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作品中的民间文化书写

马 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石舒清是宁夏文坛的“三棵树”之一，其作品以描绘西海固民间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在同时期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了较为独特的面貌。在既有的石舒清研究中，其小说中的“民间书写”曾一度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其散文中的“民间书写”研究则显得较为冷清，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品中的民间文化书写进行整体关照探究。陈思和先生《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认为：“‘民间’仅仅是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发展，并孕育了某种文学史前景的现实性文化空间。”[1]石舒清是从西海固农村走向城市的一个作家，因此他比其他作家更能敏锐地察觉到现代文明入侵带给人类的危害。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通常是以农村人在进城前后的变化来突出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石舒清的民间文化书写对于重构当代文学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民间文化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民间书写一时风靡文坛。90年代初从固原师专毕业的石舒清，除了是一名英语教师之外，还是一名业余写作者。他曾就小说的虚构与否作了如下回答：“但我的小说里大都有着相当真实的生活的影子。我的虚构能力不强，完全出于向壁虚构的小说在我还没有一篇。”[2]42-48石舒清的文学创作立足于西海固民间，他以平静、祥和的笔调，书写着西海固地区普通劳动人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笔者认为石舒清民间文化立场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童年经验的缺失

童年经验的缺失，是石舒清形成民间文化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童庆炳先生将童年经验分为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馈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3]作家的童年经验和文学创作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石舒清也不例外。他在一则访谈录中就“是否对童年生活还有记忆”时回答道：“童年的许多事我可以说记得很是深牢，我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都是写童年生活的。”[4]54-59西海固作为石舒清童年的发生地所在，曾被联合国粮食署认为是“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物质上的极度匮乏，给石舒清的童年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转化为他民间文化书写的动力源。

《三岔河》是一部集家史、村史、童年及少年生活史为一体的短篇小说合集，作者通过回忆的方式将故乡的真人真事进行加工处理，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洞察着发生在三岔河的琐碎日常。在《黄花被》一节中，爷爷从劳改队回来后，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奶奶的堂妹为我们抱来了一床印着小黄花的被子，“我们”一家人盖着这一张被子。可见，作者童年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特别艰苦的。再如《苦苦菜》一节中，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饥荒年代，尽管县里会分一些口粮，但对“我们”一家人来说，补益最大的却是“苦苦菜”。当近处的苦苦菜被村里人挑完后，爷爷便带我们去雪山顶上、深洞幽穴处挑苦苦菜。尽管当时大家都在唱“苦苦菜，油拌上；
黄花菜，醋拌上”[5]46，但却很少有人吃过油拌的苦苦菜。石舒清作品中涉及西海固地区物质匮乏的章节还有许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西海固这个中国最贫瘠的地区，给石舒清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并成为了他后期文学创作的一个动力源。

（二）地域文化的熏陶

地域文化的熏陶，是石舒清民间文化立场形成的又一因素。西海固是一块写作沃壤，这里先后走出了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等一批出色的作家，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即“西海固作家群”。该作家群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苦难书写”使其成为了当代文坛上的一枝独秀。学界在肯定“苦难书写”的同时，也发出了诸如题材单一、贩卖苦难之类的异调。但对于真正了解、生活在西海固地区的人来说，这并不是简单的贩卖苦难，只不过是将现实情况一一道出来罢了。作为西海固作家群中的一员，石舒清的作品也是在西海固这块写作沃壤上展开叙述的。石舒清在采访中谈道：“我只能说，我是一直写西海固地区的回族生活，但我远远没有写好，没有把该写的写出来。”[2]42-48西海固对于石舒清而言，不仅仅是曾经的一个居住地，更是他远离城市喧嚣、净化心灵的一个场域。当采访者问及在西海固、银川、北京等不同地方生活的文学创作状态时，石舒清坦率地说：“我写作需回老家西海固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回我的那个村子里去……这好像造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障碍，就是除了回老家，我很少在别处写出小说来。”[6]123-127至于在银川和北京的文学创作，石舒清则是以参观中国美术馆或逛旧书摊代替。

西海固作为石舒清的故乡，于他而言就像是“另外一个心脏”，甚至比他原本的心脏“更壮硕、更有力、更慈悲也更深情”[4]54-59。这个另外的心脏，承载着石舒清在艰苦岁月里的种种回忆。石舒清热爱着西海固的一切，故而他的作品大都是以西海固为背景展开叙述的。《吊庄》是石舒清文图集《西海固的事情》中的一篇，在刚开始听到搬迁消息时，西海固人大都心思活跃并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可当他们真的要离开这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时，一种徘徊难舍的情感却涌上了心头。石舒清在描写西海固人面临搬迁的心理活动时，于无形中渗入了他自己对于故乡西海固的眷念之情。《老房子》中，石舒清更是毫不吝啬地表达了他对故乡窑洞的喜爱，甚至到了“喜欢得我想望住它哭一场”[7]。

（三）民族身份的影响

西海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十分恶劣，有“苦瘠甲天下”之称。对于生活在该地区的回族人而言，宗教影响着他们的全部生活。作家石舒清自幼生长、生活在西海固地区，这里浓厚的宗教氛围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受其父的影响，石舒清在很小的时候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阅读《水浒传》《阿凡提的故事》《新儿女英雄传》等书籍外，他还阅读了汉阿两种文字的经书，如《古兰经》。因而在被问及文学创作是否与伊斯兰世界范围内的其他作家有隐秘联系时，他坦言道：“伊斯兰背景对我的影响不是来自于相关作家作品，而是来自于我的生活经历。”[6]123-127仰仗着伊斯兰文化这块背景，石舒清在写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吸纳了一些伊斯兰经堂语，并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拥有虔诚信仰的回族人。《旱年》里的萨利哈婆姨，不仅会给乞讨的人舍散“乜帖”，甚至不会拒绝乞讨者在她家里做礼拜的这一要求。再如《疙瘩山》里的小姚，因风湿性心脏病无法正常入学，最终出家成了守小西湖拱北的人。

石舒清作品在艺术方面的一个重要价值便是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浓厚地域特色。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民俗风情描写，例如西海固民间的故事歌谣、乡俗礼仪、民间建筑、宗教信仰等。本文以石舒清作品中涉及的西海固民间游戏、“土方子”和方言俗语等为例，试图分析这些民间文化元素隐含的深义所在。

（一）以“耍土”为主的民间游戏

民间游戏，是“指流传于民间，以嬉戏、消遣为主的娱乐活动。民间游戏包括儿童的庭院嬉戏，成人的助兴游戏，以及少年、成人共享的斗智游戏等”[8]290。游戏不单是一种娱乐方式，亦是促进个体身心发展的有效途经。“民间游戏娱乐在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孕育产生”[8]285，地域性是其鲜明特征。因此，民间游戏是我们了解某一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个窗口。石舒清在其作品中描写了大量的民间游戏。透过这些游戏，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海固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农民的生活状态。西海固素以“苦甲天下”为标签，故此，对该地区的儿童来说，可供玩耍的东西并不多。和现代儿童的游戏机、电动玩具不同，西海固儿童的主要玩具是“土”。在《三姨》一节中，三姨用泥巴给我们做一种叫做“哇呜”的乐器，吹起来时声音深厚而悠远。《耍土》里，孩子们或是尿尿和泥巴、捏泥巴，或是在土堆上做土房子。另外，西海固人还将土分为绵绵土和硬土。这两种土的玩法也是不一样的。绵绵土细细的柔柔的，是孩子们最常玩儿的一种土，而带有斜坡的硬土则成了一个天然的滑滑梯。“土”为西海固地区的儿童们带来的快乐是任何现代玩具都无法替代的。除了“耍土”之外，西海固地区的儿童经常玩的游戏还有“叠纸飞机、滚铁环、跳绳、跳房子、老鹰抓小鸡、抓骨头娃娃，等等”。不难看出，石舒清作品中涉及的游戏大都属于体能类游戏，这类游戏在民间游戏中最为常见。体能类游戏之所以能够在条件贫瘠的西海固民间流传至今，主要是由于其所受限制较少。这些为西海固地区儿童带来无限欢乐的民间游戏，其背后所隐含的深义其实是该地区的贫瘠与落后。

（二）民间“土方子”的保留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已经渗入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起源于巫术的医学也逐渐从“魔法和庸医的医术中解脱出来”[9]。然而在一些地理环境闭塞、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医术却作为一种“土方子”保留了下来。以“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自然留存着大量的民间“土方子”。石舒清在其小说集《三岔河》中为我们详尽地介绍了西海固民间流传的一些“土方子”。在《大爷》一节中，大奶奶是一个略懂医道的人，“譬如不思饮食的人，若是让大奶奶以特殊的方式捋捋肚子，再用布条儿松松地系了，吃两个荷包蛋，那么从此以后，胃口就会渐好起来”[5]191。再如《黑老太太》里，黑老太太十分轻蔑医院，她是一个没有药箱的乡村大夫，除了拔罐、艾灸，黑老太太还是一个正骨的好手。即使是外村的人，但凡脱臼、骨折也会来找黑老太太“摸捏摸捏”。90年代的西海固农民因为承担不起医院看病的费用，只能去找收费不超过十元的黑老太太“看病”，这也是黑老太太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舒尔布》中，作者将“医院治疗”和“民间土方子”两者结合起来。舒尔布因遭遇家庭变故而精神失常，“幸而他的小叔是县卫生局副局长，亲自把他弄到一家精神病院去，住了大半年，听说还吃了不少布谷鸟，吃了几乎无以数计的麻雀，他的病情才逐渐好转”[5]237。可见，民间土方子在西海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经济上的极度贫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民间“土方子”在某种程度上也确乎有一定的效果。

（三）方言俗语的广泛运用

民间语言，是指“广大民众用来表达思想并承载着民间文化的口头习用语，其主要部分是民众集体传承的俗话套语。它自然生长于民众丰厚的生活土壤，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是广大民众世代相传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传达和反映着民众思想、感情和习俗”[8]229。民间语言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可以折射出某一地区民众的生活面貌、风土人情。作为一名乡土作家，石舒清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并由此显示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金骨》里的“古今”，是指“故事”。《赢草》一节里，虎儿奶奶是一个“麻眼子”，“麻眼子”，即盲人。《尕嘴女人》中，“尕”其实是“小”的意思。此外，石舒清作品中人物的“绰号”也是值得注意的。《黑老太爷》里，黑老太爷的绰号是“雀头”，这主要是因为“黑老太爷当队长时，就像麻雀那样灵活地转动着他那颗有些瘦小却直倔的头，观察并快速地分析着队里的每一桩事每一个人。”[5]245显然，黑老太爷的这个绰号与他的外貌特征有关。《琴》里的“快半拍”，曾在合作社里是一名积极分子，因唱歌时总比别人快半拍，而被大家叫做“快半拍”。《呱啦啦》里的王国富，因为很能说而被叫成“呱啦啦”。《望天子》一节里的“望天子”其实是一个人，他因为眼睛生得奇怪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天上看而被村人唤作“望天子”。这些人物的绰号，都是村里人依据他们身上的某些特征起的。因此，在讨论石舒清笔下的人物形象时，人物的绰号是不容忽视的。方言俗语运用也使得石舒清作品的艺术魅力更加独特且持久。

石舒清在谈及其短篇小说的美学追求时说：“我希望我的短篇更能予人一种情绪，一点响声，一个场景，甚至是一件超越于实用价值之上的小器皿的感觉。”[2]42-48石舒清坚守在西海固这一方土地上，以敏感、细腻的笔调书写着“吾土吾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西海固民众的苦难日常，并对一些有着悲惨遭遇的人物给予了深切地关怀。同时，石舒清以理性的目光审视着西海固地区民众的世俗人性，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与讽刺。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石舒清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海固民间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所遭遇的困境，并以此来反思现代文明入侵带来的危害。石舒清的民间文化书写对重构当代文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苦难生活的再现与关怀

石舒清的作品大都属于回忆性书写，真实地再现了西海固地区民众的苦难生活。他作品中勾勒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真实存在的。石舒清在与作家白草的访谈中说：“我觉得一个作家有没有依托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有了就是咬定青山，没有就是浮萍无根。应该说我是有一个大可依托的背景的，这个背景，与其说成是伊斯兰精神，倒不如说成西海固人的凡常生活更准确些。我非常喜欢、心疼那一块土地和生息在那块土地上的人，隔一段时间回去，见到的每一张脸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一律是你的亲人。逢集市的时候，我有时会在一个地方看一张张从童蒙初开时就熟识的脸。我远远没有写好他们，远远没有写透。面对一些生活和一些人，有时候真为自己只有这样一枝笔而感到力微和绝望……再说一遍，我有西海固这样一块富足阔大而又深远的背景，实在是我的福祉。”[10]西海固作为石舒清依托的一个背景，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因而阅读石舒清的作品时就仿佛置身于西海固乡间，我们可以看到为给十个儿子娶媳妇而整日奔波的马清贵老人、给本村人或外村人正骨或拔罐的黑老太太、乐观开朗并且孝顺老人的豪赛尼、为了“不过关”买豆豆糖而偷偷剪掉碎姐辫子的舍巴、滥用职权让低保户为其义务平整果园的王国才，等等。石舒清的作品不仅真实地再现了西海固农村的苦难生活，同时对于一些命运悲惨的人物也给予了真切的关怀与怜悯。《牺牲》里因偷豆荚被父亲活活打死的瘸腿舍巴、《暗杀》中捉蝴蝶时不小心掉进枯井里去世的牛儿、《黑老太太》里20世纪90年代仍旧看不起病的西海固农村人，等等。石舒清经常自责，自己没有将西海固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写好、写透，他深深地疼爱着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此的农民，常为自己只有一枝笔而感到力微和绝望。再现背后的关怀与怜悯是石舒清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

（二）世俗人性的审视与批判

谈及对国民性的审视与批判，鲁迅先生首当其冲。鲁迅以其敏锐的目光、犀利讽刺的笔法，塑造了阿Q这一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艺术形象。石舒清最喜欢的一位作家是鲁迅，并希望他的文学创作可以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因此，石舒清在其作品中除了赞美西海固地区民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之外，对该地区世俗人性的冷漠麻木、自私鄙夷也进行了无情地批判。《旱年》中，萨利哈在格尔木跑运输，是他们那一带一个有本事的人。置下了一座像世界那么大的院子，盖了漂亮的房，后院里也栽了许多果树，并将自家的娃娃送去城里上学。尽管是在旱年，萨利哈家的果园依旧蓬勃生气。这倒不是因为萨利哈婆姨打点的好，而是萨利哈花高价从县城里买来一汽车一汽车的水浇灌所得的。然而，自从萨利哈家的生活好起来后，村里人开始渐渐地和他家疏远了。“萨利哈婆姨知道这是女人们自尊，要是谁家的光阴比自家的好，她也是不会到那家去的。”[11]自尊使得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光阴比别人差，这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嫉羡”，这种嫉羡心理会将个体之间的距离拉远并产生一种陌生感。石舒清通过审视西海固地区农民身上的这种自私鄙夷、心胸狭窄的劣根性，希冀在西海固农民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淳朴民风。

《牺牲》是一篇令人大受震撼的小说，石舒清在这篇小说中批判了村民们冷漠、自私的看客行为。“我们”几个孩子在后村偷豆荚时被该村的人撞见，舍巴因为腿瘸跑不快而被后村人抓了去。在两村人商量出了处理办法后，舍巴的父亲柳进义因受不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将舍巴活活打死。这些村里人与鲁迅小说《药》里的“看客”一模一样，甚至比《药》里的看客更为残忍，若不是他们一声接一声的埋怨，舍巴父亲不会疯了一样朝残疾的儿子扔石头。他们冷漠无情、麻木愚昧，亲眼看着舍巴被打死却无动于衷，或许心底还会感到一丝解气。石舒清作品中对西海固民间世俗人性的审视与批判，目的不是为了恶意丑化西海固农民形象，其实质是对美好人性的真诚呼唤。

（三）现代文明的困境与反思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给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带来了便捷，相信科技可以造福人类。而后者则“有一种将主体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铁笼’中解救出来的功能”[12]。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石舒清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海固民间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所遭遇的困境。因而，他在创作时通常是以一个农村人进城前后的变化来突出现代文明入侵带来的危害，并对此进行了反思。《恩典》里，象征着“现代性”的王厅长的到来使得象征着“乡土文明”的马八斤家从此失去了安宁，妻子儿女不再尊重他，他的一家之主地位发生了动摇。尽管马八斤对认王厅长做亲戚这件事十分抵触，但在村长刘习贵的压制下，马八斤无法否认王厅长已经是他亲戚的“事实”。作者通过描写“认穷亲戚”这一滑稽事件，反思现代性给乡土文明带来的破坏，并讽刺了刘习贵等人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留守》中，面对一年接一年的干旱灾害，村子里的男人们只好抛家舍妻到城里打工，只剩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在家。相较于虎子媳妇的浪荡，旦旦媳妇始终如一的坚守着她的信念——做一个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女人。然而，她的坚守并没有换来丈夫的疼爱与怜惜。从城里打工回来的旦旦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头戴鸭舌帽，穿得像一个干部一样洋气。回来后的旦旦或是忙于和村里人叙旧，或是和一起跑外头的两个朋友出去转，根本无暇顾及旦旦媳妇的感受。丈夫的冷漠与敷衍令旦旦媳妇一直以来坚守的信念开始发生动摇，旦旦媳妇发现自己珍藏了许久的“果子”竟然是腐烂的。久在外打工的旦旦早已染上了现代社会中的不良风气，乡村人朴实、善良的本性已经被现代文明所吞噬。另外，石舒清的其他作品如《选举》《旱年》《颜色》等都有涉及现代文明入侵给西海固民间带来的变化。

民间文化中的精华是重构当代文学精神的重要资源。石舒清的文学创作致力于书写西海固民间的日常琐碎生活，他通过对西海固恶劣地理环境的刻画、苦难生活的再现等，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西海固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石舒清在体验了现代文明之后，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危害并感到了由衷的失望。他在挖掘西海固民间优秀文化的同时，对于该地区民间文化中的糟粕则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和讽刺。石舒清的民间文化书写在唤起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反思、重构当代文学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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