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不良影响及应对策略

王凌敦

泛娱乐主义是指娱乐话语走出自身场域，以娱乐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尺度，将所有严肃的公共议题都用娱乐化的方式加以表达。天价片酬、网络恶搞等事件折射出泛娱乐主义乱象。青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过度娱乐容易弱化青年的审美情趣，误导青年的价值判断，消解青年的社会主流认同感。因此，必须引导青年“将个人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情感归属、行为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频共振”[1]，这既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应有之义，也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养青年心智、凝聚青年力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更加自信自强、富于思辨精神，同时也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影响，更加需要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引导。”[2]适度的娱乐本无可厚非，但过度娱乐会成为青年的“精神鸦片”，使青年在虚幻的想象中寻求精神的愉悦和满足，并借此逃避现实带给自己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一些青年开始“流连忘返”于各种感官娱乐、物质享受之中，与积极生活态度、高雅审美情趣、主流价值取向渐行渐远。

（一）弱化审美情趣

自媒体不仅成为当代青年的日常社交平台，而且也成为其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自媒体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青年获取注意力的经济成本，相比以往，普通青年更容易成为“网红”。短视频的兴起为有自我展示需求和创作能力的普通网民提供了跨时空互动的平台，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泛娱乐化借助网络平台被无限放大。艺术源于生活，但应高于生活。近些年，不良直播、短视频低俗创作等现象屡见不鲜。当这些未经艺术提炼升华的社会生活场景作为素材直接进入大众视线时，必然会消解艺术作品本身应具备的高雅性，从而模糊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使艺术沦为泛娱乐主义的附庸。这种否斥传统、解构崇高、虚无价值，以“视觉景观”取代理性思考的叙事方式，成为一些青年的“社交方式”和“集体记忆”[3]。

青年选择娱乐不只是为了消磨时光，更主要源于精神层面的需求。而娱乐一旦失去精神诉求和审美情趣，就像丢了灵魂，只剩下一副任何思想都可以填充其中的“皮囊”。随着泛娱乐化势头的不断发酵蔓延，越来越多的青年不再热衷于追寻精神的富足，审美能力也在泛娱乐化的低俗浪潮中趋于平庸和弱化。尽管当下一些娱乐节目表面看起来丰富多彩，然而形式的华丽终究难掩其审美的庸俗。随着传统的艺术创作方式不断被解构，高雅审美情趣被弱化，一场关于大众文化与高雅艺术的审美反思变得尤为必要。一方面，肤浅、粗俗的表达容易扭曲青年审美观；
另一方面，拼凑、戏说等变现手法会弱化作品的艺术性和导向性，不利于青年群体的审美教育。网络恶搞以一种戏谑的心态对公共事件进行调侃，对经典文化进行戏说，对历史故事进行杜撰，频频挑战社会良知和公众道德底线。泛娱乐主义把一些娱乐活动改造成了消费场、享乐场、名利场甚至低俗场，使得高雅的审美情趣日益被边缘化。它抽光了社会价值意义域的理性思考与价值拷问，人们的精神因此被沙漠化，只剩下满足感官的消费诉求[4]。娱乐消遣本是人类的天然需求，但正如调味品不能替代食物那样，具有狂欢特质的泛娱乐主义也并不能满足青年的文化需求，特别是高雅的精神追求。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获得信息带来的情绪起伏变化，不需要深层次心理状态的改变，而只会停留在意识的表层。青年沉浸在充满现代技术麻醉剂的世界中而不自知，长此以往，就很有可能患上精神“贫血症”，进而影响审美观的“健康成长”。

（二）影响价值判断

泛娱乐主义的背后是资本操控下的文化商业化经营，是消费主义理念向文化领域全面渗透的结果。消费主义解构并重塑了娱乐文化，剥离了娱乐文化中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元素，只保留和强化了与消费主义高度吻合的自我愉悦功能，从而使得娱乐文化的教化作用式微。在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的“合谋”下，片面追求感官享受的脱口秀、真人秀等娱乐节目乘势而起，低投入、高收益的娱乐文化产品冲破原先的价值门槛大量涌入市场，并受到青年盲目追捧。资本裹挟技术，以信息流不断锁定青年娱乐偏好，通过“精准定制”个性化内容定向“投喂”青年，不断构筑和固化“娱乐茧房”，进一步促使娱乐异化为“愚乐”。青年若长期沉浸于即时性、肤浅化、同质化的信息区隔中，不仅会逐渐失去娱乐体验的独立性和个性，更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价值判断[5]，从而陷入思想极化、理性钝化的超限度娱乐困境，最终沦为被消费主义设定的“单向度的人”。

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6]。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尼尔·波兹曼借用“童年”这一概念的产生与消逝告诉我们，媒介的嬗变带给大众的影响和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它以一种隐蔽而强大的力量重塑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随着自媒体的广泛应用发生深刻变化，理性、逻辑、严肃的话语被解构，碎片化、泛娱乐化成为生活的常态，从而使事物以感性化、碎片化的姿态进入青年的视野，而不是以抽象化、统一性的概念留存在青年的记忆中，因此不能形成稳定的价值记忆。当青年不断往复于刺激的满足与新鲜的消退中时，价值世界的虚无和迷茫便会逐渐凸显。丧失历史视角和宏观视野的泛娱乐主义，在内涵和深度上都是有所欠缺的。新媒体每天给我们提供五花八门的信息，它们以快速的信息流通来制造兴奋，而不是信息本身的意义，长此以往就会影响青年对事物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新媒体以支离破碎和连篇累牍的播放形式，割裂了具体事件与其他与之相关的背景之间的联系，结果造成这些信息“像缺乏明显特征的溪流从我们的头脑中洗刷过去，这就是现代媒介的催眠作用，它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了”[7]，也让青年越来越难以专注地思考一个事件，“知道”成为青年惯常的思维方式，而非“理解”。一些新媒体为了吸引青年的眼球，将严肃的话题用刺激性、渲染化的语言和图像加以处理，如此一来便会使正处于价值观形塑中的青年在激昂的感性浪潮里迷失自我。

（三）消解主流认同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越来越喜欢通俗易懂、猎奇新颖的内容，而严肃的政治新闻、有价值的公共议题往往很少被关注，媒体的娱乐属性被无限放大。泛娱乐主义是对理性、敬畏感的消融，在盲目的快乐中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和公共话语体系。青年在得到感官享受的同时，丧失了对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敬重，放弃了对公共话题和主流价值的关注，忽视了对社会道德的基本遵循。泛娱乐主义缺少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它代表着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和日益膨胀的个体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其真实目的指向的是虚无价值的张扬[8]。娱乐打破了原先独立且具有自律意识的各个场域之间的界限，消解了原有的秩序和价值，构筑起自身的“霸权”地位，并借助互联网和自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而影响空前。

过度强调感官体验的泛娱乐主义，减弱了媒体对青年的正面导向作用，对主流价值观教育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文化孕育、影响着青年的思想观念，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青年的价值观，泛娱乐主义造成了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销蚀，而且这种销蚀的“成功”之处在于青年对此浑然不觉，甚至是乐在其中。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9]青年对明星、“网红”的追捧日渐痴迷，而对科学家、文学家的关注度不断淡化。有限的时间被泛娱乐化的信息所充斥，青年逐渐被“娱乐信息枷锁”所束缚而不自知。长期受娱乐文化的浸染，不但会让青年失去深度阅读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还会消解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良社会思潮借助娱乐的“外衣”伪装自我，解构和歪曲历史事实，混淆价值权重排序，长此以往就会使青年产生信仰塌陷、精神荒芜等问题，其危害不容忽视。

面对泛娱乐主义思潮对青年价值观产生的不良影响，要及时进行研判和引导，从而有效防范和化解青年群体的意识形态风险。泛娱乐主义的产生、流变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其进行治理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多管齐下。为此，要坚持“一元引领，综合施治”的方针，在“理性输入”与“精品输出”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强化娱乐的正向价值，重建文化市场主体的理性娱乐精神[10]。

（一）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1]尽管娱乐是一种正当消遣行为，但面对泛娱乐化与多元社会思潮交织耦合的现象，我们要善于从中甄别暗含的复杂意识形态，努力培育和强化主流价值认同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12]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塑造要积极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对话方式，打造多元化的互动平台，以“共情式”话语表达超越泛娱乐化叙事，达成“语境共在”与“意义共享”[13]。这种转变既与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趣味相关联，又与自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不管是文化内容，还是传播形式，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都应结合当代青年的审美方式和社交习惯积极探寻新的叙事模式，提升青年价值引领的有效性。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传播语境中，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层级结构更趋于扁平化，这就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以说教式的方式单向输出，而是要以一种平等的姿态积极对话，构建双向互动的沟通反馈机制。一方面，要善于利用自媒体及时为青年提供公共服务，主动回应热点话题，弘扬社会正能量；
另一方面，还应自觉接受青年监督，畅通民情民意反馈渠道，积极听取青年心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话题走向。对于青年中的大学生群体来说，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理直气壮地开展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高度关注并持续研究当代青年在网络社交场域中的群体逻辑和思想动态，善于挖掘网络热点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积极回应青年价值困惑，有效解答青年思想难题，科学引导青年辩证看待泛娱乐主义思潮，鼓励其健康娱乐；
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注重强化思想性和政治性，坚持以思想认同和价值培育为核心，根据课程设计需要适当引入信息化教学手段来满足学生对课堂趣味性的需求。在“提出问题”阶段，可以通过可视化素材吸引关注，引起学生思考；
在“分析问题”阶段，以深刻的学理剖析将学生的瞬时关注转化为理论体认；
在“解决问题”阶段，既需要通过课堂讲授为学生提供思考方向，也可以通过“弹幕课堂”等新媒体形式让学生积极发声、各抒己见，[14]进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形式的时代性与内容的思想性的有机统一。

（二）加强法规建制和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15]面对泛娱乐主义的蔓延，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必须更加立体精准，不断强化网络视听生产经营秩序和新业态管理。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2017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8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19 年颁布了《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20 年颁布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过完善立法，依法整治网络乱象。加强对泛娱乐主义的法律规制，更好满足青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完善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法善治新格局。

为有效防范和抵制泛娱乐主义思潮，需要实现从“管一隅”向“管一域”的思维转变，全面重构泛娱乐主义治理规则和绿色网络生态，着力搭建好“四梁八柱”。在立法方面，注意顶层框架设计与微观细节把握，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在绩效评估方面，改变“收视率”、“点击率”至上的传统评估模式，纳入社会影响力、大众意见反馈等参照指标，加快建立和完善综合性评价体系。在执法方面，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综合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形成治理网络视听行业泛娱乐化的“工具箱”，增加传媒行业的违法违规成本，规范市场秩序，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系统研判、精准溯源、综合治理，持续优化网络视听内容建设与管理体系，推动构建娱乐生态维护的动态监测与技术保障机制。此外，还要依靠职业伦理道德建设来促进传媒行业的健康发展，发挥行业自律的内部约束作用，实现全链条、全周期、全要素的行业自律。首先，应敦促传媒行业找准自身定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自我约束和自律建设，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要重视对传媒行业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守住应有底线，把握好娱乐的“度”。其次，要转变传统思维，推动“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媒体要学会吸收借鉴传统媒体的理性思维方式，传统媒体要学会搭乘新媒体的技术快车，以此推动二者在传播平台、运营方式、管理理念等方面深度融合，打造融媒体矩阵。再次，网络视听行业应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结合时代特征，勇于创新。可以借鉴《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等综艺节目的成功经验，认真品读《战狼》《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长津湖》《万里归途》等匠心巨作的爱国情怀，努力打造有内涵、善创新的文化精品。

（三）增强青年的媒介素养教育

青年的媒介素养既客观反映了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运用和驾驭信息手段参与网络舆论空间生存的素质与能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适应与超越自媒体时代的“虚拟化”、“数字化”生存发展体验。[16]加强青年媒介素养既是科技发展演进的客观需要，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接触”与“低素养”、开放的网络环境与传统的教育方法、技术层面的丰富与精神领域的空虚是当前青年媒介素养教育中亟待解决的三对矛盾。[17]加强青年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青年的辨别能力，正确利用媒介丰富生活，抵制泛娱乐主义的侵蚀尤为重要。

加强青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要着力构建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立体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一方面，高校、社区、家庭、公益组织等主体应积极开展以提升媒介素养为核心的主题教育。既可以借助于电视节目、短视频APP 倡导健康的媒介理念，也可以在校园、社区设置一些普及媒介知识的宣传栏，还可以尝试设立专业的媒介素养培训机构，通过多渠道、多主体的宣传引导，加强青年媒介素养教育。另一方面，应提高青年对媒介的综合应用能力。要给青年创造机会，让青年学以致用，尽可能通过产教研融合、实习实践等途径让青年参与到网络媒体产品的生产与使用当中去，使青年从消费者转变为创造者、传播者，以换位思考的方式让其在具体实践中提升对网络媒体信息的辨别、选择、应用能力，进一步提升媒介素养。自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育赋权和用权意识的觉醒，要积极利用新媒体，为媒介素养的自我教育搭建平台，发展自我认知的养成性教育。[18]高校要着力打造体系化的全媒体矩阵，特别要注重加强校园媒体平台建设，发挥青年“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从信息的生产源头优化内容供给，构建向上向善的青年文化。

（四）理性回归与开展健康娱乐

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让青年背负一定程度的物质压力和心理压力，这些压力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动力，使青年通过艰苦奋斗来改变现实困境；
另一方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压力也可以通过移情的方式得以释放，进而保持身心健康。娱乐是青年调节情绪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正如豪泽尔所说：“轻松、休闲与玩乐不但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充沛的精力，而且对人的活动能力也可以起到刺激和加强的作用。”[19]我们在批判泛娱乐主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娱乐中包含的合理因素，呼吁理性回归，开展健康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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