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第1篇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万历十五年心得体会集锦1,供大家参考。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主轴,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阐述同等时期西方社会运转姿态,揭露了中国明朝由盛变衰的过程。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
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
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
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
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
以上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困境。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弹劾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经典著作,最先出的英文版标题: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翻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要紧的一年。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更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但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下面,我从章节中的前三个人物来谈谈我的阅读感想:
首先,万历皇帝。他年幼即登上宝座、继承大统,自小聪慧过人、学习刻苦,立志成为一代明君,开创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在首辅张居正的调教下,经过多年的精心求学,取得很大的长进。一方面,张居正生前,万历皇帝对他充满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以对这种大臣的扶持表示百般地感谢。另一方面,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怨恨却远远盖过恩情,坚决地清算张居正各种过失,甚至恨不得鞭尸。这样的反差不仅是来自于对张居正掌权过度的强烈反弹,更是心理崩溃的一种体现。万历皇帝的职业生涯让我看清了身为九鼎至尊的皇帝也是有苦难言,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而不是我们印象中唯我独尊、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的帝皇形象。例如,在立储君这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多年,最终以万历皇帝的沉默和消极抵抗结束,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从黄仁宇先生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宏伟的政治理想抱负。他精心调教、呕心沥血辅佐万历皇帝,在施政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死气沉沉的明王朝开始渐渐焕发生机。但是他的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在行为作风道德操守方面又严重违背了当时的道德规范,对别人的苛刻要求与对自己的奢侈铺张形成鲜明对比,让他在道德层面完全地站不住脚。上到官僚阶级,下到黎民百姓,想要攻讦对立者,就要首先占领道德的高地。或许这就是集权体制下的游戏规则。虽然张有功有过,但从对当时国家的治理而言,我仍感慨可惜了张居正的改革,倘若他的改革能够进行下去,明王朝必定迎来又一繁华盛世。
最后,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并没有继续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而是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他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平和的政治环境。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相比之下,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以德治国,道德终会成为一些人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工具。一个国家要有科学合理的政府机构,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才能保持政府的工作效率,国家这部机器才能更有序高效地运转、快速地发展,变得更加富强、民主。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的《万历十五年》今天终于读完了。一部历史书竟能让我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完,连我自己都感到些许诧异。一部书只写了一年 —— 万历十五年,写了几个人,写了几件事,场景不可谓不小,正如该书作者黄仁宇所言: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听人言,大师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比起许多鸿篇大作,《万历十五年》实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却浓缩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整个中国历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仿佛读完这一年,顷刻间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建构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以知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同时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化写法,使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干巴枯燥、索然无味的历史书,而是在品味小说,鉴赏诗词般,一泻千里地读完。读完后还感觉唇齿留香,余香满颊。细细玩味着,浅浅尝茗似的,在脑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简直就是在品尝一道大厨精心制作的文化大餐。
当我们品味这道美食时,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上至君主下至户主,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内户主具有权威是生理中产生的,而君臣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儒家的“仁”很好的调和了个中矛盾,使得家国一体。家是一国,国是一家。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万历皇帝是具有绝对权威,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张居正、申时行等代表的士官阶层对皇权却是一种无形的钳制。这与西方的三权分力是不同的,三权分力讲究平等,而一士官阶层对皇权的钳制则是不平等的。士官对皇权要尽忠、尽孝、尽义,是为了辅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给予的拘束。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士官对自己也是从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了。每个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里看,张居正死后被谏,乃至于被鞭尸,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讲究尊上敬祖。尊上为忠,敬祖为孝。自古以来,忠孝占据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儒家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中的礼可以用于治国,孝可以上升为忠。观其《万历十五年》一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哪个不是先强调家,再来治国的呢?
《万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图。它就是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兽。它要吃人,它将人变成怪兽。张居正死后被吃,海瑞被吃,申时行被吃,戚继光被吃……还有无数人都被这张沾满鲜血,腥臭无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诽谤,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诽谤,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喜欢他描述时理性、同时又富有人情味的操作。《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我只是他万千读者中普通的一员。王朔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中开篇就提到“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而我是20XX年时得闻其名,真正与其结缘已是六年之后的事,届时《万历十五年》已经再版21次。三年之后,提笔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才发现它真的是好评如潮。面对如此多名家的书评,我真正感觉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了,好在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万历黄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皇帝生涯的前10年里,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20岁亲政以后,万历皇帝也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曾经组织三次大征。但后期他怠于政事,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以至于“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怠政是万历皇帝对朝野上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先生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万历十五年》分七个章节,叙及六个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这种情形实不是某个人性情能力导致的成败得失,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了其的牺牲品。《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采取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以人物为中心,选取不同的角色来代表当时社会的不同阶级,浓缩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结构,也浓缩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种描述方式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变得大众化,让原本枯燥、单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专著成为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的文章,每一个人都为之吸引的故事。六个主要人物,七个章节,看似个各各独立却有一条主线一脉相承。而作者对明代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紧紧围绕这条主线,在每个章节中缓缓展开、娓娓道来,潜移默化中打动着读者。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仁宇先生认为;国家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均匀程度,于是呈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请求又远低于世界程度,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能够“助纣为虐”,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免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适宜),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窘境。
依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的,常常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扫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几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均匀程度的薪水,有一定理想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简直完整一体,父母逝世,上级送来的不是抚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年的超凡不带薪假期“丁忧”,由于“求贤臣于孝子之门”。如今社会曾经进步很多,即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才能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期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犯了人的正常需求,培养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乖僻的人,这种乖僻也持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局部。比方最常见也能力的“不道德”行为——扯谎。“吹嘘扯谎是道义上的沦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沦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情中的谎话,险些招致其被*下台。公民能够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能够选择不答复,但也不能说谎。由于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触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真实太多了。
现在的历史书籍,因为大都太单调、太教条、太格式化。而《万历十五年》简直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书让学生乐于走进历史,走进文化,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素养和底蕴,去思考一些过去和未来。
明代晚期和鼎革之际的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社会上离经叛道的思想。市民文化兴起,四大名著问世。
历史的悲剧源于我们的无知和少知,痛定思痛,从明朝到现在,有许多东西是变了,但也有许多是没有变的。礼为一切社会行为之规范,但道德却不能代替法律,与此同时也并不表示道德可以被抛弃。健全法制体系,提高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才能走的更快更好,民族的未来将走向何方,答案掌握的我们自己手中。
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
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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