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局”视域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思路

吴小玉，龙丹婷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性交汇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历史大势，这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国内外思想环境的剧烈动荡，我们要以战略思维统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以保持战略定力，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以增强战略主动性，保持意识形态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以增强战略能动性，做到既维护国内思想稳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又抓住历史契机，主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价值共识构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导致国内极端政治势力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国家决策，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转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世界格局进入新旧交替期。美国政府为维护本国利益，大行保护主义，加速了原有世界体系的崩坏，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要辩证看待世界大变局给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应对多元思想激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又要抓住大变局中的历史契机，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构建新的国际交往价值共识。

（一）经济全球化震荡格局推进意识形态领域深度变革

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全世界传播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倾销”着西方意识形态，宣扬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所有欠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国家借各种非政府组织通过资助学术活动、举办文化交流项目、炮制反政府言论等方式，向目标国家和地区输出西方价值观。此外，借助互联网这一国际交往工具，掌握着技术优势和话语优势的西方国家得以更便捷、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对我国社会舆论界和学术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冲击。

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越来越大，而西方国家却相继陷入经济衰退，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渐衰落，西方国家因此开始转向“逆全球化”，国内保护主义回归、民粹主义崛起。这一现象的实质就是“传统全球化红利分配的高度不平衡导致传统全球化秩序难以为继”［1］。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是人类的出路，人类唯有团结协作、共同应对，方能破解发展赤字。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难题上的政策低效与应对乏力给中国方案的出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必须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价值壁垒，走出一条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这正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交往中作出调整和革新的重要方向。

（二）国际格局转换加剧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形势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国家的逐渐衰落推动国际格局深层转换，“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在被‘不均衡的多极’新格局取代”［3］，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许多领域已经无法维持主导权，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世界范围内乱象频发。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保守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崛起与极端宗教势力反弹，威胁和破坏世界秩序的稳定。加之一些西方国家一味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利用自身优势封锁、打压、遏制目标国家，加剧了极端思潮与霸凌主义、强权政治深度合流，“导致社会共识与价值被不断撕裂，使得质疑、戒备、防范等心态开始在国际社会蔓延”［4］，西方主导下的全球价值体系日益衰落。

国际格局转换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失序，源自国际层面的极端思潮向我国传输“倒灌”的风险增加，导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变异指数升级，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稳定的压力加大。针对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极端思潮往往提出激进、非理性但煽动性极强的主张，在网络赋能下大肆宣扬，快速传播，形成势头强劲的社会思潮。这些异质性社会思潮对普通民众具有极强的蛊惑力，容易煽动民众的非理性情绪，挑起人民内部的对立，撕裂社会共识，干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权动摇，西方以往秉持的所谓“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极具迷惑性的思潮也日渐式微，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清西方敌对势力的真实意图，消除思想困惑，并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西方主导的全球价值体系的衰落呼唤构建新的、能反映和表达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全球治理体系，这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中国要以公平公正原则、平等包容的心态参与这一进程，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治理之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要避免陷入‘价值观输出’的陷阱，恪守既不输出模式也不输入模式的信条”［5］，引领建立和完善更具包容性和互惠性的国际交往价值体系。要主动把握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遵循和合共生逻辑，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从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人类角度寻求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6］，促进各国信任与协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新的国际价值共识体系。

（三）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多样文明平等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持续推进，各主要文明代表性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强调自己的文化独特性，提升自身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3］，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碰撞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一些新挑战，如导致国内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各种诸如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相当活跃，它们有的互相冲突，甚至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各种思潮借助话语权的争夺谋求影响力，企图重新排布思想格局和利益格局，谋取政治地位”，导致“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被不断排挤”［7］。就中国而言，一些异质性意识形态披着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的“外衣”传入中国，占据部分民众的思想阵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在国际上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同的同时，也遭到西方国家的强势打压和恶意诋毁。

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和交流互鉴要求打破以往西方主导的“文化霸权主义”治理模式。对于非西方文明，西方国家往往打着文明开化的幌子进行价值输出和思想同化，这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和“零和博弈”的错误思维在作祟，担心异己文明的发展会挑战西方在世界思想格局中的垄断地位。这种霸权思维与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趋势相悖。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这表明世界交往的普遍化使得各种文明在世界认知、价值追求、行动规范等方面的共性越来越突出，“世界文明”逐渐形成。尽管目前西方文明仍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世界文明”并不是止步于西方文明，更不等同于西方文明，而是“超越文明差异、具有人类共性的更高层级的新文明”［9］。对此，中国在总结西方文化治理经验、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文明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走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0］，促进多样文明的平等发展，引领了新时代的全球文明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11］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着眼于、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这一最大现实，主动应对国家发展升级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政治保障。

（一）国家发展升级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理论指导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国家发展定位升级，发展诉求更高，新时代要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12］，我们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也比以往更错综复杂。这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积极关注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破解社会发展难题、厘清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推进意识形态创新，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社会问题、回应思想困惑的能力，从而为新发展阶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批判社会问题就是直面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进而解决矛盾。“当代中国，许多思想问题的产生源于对社会矛盾的疑惑得不到满意的解答”，我们应该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新的社会矛盾的解释作用而非‘遮蔽’作用”［13］，要在准确把握社会现实动向和人民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理论体系，进而解释和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市场与政府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等。但是批判社会问题并不是否定一切、推翻一切，而是发扬优势，改正错误，促进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用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社会问题要求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推进自我革命，扬弃“遮蔽性”弊端，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向更高阶段发展，做到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实现人民利益。

回应思想困惑就是以透彻的理论、生动的形式解答人民的思想疑虑，如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等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极具迷惑性。回应民众的思想困惑就要立足于当前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指出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厘清其他社会问题的实质，也就能说理透彻。同时要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通俗化，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这就需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来增进人们对政策的理解。还要适应不同群众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水平，将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话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达，降低人们的理解门槛。由此才能解决思想困惑，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要求主流意识形态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物质上的向往与精神上的向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要求我国增加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以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文化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建设，将主流价值观渗透到文化生产、艺术作品呈现、文化习俗传播、文学事业发展等各方面和全过程，生产更多价值崇高、内容鲜活、质量精美的文化产品，不仅满足人民高层次、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精神文化追求，还使人们在文化消费中自觉认同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近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空前繁荣。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庸俗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错误文化观，泛娱乐化倾向明显，这些不良文化观和文化现象背后往往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化和宣扬。如果失去警觉甚至放纵这些不良文化现象蔓延滋长，会毒害人民心智，使民众在长期浸染中不知不觉接受甚至崇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很难树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15］文化建设必须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尺度规则，以成就人民精神信仰为目的”，铸造先进文化“对人民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6］，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事业繁荣的引导作用。既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生产出一批贴近实际生活、反映人民心声和社会风貌、传递真善美、受群众喜爱的文化产品，又要加强教育引导，利用媒体宣传、学校教育、道德规范等多种方式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不良文化现象，揭露其错误意识形态本质，消除其不良影响。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制度约束规范文化产业发展，依法打击各种不良文化产品，减少有害文化的传播，营造清朗的文化环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意识形态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显著增加，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变化。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必须要以战略思维统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以保持战略定力，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外传播以提升战略主动性，保持意识形态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以增强战略能动性，努力推动上下和合，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遭遇国内国外双重挑战，意识形态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只有坚持和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保持战略定力，保证我国发展行稳致远，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

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必须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的原则，把主要媒介平台掌握在党的手中，“通过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和对舆论的引导，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思想认同、理论共识和价值共鸣，最大限度地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17］。同时要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教育管理，防止他们被敌对势力拉拢渗透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于网络中的意见领袖，需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以有效规范他们的行为，禁止其传播损害国家利益、危害社会稳定的思想言论。此外，还要主动筛选和培育一批正能量的意见领袖，让他们发挥引导社会舆论、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针对西方在国际舆论场中对我国的围追堵截和污名化、妖魔化行为，我们要强化斗争精神，敢于发声，创新表达形式，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有力批驳西方的种种不实言论以矫正视听。

当前，仍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为谋取私利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的公信力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等现象。对此，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扎实推动正风肃纪常态化，消除腐败现象的恶劣影响，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特别是要严厉打击利益集团，“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18］，让人民确信“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9］，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同时，要“破立并举”，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坚决剔除损害人民根本利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先进性。要及时解决现实问题、回应民众关切，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既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实际生活中体认自己是社会的主人。

（二）增强战略主动性：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对外传播以夺取国际传播主动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价值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关系新现实，迫切需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以充分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中国要主动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加强对外沟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要求我们要创新传播方式、调整传播格局，将宏大的发展理念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具体事例进行传播，构建主体多元、渠道多样的立体传播格局，进而在对外传播中夺取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新中国从成立时的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七十余年间遇到的挑战、克服的困难都是值得传颂的生动故事，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面对西方的抹黑，我们要以事实进行有力回击，向世界人民充分展现我国的发展成就。2021年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为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强大例证。同时，还要注重受众区分，“根据其对中国的意义和态度不同”［20］进行差异化传播。对于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的国际友人，要为他们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中华文化产品，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对于误解中国、敌视中国的外国人，我们要充分研判他们产生错误认知的原因，明晰他们误解的内容，有的放矢地做出相应调整和积极回应。

由于西方国家垄断了众多国际媒介平台，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仍然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有话说不出”“有理传不开”的困境，但互联网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我们要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化媒介力量布局，调整官方媒体、外宣媒体“单兵作战”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级党政机构、各类社会组织、各种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的国际传播功能”［20］，激发多元传播主体的力量，形成多渠道、宽领域、多形态的传播格局。如：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李子柒、展示云南乡村特色美食的滇西小哥、利用榫卯结构技术做木工的阿木爷爷等深受海外受众喜爱，成为中国声音的有力传播者。鼓励多种民间力量参与国际传播不仅能有效降低防备和排斥心理，还能凭借其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多元丰富的传播内容，向世界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三）提升战略能动性：保持意识形态供给与需求平衡以激发其内生动力

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能动性，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使之朝着有利方向转变。“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统一是市场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21］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也要不断满足人民的需求，这要求我们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规律，深入研判社会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激发主流意识形态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成效。

从供给端来看，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需要遵循个体的认知规律，提供人们乐于接受的文化产品。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当行为主体预设对方试图说服自己时，会不自觉地树起心理防线，产生逆反心理。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仍然存在过多依赖政治话语表达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受众的阅读兴趣和接受意向。因此，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要扩大政治宣传优势，“融通意识形态传播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建构形式多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22］，既要开展直接的政策性宣传，又要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将理想信念渗透进人民精神生活，让人民浸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熏染中。

从需求端来看，随着人民精神需求升级，人民对民主法治、分配公平、社会安全、网络秩序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主流意识形态要主动关注并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因此，要着重发挥好意识形态的政策阐释功能，及时跟进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新变化，调解人民内部矛盾并作出解释说明，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消解社会对立。在政策的生产传播中要注重吸纳与整合不同群体的诉求和心声，特别是要发挥咨询协商渠道对民意的疏导作用，积极做好政策理论的阐释说明，在解释说理中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消除疑虑困惑。对于涉及不同阶层的具体政策和举措，要协调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关照不同个体的利益和需求，做到既保障个体利益的实现，又引领多元利益的发展，切实提升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总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正确预测事物发展态势，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性，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进而变风险为机遇，化变局为新局，最终实现新时代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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