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对林语堂翻译活动的影响——以《道德经》的英译为例

胡海峰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225)

“性灵说”是林语堂重要的文学创作观，尤其影响其散文创作。目前为止，学者对于林语堂氏性灵说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发展脉络和其对于林语堂文学创作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例如，有学者将林语堂的性灵文学视作作者个性的直接表达，作者的个性直接影响了其文学创作[1-2]。事实上，性灵说与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密切相关。部分学者曾提及“性灵说”对林语堂翻译作品的选择的影响[3-4]，而如何影响，并未作深入探讨；
“性灵说”对于林语堂翻译方法的影响，亦未触及。林语堂翻译了众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翻译活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活动，性灵说对于林语堂的翻译活动的影响是必然的。本文拟从翻译思想、翻译对象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使用等三个方面来探讨性灵说对于林语堂翻译活动的影响。

“性灵说”本是晚明性灵文学的传统，尤其是公安学派的文学主张，该学说提倡排古，即作文时排斥格套，主张文学作品抒发作者个人性灵，类似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想。清代袁枚也是“性灵说”的继承者和拥护者，主张诗歌创作贵在“性情流露”，注重性情、个性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林语堂继承、发展并超越了前人的“性灵说”，并将“性灵说”应用到诗歌以外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性灵说”。在林语堂看来，“性灵就是自我”；
文章是个人性灵的表现，文学创作应该是个人的，抒情的，不必效仿他人。文学创作贵“真”，只有表现了个人真情实感的作品才会永久流传[5]。好的文学作品是作者个人性灵的表现，性灵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在文学上主张发挥个性，向来称之为性灵，性灵即个性也。大抵主张直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奢，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现，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唯断断不肯出卖灵魂，顺口接屁，依傍他人，抄袭补凑，有话便说，无话便停。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片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全句取其最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见到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6]在林语堂看来，作者的个性极大程度上影响其文学创作，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内容和风格；
在个性驱使下的文学作品才是好的文学作品。那么，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如何体现自己的个性？那就是“直抒胸臆”，按照自己意愿和喜好行文，不惧他人眼光，但也有自己的操守，不人云亦云。这点可从“取其”“个别”“自己”等字眼的刻意重复看出来。林语堂认为：文学创作者应该有自己的追求、选择和品位，因此，个性甚至可以被称为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技巧。文学作品之所以是一门艺术，关键在于性灵的表达。即是说，性灵说是林语堂诗学观的基础。

“性灵说”是林语堂的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观，“个性”作为其核心，是作者文学表达的基础。关于个性，林语堂曾作出如下解释：“一人有一人之个性， 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 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奢，极其错综复杂。”[6]这些个性因素包括人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以及影响这两个特征的环境因素。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基于经验的产物。“语言不仅仅能够客观地表达命题式的思想，还有表达说话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的功能。”[7]文学创作者(包括原文作者和译者)在构建语篇的过程中，必然会融入自己的情感和态度。文学文本具备表情性(expressive)的功能，重视作者情感与态度的表达，情感与态度本身就是性灵说的个性所包含的因素。除去先天性因素，性灵也是基于客观环境的产物，反过来又主导作者的文学创作；
体验性是认知语言学与性灵说的共同之处。语言反映作者的体验，也是性灵的载体，所以，性灵是可以翻译的。

性灵与社会学的概念“惯习”存在紧密联系。布尔迪厄[8]将惯习定义为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的一种特性，是一种被建构的(structured)，同时又具有建构性的(structuring)结构(structure)——主体的惯习是被过去和现在的环境(例如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建构的；
惯习的建构性在于影响主体现在和将来的行为。惯习结构是行为主体的性情(disposition)系统，这些性情会产生主体的感知、品味、情绪、信念和行为等。性情是惯习的关键词，是有组织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也决定了行为主体存在的方式、身体习惯性的状态以及各种倾向[8]。可以看出：性灵说的“个性”与惯习的“性情”，都包括主体的生理、心理和基于后天各种经验产生的习性、思维能力等倾向性系统，具有系统性、前瞻性等特点。个性与惯习存在必然联系，二者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合；
或者说，“个性”即“性情”。所以，作者个性对于其惯习具有决定性作用。

对于译者而言，译者的个性决定了译者的惯习。译者的惯习表现为“译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文化逻辑，包括诗学观、文化意识。”[9]96性灵是林语堂在文学创作中对于个性的坚持，促成了林语堂的诗学观；
自信是林语堂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作为译者，林语堂拥有良好的惯习。良好的惯习(“well-formed habitus”)是一种身体文化资本，“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是行为主体长期内化的秉性和才能，属感知和理解范畴的微妙能力，并通过人的行为、态度和作风表现出来。”[9]96译者的惯习对于译者的影响表现在其翻译思想、翻译对象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使用等方面。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山区，家乡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闲适从容、包容开放的闽南人文环境极大影响了林语堂的性格人格养成和知识构建[10]214。林语堂热爱生命与大自然，性情平和、幽默，追求闲适自在的生活，倡导自由与平等；
另外，林语堂学生时代极擅长短跑，足见其身体康健。这些都与他的成长环境紧密相关。“庄敬守正、和而不流”“自尊自信”是林语堂一贯保持的文化个性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为他自己标举的“山地人生观”——“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观点，即“脚踏实地、顶天立地，自尊自信、不向权贵低头，保持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解放。”[10]212家乡闽南的山水和闽南人自尊自信的精神特质极大地影响了林语堂的这种为人为文的品性。林语堂主张文学创作超越政治，贴近人生，表现性灵。创作风格平实自然，风趣幽默。这种闲适性灵的文学观，体现了林语堂作为闽南人的身份认同和自觉。

林语堂氏启蒙时期，熟读经书。林语堂的父亲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教会和洋学堂的关系为林语堂创造了很好的教育资源，加上自己天资聪颖，林语堂具备了优秀的英语能力。可以说，林语堂很自然地就学涉中西了。后来又留学美国和德国，取得语言学的博士学位，经历了多元文化的熏陶。可以看出，除去先天性因素之外，林语堂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教育等后天性因素对其个性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建构后的个性又建构了林语堂的文学创作观，促使林语堂成为一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具有国际视野、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文人。

性灵，或者林语堂的个性，林语堂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坚持，促成了作为译者的林语堂形成良好的惯习，而惯习又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的形成、翻译对象的选择，以及翻译方法的使用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翻译观影响

林语堂提出三大翻译标准：“忠实”、“通顺”和“美”[11]。翻译的“忠实”标准要求译者摒弃字字对译。首先，译者忠实的应该是“语意”；
其次，译文要以“传神”为目的，忠实于原文的“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
第三，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无法把原文的“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译出。林语堂将“字神”解释为逻辑意义之外的感情色彩，是字所体现出的“暗示”。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解释，字神就是言外行为(illocautionary act)。其实，这个神也可以理解为源文作者蕴含在源文中的情感，也是源文作者的个性。林语堂以“传神”为翻译目标，是对源文作者个性的尊重，也是对源文作者性灵的尊重，更是林语堂性灵观的体现。

“美”是译者在翻译艺术文时必须兼顾的一个标准，理想的翻译家必须使翻译成为一种精美的艺术(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林语堂将理想的艺术文分为两个等次：源自作者经验思想的和文字本身的。其实二者紧密相关，不可分开。林语堂认为要译出源文发自文字本身的美，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经验思想却是可译的。对于艺术文而言，源文风格和内容“并重”，说了什么和怎样说同样重要。而艺术文的美，“不在质而在体”。读者之所以喜爱某位作者的作品，是因为这位作者的“风格个性”。林语堂所指的经验思想实质是其性灵说“个性”的组成元素，即创作者的心理特征和后天环境因素等；
经验思想也可以说是文章的内容，相当于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林语堂又将文章体裁分内的体裁、外的体裁两种(outer form and inner form)。前者指文章的语言形式，如句子长短、诗词的格律等；
后者指作者的“风度文体”，与“作者个性”直接相关，例如理想、写实、幽默、悲观、乐观等。外的体裁，译者通过学习和训练就可以掌握；
但是，内的体裁则需要建立在译者的文学的“经验学识”基础之上。不言而喻，此处的“作者个性”和“经验学识”皆属于“性灵”的范畴，林语堂再次强调了性灵，即“作者个性”对于创作者和译者的重要性。

“风格个性”不仅涉及到语言文字层面的范畴，即文体学的范畴，也包括文章所体现的作者的个性，即“性灵说”中所指的个性。因此，“风格个性”这一说法成为性灵说影响林语堂翻译观的一大佐证——只有表现作者个性的文章才会不朽，而表现原作者风格个性的译本才会受到读者喜爱。而且，“内的体裁”这个概念再一次与作者的个性发生关联，作者的个性成了文章“外的体裁”的决定性因素。可见，性灵说不仅影响了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也影响到其翻译思想。对于译者而言，有必要在目标语中再现原文作者的个性，再现原文的“风格个性”。

(二)翻译对象的选择影响

1960年林语堂先生编译的《古文小品译英》(TheImportanceofUnderstanding)一书在美国出版，林语堂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重温了我所喜欢的文章——那些对我有无形影响的老朋友，它们表达的情意真的是历久弥新而又令人惊喜。我挑选的自然是最好的文章，是我诵读之后不能忘怀，并使我有所了悟的文章。不能引起我心灵共鸣的文章我是不翻译的”；
“唯有能够和作者情意相通的译者才能译得好。”(1)黎明：《初版编校序》，参阅林语堂：《西湖七月半》，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能引起林语堂先生共鸣的文章是什么样的呢？周志文总结、概括了以下三点：第一，智慧的作品，即富有原创性和独立思想的作品。第二，自然，包括遵从自然、发自自然和幽默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极致是“中庸”，面对生命中的欲望，要有节制；
第二层面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好的文章要合乎自然，“发自肺腑”，“成之自然”；
第三个层面的幽默，教人欣赏人生，认识人生，接受和爱惜人生。(2)周志文：《从选文看林语堂的生命态度》，参阅林语堂：《西湖七月半》，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3页。

2012年7月，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经由正中书局授权，推出了“林语堂英译精品”系列(汉英对照)，包括《老子的智慧》(上、下册)、《东坡诗文选》、《幽梦影》、《不亦快哉》、《西湖七月半》、《扬州瘦马》以及《板桥家书》等。作家张晓风在新版推荐序中评价林语堂兼具“君子”与“文艺复兴人物”之美。这些作品的原作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的文人雅士，他们正直、文学才华横溢、乐享生活且旷达，真正与林语堂“情意相通”。例如：《板桥家书》透露着郑板桥本人的极为珍贵的人道主义与平等观；
《东坡诗文选》传达了苏东坡空灵、超然、乐观的个性；
张潮的《幽梦影》被林语堂誉为中国传统文人的格言，尽显作者追求纯洁、简单之性情；
收录孔子、陶渊明、金圣叹等人文章的《不亦快哉》取名自金圣叹的《三十三不亦快哉》，于平淡生活的细微之处传递文人豁达的情怀和对生命的热爱，颇具“不亦快哉”的敏感；
《扬州瘦马》也是一部散文编选，文字细腻简洁，颇具幽微美感，折射出中国文人的写意人生和他们的豁达与率性。而这些特点正是林语堂本身所具有且欣赏的个性，与林语堂的“山地人生观”一致。正因为这些作家与林语堂“情意相通”，所以，他们的作品成为林语堂用英文表达自我个性的主要媒介。通过翻译中国古代正统文学名篇和抒情哲学作品，林语堂“个性化地构建了反映他本人诗学观和价值取向的抒情哲学，即使他在经典文本的选择和编排上也处处体现了他个人的文化理念。”[12]

(三)对翻译方法的影响

林语堂的翻译方法以直译/异化为主，将自己某些极端的直译/异化手段称之为“愚译”，并提出“创译”的概念。通过直译/异化，译者向目标读者引进源语的语言文化差异，体现了译者对源语语言文化的尊重，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异化具有抑制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的作用[13]。采用以直译/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林语堂对汉语语言和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也是林语堂一生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个性使然。与意译/归化相比，直译/异化更是一种朱光潜先生所言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翻译艺术[14]。

“从心所欲”这一点与林语堂崇尚自然的个性也是一致的。

林语堂深谙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致力于通过英文写作和翻译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林语堂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主要工具。因此，林语堂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他的语言自信。以直译/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愚译和创译的使用，彰显了汉语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是林语堂语言自信的充分展现，也反映了林语堂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1942年，通过《中国印度之智慧》(TheWisdomofChinaandIndia)，林语堂首次向西方读者译介了这部典籍，1948年再次编译了《老子的智慧》(TheWisdomofLaotse)，并分别在伦敦、纽约发行。林语堂英译的《道德经》，即《老子的智慧》(英文名TheWisdomofLaotse)，展现了林语堂深厚且渊博的国学背景、地道的英文功底和对于原文语义的精确把握。译文忠实传递了《道德经》的精神，内容深刻，表达平易、贴切、流畅，可读性强，令读者印象深刻。

(一)为什么翻译《道德经》

林语堂将《道德经》视作在整个东方文学中一本最应该先读的书。这本书阐明了东方精神，西方读者如果要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点，读这本书是十分必要的。上个世纪上半叶二战前后，西方世界崇尚武力、好战，而来自东方文学和哲学体系的《道德经》却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道德经》的思想凸显了当时妄图主宰世界的希特勒之流的愚蠢与荒谬。《道德经》所体现的“生命的节奏(the rhythm of life)”也是治愈现代社会混乱和现代人盲目忙碌的良药。即是说，《道德经》反映的价值观与当时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分歧。在林语堂看来，老子的思想“深湛机妙”，《道德经》是世界哲学中最有深度的书之一[15]579。译者在选择翻译对象时，“选择巩固本土主流价值观的文本属于归化翻译范畴，而选择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的文本则属异化翻译”[16]。所以，林语堂译《道德经》是一种异化翻译。

“道”是体现在《道德经》中的老子哲学系统的核心观念，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是“应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开展出来的一种理论”[17]。在“道”的基础之上，老子还提出了其他的重要哲学观念，如“自然”“无为”“致虚守静”“柔弱”“不争”等。其中，“自然”使“每个个人都能依照自己的需要去发展他的禀赋”。“无为”是为了让统治者减少干预，协调和平衡老百姓不同的意愿。运用到政治上，“自然无为”是要保障人民最大的自主性，也允许特殊性、差异性的发展。对于统治者来说，为政力求清净，治理国家应以清净为宜，避免用苛捐杂税等形式打扰百姓；
对于老百姓来说，也要在繁忙、急躁中静下心来、稳定自己。刚强的东西容易被摧毁，柔弱的东西才更持久；
老子借“柔弱胜刚强”告诫人们：为人为政切忌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由此，老子又提出了“处下”“不争”等观念，希望人们能像水一样处下、不争，以消除人类社会由不平引起的争端。在林语堂看来，《道德经》是智慧的作品，是自然的作品，是与自己“情意相通”的。下面以《道德经》的英译探讨性灵说对林语堂翻译方法的影响。

(二)《道德经》的翻译方法

为了再现原文的“风格个性”，或者说，为了再现原文作者和文本的性灵，林语堂采用了直译、愚译、创译的方法。

1．直译

直译的翻译方法在词、句、语篇等层面都有所体现。例如，作为《道德经》核心概念的“道”统一用其拼音Tao来替代，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直译方法了。在不同的章句中，“道”的意义不尽相同，有“形而上的实存者”“规律”“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典范”等不同涵义；
这些涵义虽有差异，却“互相贯通”。林语堂统一译成Tao，正符合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的理念，因为“道”作为万物的始源，是无法言说和无法概念化的，正所谓“玄之又玄”(第一章)，“道”具有神秘性，正如性灵与惯习的神秘性，不可言说。因此，不如将贯穿全篇的“道”统一译成Tao，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玄妙。又如，林语堂将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译成“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is born; Out of Two, Three is born;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源文系老子著名的“万物生成论”。老子用数字一、二、三代指了道生成万物的由简至繁的过程，因此，这里的数字一二三并没有特别的具体的指称。林语堂明显也是认识到这一点的，用One、Two、Three来直译一、二、三，应该能够让英语读者感受到源文这几个数字的言外之意。此外，对于《道德经》中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特色词，林语堂都采用了直译(包括音译)的翻译方法，例如：“阴”——yin，“阳”——yang；
无为——inaction；
虚——Passivity，静——Quietude；
自然——Nature；
有——existence，无——non-existence；
无状之状——the Form of the Formless，恍惚——the Elusive；
德——character；
玄同——Mystic Unity。

老子的《道德经》多用警句隽语(epigram)，语言简洁、凝练，林语堂在译文中也尽量保留了源文的这些特点和源文的句子节奏，但是并没有再现源文的韵。林语堂在翻译《道德经》时很好地贯彻了自己所主张的“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翻译理念，译文和源文以句子为单位做到了一一对应，而且努力使译文和源文的句法结构尽量保持一致，这种直译的翻译方法再现了源文警句隽语的语言特点，传递了源文警示、教化的目的。

汉语善用重复的语篇衔接手段；
汉语重意合，轻形合，因此，句子之间连词的使用频率远不如英语高，而更多使用省略等隐性的衔接手段来实现语义的连贯。汉语的这些语篇特征在《道德经》中均有大量体现，而林语堂也通过直译的方法在译文中保留了这些特征。

2．愚译

林语堂还认为：翻译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愚蠢”，最好的翻译是不用处心积虑就能出色传递源文意义的“愚蠢”的翻译。老子的“知其雄，守其雌”一直是林语堂氏翻译的准则，他认为：正因为愚蠢的人具备忠实(fidelity)的品质，所以才能忠实地翻译[15]582。“愚译”肯定了直译准确实现意义传达的可能性，其实质就是直译/异化，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的一致，翻译源文的字面意思即可，言外之意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过度使用智慧的‘愚译’反而是更大的智慧。”[18]深知雄强，却安于雌柔——译者对于源文意义有透彻的理解，本可以通过意译的方法传递源文的意义，但是，意译往往意味着对源文的语言形式大刀阔斧的改变；
尽管选择保留源文的语言形式的直译的方法比较“愚蠢”，但是直译的方法仍然可以传递源文意义，因为译文读者通过表面的语言形式也可以领悟源文意义。因此，相比较而言，意译是一种智慧的过度使用，而直译却是智慧的翻译方法。而且，这种愚译向英语读者传递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特色，为英语引进了新的表达方式、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语语言的发展。

3．创译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的“创译”理念也深受其性灵说影响。既然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这就为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机会。林语堂继承了克罗齐(Croce)“翻译即创作(not reproduction, but production)”的观点，在国内首次提出“创译”的概念，并主张从事艺术文的翻译工作本身就应该成为一种艺术[11]507。对林语堂而言，翻译本身就是文学创作。首先，精通英语的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文学著作，这种行为对于母语为汉语的林语堂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翻译。其次，在翻译活动中，林语堂坚持直译/异化；
如前所述，在翻译中国文化特有的一些概念时，林语堂要么用拼音，要么赋予一部分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以新的意义，将这些概念译介给英语读者。林语堂在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也有翻译。创译彰显了林语堂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林语堂对自我的坚持，是其个性在翻译活动中的表现。创译也是性灵的表现方式之一。

个性是性灵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林语堂作为文学创作者和译者的惯习的决定性因素。性灵不仅仅是林语堂的个性在其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中的展现，更是一种坚持。具体到翻译思想上，林语堂坚持译文应该努力还原体现原文风格个性的主张；
翻译选材方面，林语堂坚持翻译与自己“性情相通”的作品；
翻译方法上，林语堂坚持直译/异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以达到还原原文风格个性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这本身也源于林语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的认同和坚持。可以说，坚持也是林语堂的个性，是其性灵说的重要元素。《道德经》的英译便是“性灵说”对林语堂翻译活动产生影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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