中华美学(育)精神的探究,从梁启超美学个案到中国现代美学家群体再到人生论美学的思想学理,中华美学的民族话语、民族意趣、民族学派始终是她关注的中心,而人生论美学更是她美学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命题和重中之重。
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建构,资料丰沛扎实,理论意识强烈,民族立场突出,人文关怀深沉,思辨与激情融通,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特别是她对“人学”观念的突破与探索,尤其值得关注。“人生论美学的中心是人,是让美回归人与人生,是让人在美的人生践行中,创化体味生活的温情和生意,涵成体味生命的诗情与超拔,达成创美和审美的交融。”[1]177金教授把人生论美学看作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育)精神的特性所在,清楚地彰显了她的美学思想的“人学”向度。她强调审美、艺术、人生的统一,表现出对人的强烈肯定、尊重,重视审美主体的自我陶冶;
重视真善美的贯通,强调知情意行的和合;
关注美学的实践向度,倡导美学与美育的融通。其理论探索,始终指向美的实践的主体——作为人的人。鲜明的“人学”底蕴,本应是美学的本义,也是人生论美学的本义,是金雅教授人生论美学思想的内核和特色。认真审视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思想,可以清楚地发现她在美学的“人学”观念上的突破和发展。
重视经验人生个体的美学主体地位,是金雅教授从当下语境出发对中华人生论美学精神的新发展。金教授指出:“审美艺术人生动态统一的大审美观是人生论美学的理论基础。”[2]173而这一“大审美观”突破了审美和艺术上的精英主义观念,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对经验人生个体给予充分尊重,使其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人文色彩。
受梁启超并不要求人人都做“美术家”,却主张人人都做“美术人”(用“美术”指代广义的艺术,是中国近现代时期的用语,“美术人”实际指艺术主体,包括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作者按),并把艺术与布帛菽粟等同起来看作人生必需品的思想的启发,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也把研究目光投向生活中的普通人,关注人生的审美化。她强调中华人生美学精神不同于西方美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关注人,追求人生的审美超越,强调通过审美来陶冶、提升人的人格境界。“与西方美学突出美的抽象本质命题和审美心理命题不同,中华美学重在将美与人的鲜活生命、与人的现实生活相关联,不仅在哲学和艺术的层面观审省思美,也延展至生命和生活的时空来创化体味美”;
“中华美学始终叩问美之于人的意义。它关注的不是美游离于人的纯粹理论问题,而是美与人、与人的现实生存、与人生存于其中的天地万物间的温情而又诗意的动态关联”[3]60。这就使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思想具有了突出的人文价值。
在当今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在极大丰富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加剧了生存竞争,使人的生活粗鄙化。金雅教授就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关注人的经验人生,重释中华人生美学(育)精神,力求激活并发挥美学研究的人文价值的。金雅教授认为,中华美学的突出特征就是重视美育实践,重视审美的超拔功能。她指出,中华美学“与西方理论美学以美论美的封闭特性不同,体现出向人生开放的鲜明思想——实践品格,聚焦为既热烈执着又高远超逸的审美启蒙意向和诗性生命张力。当下,面对技术人、工具人、物质人、欲望人等种种人的异化和单面化,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人生审美精神,发挥其独特的审美功能”[4]。
金雅教授的这一看法准确把握了中华人生论美学的思想品格。中国古代哲人并不认为,圣俗神凡之间存在清晰的区分界线。相反,推崇在挑水砍柴的日常生活中,追求人生超越,努力把经验与超验统一起来提升人生境界,实现人生胜境,这是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中华人生美学传统同样重视经验人生活动,强调审美、艺术从经验人生出发而超拔人生现实的实践功能。因此,正如禅宗大师百丈怀海所实践的“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以及禅宗思想主张的众生皆有佛性;
庄子认为的“道在屎溺”;
孟子认为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等等:中国古代哲人总是“不拘一格”地强调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世俗的超越和提升。虽然,审美经验不能等同于儒道释思想的修养、修行经验,但两者具有明显的同构重合性。儒释道各家所提倡的经验与超验相统一的人生胜境既是人们希冀、期待的修养、修行胜境,也是人生论美学所主张的大美境界。金雅教授也正是据此提出了“美情”体验超拔“常情”(日常生活因功利得失需要是否满足而形成的情感——作者按)的重要意义,同时,通过“美情”的命题,金雅教授也窥见了从现实经验人生超拨到审美经验人生的可能。在金雅教授这里,哲学和美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不是特别挑选出的人和事,其理想和目标就是现实经验人生和审美经验人生的具体可感的诗性和合和张力统一的生动性,既不否弃于实存,也不陷溺于实存。
金雅教授的这一思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代实践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困境。长期以来,近现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及其实践的认识存在一定的思想抽象性。比如,在实践唯物主义美学中,生产实践推动的社会制度改造实践成了美学研究关注的中心,而受制于生活习俗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读书、就业、择偶等的人生实践,则因为由生产实践所决定而被边缘化了。与之相对应,不再是经验人生个体,而是积极推动时代变革的革命主体、生产主体才是美的创造和欣赏的主体;
不再是现实人生,而是改革社会制度的革命实践才是美学关注的中心。不得不说,实践唯物主义美学坚持“劳动创造美”虽然在揭示美的劳动根源和美感的形式感“积淀”根源时,有其理论深刻性,但相对脱离审美和艺术实践的哲学抽象性也非常突出。后实践美学的理论创新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些理论探索因为在美学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倾向而依旧无法真正回归经验人生个体——无论是生命美学的“生命”还是存在美学的“存在”,无论研究都在“理论描述”时多么强调其理性特征,但始终无法揭示其理性特征的内在机制——以生机活跃为快乐之源何来理性特征呢?然而,经验人生个体无论如何都是理性的生命存在,因而这些后实践美学的理论探索也无法解决理论上的哲学抽象性问题。
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合力说”已经为重视历史个体即经验人生主体的存在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历史合力说”认为,历史发展规律及趋势并不是如同电影剧本规定好了电影故事的情节进展一样,确定好了历史的未来发展细节,而是由所有历史主体的历史行为甚至是完全相冲突的矛盾行为共同决定的。这样,所有历史个体的人生实践都是历史发展的影响因素,每个历史个体都有其不可或缺的历史存在价值。同时,哲学上一般与个别、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中,个别、偶然与一般、必然的矛盾、冲突,作为一般、必然显现的方式同样为个别、偶然的存在意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辩护。个别、偶然因素并不是如以往所认为的,仅仅是一般、必然的显现机缘,而是一般、必然的一定程度上的决定者。因此,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重视经验人生个体的人生实践有其理论的合理性。这种理论研究真正实践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从“人的感性活动和感性活动的人”出发进行研究的追求。同时,抓住经验人生个体开展的统一经验与超验的人生实践,来理解、认识美的创造和欣赏,可以为当今经济社会中人的灵魂净化,提供新的启蒙思路,这是从当下语境出发对中华人生论美学精神的新发展和重要的理论突破。
倡扬以情为中心的审美主体性,是金雅教授人生论美学思想的突出特征,这集中表现在她对“大美”“美情”和“美境”等命题的论释建构中。在金教授所建构的人生论美学中,“大审美观”是理论基础,“真善美张力贯通的美情观是人生论美学的理论核心”,“物我有无出入诗性交融的审美境界观是人生论美学的理论宗旨”[2]174-177;
而无论是大美、美情,还是美境都暗含着对以情为内核的审美主体能动性的高度肯定和倡扬。
哲学上,主体性原本是指人在主客体关系活动中,积极认识并运用自己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而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动性,它以突出的理性意识为特征。而在人生论美学视阈的审美活动中,人在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以情感意识为主导去主动追求“美情高趣至境”的能动性就是审美主体能动性的突出表现。具体地说,金雅教授对情感中心审美主体性的重视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金教授推崇追求“大美”的主体意趣和精神建构。她说:“崇扬大美,是中华文化与中华美学的重要价值旨趣。中华之大美,既是对象的刚健超旷之美,也是主体超越小我之束缚,与天地宇宙精神往还和合的诗性美。”[5]32“大美”与通常所说的崇高、优美不同,尤其是与柔和轻婉的优美有明显不同。“大美”其审美形态和审美风格偏向于激扬蹈厉、阳刚勇健,与通常所说的崇高或者“阳刚美”相通。但对“大美”的创造和欣赏并不局限在审美主客体的二元对立,而是听凭情感意识的主导,努力激发身心整体潜能把审美世界扩展、融入审美活动背后的现实人生世界。审美主体超越了日常生活局限于得失成败的功利状态,自我精神和人格境界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天人合一”状态,人的主体能动性也发挥到了极致。在对崇高、优美的沉迷乐享时,人也可以去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功利庸俗,追求情感的净化通透,但主体精神境界的拓展提升,还未达其边界限度,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未尽其极。金雅教授高度倡扬“大美”,体现了她对情感中心审美主体性的高度重视。
其二,金教授高度重视“美情”的陶冶升华之生成。她指出,“美情是美的实践中生成的诗性情感。与其相对的,是常情。常情是指日常原生状态的情感。美情则突出了美的实践活动对原生日常情感的加工、改造、提升、完善、传达、处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了美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情感的新质”[6]。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主要由生活中的得失成败所制约,其性质是功利性的;
美情则产生于常情的审美涵化和形式化,其性质是非功利性的。常情向美情的加工、提炼,体现着审美主体情感活动的能动性。抓住审美、艺术与日常人生实践的张力关系来理解美和艺术,是金雅教授关于人生论美学思想的立论基点。她肯定审美主体的美情追求,主张审美主体在审美创美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情感品质。
其三,金教授高度重视人以人生趣味为标志的人格境界,尤其是审美人格境界的陶冶和提升。人生趣味是指人长期对某些事物有特别的稳定爱好,它形成于人的人生实践,反映着人的人生观念,体现着人的人格境界。人生趣味因其非功利性、纯粹性而与审美、艺术相通,高雅的趣味往往就是审美、艺术趣味。这种雅趣往往是人的审美素质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客观地说,不同的人因出生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不同,在生活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趣味。如有人好声色犬马,有人喜华服美食,有人爱走马斗鸡等,这类人生之趣味因为偏于物质享受和个人享乐,所以并不属于高雅趣味。有些人的人生趣味则完全不同,他们或爱奇山秀水或喜舞文弄墨等,这类人生趣味因多偏重于精神享受,且带有明显的非功利性,就属于比较高雅的人生趣味,而且大都就是审美趣味。对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人生趣味,正如“审美趣味无争辩”,这种趣味的差别很难去苛责,去强求一致。但面对这些趣味的性质区别和层次差异,人无疑应该从情感意识出发积极、主动地陶冶自己高雅的人生趣味,而不是耽溺于低俗庸俗媚俗的快乐中不能自拔。人对高趣、雅趣的自觉、主动追求就是人生论美学视野中人的审美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之一。梁启超重视趣味教育,要求把青年的人生趣味往高雅的方向去引导;
朱光潜在艺术活动中关注“纯正趣味”的培养,认为“涉猎愈广博,则趣味愈纯正”等。美学大师们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人的审美主体性,进而使人不断陶冶审美人格,提升自己的审美人格境界——人生趣味就是人格境界的标志。
总之,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思想受梁启超、朱光潜等的启发,在审美、艺术、人生的动态统一性中重视审美人格的陶冶和提升,肯定“大美”和“美情”,在总体上呈现出高度重视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主体性的特色。而且,在金教授看来,审美主体性体现在人的日常实践和审美实践中,它永远在发挥着审美超拔之功能,赋予人生重要的张力,使人得以实现生命的诗意建构和张力和谐。也就是说,金雅教授认为,生命的审美建构和人格的审美陶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始终在具体而感的人生实践中,现实地生成着和时时地前行着。
客观地说,金雅教授在人生论美学研究中对人的审美主体能动性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国古典人生论美学的认识。在中国古人那里,同时作为审美境界的自由人生境界,其实现往往也要经历比较复杂的修养提升过程,人的审美主体性同样也主要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如儒家美学思想所推崇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需要经过长期的礼义约束训练才能够实现;
道家美学所追求的与道合一的“逍遥游”需要经过“体道”四境界——“至人、真人、神人和圣人”的不断提升才能够达成;
佛教美学的“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俱是法身”开悟境界,也是要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是山”的境界提升来实现。但无论儒释道美学思想的任何一家,其审美主体性往往偏重于伦理自觉,即属于主动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的“善”的自觉,而且在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对象往往并不发挥实际作用——审美客体在审美活动中好像仅仅提供了一个审美活动发生的契机,尤其在审美主体通过对各家最高哲学原则如“礼”“道”或者“涅槃”的自觉服务和实践实现了最终的审美人生境界后,审美客体的作用更是可有可无了。这可以一定程度上看出,中国古典人生论美学中人的审美主体能动性其实是非常抽象的。而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研究则不然,审美主体性是以“情感意识”为中心的。审美对象之“真”,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背后的人生规律之“真”,都在审美体验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人生论美学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伦理学的美学,它不仅要研究美与善的关系,也要研究美与真的关系。它是要超越一切孤立地对待真美关系或善美关系的美学研究方法,而将真善美的立体张力关系纳入自己的视野。”[1]175因此,在金教授的人生论美学研究中,审美主体性不是像中国古典美学中一样,仅仅体现在对更高的审美人生境界的抽象追求过程中,而是在审美体验中自觉地以审美主客体关系为基础,不断向大美、美情和审美人生境界去客观地超拔。
金雅教授对审美主体性的高度重视,也超越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通常看法。在对审美主体性的认识上,中国现当代美学受西方近现代审美心理美学的影响,力求科学地把握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心理活动机制,其中精神分析心理美学的影响最为突出。而根据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观点,当把审美活动与人的本能无意识联系起来后,审美主体性就成了由无意识“情结”所驱动的,而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审美主体性。比如,朱光潜从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内心潜意识压力的释放来理解审美的功能,认为人作为生命体其生机活力受到阻遏则会体验到苦闷,审美活动包括艺术活动其作用就在于疏解内心苦闷,释放人的生机活力。朱光潜借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苦闷概念,把当时社会的动荡混乱所引发的精神苦闷容纳进来,力图借助审美愉快来改造人的精神和心灵进而影响社会存在。这种理论努力不仅存在着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概括并批评“五四”一代的思想方法时所指出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错误倾向[7]43,而且还没有充分发掘和利用审美主体性的作用。再如,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受精神分析心理学派代表性学者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积淀”思想的影响,从不断发展的生产实践所实现的形式感的“积淀”来理解审美的起源——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外在自然”时所实现的“内在自然”的人化。而具体的审美活动是从既有的审美心理期待(由积淀而形成的形式感)出发去发现、去加工创造美的对象,类似于工人从对产品的既定设计出发加工原材料生产出产品一样,李泽厚的这一看法看似强调了审美主体性——刘再复等就是由此而把李泽厚的实践唯物论美学看作文艺主体论的思想源泉的。但如果审美活动的驱动力是“无意识”的,则整个审美心理活动从性质看就已经成为由审美本能所驱动的了,审美主客体关系上的审美主体性明显就受到了限制。因此,相对于人生论美学肯定审美主体以美情体验为中心对日常生活的超拔和提升,很难说李泽厚的美感“积淀说”充分认识了审美主体的主体能动性。总之,朱光潜、李泽厚一定程度上都是从人的“心理本能”来认识审美的功能和起源的,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有认识上的科学性和深刻性,但他们对审美主体能动性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金雅教授的中华人生论美学思想,特别强调美感体验的情感特性。金教授强调,“从整个世界美学来看,中华美学是最为注重审美活动中情的要素的美学理论之一”[8]152,“情是美学的关键词之一。美情,则是中华美学的关键词之一”[6]。情感活动是人身心全部投入的活动,它是独立的,但又与“知意行”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与仅仅听凭理性命令的意志活动或者受本能驱使的生理活动相比,情感活动无疑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性的和谐,闪烁着人性的光芒。美情作为常情的升华,更是人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心理学上看,情感是需要是否满足的反应;
而美情则由超越了个体需要的普遍性审美需要能否满足而决定。由此,对“美情”的看法凸显着人们的“人学”观念及其探索。
通过与西方美学理论的比较,金雅教授特别强调中华美学中“美情”的“知情意行”动态张力统一特性。“西方经典美学中的情是与知、意相区分的独立的心理要素,是一种粹情。中华美学中的情,则与知意相贯通,是在美的实践活动中升华和涵成之情,即美情。”[6]美情与“意志”的紧密联系并不仅仅停留在精神领域,还直接指向超拔人生现实,使其转化为实际的美育实践。在“知意情行”的贯通中理解“美情”,强调美情的认识前提、辅助和情感的真诚,主张美情(美育)指向现实人生的诗情超拔,金教授的这一主张与其倡导整体和谐的人学观念是相一致的。“审美人格的精髓是以美涵容真善,以情提领知意。”[9]“人生论美学视野中的人,是扬弃了感性与理性、生理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的分裂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人。”[1]175
金雅教授强调美情的“知情意行的动态张力统一”特性,从心理学上看是科学的。这是因为,在对心理活动的认识中,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把“知情意行”区分开来;
而在实际的知、情、意心理活动和美育实践中这四者却很难截然割裂开来。正如梁启超论美术与科学的相通时所说:“热心和冷脑相结合是创造第一流艺术品的主要条件。换个方面看来,岂又不是科学成立的主要条件吗?”[10]14审美情感活动需要对审美对象一定程度的客观认识,需要对审美主客体及其所处人生“语境”的统一性的深入认识,需要对审美规律的深入了解和把握,这甚至是与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相应认识态度和认识积累是一致的,而且审美情感活动也会产生影响人的人生使其艺术化的意志结果,即审美情感活动与认识、意志和美育实践之间有复杂的内在联系。所以,金雅教授强调美情是知情意行的动态张力统一,这是具有科学性的看法。
从美学理论的发展上看,金雅教授强调美情的“知情意行动态张力统一”特性,这一认识源自对中华人生论美学思想发展规律的洞察和概括。还在研究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传统时,金教授就注意到了中国现代美学接受了西方近现代美学重视科学理性的影响而强调情理统一融合的特点。“中国现代美学的核心命题是以情(美情)来蕴真含善。西方文化的理性启蒙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转换为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启蒙。”[11]12
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传统是在中国传统人生论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人生论美学思想有重视“美情”的悠久传统,但由于受传统人生观念的影响而在“美情”观念上偏重于伦理方面的“以理节情”。概括地说,古人所推崇的人身自由境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要求人积极主动地自觉恪守“理”的规范的“积极自由”,最为典型的是宋明理学家们所主张的要克制个人欲望,服从“天理”,从而实现最高的作为“天理”化身的人身自由。直到陆王心学,特别是王学左派才对人的个体存在给予真正重视,认为“理”在个人欲望中,“人”由此才能够作为情理统一的自由生命而存在。在李贽、公安三袁等人的思想探索中,尊重个人的人生趣味,强调人的个性的思想被大力提倡。他们的思想中甚至不乏“崇情反理”的明显倾向。像袁宏道谈人生之快活,甚至把因追求人生快乐而坑家败业以至于“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为其中之一,这明显已经非常偏激了。汤显祖感慨人世之事“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明显也把“情理对立”起来了。无论是片面地强调理,还是极端地推崇情,都没有做到情理的和谐统一,如此理解人及其人身自由都不够科学。这反映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及对美感经验的认识上,就是在总体上存在着“理大于情”的偏颇和不足。
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的“美情”观正如金雅教授所指出的,受到了西方近现代美学重视科学理性的深刻影响开始强调科学理性与情感的融合统一。稍具体地说,西方近代哲学作为认识论哲学,其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反映在人的认识上就是生活主体的经验有限性与理性意识无限性的矛盾——人要处处受生活现实的制约,但作为具有意识性的生命存在,人始终在渴望着无限完善。无限完善作为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命存在理想,其实是价值性的,但从认识论哲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无限完善只能作为事物的理念真实通过科学的理性认识来把握——而理性认识实际上只是通过对事物发展规律(包括能够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主观认识方法)的把握来认识事物的无限完善存在。价值评价与真理认识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活动,但局限于认识论哲学的理论范式,价值评价活动包括审美价值评价只能被当作真理认识活动来把握,价值把握的客观性而不是价值把握的贴切性受到最多的关注。在这种错位的研究范式中,审美心理活动和艺术心理活动都无法得到准确的认识。比较典型的如黑格尔美学,虽然“想象”被黑格尔看作艺术家最主要的艺术才能,但想象的性质在黑格尔看来却与思辨哲学的理性认识相同——它们都是把握理念的理性认识活动。对“审美情感”的认识也一样。黑格尔明确肯定审美活动的情感性,而且认为审美“情感”从性质上看就是成功把握理念的满足感。但这实际上并没有准确地认识情感的形成原因——价值评价,而且还错误地把情感看成了认识活动的结果。西方现代美学则走向了强调审美独立性的另一个极端。因为西方现代美学在美学观念上坚持“粹美”,强调审美作为情感活动相对于认识和意志活动的独立性、纯粹性,因而审美心理和艺术心理同样也无法得到科学的认识。像叔本华认为审美静观是摆脱生命意志驱使,超越了关注质料存在而直观事物的理念的精神活动。这种看法又何曾正确地认识了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何曾正确地揭示了审美心理的活动机制呢?
金雅教授总结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在“美情观”上的发展规律,形成了中华人生论美学一方面重视审美活动作为纯粹情感活动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又从人生对审美、艺术活动的根本性影响、制约出发,强调认识、意志活动对情感活动的渗透、影响以及肯定情感活动决定美育实践的辩证审美观念。这就科学地揭示了审美情感活动的知情意行动态张力统一性,以及审美情感体验的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的辩证统一性。“这种真善美相贯通的美情观,既将情感从古典伦理美学的道德前置和以善统美中剥离出来,确立了情感在审美中独立的关键地位,也扬弃了以理性作为情感规范和目标归宿的认识论方法和科学论立场,确立了审美情感的价值目标和人文向度。特别是其以真善为美的张力内涵,为审美实践对人生实践的提升超拔奠定了内在基础,揭示了这种美情既是真实的,也是高挚的;
既是个体的,也是普遍的;
既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
既是观审的,也是创化的。”[2]177金教授中华人生论美学研究中这一科学的真善美相贯通,同时又“知行一体”的“美情观”,清楚地说明她在人学观念上既突破了中国传统人生论美学局限于伦理学范围把审美主体在根本上看作伦理主体的理论偏颇,同时又突破了西方近现代美学局限于哲学认识论的影响把审美主体仅仅看作认知主体的理论缺陷,正确地把审美主体看作“知情意行动态张力统一”的人,在“人学”观上实现了科学认识。
综观金雅教授的人生论美学思想,她把美学的目光瞄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人生个体,强调人以情感为内核的主体能动性,持平和的“知情意行动态张力统一”的人学观念,这些看法也许并不以理论术语或口号上的标新立异见长,但综合起来看却是有独到见地,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美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化的。通过简洁、生动的理论语言,金教授把深刻的美学问题阐发得极为平实、透彻,把重要的理论探索和突破表述得非常自然平静,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她的人生论美学思想值得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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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akthrough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heory of Human: the Very Co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N Ya’s Life Aesthetics
ZHENG Yu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4, China)
Professor Jin Ya’s aesthetic thought of life theory takes “human” as the center, and focuse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esthetic practice of creating beauty and “human”. Sh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esthetic subject status of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ing life in the practice of beauty, emphasizes the emotional core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 initiative, and understands the aesthetic subjectivity as the dynamic tension unity of knowledge and emotion. Professor Jin Ya probes into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aesthetics, and makes an in-depth study. She expounds her views simply but vividly and clearly. She expressed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breakthrough in a very natural and calm way. Professor Jin Ya’s breakthrough and exploration of aesthetics in the concept of “human studies” i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humanistic value of his aesthetic thought of human theory. Professor Jin Ya’s aesthetic research may not be as unconventional as theoretical terms or slogans, but taken together, she has unique insights. She has rea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aesthetic research, and also demonstrated her own unique academic research style.
Life aesthetics; Humanity; Great beauty; Aesthetic emotion; Chinese aesthetics
B83-0
A
1672-3724(2022)04-0032-07
2021-12-05
郑玉明,男,山东泰安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西现当代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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