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转型与地方精英的成长——以莆田妈祖信仰为例

连晨曦， 卞 梁

( 1. 莆田学院 妈祖文化研究院， 福建 莆田 351100；
2.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

民间信仰的历史源远流长。

历代封建政府通过赐封神灵、 提高神格的方式， 将部分神灵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 同时颁布 “禁巫” 法令，取缔民众私下滥建的神祠、 庙宇， 打击 “淫祠”和 “淫祀”， 这成为管控民间信仰确立国家权威的重要手段。

自20 世纪50 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民间信仰曾一度被作为 “封建迷信” 对待。

20世纪80 年代后， 政府认为， 宗教(含民间信仰)是一定社会时期的必然产物，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将长期存在。

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鉴于民间信仰在促进民间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国家加强了对民间信仰事务的引导与管理。民间信仰逐渐被作为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弘扬， 地方乡贤不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 还掌握着再造民间信仰符号的权利， 并以此参与乡土文化重塑的实践。

中国统治者很早便对祭祀进行规范化管理，将其纳入国家典章制度中。

自西周时期起， 便有国家祀典制度。

秦汉时期又有了 “封禅” 仪式。两宋时期， 朝廷赐封的神灵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宋徽宗在位年间， 赐封的数量猛增， 此后在整个12 世纪， 赐封活动一直持续[1]。

赐封的神灵逐渐由出身高贵的英雄延伸至受平民阶层崇祀的地方神灵， 赐封与否主要看神灵是否能够消灾除患、 有祷必应与是否 “灵验”。

这一时期莆田女巫妈祖得到推崇便是一个事例。

宋代 《庆元条法事类》 规定: “诸道释神祠祈祷灵应(谓功迹显著、 惠利及人， 载于祀典者)， 宜加官爵封号庙额者， 州具事状保明申转运司， 本司委邻州官躬亲询究， 到委别州不干碍官复实讫， 具事实保奏本司。”[2]宋代地方神灵要获得朝廷封号， 需要由地方政府上报州转运使， 州转运使委托邻州官员予以核查， 随后上报尚书省， 由尚书省转报礼部， 经核实后由太常寺书判拟定封号， 送回礼部复准， 由礼部送回尚书省。

尚书省起草赐封敕文与勘核情况的详细报告， 方可赐予神灵封号。

朝廷主要采取以侯、公、 王的次序给予不同神灵封号以及增加封号字数的方式予以赐封。

获得封号的神灵将被朝廷登记于祀典案册之中， 享受春秋二祭， 朝廷按期拨付专款修缮供奉神灵的庙宇。

朝廷对神灵屡次赐封， 这样可以增强官方的权威， 人们以往依赖宗教除厄解困， 逐渐转向依赖官府。

在朝廷的屡次赐封之下， 神灵所代表的伦理性善恶理念逐渐增强。

福建莆田的妈祖由一名女巫升格为救助海难的灵惠夫人， 清初最终获封天后；

福建古田的陈靖姑成为抵御灾患的顺懿夫人；

浙江的温琼由瘟神变成舍己救人的书生；

四川的梓潼神由蛇精转化成精通文字的文昌[3]。

此后， 元明清三代继承并发展了封赐神灵的政策， 将许多原本流传于民间的神灵正统化。

以妈祖信仰为例， 自宋代对妈祖进行褒封起， 在历代封建朝廷的不断赐封之下， 妈祖由“夫人” 晋升为 “妃”， 由 “天妃” 成为 “天后”。

朝廷的赐封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妈祖的神格， 使之从地域性的神祇成为全国性的神祇， 还彰显了官民崇祀妈祖的合法性。

此后， 政府对妈祖信仰仪式的祭祀牺牲、 祭器祭品、 主祭人员资格、 跪拜礼仪等诸多方面进行规范化， 并以行政权力管辖妈祖宫庙。

清代对天后妈祖举行春秋二祭， 将其与孔子、 关帝并列， 不断提升其神格。统治者通过赐封、 祭祀妈祖等神灵， “既体现出与民同奉， 又极其巧妙地向民众传递出自己才是天地间的至尊”[4]。

在妈祖神格不断上升的过程中， 民间精英群体对她的家世、 形象进行重新编造， 元代黄渊在 《圣墩顺济庙新建蕃鳌殿记》中说 “赫赫公家， 有齐季女， 生也贤哲， 岳钟渎聚”[5]， 将妈祖的身世与 “赫赫公家” 相联系， 将妈祖由女巫演化为官宦之家的女子。

明代黄仲昭认为妈祖是 “都巡检孚之第六女”[6]。

到了清代， 《天妃诞降本传》 《天后本支世系考》等则将妈祖的身世与兴化当地望族 “九牧林”相联系[7]。

其形象也早已被塑造成 “生人、 福人， 未尝以死与祸恐人”[5]， 充满了儒家伦理色彩。

历代文人与地方精英编造的故事、 传说逐渐将妈祖信仰与当时官方倡导的儒家意识形态相融合， 成为封建政府取得支持、 安定民心的工具。在民间与官方的共同推动下， 妈祖信仰得以广泛传播， 妈祖宫庙建立起庞大的庙际网络。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圣墩顺济庙是最早被敕封 “顺济” 的庙宇， 因此江口顺济庙、 莆田白湖顺济庙、 仙游枫亭顺济庙、 泉州城南顺济庙、 杭州顺济圣妃庙、 镇江京口顺济宫、 上海松江顺济庙、广东高要圣妃顺济庙等均视圣墩妈祖庙为祖庙。詹姆斯·沃森指出， 帝国对妈祖信仰的允准， 实际上是神的标准化过程， 权力的影子处处都在；
天后的高升和对她崇拜的增加与国家对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权威的逐渐加强是同步的[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 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1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 正式提出 “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9]。

2016 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 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进入21 世纪， 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 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以发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信俗为例，这一脱胎于沿海渔民崇祀海神妈祖的民间信仰曾一度被视为 “封建迷信”。

改革开放后， 许多台湾妈祖分灵宫庙组织信众前往莆田湄洲祖庙谒祖进香。

随着前来进香的台胞日益增多， 妈祖信仰作为两岸沟通交流桥梁作用的当代政治意义得以凸显， 政府逐渐支持并介入妈祖信仰的传承与转型之中。

湄洲岛成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当地政府委托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湄洲祖庙的规划建设项目。

湄洲祖庙的重建工程、 仪式活动和日常管理等事务逐渐由政府接管， 并提出“要不断丰富、 拓展、 延伸妈祖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突出妈祖文化的政治、 文化、 经济功能， 将妈祖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深刻认识妈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谐文化， 赋予妈祖文化以民族团结、 文化认同、 和谐和平等新的内涵， 创设各种文化平台， 加强广大民众对妈祖文化内涵的认识， 共同支持和推动妈祖文化事业繁荣发展”[10]6。

地方政府、 投资商和赴大陆的台商也借此开发湄洲岛的旅游资源，将湄洲岛打造成旅游朝圣的著名景区。

在妈祖信俗 “申遗” 的过程中， 福建省文化厅邀请专家学者讨论申报对策， 撰写申报文本材料， 一些与 “申遗” 项目不符的 “迷信” 成分被剔除， 保存了 “传统文化” 元素，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

在各方的积极推动下， 妈祖信俗于2009 年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发挥妈祖文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 于2016 年被写入国家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妈祖宫庙逐渐成为当地的民俗文化交流中心、 艺术创作中心， 文化交流与慈善活动相继开展。

政府支持举办庙会、 开展仪式活动的目的也并非为了敬神驱邪， 多是出于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的目的。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2016 年年会” 的活动包含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2016年会员大会、 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非遗展示、 丙申年秋祭妈祖典礼、 “妈祖文化与海洋精神” 国际研讨会、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主旨演讲等多项内容[11]。

2017 年广州南沙区举办 “广州南沙妈祖文化旅游节”， 活动吸引了700 多名台商参与， 不仅有大型传统歌舞 《妈祖颂》 表演、大型妈祖祭祀仪式表演， 还举办了南沙文化展览、 麒麟舞、 莫家拳、 香云纱服饰秀、 鳌鱼舞等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表演[12]301-302。

2017 年4 月河北唐山市曹妃甸举行春季妈祖庙会暨首届妈祖女神开海节， 活动内容包括妈祖女神开海节、 京津冀美食品鉴会、 职教城匠谷小镇文化展演、 职教城大学生大型文艺演出、 名家书画展、传统评剧表演、 祈福诵经、 秧歌、 唢呐、 擂鼓表演、 焰火燃放、 曹妃甸特色产品展卖等[12]294。经过地方政府精心包装打造的 “民间文化” 已经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言人， 与纯粹的民间信仰相去甚远。

在民间信仰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离不开当地民众特别是地方精英的积极支持。

作为地方精英的乡贤根植于基层社会。

古代乡土社会中的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领袖， 他们在地缘和血缘的基础上， 依靠家族与宗族的力量维系乡村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 出现了一批兼具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特质的精英群体。

他们乐于回馈乡里， 努力传播主流价值观、 凝聚乡村力量。

他们 “延续传统乡村文脉， 优化乡村治理机制”[13]的作用日益引起人们重视。

精英群体、 海内外乡亲利用各自社会资源重建信俗文化， 获得了民众的认可， 弥合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裂痕， 促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凝聚社会共识[14]。

在妈祖信俗转型过程中， 地方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

湄洲妈祖祖庙在 “文革” 中遭到破坏，20 世纪80 年代起， 当地的 “渔网专业户” 林聪治女士(俗名 “阿八”)带领两位妇女 “阿二”“阿六” 开始自发重修妈祖庙。

她们 “自带饭菜上山， 在荒草荆棘中开出一条路”[10]154。

这一行为得到当地村干部的支持， 但当时附近有部队驻防， 重修庙宇的活动引起了部队的警觉， 认为这一 “封建迷信活动” 干扰战备工作， 应当拆除。在情急之下， 林聪治女士找到当地莆田县台办的干部与县文化馆馆长请求帮助。

二人经过调查之后， 认为湄洲祖庙原本就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群众自发集资修复是合情合理的行为， 便一同说服当地副县长予以支持， 并以县委的名义向上级汇报此事， 得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支持。

此后， 祖庙的重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林聪治女士也被选为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常务董事长， 妈祖祖庙由此得到官方认可。

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成立后， 请来专家规划指导， 修建了寝殿、 正殿、 钟鼓楼、 朝天阁、 升天楼、 圣旨门、 升天亭、 山门、 圣父母祠、 梳妆楼、 妈祖石雕像、 观音殿、 佛殿、 中军殿、 五帝庙、 龙凤亭、 头道大牌坊、 两廊、 戏台、 香客山庄、 爱乡亭、 观日亭、 妈祖纪念馆、 餐厅、 办公楼等， 资金全部由董事会自筹， 除了平时的香火缘金收入外， 主要是一些台湾分灵庙的捐资及信众、 企业家的资助。

林聪治女士于1996 年以湄洲祖庙访问团副团长的身份赴台湾北港朝天宫参加妈祖雕像开光庆典；

1997 年又以 “湄洲妈祖金身出游台湾护驾团” 副团长的名义参加湄洲妈祖巡游台湾活动[10]157-158。

并在此后多次赴台交流。

1997 年， 林聪治女士卸任湄洲祖庙常务董事长， 由长子林金榜先生接任董事长。

他此前一直在基层政府机构任职， 于1981 年被选为当地的村党支部书记， 后来历任镇经委主任、 镇党委委员、 镇党委组织委员。

1997 年， 湄洲岛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建议他担任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 理由是: “一来台湾信众对我们协助祖庙工作有误解， 你是老董事长阿八的儿子， 完全可以淡化政治色彩；

二来阿八最迫切的要求是继任者应让她完全放心， 儿子接母亲的班， 自然是放心了， 两全其美， 何乐而不为?”[15]林金榜先生上任后， 将基层党政机关工作经验应用于妈祖宫庙的管理工作中， 重视纪律、 规范和制度建设。林金榜在硬件建设、 制度管理、 对外交流、 慈善救助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2009 年妈祖信俗 “申遗” 过程中， 湄洲妈祖祖庙在人员、 资料、 时间、 资金等方面做了充分的保障工作。

林金榜卸任后， 由弟弟林金赞先生接任祖庙董事会董事长。

自董事会成立后， 林金赞就以 “总干事” 的身份在为祖庙服务。

用林聪治女士的话说: “何止我一生与妈祖结深缘， 我全家上下老老小小都与妈祖结深缘!”[10]159

在妈祖信俗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莆田文峰宫也是一个典型代表。

文峰宫的前身是宋代白湖顺济庙， 元代地方官员将白湖顺济庙迁入城内， 文峰宫建成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 是兴化地方郡县县官春秋祭祀的官庙。

该庙在清乾隆、 嘉庆年间和民国时期数次扩建。

在文峰天后宫董事会推动下， “三代祠” 和 “梳妆楼” 于1993 年被莆田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 年陈鹭玲女士被推举为文峰天后宫管委会主任兼文峰天后宫董事会董事长后， 决定自2004 年起， 在每年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和九月初九升天纪念日举行春祭和秋祭仪式[16]。

2009年文峰天后宫 “妈祖信俗” 被列入第一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 文峰宫 “三代祠” 和 “梳妆楼” 也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0 年， 在陈鹭玲主持下， 文峰宫正殿在步行街落成， 来自中国台湾、 香港、 广东、 山东和马来西亚、 印尼等地的80 多个妈祖宫庙代表参加了开光庆典[16]。

如今文峰宫拥有妈祖信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妈祖诵经、 妈祖供品、妈祖元宵烛山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陈鹭玲的推动下， 文峰天后宫的对外交流日益活跃。

自2006 年起， 台湾妈祖联谊会进香团、 台湾新港奉天宫妈祖进香团、 大甲镇澜宫进香团、 台湾新住民文化发展协会、 新西兰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等团体先后到文峰宫参访[16]。

每年正月的 “尾暝” 是文峰宫的一大特色。

正月廿九日在文峰宫前为妈祖 “尾暝” 点烛山、 点烛海， 并举行文艺踩街活动， 吸引大批市民前往观赏、 祈福。

“尾暝” 参与人员扮成大五福(福禄寿喜财)、 三及第(状元、榜眼、探花)等人物， 加上腰鼓队、 军乐队组成文艺表演队， 迎出妈祖香炉绕文献路、 北大路和胜利路游行， 一路祈福。“尾暝” 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信众前来进香祈福。

在民间信仰转型中， 地方精英群体在信众之中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地位。

这一地位既来源于妈祖的认同、 托梦等神示故事的象征性， 也来自于政府的任命与官方的认可。

林聪治女士最初重修妈祖庙的动力来源于托梦， “我相信这是妈祖显灵， 于是更加坚定了重修祖庙的决心”[10]154。而林金榜董事长的接任也被解释为 “应该也是与妈祖有缘吧”[10]158。

在任命董事长的仪式中，也特意设计了卜杯的环节， 以求得妈祖的认可。陈鹭玲女士也提到， “自己出任董事长前， 有一次梦见妈祖出游， 沿途供奉妈祖的供品排桌绵延不绝， 妈祖身着凤冠霞帔， 威仪异常。

陈鹭玲出于敬仰往后退， 但慈祥的妈祖拉住她， 似乎要向她交代些啥”[16]。

这些奇异的观念与梦境在妈祖敬仰者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是他们管理宫庙事务的精神动力。

而政府委任他们作为董事会董事长， 使他们的职位合法性。

作为宫庙的管理者， 地方精英掌握的社会资源为其承担社会责任奠定了基础。

在重修妈祖祖庙前， 林聪治女士做过海鲜挑贩和 “渔网专业户”， 收购湄洲人织的渔网， 运到平潭、 福清以及莆田江口、 东甲一带去推销。

因为她 “嘴甜脚勤人缘好， 因此生意兴隆， 收入不错， 最多时年收入近万元”[10]154。

而林金榜早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镇经委主任、 党委委员、 组织委员等职务， 这些基层工作经历让他获得了民众与官方的认可， 最终成为祖庙董事会董事长的推荐人选。陈鹭玲女士出生于干部家庭， 有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 这些都是她管理文峰宫的重要社会资本。在他们修复、 管理宫庙的过程中， 个人出于对妈祖的敬仰而采取的行动逐渐得到政府认可， 在身份转换的同时， 这些私人行为也被赋予了更多官方意图， 民间草根色彩逐渐淡化， 成为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活动。

作为当地社区的代表性人物， 地方精英在管理中也展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

由于个人的经历差异， 林聪治女士倾向于人情管理、 粗放管理，更多地满足妈祖敬仰者的意见与要求， 林金榜则强调规范管理、 制度化管理。

林聪治女士最初修复祖庙， 更多地是自发行为， 担负着较大的政治风险， 一度为了庙宇的合法性问题四处奔走。

这固然与时代背景与政策因素有关， 但林聪治女士所承担的压力不言而喻。

林金榜接任董事长后，担任过基层干部的经历使其更多地采取事前请示汇报、 与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的方式。

陈鹭玲女士的管理措施与对外交流活动也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充分支持。

这一差异体现了社会环境的转变与理性的回归。

在封建社会， 政府通过赏赐封号、 祭祀、 兴建庙宇等行为， 将民间信仰纳入自身的统治体系中， 同时树立了亲民的形象。

从妈祖信仰的发展变迁历程中可以看到， 封建政府通过对妈祖赐予封号、 举行春秋二祭等具有符号象征性的方式，将妈祖信仰合法化。

神灵能够得到赐封的最高准则是其 “灵验”。

而关于妈祖 “灵验” 的故事频频见于相关记录之中。

如圣墩顺济庙的兴建就是因 “枯楂显圣”， 据廖鹏飞 《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 记载， 因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途中遭遇风浪， “有女神登樯竿， 为旋舞状， 俄获安济”， 因此奏请敕封圣墩妈祖庙 “顺济” 庙额。随着时代发展， 民间信仰朝着遗产化、 资源化的方向发展， 判定标准则是该项目是否属于 “优秀传统文化”。

从表面上看， 古今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有巨大差别， 但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 “灵验” 与 “优秀传统文化” 的判断标准都较为宽泛， 在具体操作上具有灵活性与较大的伸缩空间。

封建政府给包括妈祖在内的诸多神灵赐予封号的目的在于其能够护国庇民， 十分 “灵验”，有功于国家。

通过一系列赐封， 不仅提高了神格， 也赋予其儒家的伦理道德色彩。

当今的民间信仰转型， 除了其属于 “优秀传统文化” 的因素之外， 还在于作为融入民众生活的民间信仰具有增强民众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作用。

不仅要淡化民间信仰宗教属性， 也要寻求服务于地方社会建设。

地方精英通过社团组织成为管理者， 用当今主流话语体系对民间信仰加以阐释。

在此过程中， 地方政府、 文化单位、 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 商业团队等多种主体相互交叉渗透， 使民间信仰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表现形态， 增强了民间信仰文化的艺术性。

在现代社会， 国家权力更加深刻地塑造着民间信仰， 影响着民间信仰的嬗变。在具体表现上， 民间信仰社团组织往往有官方人员的参与。

以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为例， 作为全国性的妈祖文化交流团体， 2004 年成立时，收到文化部、 宣传部、 福建省旅游局等政府部门的贺信。

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 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福建省、 莆田市相关部门的领导。

在随后产生的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执行机构人员名单中，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马万祺与中国侨商会常务副会长陈江和担任名誉会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担任会长， 时任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榜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7]。

早在1994 年， 福建省旅游局、 莆田市政府和妈祖文化基金会就联合举办 “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

在开幕式上举行湄洲妈祖祖庙祭典活动， 妈祖文化基金会会长林文豪、 湄洲妈祖祖庙常务副董事长林聪治担任主祭， 台胞代表等海内外朋友参加陪祭， 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 香港、 澳门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以及妈祖信众近万人参加活动。

莆田市首次在湄洲岛举办妈祖文化旅游节， 一举打响妈祖文化品牌[10]63。

2007 年开始， 妈祖文化旅游节由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 国家文化部担任支持单位， 中国侨联、 全国台联、 中国旅游协会、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担任指导单位。

2009 年 “妈祖信俗” 入选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国家旅游局决定自2010 年起与福建省政府共同主办“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 这标志着 “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 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节庆活动[10]66。

活动内容不断丰富， 规模、 影响力也持续扩大。

民间信仰的变迁体现了官方与民间力量的互动。

在封建社会， 地方精英在支持政府赐封妈祖的同时， 获得了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

今天， 政府与学界不仅将妈祖定义为海峡和平女神， 将其作为海峡两岸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

妈祖信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各地妈祖宫庙的重建与仪式传统的复兴便是最好的体现。

今天， 圣墩顺济庙所在的白塘镇镇前村不仅组建富有特色的正月廿四尾暝元宵仪仗队， “抬棕轿” “赤脚踩踏炭火” “坐刀轿” “打铁球” 等传统仪式也得以传承。

2009 年 5 月， “涵江镇前打铁球” 被列入第二批莆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正月廿四， 虔诚的村民在镇前大路天后宫欢庆 “尾暝元宵”， 举行盛大的 “打铁球” 活动， 并请出妈祖等圣像， 绕境巡安， 赐福千家。

通过这些活动， 祈求出海捕鱼的渔民悬帆顺济， 平安归来。近年来， 随着木兰溪流域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 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 圣墩顺济妈祖庙董事会积极倡议， 将圣墩妈祖文化融入莆田廿四景等自然景观概念。

以河道水域为主线， 连接景观湖景、 白塘秋月、 宁海初日等景点在内的木兰溪生态水利风景线， 共同构筑宁海桥 “宁海初日”文化公园， 带动白塘镇 “白塘秋月” “涵坝堤坝” 等主题文化景观开发建设， 构筑综合旅游区和农业观光区， 开发妈祖文化景观片区为主题的旅游休闲产业， 建设北洋河道生态水系， 打造莆田特色的水利文化风景新名片。

因此， 官方深刻地影响妈祖信仰的变迁， 地方精英通过重塑妈祖信仰， 成为组织管理者， 采用企业的经营模式对妈祖文化活动加以管理， 以一系列制度规范妈祖文化活动，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部门参与到妈祖文化产业的开发中来。

官方和民间对妈祖文化内涵的重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 构筑起妈祖信俗文化发展的新形态。

在民间信仰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引起反思的现象。

政府对民间信仰的引导与重塑强调以主流价值建构标准化、 规范化的“新民俗”， 并与地方文化旅游及经济发展相联系。

一些村镇基于利益考量， 将民间信仰作为筹码展开竞争。

在此过程中， 上级政府的态度往往对基层社会民间信仰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总体而言， 民间信仰的转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文明的变迁与民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提升。

对民间信仰的治理也逐步完善并走向正规化。

在此过程中， 扎根于地方社会的精英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管理部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 在回应双方的诉求中， 逐渐将民间信仰带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 促进其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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