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之际温台地区行政区划的变动

黄汉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温台地区处于浙南山区的核心地带，二者在汉晋数百年间屡次分合，至唐前期二州才正式分立，因而汉晋之际温台地区的发展进程大体一致。二州是如何从一体走向分立的，又是什么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本文拟从该地区的地理、生产及人口方面入手，探讨其与温台二州建制分立的内部联系。

温、台二州位于浙东中南部地区，为东南山水之窟，素号奇胜。洞宫山脉自福建东北向东延伸至温州境内，括苍山脉从温州西北部向东北延伸至台州地区。又有与洞宫山大致平行之雁荡山脉自南向北贯穿温州西部地区[1]192，因而温州西部多山，地势自西向东倾斜，由丘陵地区过渡至东部沿海平原。台州位于温州以北的浙东中部地区，以多洞天福地出名。“佛宗道源”天台山位于州北，西南有括苍山贯穿其中，雁荡山为其南部屏障，将其与温州境分割。这就意味着二州在地理上分别处于山脉的阴阳两面，天然决定了二州分离的格局。

同时，二州郡城的修建位置有一定区别。弘治《温州府志》称温州：“控接闽越，枕连沧海，层峦危献，屹布四维，重冈峻阜，联亘平壤。”[2]34说明温州郡城依山控海，既被山峦所包围，又有一方连接滨海平原。温州有山水斗城之称，晋郭璞建温州城时，“登山相地，错立如北斗……因曰：‘若城于山外，当骤致富盛，然不免兵戈火水之虞。若城饶其颠，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保。’于是城于山上”[3]149。这里的“城于山上”应当是建城在山谷中，否则无法“枕连沧海、联亘平壤”。据弘治《温州府志》载：“华盖山又名东山，在郡东偏，城附其上……积谷山又名飞霞山，在城东南隅。与华盖山相联，城附其上……松台山又名净光山，在郡西偏，城附其上……海坛山在城东北，城附其上……郭公山在城西北隅，城附其上。”[2]34可以看到温州郡城北、西、南部由群山包围，其东部为靠近海岸线的海积平原地带。此外，温州郡治的位置从建城以后都没有变过。

台州则不同。台州旧称临海，原临海郡治章安县，位于临海县东一百十五里[4]4267。开皇十一年（591），“置临海镇于大固山，移其县于镇”[5]2。说明隋时临海郡治向内陆移动了一百五十里。又“大固山……在州西北三百步……山势逶迤。抱州治如屏障”[5]201。则临海治所临海城新置于山中，且北部有大固山横贯。“又小固山，在府治东南，高七十丈，周四里，与大固山相望，仅悬二里，亦以辛景休御寇得名。城东南又有巾子山，与小固相连，两峰如帢帻。”[4]4267可见临海城东、西、北三面都由山脉环绕。故而可知临海郡城与温州郡城不同，其出于防御的目的，建于山中丘陵地带，由群山护卫。郡城的位置决定了二州的发展方向不同：靠海的温州郡城向东发展出活跃的海洋经济；
靠近内陆的台州郡城则加强了对山地经济的开发。二州的发展格局在这期间发生了改变。

这种变化从温、台二州的水文环境中可大体窥见。弘治《温州府志》称：“郡之水唯海最大，其次则三江，次则诸溪涧焉。”[2]59一海即瓯海，三江为永宁江、安固江、横阳江，永宁江即瓯海之支江。郡城西南有一会昌湖，汉、晋以来已有，唐温州刺史韦庸在会昌年间重新开凿浚治，则湖以会昌为名。湖分西湖、南湖，与瑞塘河、小南门河、水心河、西山河等汇入瓯江，可见温州境内水网稠密、河渠纵横[6]4。因而温州能够享受到河流资源丰富所带来的便利，“经络于原野之间……其所以沃土壤，饶百谷，运舟楫……为利一也”[2]59。此外，温州在唐时有永嘉盐监，可年产40万石[7]166。这恰说明唐以前温州盐业生产就有了一定的规模，否则无法在产盐技术并没有更新进步的情况下，盐产量突然提高如此之多。且诗人李欣描写过唐代永嘉地区百姓伙食：“欲饭蟹螯熟，下箸鲈鱼鲜。”[8]1344可以看出唐时沿海地区百姓有频繁的海洋捕捞活动，则推测汉唐之际渔业也是温州百姓的谋生手段之一。故而温州更倾向于向海洋发展。

台州仅有灵江在临海城南，环绕郭郛。许浑诗《陪郑使君泛舟晚归》：“南郭望归处，郡楼高卷帘。”[9]286诗中称“南郭”可知许浑与郑使君当在灵江泛舟，则至迟在此时灵江已通舟渠。临海城西一十里，有三江交汇之处，“源自天台关岭、仙居永安二溪，至此与江合”[5]244。则临海城南之灵江应当为台州通向外界的水路要道，那么该河更多地被用作交通渠道而非生产资源。另外，此地贡物多为乾姜、乳柑等种植业产品[10]124，因此可见台州倾向于向内陆扩张。

地理环境促成了汉唐之际温台二州行政区划的分离，并使其形成两种发展格局。一方面，温台二州的区域之间有括苍山及雁荡山作为天然的分界线，这就决定了二州的行政区划必定会逐渐分离乃至独立。另一方面，温州郡城东面靠近海洋，且所处的位置在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向海洋扩张的条件较向山区扩张更为优越，故而温州人民的生活更为依靠海洋经济。而台州郡城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向内陆移动，处于山地丘陵地带，则其扩张的方向为内陆地区。发展方向不一样也就决定了二州的行政区划不会长时期的合并。

温台地区遍布丘陵山地，以及东部濒临海洋，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二州在建城以来就十分闭塞。同时，二州距离中原王朝核心区较远，受到中原先进文化影响较少，因而汉唐之际温台地区的发展较为缓慢。当人口较少时，二州并没有独立发展的需求及力量。由于战争及政治的因素，导致汉晋六朝汉人不断地南迁，越人与汉人的同化也在持续。此后，温台地区逐渐得到开发，生产方式及人口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应注意到，汉人南迁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在此之前温台地区的山越人占人口的比重应当不低，因而其生产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温台地区的总体生产水平。

山越是东汉三国时期人们对东南山区百越后裔的称谓。浙东地区的山越为东瓯后裔，《太平寰宇记》引《吴地记》云：“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11]1981回浦县即管辖包括温台地区的浙东南部。由此可知东瓯王率众前往江淮时，有东瓯人留居温台山区。尽管有部分人出山归化，但大部分僻处深山，基本上不受当地政府的管辖和控制，也不向政府缴纳赋税[12]。受到生产方式与地理环境的限制，山越人的生活方式并不似屯田民一般固定，流动性较为突出。《三国志》称：“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13]1431尽管这是吴国众人对丹阳山越的描述，但也可大致代表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山越人的生产状况。不入城邑代表无商品交换，“仗兵野逸”则应较少农业，除了手工业方面可自铸甲兵外，并无可称道之处。可见此时温、台地区的山越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还处于相对原始和落后的状态。

再来看看汉晋六朝以来温台地区百姓的生产状况。《汉书》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14]1666这里的江南指汉时楚地、江淮一带，也可用来说明南部会稽一带的情况。伐木渔猎、火耕水耨应是当时南部沿海山区百姓的普遍生活方式。至晋武帝时曾下诏想改进南方生产方式，在东南推行水田牛耕，但并未成功。杜预称：“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15]788尽管随着人口的增加使得火田的方式不再适应当时生产状况，但这种生产方式一直保留下来。《隋书》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16]673至隋以前，江南百姓依旧散居独作，火耕水耨，无有积蓄，生产水平低下。可见汉晋六朝几百年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并无太大提高，因而不能对人口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入唐以后，由于气温升高、气候变暖，加之唐前期浙东地区进行了水利建设，使得入唐以后温台地区的生存环境改善，得以支撑人口的大规模增长。

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汉晋六朝行政能力的不断强化，管控的区域也在持续扩张。从吴少帝到晋明帝太宁元年（323），东南地区先后设立了临海郡和永嘉郡。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通过史书记载的数据大致估算几百年来该地区编户齐民数量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东瓯百姓曾两次大迁徙。第一次在建元三年（前138），东瓯受到闽越的威胁，“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17]2980。第二次在元封元年（前110），闽越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东瓯地狭，闽越强悍又多反复，下诏：“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17]2984两次迁徙使得东瓯地区荒无人烟，不过这是出于政治和战争因素的影响，并不属于常态。第一次较为准确的数据出现在《后汉书》中：“会稽郡，十四城，户十二万三千九十，口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九十六。”[18]3488其中章安县与永宁县为温台地区，按平均来算可能在一万三千户，五万口上下[19]87，这仅是推测数据，但可成为对照组用来比较。另有可考的数量为晋太康年间（280—289）著籍户数①，《晋书》载：“临海郡，吴置，统县八，户一万八千。”[15]461八县为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其中松阳后为处州辖区，则剩余七县为温台二州辖区，人口数也大致在一万五千户到一万六千户之间。南朝宋时，“临海……领县五，户三千九百六十一，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六……永嘉……领县五，户六千二百五十，口三万六千六百八十”[20]1036-1037。两郡人口户数在一万户上下，相比于两晋时此地著籍人数少了近三分之一。此前温台地区并不太受战争影响，且还有移民进入，著籍户少的原因应当在于朝廷对户口的控制较为松弛。同时，依附宗主豪强成为佃农以及逃亡山区也是重要原因[19]90-91。隋永嘉郡统四县，包括括苍、永嘉、松阳、临海，户口也仅有一万五百四十二[16]879，著籍户数锐减，可以认为是由于陈隋之际的战争对当地社会产生的破坏。由于政局的稳定加上生产环境的改善，温台地区的人口数量在入唐以后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贞观十三年（639），括州有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九户，台州有六千五百八十三户[21]1596。

从以上看，生产方式及人口数量的变化为二州分立提供了前提条件。从汉以来到隋朝，温台地区生产方式依旧是火耕水耨。北方先进经验或许由于水土不服，导致并没有对这里产生较为明显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汉至隋温台地区的生产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无法推动人口增长。入唐以后由于气候及水利建设的因素，温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得以支撑人口数量的大规模提高。此前温台地区一直保持着一万户至一万六千户左右的户口数量，而到了贞观时期，温台地区的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此前任意一个时期，为高宗时温台二州正式分立提供了必要条件。

总的来看，王朝控制力逐渐深入温台地区，促进了该地管理的细化。汉唐之际，南方地区在不断被纳入王朝控制，葛剑雄先生提出：“吴国期间，其境内的行政区域有了显著的增加。以浙江省为例，自东汉末中平以后至西晋太康（184—289）这百余年间，所设县由21县增加到了47县……所设新县……最南已至今瑞安市（罗阳县）……这固然有山越人被纳入郡县管辖的因素，但也可肯定是汉人不断南迁，人口增加的结果。”[22]281我们可以看到，西晋时期的疆域东南部控制区已经延伸到了台州全境以及温州北部地区，纳入郡县管控也就意味着温台地区在不断得到开发。

具体而言，汉唐之际温台二州辖区变化特征主要在于二州属县的析置及二州行政区的不断成型。温台地区自汉以来均称东瓯，后汉光武帝时同为章安县，属会稽郡。吴少帝时期置临海郡，后温州逐渐从临海析出，于太宁元年（323）立永嘉郡，正式与台州临海郡分离。因此温州、台州的建制沿革，即二州逐步分离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两汉时期。《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载:“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多功，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17]2979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其东瓯故地置冶县，后析置回浦县，因河流弯曲回旋入海而得名[23]。后汉光武帝改为章安，废回浦县[2]1。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分章安县之东瓯乡置永宁县”[21]1597。永宁县即唐代永嘉四邑（永嘉、安固、乐成、横阳）的前身，此时仍属会稽郡。不过永宁县当时的辖区范围当包括章安县西南部，即后来的台州南部及处州部分地区。《太平寰宇记》引《晋太康地记》：“吴分章安置临海县，属会稽郡。少帝时置临海郡，县属焉。”[11]1963嘉定《赤城志》称：“以会稽东部立临海郡，治临海。”[5]2永宁县位于临海郡西南部，临海县位于临海郡东北部，那么可以知道自吴少帝后，临海郡一南一北已经出现后来温州、台州的雏形。不过此时该地区人口较少，且孙吴政权的核心区域距离此地较远，故而温台地区并没有分立的需求。

六朝时期。《晋书·地理志》临海郡条下有“吴置，领县八……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15]461。此时临海郡大概包括今温、台、处三州之地。《温州经籍志》引《永嘉志》云：“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分临海之峤南永宁，立永嘉郡。”[24]1710嘉定《赤城志》载：“明帝太宁元年析永宁、松阳、安固、横阳置永嘉郡。”[5]2此时温州与处州从临海郡中析出为永嘉郡。在这个时期，温州境与台州境有明显的分离。郭璞在此时建永嘉郡城，代表着会稽东部正式出现永嘉与临海两个行政级别相当的行政区域。永和三年（347）析始丰置乐安县，此时临海郡所辖范围章安、临海、始丰、宁海、乐安五县，临海郡辖区大体趋于稳定。此时的温台地区人口总数在一万八千户上下，居于数百年间平均人口水平之上。因此，为了便于管理，依山脉的走势，将一山之隔的温州从临海郡析出，并细化临海郡的辖县就显得十分必要。

隋唐时期。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后，于永嘉郡地置处州。十二年，改名为括州，统四县，分别为括苍、永嘉、松阳、临海[16]879。隋平陈后，南方人口丧乱，数量大为减少，括苍与松阳从旧永嘉郡中析置，永嘉从郡废为县，即旧永宁之地，临海县即从临海郡降级而来。可以看出，唐以后的温、台、处三州辖区在此时大抵定型，而温州此时于处州辖区内。唐武德五年（622）以永嘉县置东嘉州，“并析置永宁、安固、横阳、乐成四县。贞观元年州废，省横阳、永宁，以永嘉、安固隶括州”[25]1063。东嘉州即为后来的温州，括州即为处州，因避唐德宗名讳而改。因而在唐初至高宗上元二年间，温州大多数时间都归属于处州，东嘉州的析置也与当时的政局有关。武德五年，杜伏威以江东、淮南地归化，唐高祖通过分割行政区的方式来有效地控制这些州县，括州析出东嘉州当是此政策之结果。贞观元年（627）二月，“（太宗）命加大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26]6033。唐太宗考虑到当时民少吏多，州县数量过多，因而下诏裁并州县，东嘉州可能于此时又并入括州辖区。一般而言，唐代州名多称单字，而东嘉州之名在史料中多有出现，同时又有以嘉州称之的情况。考虑到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20]1029之后齐、梁、陈三朝均有东扬州之称，那么东嘉州命名可能受到前朝的影响。唐高宗上元二年，分括州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21]1597此后温州与处州完全分离，辖区大致固定下来，并无太大变动。

台州于此时经历了两个变化，其一为郡治由章安县移至大固山下的临海县。《隋书》载：“临海，旧曰章安，置临海郡。平陈，郡废，县改名焉。”[16]879则可知隋时临海县治所就在原章安县，临海由章安改名而来。开皇十一年（591），“置临海镇于大固山，移其县于镇”[5]2。说明此时在大固山下新置临海镇，且把县治也移于此。《大明一统志》引《旧经》：“晋孙恩作乱，刺史辛景休于此掘堑守之，恩不能犯，因以名山。”[27]2103晋时刺史以大固山防动乱，将县治置于大固山下，以大固山作为屏障，相比章安应更易控制临海，与郭璞置永嘉郡城于华盖山下异曲同工。台州的另一变化则是辖区的固定。“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海州，领临海、章安、始丰、乐安、宁海五县。五年，改为台州。”[21]1591此时河南道置海州总管府，下辖另一海州，故而“以临海县置台州，取天台山为名”[5]2。武德七年（624）平辅公祏后，台州属县开始省置，至广德二年（764）象山属明州，台州辖区大体稳定下来，先后有临海、唐兴（始丰）、黄岩（永宁）、乐安、宁海[25]1061,1063。故而在唐高宗上元二年，温州和台州正式分立，成为两个独立的行政区划。

至宋以来，温台地区因其文化程度的提高被称作“小邹鲁”，因其贸易的繁荣被称作“小杭州”，这种良性变化正是基于宋以后历代中央对二州的大力开发与注重发挥区位优势不无关系。首先，历史时期的温台地区文化繁荣，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山地越人文化、移民文化交汇，孕育出多元、开放的区域文明，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治学兴业的理念一脉相承，山水诗派与重商学派在历史与现实中交相辉映。在此基础上，中央王朝对其进行深度管理与开发，不断挖掘出温台地区文化底蕴，助力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使温台地区体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传承性，又彰显出瓯越文化发展历程的独特性。其次，温台地区靠近海洋的优势区位不断得到中原王朝的重视。从五代吴越国开始，温台地区的海洋经济就开始蓬勃发展，特别在入宋以后，盐业、渔业、海上交通与海上贸易成为温台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至晚清民国时期温台地区成为中国海上交通的重要节点。

因此，把握温台地区发展的脉络，从历史上二州的发展中探究发展出路，对当今温台二州的发展有着两大启示：第一，政策的支持，将历史文化融入现代文明。大力发展瓯越文化，丰富温台地区多元文化的内涵，并融入时代特征，以文化创新铸就瓯越文明的精神内核。第二，发挥区位优势，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温台二州靠近海洋，并拥有较多良好港湾的先天优势，打造安全、高效的海洋交通网，推动二州成为海洋贸易重要枢纽，实现二州经济跨越式发展。

本文以地方性史料为基础考察了汉唐之际温台二州行政区划的具体变化特点，即二州由于郡治所在的地理环境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数百年间形成了温州向东发展海洋经济、台州向西发展内陆经济的两种发展格局；
另外，随着开发的加深和人口的变动，二州的辖区在不断分离，辖县在不断析出，入唐以后浙南地区正式形成温、台、处三州区划。此后，由于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注重利用温台地区的区位优势，该地区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对行政区划变动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为研究唐以前温、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历史依据。把握二州历史发展脉络，有助于从中寻找发展规律，助力探究温台二州当代发展路线。但由于唐以前温、台地区较为落后，不受重视，以至于该地区的直接史料较少，只能对间接史料进行梳理论证。因此无法深入挖掘影响行政区划变动的其他因素，故而论据略显单薄，有待新勾稽地方性史料补正。

注释：

①《温州通史》因此时临海郡下有横阳县，故而确定临海郡户数为太康四年（283）以后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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