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党的二十大强调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要坚定道路自信，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1]在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时代新征程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汲取坚定道路自信的强大能量。从长时段视域和全球视域看，中国现代化的演进，历史基础在于近代中国选择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习，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基础在于中国是工业化后发国家及其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坚持自信自立，从国情世情出发，为突破中国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逐步展开，经历艰辛探索实现的。[1]
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进程及现代化理论起于西方，但这并不是近代中国选择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习的历史逻辑。近代中国在落后于世界发展而挨打的情况下，寻求“师夷长技以自强”，才是学习工业化先发国家经验的历史逻辑。
在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引领发展和中国逐渐落后的大分流，在很长时期内国人对此没有认知，而是自认为中国处于盛世。国人认知中国落后于世界，不是自觉认知，而是被列强入侵后惊醒的，这是中国与工业化先发国家差距拉大的历史悲哀。
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西学东渐。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带来西方科技文化。中国接受他们带来的科技文化，但国人并不认为自己落后，因而只将其视为文化交流，还称不上主动向西方学习。清朝允许西方传教时间很短，到雍正王朝实行禁教，但仍有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禁而不止。
中国主动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习，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以武力入侵中国的情况下，渐进认识到自己落后于世界，所作出的应对列强的一种选择。国人在逐步认识到西强我弱后，开始大量介绍国外情况。资料显示，1840—1861年，中国文人学者写了20余部介绍国外情况的著作。在当时，中文里还没有现代化一词，能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自富思路，实际上是对长久唯我独尊和处于盛世认知的突破。近代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具有阶段性特征，集中体现在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西学与中国传统观念冲突，也打破了中国的传统利益格局，因而遭到强烈抵制，经历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
一是为实现自强自富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工业。国人认识到，西方国家“长”在工业，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工业之“长”以制夷。在这种认知下，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官员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主张摹习西方国家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路，开展了以由上而下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工业运动。这被称为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近代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组织的较大规模发展工业的实践，起于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洋务运动尽管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停了下来，但中国学习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等民用工业，在很长时期内延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御外敌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这一过程中也培养出一批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却没有改变。
二是在既定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学习西方国家治理方法，实行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良性质的变法实现自强。洋务运动没有触及的旧制仍约束着中国自强进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加速了半殖民地化进程，这一危机迫使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路径。改良派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方法，这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外因看，变革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促进工业发展，是当时世界的一种潮流。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互促进，不仅使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德、英、法等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也使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之后迅速强大起来。这启发改良派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方法。
从内因看，受列强输入资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和洋务运动中兴办起一批工业企业影响，一些觉醒的国人以有限的力量推进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商洋厂。这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措施之一。到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为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倡议向西方学习发展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光绪帝受维新派人士影响，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变法纲领《明定国是诏》。其中的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
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
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
创办报刊，开放言论；
训练新式陆军海军；
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衙门和无用官职。《明定国是诏》是在慈禧太后面告光绪帝“今宜专讲西学”后颁布的，但变法实践在实际上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这就遭到强烈抵制。历时103天后，慈禧太后于同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帝遭囚禁，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遭杀害。这次在既定君主专制下的改良运动尽管失败，但它成为了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为13年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从国家治理上对如何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尝试。
三是学习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邹容等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改良主义，推动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辛亥革命建立起共和政体，使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成长。辛亥革命推翻“洋人的朝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近代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广泛影响，列宁视之为“亚洲的觉醒”。基于辛亥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互促进。既然如此，为什么新中国没有遵循这一逻辑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近代中国在洋务运动告终后，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国民党政府选择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又增添了官僚资本主义，这三者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列强侵略的殖民掠夺、封建制度的约束、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不仅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滞缓，发展成果也没有惠及全体人民，因而这一选择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新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夺取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和选择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原理的揭示，以及对贫穷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认识的选择。这一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得到人民拥护的道路选择，是正确的选择。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起新中国的根本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为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形成逻辑和主要特征如下。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国家战略目标，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秩序向稳和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P316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这一重大战略步骤，也就向全国人民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一总路线和总任务明确把发展作为先进生产力标志的工业化与适应工业化发展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加以一并推进。为此，1953年起实施了国家“一五”经济计划，推动以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围绕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到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
另一方面，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为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石，加之实行计划经济，可以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下集中力量解决快速积累工业资本和关键技术攻关问题，为落后的中国突破在国际上的弱势窘境创造了条件。[3]毛泽东于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4]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实践，都验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战略远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全国各族人民进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宪法之前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加紧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法制建设。1954 年9 月，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从宪法层面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是划时代的，确保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处理好十大关系的结构性命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是非关系；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对这十大关系的论述，主题是以苏联为鉴，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调动一切积极性。这一论述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点了题，也明确了如何构建基于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结构体系的思路，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对当时及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着指导作用。
党的八大基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转变，中国形成了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指向。新中国成立起逐步明确提出包括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结构性任务，使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阶段性突破特征更为明确。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点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题。在1978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形成的思想基础。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P163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共十二大首次点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题。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P2-3基于这一认知逻辑及实践的展开，中共十三大作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并基于这一国情的判断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形成逻辑和主要特征如下：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鲜明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P164-165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友人时，强调小康建设必须以坚持社会主义为前提。他指出：“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6]P64在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基于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从理论和实践上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阶段、任务、动力、战略、政治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放开前，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经济建设在实质上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类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口号的冲击，但全国人民以“抓革命，促生产”等方式对现代化建设的干扰予以抵制，全国经济建设在实践上没有中断，而且国家一直围绕工业化配置资源。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既防范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经济建设现象的发生，更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到现代化建设上。另一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打击各种扰乱现代化建设秩序行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度跃升，进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呈现和谐进步态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快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实现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以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必须作出的选择。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前，从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出发，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苏联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工业的快速推进。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体制的设想和苏联的成功实践经验，新中国在成立初期选择了资源在计划体制下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配置，进而在较短时期内就破解了如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历史性命题，但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的问题。从增强发展活力和解决当时面临的大量返城知识青年就业难等现实问题出发，也基于城乡集市贸易、农村自留地、个体手工业发展的实践，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放活市场。在市场取向改革激活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实践基础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6]P373突破了长时期内认为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这一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在党的十四大上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P226中国选择的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前加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即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成功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践，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及其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实又充满活力。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而深刻认识和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全面发展方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协调发展方面，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8]P166-167以人为本科学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命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二十大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这次大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9]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战略措施作为整体协调统一推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厚植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这些都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清晰，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并阐明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和相互关系。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要求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等方面把握好新发展理念。[10]P171-172新发展理念这一系统的理论体系，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传承党的发展理论基础上为解决中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深刻回答了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新发展理念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中国共产党作出并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二十大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方向：一是在经济建设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在政治建设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党的二十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是在文化建设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四是在社会建设上，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党的二十大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五是在生态建设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二十大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11]“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实践中，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性目标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相协调，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演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二十大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并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全面部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都是事关全局的战略重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战略措施作为整体加以协调统一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将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纳入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分别就修改宪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部署，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了新的重大步伐。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党要更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持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不仅成功地突破了旧中国长久徘徊和极低发展起点的现实困境的既有发展趋势[11]，更是成功突破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窘境及其对发展空间的锁定，实现在国际上由受弱势窘境困扰向优势跨越发展和由跟跑到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的两个成功转换，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全新选择，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1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是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10]P427党的二十大指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这次大会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这些都明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要义，也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因。下面，基于内生发展能力视域，从发展动力、自立自强、国际合作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实现在国际上由受弱势窘境困扰向优势跨越发展和由跟跑到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两个成功转换的原因。
党的二十大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创造的道路，与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现代化道路有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遵循资本至上。现代化的发展除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外，还与资本至上联系在一起。工业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于一体，资本是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正因为如此，资本至上不仅渗透到生产方式，还渗透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在资本至上逻辑下，工人由资本雇用，工业化先发国家以羊吃人的方式剥夺农民，以资本享有剩余索取权剥削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支配政治经济运行，决定社会生产、生活、交往规则，影响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尽管成就了物质财富增长，但造成人的异化和人的价值被贬低，劳资关系始终严重对立。面对资本至上导致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一些行动，如构建社会福利体系，但都没有改变资本至上逻辑，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现象得不到扼制的原因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遵循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3]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基于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激发出的人民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动力。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中国坚持自我积累和创新发展，以自立自强方式推进现代化，这是统筹国情世情的必然选择。
自立自强推进现代化是中国国情的内在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的国家通过“搭便车”实现现代化。但是，对于人口第一大国和有大量农村人口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以内生发展能力提升为基础，试图通过依赖外部力量实现现代化没有可行性。
自立自强推进现代化是外部发展环境所致。在国际上，新中国现代化发展受两个方面因素的约束。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掠夺他国财富和扼制他国发展的情况下，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中国，依赖外部力量不仅发展受限，还会陷入依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新中国自成立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一，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他们基于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通过封锁禁运等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便车”可以搭乘，除了自立自强，别无选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寻求民族独立促进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自立自强的基础。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新中国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被扼杀，而是成功走出了自立自强之路。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自立自强在发展成果上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上冷战局势的缓和，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抓住这一时机，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资源促进现代化发展。中国立足自立自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努力，国家综合国力增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全球化进程中，一国的现代化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中国选择和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推进现代化，这是不同以往的选择。工业化先发国家的发展，除内在因素外，还与掠夺他国财富、扼制他国发展有关。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不赞成将其美化为“商人”资本主义或“重商”资本主义，而是使用了能够反映其野蛮性、暴力性的“战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14]P6-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享用了战胜国的成果，除以其强势对工业化后发国家实施军事干预外，还通过1944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霸权，1973年10月又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接受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实现美元与石油挂钩，加之以资本实力实行强势垄断，形成了财富由他国向其流入的路径。然而，一些人不仅对这样一种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事实于不顾，还加以包装，将资本主义道路唯一化。时至今时，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上仍延续弱肉强食之道，却以被粉饰了的所谓公正、平等加以掩盖。
中国跳出零和博弈思维，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囯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倡议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成为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现代化的典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促进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先后成立“丝路基金”、发起设立“亚投行”，为“一带一路”项目推进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坚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间务实合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基本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与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开辟了世界经济增长新空间，搭建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新平台，拓展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新实践，作出了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新贡献，成为了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事实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15]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国际现代化建设合作，验证了不实行掠夺式发展、排他式发展，是可以更好促进各国现代化的。
基于文明自觉成功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论调，验证了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具有唯一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先行实现物的现代化的强势，推行其发展模式，提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对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否定，目的在于为维系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即以其较强实力的资本纵横全球，使弱势国家陷入对先行发达资本主义强国的依附和自殖民化，实际上也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锁定。不仅如此，还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行颜色革命，加之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他国道路的选择进行干预。正因为这些淋漓尽致的利益指向及多管其下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难以突破弱势窘境的困扰。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中，经历了落后的近代中国向工业化先发国家学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四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在国际上由受弱势窘境困扰向优势跨越发展和由跟跑到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的两个成功转换，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是因为在全球现代化不断演进提升中，坚持自信自立，以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构建起现代化的强劲动力、以自立自强方式推进现代化、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合作，形成较强的现代化内生发展能力。两个成功转换和两大奇迹，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富有活力、激励充分、可持续、优势显著的道路，是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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