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讲习所研究综述

□ 刘 杰，潘何琴

1.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7；
2.广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我国学者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关注起始20世纪50年代末，囿于史料考证，仅限于对其历史过程进行片段回忆记录和剪辑。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学员的考证，特别是中国台湾“五部档案”“汉口档”(1)五部档案：全称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农民等五部档案”，又称“中央前五部档”“五部档”。所谓五部，指1924年至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成立的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商民部五部门。汉口档：全名为“中国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举凡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特别委员会各类档案，内容大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地及海外各党务机关的往来公文。相关文献资料开放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涉及了该领域的各方面。既有对史料的挖掘和利用，也有对新的研究视野和领域的开阔与创新。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研究视角呈现逐渐扩大趋势，从过去的历史学、党史学逐步扩展到政治学、文献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回顾学者们对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农民运动讲习所既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基于此，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的特定环境进行追溯考察，是学者们历来研究的重点。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中挖掘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

(一)国共合作视角

国共合作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成功创办的一个重要考量。彭湃根据多年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提出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解决当时农运工作中干部匮乏等问题。这一倡议在1924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中审查通过。“第卅九次会议，乃有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之决定。农民运动讲习所之组织，乃实施方案中之一项。”[1]34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钱广福认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创举。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有利于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需要解决场地和经费等问题，对非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存在困难[2]。柯楚彬指出，为推动农民运动工作的开展，在国民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对于农民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开展农民运动采取了积极态度，并设立了农民部，专门负责农民事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功创办得益于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凝聚着国共两党共同的努力[3]。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使广东乃至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为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农民运动视角

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形式，农运干部是组织和发展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通过考察农民运动实践来分析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学界研究的另一种视角。陈登贵认为，彭湃在农民运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农运骨干对组织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特别是“七·五农潮”后，农会组织遭到了反动武装摧残，被迫转入低潮。彭湃建议派更多同志到农村开展农运工作，并利用担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的便利，倡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干部[4]15。卜穗文、孟育东认为，彭湃深刻认识到农运骨干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任职的便利，倡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5]278。农民运动的发展，对组织农运工作者在数量、素养、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发展。

国内部分学者重点关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它在培训农运干部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作用

评价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国民革命时期乃至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研究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个重要内容。应将其放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理顺其创办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综合考察，才有可能获取到正确的认识。方圆妹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维度进行了阐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开创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地、培养农运干部的辐射地，并对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6]。卜穗文、孟育东认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国民革命时期培养了大批量的农运骨干，这些毕业的农运骨干不仅促进了新的农运干部的培养教育，在组织发动农民进行革命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运动讲习所在中国农民运动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中占有一席之位[5]286。陈杏、龚文标认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了国共合作的新发展，为南征北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开拓了两党合作的新局面，在国共合作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7]。汪路勇认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农村组织了农会，建立了自卫军，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充分发挥了农民运动“推进机”“战斗员”的作用；
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扩大了基层党员在农民群众中的比例；
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地方性农讲所、农训班，培训了革命干部等，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8]。孙语圣、潘旭认为，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在新型教育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显示出许多新的特色[9]。薛毅指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进而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干部。这批人才对于北伐战争策源地——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巩固，对于北伐军所到之处发动农民配合作战，推动北伐战争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牙远波认为，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农民运动培养了大量骨干，把东兰农民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推动了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11]。郑向东认为，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农运干部，不但推动了农运工作的开展，还推动了妇女解放事业发展，如成立“海丰妇女解放协会”，发布《海丰妇女解放协会组织大纲》《海丰妇女解放协会宣言》等，掀起了反对压迫、寻求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等妇女解放运动[12]。

(二)农民运动讲习所存在的不足

坚持事实就是原则，具体分析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培训农运干部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不是否认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历史功绩，而是能够吸取其中的经验，为完善当代社会干部教育培训提供借鉴。黄家猛指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历史功绩虽然卓著，但也并非尽善尽美：一是学员受训时间最长的也不过4个多月，最短的只有49天，学员们无法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完全掌握农民运动方法的目标要求；
二是部分学员入学动机并非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而是为了出人头地，捞取好处；
三是部分学员革命立场不够坚定，思想素质不过硬，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等[13]。王隼认为，在充分肯定农民运动讲习所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存在的一些不足：农民运动讲习所过分强调学员出身，拒收田主子弟，不利于团结广大民众；
培训时间较短，并且因特殊情况而中断，影响授课效果[14]。

考察主要代表人物是研究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个重要视域。中国共产党在创办和发展农民运动讲习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代表人物，如毛泽东、彭湃、韦拔群、阮啸仙、谭植棠等，对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代表人物研究的深入。其中，要数研究毛泽东、彭湃、韦拔群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毛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渊源深厚，主持了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担任了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从农民运动讲习所走出的学员，有2/3以上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掀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育农运干部的高潮。学者们对此研究也各具特色，从不同视角阐释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作出的重要贡献。邵雍认为，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注重农民运动理论学习，注重农民问题调查研究，注重农村实践以及军事训练，培育了学员们的农运工作能力，发挥了中国农民运动大本营的作用[15]93。曾炳荣认为，毛泽东根据革命斗争需要，为农民运动培养能文能武农运骨干的办学模式，开辟了成人教育之先河[16]。李红梅认为，毛泽东通过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践工作，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农运干部教育思想：一是开展农民运动，就要指导和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坚持革命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并重；
二是根据革命斗争需要来确定农民干部教育内容；
三是建设一支优秀的干部培育教师队伍[17]。黄毓婵认为，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的理论和实践，厘清了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充分意识到了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萌芽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8]。刘伟认为，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通过对湖南、广东等农村的实地调查，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19]。叶浩豪认为，毛泽东为学员们安排的理论学习、军事训练、调查研究等课程，丰富了学员们的理论知识，提升了实践工作能力，有力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快速发展[20]。

(二)关于彭湃与农民运动讲习所

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始人，彭湃主持了广州第一、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担任了历届中央级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开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育农运骨干模式的先例。郭德宏对通过彭湃提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会议进行了考证，并指出最终决定创办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1]。陈登贵指出，彭湃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平台，系统传授和推广了农民运动经验，其创办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模式，为第二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提供了借鉴[4]17。杨俊认为，彭湃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依托，开展了多项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农民运动工作经验教训[22]。李庆刚认为，彭湃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组织起来，创建了广东省农民自卫军，组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支以农民自卫军的名义建立的正规武装，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强大力量[23]。祝彦指出，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学习的重要教材。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农民群众所受的苦难及其蕴藏的革命力量，阐述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理论，为指导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24]。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功实践，检验了彭湃的农民革命运动理论，验证了它对中国农民运动的巨大作用[25]。

(三)关于韦拔群与农民运动讲习所

韦拔群是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1925年11月至1927年9月，韦拔群效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学模式，在广西东兰县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曾深情地指出韦拔群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好的学员。陈天择对韦拔群开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了寻找先进思想和正确的革命道路，韦拔群经推荐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学习革命理论，韦拔群认识到在地主和军阀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农民斗争只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有前途。东兰农民过去的斗争有了武装还不够，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做到这些，只靠几个人懂得革命道理还不行，必须培养一批善于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因此，他决定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学模式，在自己家乡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26]。韦三认为，韦拔群在“列宁岩”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西党史的重大事件。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右江和红水河沿岸地区培养了一批能组织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才，为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使广西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即从革命的自发阶段进入有马列主义指导的自觉阶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27]。张隆康指出，韦拔群效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学模式，开办了规模较大、时间较早、影响较为深远的地方性讲习所，培养了6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许多学员后来参加了红七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韦拔群通过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右江农民运动、百色起义以及红七军的创建输送了人才干部，推动了广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28]。

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始至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经历了一个从教员到精英学员代表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大众化过程。学者们的研究也由党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视角切换至传播学视角。考察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成果，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传播的内容、方式和成效等方面。

(一)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研究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行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对农民运动认识的深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内容的课程设置方面有所改进。黄振位指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把农民问题列为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彭湃向历届学员讲授了海丰农民运动经验。阮啸仙给第二至六届学员讲授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状况、等课程，毛泽东给第五届学员介绍了湖南衡山等地农运经验，并讲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给第六届学员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地理》《农村教育》，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29]。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内容，体现了为养成农民运动指导人才[1]34的办学宗旨，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课程，初时10多门，后来增至25门(加上军事训练共26门)，始终把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革命理论作为主课[1]359。邵雍认为，毛泽东主办的两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内容的课程设置略有不同。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研究农民运动理论为主，设置了农村教育、中国农民问题、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农业常识、农村合作概论、中国政治状况、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苏俄状况、中国职工运动、各国革命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国史概要、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等课程。但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学内容则倾向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武装问题以及农民政权问题等。毛泽东在原有课程设置基础上，增设了乡村自治、农民自卫、湘省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农民组织及宣传、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农民调查统计及报告、各国农民运动概况、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常识、社会进化史等13门课[15]95-96。

(二)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培养农运干部的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受众向农民群体转变，并在向农民群体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机制和方法。万慧颖认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发展过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要素，学员数量增多，体现了主体的大众化，课程设置的变化，体现了内容的大众化，教学方式的变化体现了方法的大众化。在为全国各地培养农运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传播[30]16。王浩然指出，农民运动讲习所无论是课堂还是课后农民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多种形式得到学习、普及。讲习所整个教育实践的过程，不仅是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从教员到群体学员，从书斋到革命实践的大众化过程，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征。学员毕业后在各地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还通过多种途径举办地方性农讲所和农训班，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农讲所毕业生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31]。黄家周认为，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课程设置、教学实践等方式，培训了来自东兰、凤山、南丹、凌云等地不同民族青年600多人，推动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2]。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用民族干部熟悉的语言阐释、解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使其通俗易懂、生动、诙谐、充满哲理、深刻发人深省”[33]，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当代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邵雍指出，农民运动讲习所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形象生动，深入浅出。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多层宝塔，工人和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处于最下层的塔基位置；
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处于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
再上一层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更高一层是军阀；
塔顶是帝国主义[15]94。

(三)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成效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民群体的广泛传播，取得了显著的大众化成效。万慧颖总结归纳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四点成效：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体中的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
建立了农运机构，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
举办了地方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接受群体；
参加东征南讨，支持北伐战争，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培养农运干部过程中，唤起了农民的觉醒，提高了农运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30]14-15。牙远波认为，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内容具有显著的阶级特征。一方面，组织学员学习《苏俄概论》《帝国主义侵略史》《各国革命史》《经济学常识》《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农运史》等农民革命运动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带领学员直接参加清算土豪龙显云贪污公款和处决恶霸梁士训的斗争，让学员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学有所成的学员们被分配到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工作，迅速成为农运工作的中坚力量，推动了汉、壮、瑶等各民族大团结，促进了东兰和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34]。瞿久淞指出，广西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播撒革命的种子，很多讲习所学员毕业回到地方，纷纷效仿讲习所的经验做法，办起农民协会、讲习班，把革命火种播撒在壮乡村寨，为百色起义、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少从韦拔群创办的讲习所走出的学员，在后来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成长为新中国的重要将领和广西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35]。

农民运动讲习所既是国共合作的结晶，也是现代农民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一方面，培养了大量的组织农民运动的年轻干部，推动着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接受群体”，使马克思主义从最初的工人群体转向农民群体。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模式，在当代中国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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