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统一新疆后及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历史研究述论

许建英刘 敏

（1.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01）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清代及民国时期土尔扈特与察哈尔蒙古历史研究，尤其聚焦土尔扈特东归、察哈尔西迁以及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本文在系统研读主要研究成果内容的基础上，总结相关研究成果的特点，探讨未来深化有关研究的方向。

蒙古族在新疆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或是文化创造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土尔扈特东归和察哈尔蒙古西迁，均为清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更是新疆历史的重大事件，反映出蒙古族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及守边卫国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学界对蒙古族在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历史已有多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拟围绕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做较系统梳理，并加以简要评价，以促进对新疆蒙古族历史研究的认识与深化。根据实际研究以及便于梳理，本文划分为清代统一新疆后①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所用“清代统一新疆后”正文用“清代”表述。和民国两个时期考察新疆蒙古族研究，拟总结这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分析其特点与问题，进一步探讨深化研究的方向。

土尔扈特属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17世纪30年代由于族群内部纷争和草场资源的限制，土尔扈特部不得不离开生活已久的家园，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生活。清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1771年1月）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踏上重返祖国的征程，历时七个月之后，完成举部东归的壮举。清政府对土尔扈特东归表现出积极回应，称其为“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②《清高宗实录》卷892，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964页。。”以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我国学者对土尔扈特部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土尔扈特部历史的研究，呈现从整体到局部的研究趋势，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日渐细微，分析逐渐深入。

（一）土尔扈特部历史的综合性研究及有关档案

国内关于土尔扈特历史研究出现多部综合性著作。马大正和蔡家艺所著的《卫拉特蒙古史入门》①马大正、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被称作研究卫拉特史的向导之作，该书对古今中外各类主要的史料做了全面介绍，重点叙述了17—18世纪中叶卫拉特蒙古的兴盛与危机。马大正著的《卫拉特蒙古史纲》②马大正：《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一部研究卫拉特蒙古从远古到近代的通史性著作，其中有部分内容着重对18世纪土尔扈特部进行专题性研究。由编写组集体撰写的《卫拉特蒙古简史》③《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卫拉特蒙古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则与《卫拉特蒙古史纲》内容相近，可作为其补充材料加以研究利用。除了通史著作外，还包括以土尔扈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性著作，马大正著的《清政府对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安置》④马大正：《清政府对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安置》，《清史研究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安置的角度切入，引用大量清代官方史料，对安置的过程进行了细致梳理。马汝珩和马大正合著的《飘落异域的民族——17—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⑤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是国内第一部对17—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进行系统介绍的专著，使用了大量中文、俄文档案，重点对土尔扈特东归原因和性质进行分析，纠正以往中外著作中对该问题的错误表述，重申土尔扈特东归的爱国属性。张体先所著的《土尔扈特部落史》⑥张体先：《土尔扈特部落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一书以土尔扈特部发展为主线，主要内容涉及土尔扈特部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是一部通史性和通论性相结合的著作，但该书对于19世纪至20世纪土尔扈特部研究不够充分。乌·叶尔达所著的《跨洲东归土尔扈特和布克赛尔历史与文化》⑦乌·叶尔达：《跨洲东归土尔扈特和布克赛尔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对东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进驻和布克赛尔后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进行了系统探讨，特别是对黄教的传播和传承情况做了具体论述，并兼顾其历史文化研究。吐娜和巴特尔等人编著的《巴音郭楞蒙古族史——东归土尔扈特、和硕特历史文化研究》⑧吐娜、巴特尔等：《巴音郭楞蒙古族史——东归土尔扈特、和硕特历史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著作，时间跨度较长，从土尔扈特、和硕特两大部落源头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内容集中于盟旗制、经济和军事三个部分，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其中盟旗制与经济的部分内容侧重于变迁史研究，有利于研究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此外，部分学者对土尔扈特部档案文献的翻译和研究较为关注，为后续深入研究土尔扈特部重大历史事件打下坚实基础。马汝珩和马大正合著的《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简述》⑨马汝珩、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简述》，《内蒙古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第73～87页。是早期研究土尔扈特蒙古史的重要文章，该文按照不同历史时间段，梳理国内外研究情况，并整理相关文献档案资料，全面而细致。作者认为，土尔扈特蒙古史的研究仍然处于学人较少的领域，希望有更多学者关注该领域研究。

经过多位学者和相关机构的努力，近年来将土尔扈特满汉文档案编辑出版，包括《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⑩郭基南等：《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⑪吴元丰、叶尔达等：《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⑫吴元丰、胡兆斌、阿拉腾奥其尔、刘怀龙主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民国新疆焉耆地区蒙古族档案选编》②吐娜主编：《民国新疆焉耆地区蒙古族档案选编》，新疆人民出版总社、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为深入研究清代土尔扈特东归及其归后的历史奠定坚实基础。此外，外国探险家考察新疆也留下了很多记载，其中有不少都涉及新疆蒙古族，近些年来陆续有翻译，例如《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③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就有相当多的关于新疆蒙古族的图文记载。

（二）土尔扈特部西迁

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漠南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对卫拉特蒙古展开多次讨伐，最终导致卫拉特蒙古势力逐渐衰弱，失去大部分草场，难以满足部落民众的生存需求，在此情况下，土尔扈特部开始了西迁。总体来看，目前关于土尔扈特部历史的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对土尔扈特部西迁的缘由展开研究。

在早期研究中，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西迁缘由是较多学者选择的研究切入点。马汝珩和王思治在其撰写的《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④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第169～189页。一文中从外部视角出发，大量引用清朝相关档案，对土尔扈特部西迁缘由进行分析，认为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势必威胁厄鲁特的其他各部，并试图兼并土尔扈特部，这些是西迁的主要原因。罗丽达在其撰写的《土尔扈特部为什么西迁》⑤罗丽达：《土尔扈特部为什么西迁》，《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第35～37页。一文中从内部视角出发，指出土尔扈特部西迁的直接和根本原因是1625年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内讧。同时，蔡家艺在其撰写的《卫拉特蒙古史事杂考》⑥蔡家艺：《卫拉特蒙古事杂考》，《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第128～134页。一文中，也基于内部视角对西迁缘由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牧地紧张，以及由于纷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是迫使土尔扈特部西迁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学者对土尔扈特部西迁的研究内容逐渐扩展。李金轲和王希隆在其撰写《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⑦李金轲、王希隆：《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第48～60页。一文中，对土尔扈特西迁后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的游牧经济已经出现由盛转衰的趋势，而与俄国的贸易和捕鱼业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来源，经济因素是影响其东归的原因之一。而阿木古愣在其撰写的《浅析土尔扈特西迁缘由》⑧阿木古愣：《浅析土尔扈特西迁缘由》，《西部蒙古论坛》2020年第1期，第62～67页。一文中强调，不仅要认识到部落内部矛盾是促使土尔扈特部西迁的内在因素，而且民族潜意识也是其西迁的内在因素。

（三）土尔扈特部东归

世界历史将土尔扈特部东归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最为悲壮的民族迁移。”土尔扈特部作为我国西北蒙古族的重要分支，对其东归原因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总体来看，关于土尔扈特部东归历史事件的相关专题研究论文居多，多数学者选择从还原东归过程、分析东归原因以及东归后的管理等三个角度切入，进行具体研究。

在关于土尔扈特部东归历史研究的早期，对其东归过程的梳理是研究重点。王思治⑨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记》，《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第71～76页。、郭蕴华⑩郭蕴华：《土尔扈特部万里回归祖国》，《西域史论从》（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4～112页。和葛玉岗⑪葛玉岗：《乾隆帝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安徽史学》1985年第6期，第45～50页。等老一批学者，根据档案资料，还原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历史过程，充分展现了土尔扈特部东归路途中的艰难和清政府对其妥善安置与救济，是早期土尔扈特部东归历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此外，马大正在其撰写的《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入户数考析》①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入户数考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第84～87页。一文中，以考释学为研究视角切入，通过查阅大量中外档案资料，考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中的具体户数和人数，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土尔扈特部东归人口与户数，为后期土尔扈特部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土尔扈特部东归原因分析是土尔扈特历史研究的重点部分。马国铤、牛海桢撰写的《试析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的原因》②马国铤，牛海桢：《试析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的原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2～17页。和巴责达、徐黎丽撰写的《关于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分析研究》③巴责达、徐黎丽：《关于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分析研究》，《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4期，第3～6页。两篇文章，分别指出清代以及现代学者对土尔扈特东归原因分析的错误认知后，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等四个不同变量因素全面分析土尔扈特东归原因，突破以往学术界仅重视政治原因分析，发展为从多变量角度展开研究。此外，部分学者从文化和宗教方面分析土尔扈特东归原因，于洁茹撰写的《从文化视角分析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因素》④于洁茹：《从文化视角分析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因素》，《西部蒙古论坛》2016年第4期，第32～35页。和安俭撰写的《论土尔扈特回归故土事件中的文化因素》⑤安俭：《论土尔扈特回归故土事件中的文化因素》，《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95～100页。两篇文章中分别强调，土尔扈特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其根本原因是对中华文化强烈的归属感和情感纽带，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坚持和融于生活的藏传佛教信仰，这成为促使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决定性文化因素。其中，郑煦卓撰写的《清朝尊崇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影响》⑥郑煦卓：《清朝尊崇藏传佛教的宗教政策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9～33页。和张晋峰撰写的《试析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藏传佛教原因》⑦张晋峰：《试析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藏传佛教原因》，《吕梁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67～71页。两篇文章分别从藏传佛教切入，详细研究了土尔扈特部在伏尔加河流域所从事的藏传佛教活动，以及藏传佛教在东归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另有，卢本扎西⑧卢本扎西：《土尔扈特蒙古东归中的宗教因素》，《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2期，第21～26页。和孔令伟⑨孔令伟：《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中国藏学》2019年第1期，第125～136页。利用不同种类的档案资料，论证藏传佛教因素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重要作用。张晓燕和郭院林⑩张晓燕，郭院林：《国家认同视角下的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研究》，《兰台世界》2013年第1期，第1～4页。则从细微处着手，以国家认同为线索，抓住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国家认同的建构，土尔扈特部则用实际行动阐释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在国家认同中的重要性。

为确保土尔扈特部东归后能够快速融入祖国大家庭，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安置措施与法规，建立管理制度，通过“众建而分其势”来实现对土尔扈特部的管理。吐娜在其撰写的

《东返后的土尔扈特社会制度及其经济概况》⑪吐娜：《东返后的土尔扈特社会制度及其经济概况》，《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52～57页。一文中，概述了土尔扈特部东归后的整体安置情况，其中包括各部落社会制度的建立、社会经济概况和农业生产情况，是早期研究土尔扈特部东归后整体概

况的重要文章。郑煦卓《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态度浅析》⑫郑煦卓：《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态度浅析》，《社科纵横》2014年第4期，第125～128页。一文，主要以土尔扈特部东归后乾隆帝对其态度的变化为线索，梳理清政府对东归土尔扈特部所采取的各项安置措施，阐明各类安置措施

对稳固中央政权的积极作用。另有，赵志强⑬赵志强：《土尔扈特部东返后的安置与编旗》，《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第83～98页。和郭美兰⑭郭美兰：《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第56～66页。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土尔扈特部东归后的安置情况，前者侧重于对具体安置方案的介绍，后者以土尔扈特东归后另行选址迁移为主题，引用翔实的档案资料，详细阐述了东归后土尔扈特的迁移方案和过程。虽然两者都以土尔扈特部迁移为主题，但两者的聚焦点有所差异，前者着重探讨安置前的过程，后者则详述了安置后又一大规模迁移过程。赵毅撰写的《清政府对新疆土尔扈特部高层的安置及相关问题》①赵毅：《清政府对新疆土尔扈特部高层的安置及相关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85～93页。一文则另辟蹊径，选取全新角度，从土尔扈特部高层汗王之争的角度解析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东归后的安置政策。

此外，对土尔扈特部东归后的司法管理和朝觐管理，是清政府有效管理该部的措施。赵毅撰写的《清朝对东归土尔扈特等部设盟前的司法管理》②赵毅：《清朝对东归土尔扈特等部设盟前的司法管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30～138页。与平平撰写的《浅释清代东归土尔扈特部国家法实施问题》③平平：《浅释清代东归土尔扈特部国家法实施问题》，《前沿》2017年第8期，第60～64页。两篇文章，分别梳理了东归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司法管理体系，包括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司法管理体系变革过程。司法管理体系及其案件办理对安定人心和稳定部落起到重要作用，确保清政府安置政策的顺利实施。平平在其撰写的《清代东归土尔扈特部朝觐制度管见》④平平：《清代东归土尔扈特部朝觐制度管见》，《西部蒙古论坛》2019年第2期，第56～62页。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土尔扈特部东归后朝觐制度的变化，清政府不断调整朝觐制度内容以适应土尔扈特部的实际情况，拉近各部落与清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维护国家统一。

（四）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宗教管理

在土尔扈特的发展历程中，宗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伏尔加河游牧时代，藏传佛教就深入到每一个土尔扈特人心中，王力在其撰写的《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⑤王力：《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蒙古中的发展》，《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23～29页。一文中认为，由于宗教信仰的传承性和当时土尔扈特部生活环境的复杂性，藏传佛教在伏尔加河流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通过修建寺庙、延请高僧和进藏朝佛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抵御俄国势力采取的宗教分化政策，对维护汗王权威和调整僧俗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发挥了巨大作用。张晋峰撰写的《18世纪俄国对土尔扈特东正教化失败的地理因素研究》⑥张晋峰：《18世纪俄国对土尔扈特东正教化失败的地理因素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第107～109页。另有，桑克文、娜仁高娃：《土尔扈特部东归中佛教与东正教的“斗争”》，《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3～26页，对此观点有相似性的论述。一文从反面切入，以分析俄国对土尔扈特部进行东正教渗透和教化的失败原因为主题，以地理因素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更加适应伏尔加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和土尔扈特人的心理需求，从侧面说明藏传佛教相比于东正教更加适合土尔扈特部的发展需求。

此外，关于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中的发展，学界的研究进一步细化。才吾加甫撰写的《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⑦才吾加甫：《土尔扈特蒙古与藏传佛教》，《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0～114页。和《新疆土尔扈特蒙古藏传佛教高僧》⑧才吾加甫：《新疆土尔扈特蒙古藏传佛教高僧》，《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第74～84页。两篇文章从宗教发展史角度，梳理了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中的发展历史。前者侧重于宏观性历史事件叙述，后者聚焦于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传播过程中的高僧大德和喇嘛，作者在两篇文章中通过对不同历史的梳理，力图还原历史事实，有助于客观评价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部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郭美兰撰写的《清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初探》⑨郭美兰：《清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蒙古赴藏熬茶活动初探》，《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2期，第41～48页。一文从宗教仪式熬茶入手，对土尔扈特熬茶活动的过程和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入藏熬茶活动的规定加以详细考察，反映出土尔扈特部对藏传佛教的重视以及清政府对民族和宗教关系的妥善处理。

（五）关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实行的民族政策

土尔扈特部在18世纪70年代东归之后，受到清政府的妥善安置，作为蒙古诸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对东归土尔扈特部的安置实际上是清政府所奉行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马汝珩和马大正在其撰写的《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①马汝珩、马大正：《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36～44页。一文中，详述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朝觐乾隆帝过程以及清政府对渥巴锡在承德20多天的活动，阐述了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封建王公所奉行的怀柔政策。吐娜撰写的《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优恤与安置看其民族政策》②吐娜：《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优恤与安置看其民族政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第59～63页。和林航、乔美玲撰写的《从土尔扈特部安置措施看清朝对蒙古诸部政策》③林航、乔美玲：《从土尔扈特部安置措施看清朝对蒙古诸部政策》，《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59～62页。两篇文章，分别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东归后的安置和抚恤措施入手，梳理了清政府对其实行的各项安抚措施，认为这些措施体现了清政府民族政策的成功之处，不仅改善了土尔扈特部民众的生活生产条件，而且提升了土尔扈特部对清政府的忠诚度，使其成为维护清朝北部边疆不可缺少的力量。此外，郑慧在其撰写的《从有关土尔扈特的几件档案看清初的民族政策》④郑慧：《从有关土尔扈特的几件档案看清初的民族政策》，《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1期，第25～27页。一文中，梳理了几件相关历史档案，阐述了清政府所奉行的民族政策是积极有效的。

（六）关于土尔扈特与卡尔梅克

卡尔梅克实际上隶属于土尔扈特部，从1628年开始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但由于俄国势力的强加干涉和阻挠，未能跟随渥巴锡东归，因此，一直留在俄国境内生活。在西方考察家深入中亚地区开展地理和人种考察时，关注到此群体，有少数学者从考察史角度切入，考察出清末土尔扈特部的生活状况。闫存庭撰写的《从另一种角度解读清末新疆土尔扈特人的社会生活——以马达汉笔下的卡尔梅克人为研究对象》⑤闫存庭：《从另一种角度解读清末新疆土尔扈特人的社会生活——以马达汉笔下的卡尔梅克人为研究对象》，《昌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25～29页。一文，从西方考察家角度切入，以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为线索，从另一视角阐述清末土尔扈特部的社会生活状况，包括其衣食住行、宗教和军事活动等多方面。许建英撰写的《马达汉笔下的新疆民族与社会》⑥许建英：《马达汉笔下的新疆民族与社会》，《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3～234页。一文涉及马达汉关于新疆族群的调查研究，其中也包括对土尔扈特和卡尔梅克人相关测量数据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内容。利用近代西方考察资料，研究近现代土尔扈特部历史、社会与文化是一种有益的新探索。

察哈尔蒙古作为成吉思汗先世孛儿只斤家族的直系后裔，元朝灭亡后，蒙古内部长期处于封建主互相争夺的局面，在1480年，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被立为汗，统一蒙古各部，设帐于察哈尔境内。1755年，清政府统一新疆，为加强西北边防，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有计划地向新疆移民戍边，察哈尔蒙古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后世子孙生活在今天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逐渐拓展对新疆察哈尔蒙古的研究，主要涉及察哈尔蒙古西迁和清朝对西迁察哈尔蒙古的管理。

（一）察哈尔蒙古的西迁

清朝统一新疆后，鉴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地人丁稀少，兵力匮乏，急需从内地抽调官兵驻防边疆，察哈尔蒙古的西迁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加·奥其尔巴特和吐娜合著的《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①加·奥其尔巴特、吐娜：《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阐述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文化的第一部专著。该书通过丰富的档案资料，深度考察了察哈尔蒙古西迁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察哈尔蒙古在新疆屯垦戍边、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内容，是系统了解西迁察哈尔蒙古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马大正在其撰写的《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②马大正：《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第45～53页。一文中，介绍了新疆察哈尔历史的相关档案，分析其研究断面和缺陷，指出了研究方向。许建英在其撰写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及其特点与内容价值简析》③许建英：《〈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及其特点与内容价值简析》，《西部蒙古论坛》2022年第2期，第41～47页。一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的特点、主要内容及其研究价值。由加·奥其尔巴特、吐娜和苏奎俊等学者合著的《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④加·奥其尔巴特、吐娜、苏奎俊等：《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书，是关于西迁察哈尔蒙古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将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这一历史事件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大局中加以考察和研究。

此外，部分学者以察哈尔蒙古西迁历史为研究主题，讨论了察哈尔蒙古西迁原因及其西迁后的发展。董昊撰写的《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原因》⑤董昊：《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原因》，《文化学刊》2016年第6期，第210～212页。和吴元丰撰写的《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⑥吴元丰：《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6～14页。两篇文章探讨了察哈尔蒙古西迁原因，前者从察哈尔蒙古自身游牧特点出发，认为西迁原因主要是察哈尔蒙古自身农牧特点与清政府的需求和新疆发展的需要相契合；
后者引用大量档案资料，从西迁察哈尔蒙古在新疆的主要任务切入，分析其西迁原因。

以察哈尔蒙古西迁为主题，部分学者选择从经济和文化发展两个角度展开研究。贺萍撰写的《浅议新疆察哈尔蒙古卫拉特化问题》⑦贺萍：《浅议新疆察哈尔蒙古卫拉特化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40～44页。一文，从文化和心理等角度阐述新疆察哈尔蒙古卫拉特化的过程和原因，阐明西迁后的察哈尔蒙古逐渐成为卫拉特蒙古的一部分。韩香撰写的《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⑧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第51～65页。一文，以察哈尔蒙古西迁后对新疆经济发展贡献为切入点，研究了察哈尔蒙古西迁后的社会生活及其民族关系。松岱扎布和尹自先在其撰写的《清代察哈尔三次西迁新疆起程地考辨》⑨松岱扎布、尹自先：《清代察哈尔三次西迁新疆起程地考辨》，《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31～37页。一文中，考辨了察哈尔蒙古西迁三次起程地的相关地名，并结合相关历史档案，考证了察哈尔蒙古西迁地点的准确性，以弥补有关研究不足。

（二）清朝对西迁察哈尔蒙古的管理

除了对察哈尔蒙古西迁研究外，清朝对西迁察哈尔蒙古在管理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屯垦戍边和民族关系等方面。樊永贞和钢土牧尔撰写的《清廷对察哈尔蒙古采取的“三化”政策》⑩樊永贞、钢土牧尔：《清廷对察哈尔蒙古采取的“三化”政策》，《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4页。一文，概述了清朝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的政策。吐娜在其撰写的《近现代新疆察哈尔蒙古与邻近民族的关系》⑪吐娜：《近现代新疆察哈尔蒙古与邻近民族的关系》，《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4期，第28～34页。一文中，梳理了察哈尔蒙古与新疆其他民族的关系，考察了察哈尔蒙古与新疆各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分析了形成和谐、稳定民族关系的原因，奠定了西迁察哈尔屯田戍边和农耕放牧的基础。

清政府对西迁察哈尔实行的民族政策，也促进了西迁察哈尔农业经济发展及其保卫边疆。吐娜在其撰写的《察哈尔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①吐娜：《察哈尔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第47～55页。一文中，论述了西迁察哈尔的经济生产活动，认为并非局限于屯垦生产，而且还逐渐扩展到畜牧业发展和农业开发等方面，充分说明西迁察哈尔在边疆稳定和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贺萍撰写的《清代新疆察哈尔蒙古农牧业发展概述》②贺萍：《清代新疆察哈尔蒙古农牧业发展概述》，《新疆地方志》1998年第4期，第49～52页。一文，考察了清代新疆察哈尔蒙古的农牧业自然环境和牧业生产，认为清代新疆察哈尔蒙古作为官营畜牧业的主要承担者，其产品不仅满足了当地驻防军的需要，而且还帮助了内地，对新疆畜牧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屯垦戍边仍是西迁察哈尔蒙古的主要任务，相关研究不少。吐娜在其撰写的《清代伊犁察哈尔、厄鲁特两营旗屯述略》③吐娜：《清代伊犁察哈尔、厄鲁特两营旗屯述略》，《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1期，第94～97页。一文中，梳理了察哈尔和厄鲁特两营的屯田背景，比较了两营的异同点，指出由于清政府推行旗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驻防官兵的需求，并没有受到重视，因此，旗屯最终没有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这与清政府高度重视戍边有关，戍边是西迁察哈尔蒙古最重要的任务。吐娜撰写的《清代伊犁察哈尔营的戍边》④吐娜：《清代伊犁察哈尔营的戍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4期，第58～61页。和李满喜撰写的《从满文档案看19世纪六七十年代塔尔巴哈台察哈尔蒙古》⑤李满喜：《从满文档案看19世纪六七十年代塔尔巴哈台察哈尔蒙古》，《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4期，第21～31页。两篇文章，梳理了察哈尔蒙古戍边，前者探讨了伊犁察哈尔营官兵驻守卡伦、军台和巡守边界等过程，后者从察哈尔蒙古的社会变迁切入，从侧面反映出察哈尔军民保卫祖国边疆所作出的贡献。另外，吴元丰撰写的《清代伊犁察哈尔营述论》⑥吴元丰：《清代伊犁察哈尔营述论》，《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1页。一文，根据相关满文档案研究了清代伊犁察哈尔营的组建背景、兵丁来源和时间等问题。

长期以来学者对新疆蒙古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尔扈特东归、察哈尔蒙古西迁及和硕特蒙古等方面，对民国时期的新疆蒙古族历史研究较少。究其原因，大约是民国时期新疆社会动荡不安，相关档案和系统记述较少，开展研究相对困难。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国政府对新疆蒙古族的管理和教育发展方面。

（一）民国政府对新疆蒙古族的管理

民国时期，新疆统治政权更迭频繁，对于蒙古族的管理依然沿用盟旗制度，不过根据新疆形势变化，作出适当调整。刘继华撰写的《民国时期西北盟旗制度变迁研究》⑦刘继华：《民国时期西北盟旗制度变迁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50～53页。一文，梳理了民国时期西北盟旗制度的变迁，其中具体介绍了新疆军阀盛世才统治时期对蒙古族的管理。斯琴在其撰写的《论民国时期新疆蒙古王公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中发挥的作用》⑧斯琴：《论民国时期新疆蒙古王公在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中发挥的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229～235页。一文中认为，蒙古王公虽是清政府分封的上层封建贵族，但是在民国时期新疆混乱局势中依然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刘国俊撰写的《民国时期新疆盟旗制度的废除》⑨刘国俊：《民国时期新疆盟旗制度的废除》，《新疆地方志》2014年第1期，第48～54页。一文，梳理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盟旗制度的废除和县制的实施过程。郭瑞鹏撰写的《民国焉耆地区蒙古族社会救济研究》①郭瑞鹏：《民国焉耆地区蒙古族社会救济研究》，《重庆与世界》2016年第7期，第101～105页。一文，梳理了民国时期新疆军阀采取的不同社会救济政策，探究了焉耆地区蒙古族社会救济问题。

此外，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宗教管理受到了学者重视。民国成立后，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新疆政府对蒙古族藏传佛教的统治政策不断变化。刘国俊在其撰写的《论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对于蒙古族藏传佛教的政策》②刘国俊：《论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对于蒙古族藏传佛教的政策》，《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3期，第45～52页。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对新疆蒙古族的宗教政策时松时紧，其原因是受到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影响，同时新疆地方政府的政治倾向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吐娜撰写的《民国时期南路土尔扈特、和硕特部的黄教》③吐娜：《民国时期南路土尔扈特、和硕特部的黄教》，《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50～54页。一文，以黄教、活佛转世等宗教习俗为研究视角，分析了民国时期宗教对南路土尔扈特及和硕特两部的影响。

（二）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

从整体看，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的教育发展落后于内地，但相对于新疆其他时期则稍有进步。马大正在其撰写的《卫拉特蒙古史纲》④马大正：《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文中，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其中涉及新疆蒙古族教育发展，诸如宗教和六大政策对新疆蒙古族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等。吐娜在其撰写的《近现代新疆蒙古族教育概述》⑤吐娜：《近现代新疆蒙古族教育概述》，《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60～66页。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盛世才时期新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并指出此期新疆蒙古族教育的弊端。斯琴和乔巴生在其撰写的《新疆蒙古族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⑥斯琴、乔巴生：《新疆蒙古族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西北民族论丛》（第十六辑），第295～312页。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新式教育的发展，讨论了其教学内容、教育手段和办学形式等，指出新疆蒙古族新式教育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蒙古族特定群体的教育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方面。达丽撰写的《论民国时期新文化教育在焉耆蒙古族中的发展及其对传统寺庙教育的影响》⑦达丽：《论民国时期新文化教育在焉耆蒙古族中的发展及其对传统寺庙教育的影响》，《西部蒙古论坛》2016年第1期，第15～21页。一文，以焉耆地区蒙古族新文化教育为研究对象，分析新文化教育对传统寺庙教育的冲击，认为盛世才时期推行的兴办学校教育一度促进了新疆蒙古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民众起到了启蒙作用。郭瑞鹏和张丽园撰写的《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疆外求学教育初探》⑧郭瑞鹏、张丽园：《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疆外求学教育初探》，《西部蒙古论坛》2016年第4期，第53～59页。一文，以民国时期蒙古族疆外求学的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新疆蒙古族学生疆外求学的概况，认为这提升了蒙古族文化教育和参政能力。郭瑞鹏撰写的《浅析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女子教育》⑨郭瑞鹏：《浅析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女子教育》，《西部蒙古论坛》2016年第3期，第10～14页。和《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师范教育探微》两篇文章⑩郭瑞鹏：《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师范教育探微》，《西部蒙古论坛》2017年第1期，第52～61页。，论述了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不同群体的教育情况，前者以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女子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新疆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原因，认为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对教育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视；
后者关注蒙古族师范教育，研究了不同类型培训班的师资力量，认为压抑的政治氛围和匮乏的财力等因素制约了蒙古族师范教育的发展。

蒙古文化促进会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卫拉特蒙古简史》⑪《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卫拉特蒙古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简要概述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在民国时期蒙古族教育发展中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左红卫在其撰写的《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组织结构和经费来源》①左红卫：《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组织结构和经费来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72～76页。和《论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兴办近代学校教育》②左红卫：《论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兴办近代学校教育》，《西部蒙古论坛》2015年第2期，第33～37页，第126～127页。两篇文章中，梳理了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情况，前者主要研究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组织机构和经费来源，后者重点阐述了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对当时新疆蒙古族学校教育的作用，并给予积极评价。

通过上述研究的回顾和分析，学界关于清代统一新疆及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历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清代土尔扈特部的研究、清代察哈尔蒙古的研究和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的研究。

这些研究呈现以下研究特点。一是较好地梳理了清代统一新疆后及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从总的研究来看，既有围绕着重大事件的研究，较好地梳理了新疆蒙古族的形成、分布、生产生活诸方面，阐述了其社会结构、文化传承与教育发展等。此外，学界对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意义也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多本关于新疆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专著，尤其是综合性的专著出版，是该领域研究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反映出其研究的成熟。二是整理、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为新疆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民国新疆焉耆地区蒙古族档案选编》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资料。三是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逐步辅以多学科方法。从现有研究来看，清代统一新疆后及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仍是其主要方法。不过，随着研究深入，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渗透进来，使本领域研究趋于深化，尤其是近代外国探险家资料的翻译、出版，给该领域宗教、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结合带来了资料基础和方法启示。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研究不平衡问题。比较而言，就研究时段来看，清代新疆蒙古族研究较多，民国时期较少；
就研究内容而言，土尔扈特东归与察哈尔西迁研究较多，而新疆蒙古族的生产生活与文化等研究相对较少；
就研究视角而言，研究成果多聚焦历史本身，对民族关系、自然灾害、国家认同、司法变迁及案件处置等方面研究较少。

结合上述分析，清代统一新疆后及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历史研究已取得重要成就，未来研究可结合新视角、采用多学科方法，以及挖掘新资料来拓展研究空间。就新视角而言，可以结合新疆安全经略、与内地交往交流、宗教与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探索，还可以挖掘蒙古族在与其他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与周边地区交流中的作用等方面加以开拓。就多学科方法运用而言，可结合民族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等研究方法，利用国内外流传下来的资料，研究新疆蒙古族的体质差异、语言演变及其对外交流，探索蒙古族民俗、内部制度的传承。就挖掘新资料而言，除了挖掘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治疆早期满文档案涉蒙古族资料外，搜集境外资料是重要的方向，诸如西方考察家记述的新疆蒙古族内部社会、制度、文化与人物资料和拍摄的照片等，就笔者所见，清代末期以及民国时期均有不少外国人考察新疆蒙古族的资料尚未译介，有些甚至还未触及。此外，还有新疆蒙古族与自他民族交往交流的记述、新疆蒙古族与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地缘关系等，都值得深入挖掘、翻译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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