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陈培涵

( 莆田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莆田 351100 )

2021 年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就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提出 “以通促融、 以惠促融、 以情促融， 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的主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研究探索优化两岸融合发展路径， 是福建省在新时期对台工作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研究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有利于进一步凭借“海峡西岸” 的独特区位， 发挥福建对台 “先行先试” 优势，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争取人心实效、 推进祖国统一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已经发生变化， 从追求统一到落实统一， 反对 “台独” 与 “渐进治理” 齐头并进。

作为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重大方略的一部分， 融合发展具有厚重的理论依据。

1. 两岸融合发展的底层理论

依据 “国家球体理论”， 每一个国家是由“国家球体” 的球体 “内核” 和球体 “球面”构成的， 如果将国家要素结构视为一个 “球体”， 那么， 每个 “国家球体” 的内在主体部分是由领土与人民两个部分组成， 建立在领土与人民之上的政权机构则是 “国家球体” 的 “球面”， “球体” 的球面是由祖国大陆政权与所谓的 “台湾政权” 这两块大小殊异的 “球面” 构成， 两部分球面都由一定的内部主体支撑， 各自具有一定的对内约束和对外交往的功能， 但功能大小悬殊并相互区隔[1]。

目前台湾地区和大陆的 “内核” 是一致的， 而 “球面” 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 在这种情况下， “球面”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下脱离 “内核” 而凸起， 导致两岸之间的紧张状态。

因此， 为了确保整个 “国家球体”的稳定性， 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 把分隔的两个“球面” 融合在一起， 进而实现两岸球面的无缝衔接， 即两岸统一。

2. 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概念

依据 “国家球体理论”， 由于两岸是同一个国家体系下两个不同的子体系和不同的政权， 而在这两个子体系和不同政权之间建立衔接的介质学界称之为 “两岸桥接平台”， 通过架设两岸桥接平台， 实现两岸社会的有效整合[2]。

依据该概念， 两岸之间通过以民间组织为载体， 以社会管理创新和空间整合的外在动力、 民众的需求和人才交流的内在动力构成两岸桥接的动力机制；
再通过两岸的协调合作机制、 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共同建构两岸社会共同体机制。

在建立社会桥接平台的基础上， 两岸通过经贸交流活动， 建立双方的公共政策规范两岸的经济行为， 确保两岸能从经济交往中获得预期的经济利益， 建构从政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系统逻辑。

另外， 通过两岸的社会和经济交流活动， 培育两岸特有的文化，两岸通过文化交流， 互赏互鉴， 取长补短， 共同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推动两岸深度融合发展。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是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渐进治理和落实国家统一的进程。

两岸民众通过亲身参与融合发展， 共同构建两岸桥接平台， 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 自发形成对国家的认同。

国家球体理论和两岸桥接平台概念的分析框架为有效实现两岸社会整合， 进而实现两岸融合发展提供稳定的理论支撑。

当前， 两岸融合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效， 大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 鼓励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就学就业。

从惠台 “31 条措施” “26 条措施”“11 条措施” 到 “农林 22 条措施”， 再到福建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 “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入、 两岸交流合作提质增效[3]。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 两岸融合发展和国家完全统一的目标仍然面临挑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民进党当局为两岸融合发展设置障碍

台湾民进党当局凭借 “台独” 党纲， 挟持岛内民意， 制定了一系列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

在经济上， 民进党当局不仅解散了马英九时期成立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工作小组， 而且也放弃了两岸经济园区共建对接的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 在两岸经济合作上开倒车。

蔡英文当局还通过实施所谓的“新南向” 政策， 企图遏制台湾和大陆的经贸协作。

在政治上， 蔡英文当局还通过所谓的 “国安六法” 和 “反渗透法”， 对两岸交流合作设置障碍， 企图阻止两岸人员、 资金、 技术和产品往来， 破坏两岸关系融合发展。

自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蔡英文当局两面操弄， 借助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限制两岸民间社会交流， 直接导致两岸学术、 文化交流受到严重影响。

2. 两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不协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两岸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两岸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转型升级。

随着大陆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完善， 大陆逐渐调整产业发展模式， 注重投资科技含量更高的产业， 同时向境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两岸部分产业竞争态势加剧， 尤其是在高新科技芯片产业方面。

另一方面， 由于蔡英文当局的投资重点转向美国、 日本和欧盟， 导致2022 年台湾地区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大幅减少。同时， 受2014 年 “太阳花” 学运以及大陆惠台政策惠及台湾地区基层民众之间存在时间差的影响，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不协调。

3. 两岸官方和民间社会互动缺失

自蔡英文 “执政” 以来， 不仅中断官方机构间的往来， 而且两岸民间互动交流也明显减少。

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使用 “去中国化” 的“台独” 课纲， 年轻一代对两岸关系和国家认同出现了偏差， 这无形中培养了台湾地区年轻人对祖国大陆的敌视态度。

此外， 民进党当局以“抹红” 为由， 破坏两岸民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比如禁止淘宝登录台湾地区， 禁止爱奇艺和腾讯等大陆网络公司在台湾地区提供视听服务等。

另外， 蔡英文当局对大陆人员采取有别于其他区域人员的防疫政策， 变相限制了两岸的民间交流。

诚然， 借助互联网先进技术， 两岸之间可以在云端开辟新的交往平台。

疫情期间涌现的学术会议和经贸交流会能为两岸的民间社会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4. 国际因素

美国一直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和平统一是党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方针， 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的交汇期， 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 国际上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势力一直存在。

台湾岛内的分离主义和分裂势力与境外势力勾连， 企图 “倚美谋独”， 通过制造各种事端， 冲击一个中国原则，为两岸和平发展人为制造困难。

因此， 解决台湾问题不会一帆风顺。

实际上，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绝不会因为某些国家通过打“台湾牌” 就按照他们的 “剧本” 演下去。

党中央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习近平提出的 “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理念， 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追求。

通过两岸融合发展， 将增进和平统一后台胞的民生福祉。

“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理念就是要打造两岸共同的经济、 社会、 文化和制度等领域的共同体和夯实两岸社会的坚实基础。

1. 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由于内战原因导致的海峡两岸分离状态不应该成为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

实际上， 在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进程中，经贸联系是改善两岸民生最基本的工程。

通过经贸交流尽可能引导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通过深化产业合作让台湾同胞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 进而开辟两岸间的利益整合路径。

在两岸之间建立经济合作平台， 桥接两岸各行业的经济链接， 以此打造符合两岸人民利益的经济共同体。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可见， 两岸的经济合作已经发展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目标。

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尽管两岸官方机构之间的往来基本中断， 但是两岸经贸合作不降反升， 2021 年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顺差突破1700 亿美元， 大陆仍然是台湾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4]。

大陆没有因为民进党当局 “倚美抗中”而对台湾地区采取情绪化的经济政策， 不仅继续执行ECFA， 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惠台政策， 为台湾同胞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和生活创造各种便利。

当然， 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宜采取先单向后双向、 先单边后双边、 先区域后整体、 先要素后产品、 先资本后劳动力的从易到难、 逐步推进的路径与举措[5]。

目前大陆对台湾地区采取的举措是一个单边治理的行为， 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深入， 这些经济融合发展的举措必将给台湾底层民众带来更多现实的经济利益， 随着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经济政策和善意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两岸的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将更加深入。

2. 整合民间社会共同体

党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祖国统一、 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体。

尽管两岸长期处于分隔状态， 但是两岸民间社会组织交流频繁。

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要通过给与民间社会组织一定的授权， 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作用。

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 “国家-社会” 二元结构中的双向互动作用， 以推动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福祉。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 社会整合是发挥两岸民间社会力量、 推动两岸社会共同体建设的过程， 也是两岸人民共同生活经验、 集体记忆的再造以及 “两岸一家亲” 归属感的深化[2]。

大陆可以通过社区营造计划， 引进台湾地区先进的社区管理模式， 吸引优秀的里长等人才到大陆各基层社区尤其是台湾同胞和台企相对集中的地方，营造富有台湾地区元素的基层文化社区， 进一步丰富大陆的社区文化。

同时， 通过运用大数据时代的5G 网络和VR 技术为大陆社区与台湾地区的相关社区建立 “一对一” 的线上交流平台， 把大陆社区与台湾地区的相关社区的特色农产品或者民俗等通过VR 技术投射到对方的平台， 创造“两岸一家亲” 的归属感， 培育两岸社会共同体。

当然， 由于两岸存在制度差异， 台湾地区的社区主要发挥公民主体的作用， 而大陆社区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优势。

在两岸民间社会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 “党员＋” 的邻里服务体系也将为此赋能。

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提高在构建两岸民间社会共同体过程中的人员、 设备、 场地、 资金和媒体等的利用效率。

3. 构建文化共同体

两岸交流产生的新文化与台湾地区自身的文化共同发生作用，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为此， 在两岸交流中， 要寻找两岸的共同文化。

通过构建两岸文化共同体促进两岸民众的心灵契合， 携手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

两岸文化同属中华文化， 绝大部分台湾民众认同中华文化， 以中华文化为荣。

客家文化， 闽南文化， 妈祖文化都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

引导台湾同胞到大陆进行文化寻 “根”， 激发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逐渐建构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

就妈祖文化而言， 目前持续开展的活动有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 每年农历三月的妈祖春祭大典以及台湾岛妈祖回娘家活动。

妈祖文化传承至今， 离不开儒家思想对其 “正统化” 的作用[6]。

两岸文化通过交流， 互相渗透、 筛选、吸收和融合， 可以将双方的优点和长处提炼并凝聚为两岸的共同价值[7]。

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在台湾地区也有相当多的信众， 是两岸共同的民间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元素的一部分，既有先进性， 也有落后性。

因此， 两岸文化交流除了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 也要剔除糟粕，在构建两岸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形成两岸共同的价值体系， 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 建设保障民生的制度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在此基础上， 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 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8]。

因此， 台湾问题最终要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

这些制度性安排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两岸在几十年的交流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解决与两岸共同关心的事务的制度性安排。

这些制度性安排以保障台湾地区的民生福祉为根本依归， 坚持以确保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前提。

这些制度性安排就构成了保障民生的制度共同体。

两岸关系制度化是两岸制度整合的主要内容。

在确立共同需求和目标的基础上， 遵循求同存异、 互利共赢等规则， 经协商谈判， 以签署合作协议、 备忘录等制度化形式， 巩固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合作与共识， 以期更好、 更稳定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实现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9]。

因此， 在两岸关系制度化的过程中， 要发挥包容性。

这种包容性包括形式的包容性和内容的包容性两个方面: 在形式上， 只要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岸统一的各政党、 各界别代表都可以参与两岸相关制度的协商谈判，依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协商， 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商文本。

在内容上， 只要是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和维护两岸统一的一切政策主张， 都可以大胆讨论， 深入讨论， 以实现台湾社会的长治久安。

当前， 两岸协商谈判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拓展至社会领域， 乃至具有相当敏感度的政治议题，已经产生溢出效应[10]。

为此， 要积极研判这些已经谈判成型的制度文件的动力因素、 形成过程以及政策绩效等， 为其他领域的涉台法律制度安排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由于两岸之间存在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 建设保障民生的制度共同体的过程实际是为两岸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交流提供制度保障， 最终推动两岸政治达成和解和实现政治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8]。

无论台海形势如何风云变幻， 时与势终究有利于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这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11]! 因此， 要打造两岸经济、 社会、文化和保障民生的制度共同体， 鼓励两岸社会多元参与共同体建设， 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治理， 推动实现祖国统一、 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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