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城市发展学的我国工业遗产研究(2002—2021)——基于中国知网中文学术期刊论文的知识图谱分析

韩 晗

(武汉大学 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00)

工业遗产是近五十年来的热门研究领域与不可忽视的学术增长点。谷歌学术统计，自1970年以来，以“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与“工业考古学”(industrial archaeology)为主题的中文、英文、日文、德文、俄文与法文学术论文，多达10000余篇，与其他相关研究主题相比，工业遗产研究在全世界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已经独树一帜并自成体系，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无法忽视的存在[1]。

“工业遗产”这一概念最早由时任剑桥大学助理讲师的皮特·马蒂亚斯于1958年在《英国酿酒工业：1700—1830》(ThebrewingindustryinEngland，1700-1830)导言中明确提出，“过去一百年的工业遗产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岛屿历史的方方面面”[2]。嗣后，英国学者肯尼斯·修森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工业考古学的发展之痛》又从工业遗产的角度提出了“工业考古学”这一概念[3]。

显而易见的是，我国工业遗产研究源自于理论的跨国旅行，最早可溯自于东北工业大学教师吕强1986年发表的文章《要重视工业考古学》，但此文并未使用工业遗产这一概念。“工业遗产”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进入中国，是1994年斯蒂潘纳克《旅游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一文的译介入华，此文指出：“在欧洲，Canbury World则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是一个工业旅游点，并以此促进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4]，但上述两文影响有限且主要为概念介绍与译介，可视作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的先声(1)截至2022年1月，《要重视工业考古学》一文在中国知网被下载100次，被引8次，《旅游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被下载104次，被引2次。。

严格来说，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始于2002年，时由深圳大学教师李蕾蕾在《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一文，此文是她在德国访学的研究成果，也是中文学界第一篇以“工业遗产”为标题的学术论文，还是目前有案可查最早一篇系统论述工业遗产概念及其经验路径的论文。截至2021年12月，此文被引700次，而且发表次年就在国内掀起“鲁尔区”的研究潮流，也是目前我国工业遗产研究领域第一高被引论文。此文可以被视作是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的逻辑起点。

自2002年至2021年二十年间，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经历了从小到大、由点而面、自译介而原创的发展，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工业遗产研究体系。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年来，以工业遗产为主题的单篇中文论文超过4000篇，著述也超过百部，就其体量而言，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一些规模中等的建制化二级学科。从总体格局上看，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切合时代、风格鲜明且体系丰富，有着走向城市发展学研究的大趋势。

从全球工业遗产相关研究来看，近年来工业遗产研究已经呈现出了走出工业考古学，与城市发展密切结合的学术大趋势，当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与城市规划研究的紧密结合[5]。我们研究发现，2017年以来，非中文语种的高被引工业遗产研究成果大约有60%以上发表于《城市》(Cities)、《环境与城市化》(EnvironmentandUrbanization)、《土地》(Land)、《城市科学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UrbanSciences)与《城市事务杂志》(JournalofUrbanAffairs)等城市研究的期刊上，可见面向城市发展学的学术转型并非为我国所独有，而是具有全球性的特征。

本文所言之“城市发展学”是集合李维斯·霍普金斯的“城市发展理论”、穆瑞·克钦的“城市界限理论”与我国学者李文彦、朱铁臻与仇保兴等人关于城市发展观点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1984年，穆瑞·克钦立足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提出了“城市界限理论”1980年代，李文彦提出如何处理工业区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问题，受到学界瞩目，到了1990年代，仇保兴就城市形象、城镇化动力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引起较大反响。人类进入到21世纪以来，城市发展学逐渐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准学科，当中以李维斯·霍普金斯的《城市发展学：规划的逻辑》(Urbandevelopment：Thelogicofmakingplans，2001)与朱铁臻的《城市发展学》(2010)为个中代表，中外学者共同认识到：城市发展学是一门因城镇化、城市治理与城市建设而生的学问，与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人口学、管理学与历史学等传统学科关系密切，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我国学者在当中的耕耘，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研究与世界的同步性，彰显出了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研究视角，从其学术贡献来看，是事关人类命运未来发展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兴研究领域。我国作为后发优势大国，现代城市源自于工业技术的转移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城市更新、土地再利用等关系密切[6]，因此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当与城市发展学更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本文拟借助CiteSpace软件与中国知网平台的数据分析程序，对2002年以来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4324篇(截至2021年12月)“工业遗产”相关主题的中文学术期刊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2)“工业遗产”这一概念旅行入华之初，其概念定义尚不明确，多将工业遗产、工业遗存、工业遗址甚至工业文化遗产等四种不同概念混用，这一现象持续至2014年左右，因此本研究即以上述四种概念为主题，通过中国知网中文学术期刊总库检索有关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并结合目前我国学术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实际需要与国际相关研究的总体大势，对二十年来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进行梳理。

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由有而优的进步。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研究谱系：两大传统学科“双引领”

从论文发表的平台来看，本文所研究的4324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192家不同的刊物，当中绝大多数期刊都只刊发2次以内关于工业遗产的论文，且多出现在自由来稿或专题当中。根据中国知网论文的学科分布情况，当中属于包括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在内的“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论文引领性地占据半壁江山，其他学科则多达近四十个，呈现出了被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两大传统学科“双引领”，而其他学科广泛参与的研究谱系(见表1)。

表1 4324篇论文学科分布图

具体来看，紧随其后的“旅游”、“工业经济”与“文化”等学科，在跨学科、新文科与新工科的大环境下，与建筑学、城市规划两大引领学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若算广义上的“双引领”，其学科成果占比份额要高于49.94%，达到总成果的一半以上。如果从建制化的传统学科的角度来考量，目前工业遗产的主要研究者也来自于这两大传统学科，可以说，工业遗产研究是一个自带“工科血统”的新文科研究领域。

我们通过对被研究文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4324篇论文的作者所在机构归属中，数量排名第一的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紧随其后的为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与重庆大学等“建筑老八校”以及中信建筑设计总院、四川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专业规划机构，此外还包括吉林建筑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山东建筑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城市规划领域颇有声望的高校，其学科呈现与发表论文的学科分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图1 170篇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分布图

此外，高被引论文也往往作为衡量一个领域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中国知网相关数据显示，4324篇论文均被引数为0.032次，如果将“工业遗产”相关主题论文视作一个学科内成果，以ESI的判断标准年度被引前1%论文则可以视作高被引论文。但工业遗产领域是一个逐渐发育的领域，年度标准显然不适用于其总体发展水平的判断。因此将2002年以来所有论文按被引前1%进行归纳，并排除大量零引论文或书评、会议综述等非严格意义学术论文后发现，工业遗产的高被引论文正好是单篇累计被引率超过30次的论文，计有170篇(见图1)。

研究显示，170篇高被引论文分布在62家不同的学术刊物中，涉及建筑、城市规划、人文地理、经济、文化产业、历史学、哲学、材料学、物理学、冶炼学等不同学科，当中有13篇发表于《建筑学报》，居于其次的是《工业建筑》，有11篇，该刊也是二十年来发表“工业遗产”相关主题论文最多的期刊，在4324篇中占有238篇(含正刊与增、特刊)，《城市发展研究》与《城市规划》位居第三位，各为9篇。

总体上看，在170篇论文中，有54篇论文集中发表于《建筑学报》《工业建筑》《新建筑》等建筑学期刊中，而另有56篇论文集中发表于《城市规划》《上海城市规划》《规划师》等城市规划学专业期刊，这与之前提到的“双引领”具有一致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他各只发表一篇论文的“其他期刊”则由《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与《中国名城》等城市研究专业期刊所构成，加上发表9篇论文的《城市发展研究》，可见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在高被引论文中占了绝大多数，这与研究总体趋势存在正相关性。

(二)关键词共现反映城市发展议题导向牵引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针对4324篇论文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归纳，研究显示，一方面，“工业遗产”已经成为了不同历史阶段显示度均最高的关键词(见图2)，另一方面，与“城市”有关的议题，也与工业遗产研究息息相关。

图2 4324篇学术论文高频关键词共现示意图

事实上，城市发展议题在工业遗产研究领域的出现，正是在“工业遗产”进入中国不久的2006年，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开始集中关注城市更新、城市记忆等议题(见图3)，在2010年之后，城市复兴、景观更新、老工业城市、历史街区与城市双修等事关城市发展的议题开始紧密地与工业遗产研究发生联系，反映了二十年来学界从单纯注重于工业遗产概念阐释到关注城市发展议题的趋势变迁。

图3 4324篇论文高频关键词分时共现图

“拆与保”是我国工业遗产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其与城市发展议题相联系的关键。自2002年以来，“保护与利用”“保护利用”“活化利用”与“保护再利用”等关键词一直贯穿于学术研究的视野当中。中国知网主题高频关键词共现也反映，在单篇论文中最常出现的主题是“工业遗产”，而最常同时出现的一对主题是“工业遗产”与“工业遗产保护”(60次)，其次相继为“工业遗产”与“保护再利用”(52次)、“工业遗产”与“再利用”(42次)以及“保护再利用”与“再利用”(30次)(见图4)，它们普遍与“城市”有关议题共生，这充分说明学界对工业遗产命运的关注，建构在对城市发展的关切上。

图4 4324篇论文高频关键词总体共现示意图

不言而喻，立足城市发展相关议题构成了学界探讨工业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认知，这也体现了工业遗产研究学以致用的特征。如果仔细来看，则不难看出，工业遗产的命运实则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从宏观上看，“拆”则涉及到城市空间、土地的完全更新，而“保”则涉及到城市空间、土地的再利用，无论走哪条路，都离不开城市规划、城市未来决策等城市发展议题。

近年来，“文化创意”“三线建设”“景观改造”与“公共空间”等议题被提上日程，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了工业遗产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响应，如“文化创意”作为目前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一个重要渠道，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引擎，实现“厂区-园区-城区-社区”的空间变迁，形成了“文化创意+工业遗产”的再利用路径。就相关实践而言，如创意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开发、工业遗址公园与工业旅游等议题也广泛受到学界关注，这都是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的部分，对相关问题的局部深研也拓宽了城市发展的研究思路与视野。

(三)总体趋势：以理论创新走向城市发展学

历史地看，工业遗产这一概念传入中国，是理论旅行的结果，即对国外当时已经较为成熟的工业遗产、工业考古学等知识译介进入我国，并实现了“中国化”发展。笔者将本研究所涉及的4234篇学术论文进行了高频关键词分时共现研究(见图3)，可见二十年来工业遗产研究在中国次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理论旅行期(2002—2009年)，期间主要是建筑学、城市规划学译介国外工业遗产有关名词、概念并介绍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的经验与研究观念。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工业遗产的命运，但期间工业遗产概念尚不完善，如工业文化遗存、工业遗址等提法都普遍存在。

在这一阶段，学界多关注于广义上的工业遗产概念，属于理论旅行入华的初肇期，如对工业文化、保护利用、景观设计、城市记忆与旅游开发等概念的探讨，以对舶来理论的回应与思考为主，并开始初步探讨我国城市发展当中所共存的一些议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一阶段的工业遗产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原创性，而是主要集中在对相关舶来观点的译介、讨论上，但需要重视的是，当时我国工业遗产学界对于西方工业遗产相关理论存在着取舍，比如对于工业考古学、工业遗产美学理论等基础知识关注不够，而多关注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经世致用之学。

二是理论自觉期(2010—2017年)，期间除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之外，科学史、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参与其中，短短四年间，形成了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的一个小高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了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湖北黄石也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级市政府直属的工业遗产管理单位——黄石工业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逐渐形成了对城市发展议题的主动关注，打下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这一期间，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界开始认识到我国工业遗产的优势、特征以及其自身关键属性，初步通过跨学科研究范式凝聚了一批在工业遗产研究领域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的学者，从而推动我国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研究的理论耦合与实践指引。

三是理论创新期(2018—)。2017年12月20日，国家工信部公布了第一批获得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19年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浦江两岸，对“锈带”变“秀带”提出了重要指示，这是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在理论创新期的重要思想指引。自此，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开始真正与城市发展学紧密相连，并与城市发展实践联系紧密，服务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与城市治理决策，真正进入到了“以我为主，理论自觉，问题出发，中国方案”的研究格局。

就关键词所呈现的势态来看，这一时期新出现了文创产业、城市双修、老工业城市等新兴本土化概念，大大丰富了我国城市发展学研究。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彰显出了与世界同步研究、同频思考、同等对话的学术景观，许多成果在国际同行当中处于引领性水平，成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国际化建设、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向城市发展学是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二十年的发展趋势。从总体特征来看，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大致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以时代感服务城市发展学理论建构

通过二十年的努力，国内学术界逐步形成了以关注城市发展为目标的工业遗产研究体系，相关研究立足时代命题，呼应时代所需，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

工业遗产相关概念旅行进入中国时，我国的大规模城市化还处于起步期，明显迟发于欧美国家，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加速，旅行入华的工业遗产概念不断与我国城市发展实践相结合，这也是城市发展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动力。

具体而言，这一理论建构还由如下两个方面所反映并决定。一是以立足城市发展大局谈工业遗产问题，形成了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保护更新及再利用方案，尤其是对大沽滨水工业遗产、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遗产、上海浦江两岸工业遗产与“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更新再利用，均提出了较好的研究对策；
二是与城市发展顶层设计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如城市双修、公共文化服务、老工业(资源枯竭型)城市振兴、文旅融合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均有较深介入或系统阐释，体现了与时代脉搏共振的学术追求。

从时间上看，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与我国城市发展研究同步起步，因此工业遗产研究界也成为了我国城市发展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的理论参与者。在4324篇论文中，2100篇都涉及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两百余个我国重要城市，特别是一些处于更新中的城市如武汉、重庆与沈阳等等，反映了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经历了一个与城市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建构之路。

(二)以丰硕成果建立健全城市发展学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高度重视，习近平同志多次指示要重视话语体系建设[7]。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一般而言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基于本土经验对基本概念的诠释；
二是通过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学术话语的转换与更新；
三是以开放的心态开展海外研究。[8]纵观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发展二十年，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通过丰硕的成果，建立健全城市发展学话语体系。

我国城市发展学起源于1980年代，但真正形成广泛的学术影响则是在本世纪之初的城市化浪潮之下，当中以仇保兴为代表的学者结合我国城市化实践，就我国城市软实力、城市形象与城市文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与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遗产作为实践性强的研究领域，在经验上先行先试，以不断产出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城市发展学的在地性内涵。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工业遗产研究最初是关于国外工业遗产的介绍与研究，二十年发展中不断吸收了国外城市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了城市发展学的话语转换与理论创新。譬如在2002年之后不久，国内迅速刮起一股“鲁尔区研究热”，开始关注我国老工业城市转型，促进了城市发展学对于国内相关共性城市问题的关注。

在2000余篇个案研究论文当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对国外工业遗产案例的研究，近三分之二为我国工业遗产的研究，尽管在体量上形成了“以我为主”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在数量上也构成了对海外工业遗产问题的关注，尤其注重对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经验的借鉴，当中多为对鹿特丹、柏林、伦敦、芝加哥、东京等国际重要城市工业遗产管理、工业社区更新等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中国学者看世界的独特视野，这为建立健全我国城市发展学话语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我国工业遗产学界也是最能吸引海外学者投身我国学术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这在其他领域当中并不多见，如天津大学日裔教授青木信夫、北京科技大学西班牙裔教授胡安·曼努埃尔·卡诺·桑奇斯等等，这些学者既是我国工业遗产研究领域的高被引学者，同时也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促进了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的国际高水平参与。

(三)以研究多元化促进城市发展学有序发展

这里的研究多元化，指的我国工业遗产研究范式与路径的多元化。研究范式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以研究的目的为导向的研究形态。就目的而言，学术研究一般分为自由研究与课题研究。4324篇论文显示，当中有2030篇没有任何课题资助，其中不乏研究生或青年学人以及非高校或科研机构工程技术人员的自由研究或工作报告。在2294篇有明确课题资助的论文中，有348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71篇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余分别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河南省软科学支持计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等课题资助，多达近100种，且基本处于平均分布的局面，皆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不同来源的科研课题。总体上呈现出了研究范式上自由研究与课题研究相结合，课题研究中又形成了目的多元的格局。

路径多元则体现在研究成果的类型上。就4324篇研究论文而言，根据相关研究类型分类，具体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4324篇论文研究类型分布示意图

图5的11个分类显示了工业遗产研究类型，即仍以应用研究框架下的多元研究为主，当中以工程研究为大宗，并指涉技术、开发、行业、管理、政策等不同方面，这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实践所亟需的研究类型相契合。

研究多元化彰显出了我国工业遗产研究跨学科、去学科的特征，它直面我国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如空间利用、城市更新、棕地治理、城市记忆与社区改造等等，它们也是城市发展学的核心问题，其研究多元化势必促进城市发展学有序发展。

我国工业遗产研究走过了二十年的栉风沐雨，成为了“新文科”与“新工科”之下的“准学科”，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一支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生力军。但毋庸讳言，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知识图谱分析，发现仍有较为鲜明的不足之处，需引起学界同仁重视。从宏观大局来看，共建城市发展学“中国学派”势必是工业遗产研究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愿景。

(一)理论创新仍有不足

尽管目前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初步实现了学术理论创新化的尝试，并形成了关于城市发展学的相关论说，但因为理论创新期时间较短，多数概念、理论与标准沿用舶来论说，原创性理论所用有限，“强制阐释”这一问题依然未在根本上有所改善。

本研究所涉及的4324篇论文显示，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工业建(构)筑物本体、土壤与水体的修复、更新及治理等工程技术层面的研究；
二是工业空间更新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
三是工业文脉与城市形象等议题的探讨。这三种研究所依托的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服务于城市发展的长期实践，也是我国城市发展学理论创新的基础。但它们也共同反映了：目前我国工业遗产研究多数时候依然借用舶来理论工具，思路多以“一文一事”的案例型研究为主，对于“元问题”的探索与理论提炼普遍缺乏。

工业遗产研究首先要回应的问题是：工业遗产何以具有美学特征？这是探讨工业遗产价值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的起始，弄不懂这个问题，工业遗产旅游无从开展，工业遗产再利用目的自然也模糊不清。但在汉语学界之外，关于工业遗产美学的研究实际上已非常丰富，但应当注意到，我国工业遗产的美学特征不只是西方学者所言的广义普遍性范畴，更包括了自强求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红色文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属性，可惜的是，目前对我国工业遗产美学特征的探讨尚未起步，多数论说只是照搬照抄西方学者的“废墟美学”、“后工业文明”等陈旧说词，难以有说服力。

目前的工业遗产领域的研究类型(图5)也显示了这一问题，尽管目前工业遗产研究路径多元，但所有的研究几乎都指向实践性、对策性等应用研究。我国经历了数十年城镇化发展，已经形成了多个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城市群，城市发展的“中国经验”亟需总结，“中国故事”有待讲述，而城市发展学的“中国学派”也呼之欲出，工业遗产研究在理论自主创新当中不应缺位。

相关问题还暴露在目前工业遗产研究缺乏对普遍性价值的关注上。就目前所见而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个案的经验介绍与对策建议，较少针对城市美学、空间媒介、场景再造与城市史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这与其他发达国家工业遗产研究的理论深度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当中一个很大原因在于，研究者因为受制于机构、学科的差异性，导致思维受限，形成了学科内部自我封闭的信息茧房，甚至还有大量的重复研究(如某个具体的工业遗产点、工业遗址竟然有十余篇大同小异的研究论文)，这显然不利于城市发展学今后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二)“遗产研究”转向较为迟缓

目前我国工业遗产研究成果固然丰硕，形成了走向城市发展学的总体趋势，但朝“遗产研究”(heritage studies)转向较为迟缓，导致一系列重大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同时也滞后了城市发展学相关研究。

一是对工业考古学关注有限，造成城市考古学缺位。人类的工业遗产研究，源自于工业考古学，即以考古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工业遗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9]

在研究的4324篇论文中，仅有32篇文章以“工业考古学”为主题之一(且当中只有8篇文章以“工业考古学”为篇名)，另外只有部分论文提到“工业考古学”。虽然图1显示有294篇文章属于“考古学”，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为研究工业博物馆或工业遗产展陈的研究成果，按照我国学科规制隶属于“考古学”范畴，实则与“工业考古学”关系不大，可见工业考古学与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目前并未形成强有力的关联。

城市考古学是城市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它事关城市建筑保护、城市文脉赓续与城市形象构建，它与工业考古学有着巨大的交集。国外学界新兴的“城市考古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与工业考古学同源，且构成了城市规划、建设与更新等研究的基础[10]。显而易见的是，目前我国工业考古学发展水平束缚了城市考古学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发展学总体研究水平的提升。

二是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参与工业遗产研究仍然较少。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议题紧密相关，它应当是“新文科”与“新工科”相结合的产物，从其学科归属上讲，它理应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它也被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3)如前文所列举的《城市》(Cities)、《环境与城市化》(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土地》(Land)、《城市科学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与《城市事务杂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等期刊以及《工业考古学评论》(Industrial Archaeology Review)，皆为SSCI(社会科学索引)或A&HCI(人文与艺术索引)期刊。。但就目前所见而言，我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中文、历史、法学与哲学等学科的学者却严重参与不足。正如图3及图4所显示，目前我国工业遗产研究虽然对城市问题有颇多关注，但多浮于问题表面，较少对城市发展的文化建设、社区治理、遗产空间立法等复杂议题做理论深研，更不用说对审美、历史、文化等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探讨了。

工业遗产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事关城市发展，且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传统学科以及风景园林学、材料科学、测绘科学、交通运输等工程技术学科所涉及的议题息息相关，但它仍有较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特征，这与城市发展学当中的城市史、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等领域有着较大的交叉性，因此，未来我国工业遗产研究朝着“遗产研究”转向，既是自我学术转型，也是提升城市发展学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

(三)发展愿景：共建城市发展学“中国学派”

海外学界虽然没有“城市发展学”这一概念，但“城市研究”却普遍存在，“城市发展学”作为“城市研究”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虽然已经枝繁叶茂，但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派”应是未来目标，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发展建议。

一是发挥好“新文科”与“新工科”的优势，立足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需求，继续保持对在地性、本土性议题的关注，一方面从我国城市发展实践中探寻经验，丰富研究内涵，另一方面真正地持续指导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
二是往纵深理论深度挖掘，探讨我国工业遗产研究领域的理论价值，从而形成具有公共阐释能力的话语体系；
三是注重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工业考古学的介入，推动工业遗产的“遗产研究”转向，从根本上提升了我国城市发展学的研究水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目前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仍有明显的薄弱之处，除了前文所述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研究之外，涉及到工业考古、工业遗产美学乃至工业遗产旅游等方面仍然研究深度不足，上述领域构成了工业遗产研究的基础逻辑与基本理论，它们之于我国城市发展学理论研究而言当然也意义重大。而且，至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与工业遗产有关的教科书，所出版专著多以案例汇编、博士论文或会议论文集等为主，这不得不说目前研究还存在着的一定局限性，而上述相关不足显而易见又是未来学界努力的方向。

我国工业遗产研究有非常强烈的实践性，它走向城市发展学既是历史必然，也因其研究对象、范式及其价值依归使然。未来的城市发展学将会给我国工业遗产研究提供更全面的研究视角与更丰富的学术内涵，从而指导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工作与城市发展大局共生共荣。最终使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不但可以学以致用，而且真正地成为立足在地经验并以内驱动力实现理论创新的知识体系。

一言以蔽之，努力共建城市发展学的“中国学派”，应是未来我国工业遗产研究矢志不移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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