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滢
土耳其高考与中国高考具有相似性,都实行全国高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以下简称“统一高考制度”),以统考成绩作为进入高校的主要凭据,是世界范围内可被称为“高考”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1]土耳其统一高考制度于1974 年正式落地,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高考制度的公平性、科学性和合理性,至今共经历了6 次重要改革,平均每8 年就有一次大型改革。土耳其高考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既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既回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受到社会的广泛争议。在2022 年土耳其高考再次迎来新一轮改革之际,回顾土耳其高考制度建立的历史,考察其存在的争议,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探讨高考制度在土耳其社会的独特地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统一考试招生是招生制度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2]作为土耳其高等教育生源选拔的重要“量才尺”,土耳其高考制度经历了由“分”到“统”的过程。
统一高考制度的诞生绝非突如其来,亦非一夜达成,它的产生和发展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考试招生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土耳其而言,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已有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弊端凸显以及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等诸多因素是土耳其统一高考制度诞生的直接原因。
1.中等教育发展稳定,高等教育需求增长
土耳其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国内基础教育发展稳定,中等教育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和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3]面对申请高等教育机构人数的激增,高校单独应对人才选拔的能力日渐不足。1964 年土耳其申请就读高校的候选人仅有33763人,[4]而1974 年这一数字一跃达到229994 人,[5]10 年间大学的申请人数翻了近7 倍,但此时土耳其仅有大学12 所。这一庞大的数字差距意味着各高校分散招考或联合招考都不再能够应对高校的人才选拔需要,亟需从国家层面对高校考试招生进行统一管理,建立一个更为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招考制度。
2.高校联合考试招生制度的弊端凸显
自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至1940 年间,土耳其高校都采取独立招考模式。但独立招考逐渐不再能满足土耳其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1961 年,土耳其主要大学开始自发组织高校联合招考。然而,联合招考后原有招考制度中存在的许多矛盾仍未消除:负责联合招考的单所大学能力有限,招考工作开展难度大,阻碍多;
仍有部分高校未加入高校联合招考系统,考生奔波于不同省份参加各个大学的招考极为不便;
不同大学的考试日期重合,降低了考生的入学机率。这些矛盾尖锐而突出,严重影响着高校人才选拔的效率,造成大学入学率难以提升,激化了高校与社会的矛盾。
3.高等教育资源不足
土耳其高考制度之所以产生还源于国家财政资源不足难以支持所有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现实,同时个体差异也决定了并非所有学生都适合在大学学习。面对庞大的高校候选人数,必须在有限的财力和高校培养能力下筛选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有用之才,通过高考制度选拔人才进入高校无疑是最高效的,这是基于土耳其国情的必然选择。
在上述背景下,土耳其亟需建立一个中央考试招生系统,以确保高校考试招生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一系统首先需要有一个专门和专业的考试招生管理机构,该机构能够就考试问题进行研究,持续提升高校人才选拔的公平和效率。基于此,土耳其大学理事会首先确定了全国统一高考这一形式,之后成立了大学生选拔与分发中心(ÜSYM)作为高考制度的管理机构,负责全国高校入学考试的开发和研究、考试数据处理、候选人登记、录取等考试与招生的相关工作。至此,土耳其统一高考制度正式确立,并于1974 年开始实施。
土耳其高考制度首先具有统一性特点,具体体现为全国统一招生、统一命题、统一施考、统一评卷、统一排名、统一录取。从考试命题、考试实施到招生录取,所有的环节都由土耳其国家考试招生机构——大学生选拔与分发中心统一管理。此外,它还体现出自下而上实现统一考试招生、以法律保障考试招生制度有法可依、最大限度吸引符合条件的考生参加考试、全力提升招生效率等特点。
1.自下而上确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
土耳其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确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土耳其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萌芽于大学联合考试招生制度。这一制度发源于一所大学的倡议,由一所大学牵头其他高校,自发组成校际考试招生委员会,并号召全国所有大学自愿加入联合考试招生系统。通过高校联合招考,以节省资源、促进高校考试招生公平、提升高校考试招生效率。随着高校联合招考规模的扩大,校际考试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承载能力严重不足,土耳其高校考试招生亟待由国家进行管控,通过建立更为专业的考试招生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基于此,土耳其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自下而上建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体现出高考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土耳其高等教育发展壮大后的必然选择。
2.以法律保障高考制度有法可依
在正式创立国家考试招生机构并实施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之前,土耳其政府首先颁布了法规——《高校学生选拔与分发中心规定》[6]。法律规定走在制度建立和机构创建之前,确立了高考制度和国家考试招生机构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准绳和实施依据。有法可依是土耳其高考制度得以在全国推行的前提和保障,通过法律条款明确国家考试招生机构的权利与职责,为国家考试招生机构大胆实践、强力推行高考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
3.最大限度吸引符合条件的考生参加考试
土耳其高考制度在考生的报名资格中仅对考生的学历做出了要求,即“高中及同等学力毕业生”,并未对报考者的年龄、性别、出身等其他条件做出要求。这一包容性的报考规则,极大地鼓励了符合条件的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有志之士报考高校,不仅满足了民众期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同时也为土耳其高等教育扩大规模提供了政策支持。总之,不过分限制考生报考条件,既符合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包容性、全纳性、大众化的特点,也有利于保障民众获取高等教育机会。
4.采取多项措施提升招生效率
招生效率不高是土耳其自建国以来各高校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在高考制度的实践中,大学生选拔与分发中心采取多项招生措施,从考生端到高校端,通过多种渠道解决招生任务难以完成的历史难题。这些措施包括:(1)采用计算机统一为高校完成招生及录取工作,最大限度提升录取效率;
(2)允许考生填报18-30个高校专业作为平行志愿,为考生提供更多录取机会,为高校提供更多补录机会,减少招生名额的浪费;
(3)仅允许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及在考试前将会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申请者参加考试,防止被高校录取但无法从高中毕业的学生浪费招生名额;
(4)针对个别专业招生难的问题,提供特别注册渠道补录未能在其他专业成功注册的考生。
土耳其实施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以来,“改革”始终是土耳其高考制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词。40 余年间土耳其高考制度共经历了6 次重要改革,涉及考试名称、考试形式、考试内容等各方面。从改革的走向可见,土耳其政府希望通过改革,不断将高考制度推向标准化、科学化和合理化,使高考制度起到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为基础教育指明方向、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等作用。6 次主要改革概况如表1 所示:
表1 土耳其高考制度改革概况一览表(1981-2022 年)
从土耳其高考制度6 次的改革情况可以总结出其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趋势。
通过两阶段考试筛选人才是经过反复实践后被认为最适合土耳其高校人才选拔的考试形式,这一形式具有显著优势:(1)有利于避免“一考定终身”,如果考生无法考入普通高校,还有机会考入两年制副学士院校,给予考生两次考入不同层次大学的机会。(2)将两年制副学士院校纳入高考体系中,对此类院校的招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3)有利于在不同考试阶段设定不同的考查目标。在高考制度的不断改革中,最终形成了第一阶段考试重在考查考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第二阶段考试重在考查考生的大学专业知识学习能力的分阶段考试目标,为不同层次高校选拔合格人才。(4)有利于通过考试题量逐渐增加、知识范围逐渐拓宽、考试内容逐步综合化,以达到强化考试的人才选拔功能的目的。由此可见,两阶段考试将长期作为土耳其高考制度的考试形式存在。
从土耳其高考制度的考试科目设置来看,呈现出逐渐综合化的发展趋势。从最初考试科目单科设置,到1981 年重点科目综合化设置,直至2010 年所有考试科目综合化设置。考试科目综合化已经成为土耳其高考制度的发展趋势,这是土耳其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高等教育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大环境下,不断提高人才选拔规格的体现。即使随着高考考试科目设置愈发综合化,涵盖内容只增不减而带来中等教育教学内容不断改革、考生压力逐年加大等负面现象出现,也无法阻止高等教育人才选拔的规格和标准越来越高的现实,这也是所有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考试招生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土耳其高考制度从单阶段选考再到两阶段选考,以选考科目对考生进行考核已经成为土耳其高考制度的发展趋势。科目选考办法不仅将在土耳其高考制度中长期存在,并且选考科目的测试内容也将从偏向测试考生的专业知识转向注重测试考生的跨学科学习能力方向发展。启用选考办法一是尊重了考生的意愿,有助于考生在学习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考生选择最擅长的学科进行学习和考试;
二是高校各专业指定选考科目,能够充分体现各高校各专业的办学需求和办学特点,有利于高校选拔符合专业培养规格的人才。科目的双向选择,是高度匹配大学各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和人才知识结构的办法。随着土耳其高等教育的发展,选考科目综合化和跨学科的特点愈发凸显,注重选拔具备跨学科学习能力和综合知识的人才将成为必然趋势,高考制度中的选考科目也必然会继续走向综合化和跨学科化。
土耳其高考制度的考查目标呈现出从知识考查向能力考查的转变趋势。仅基于知识点考查的考试造成了教育体系的一系列弊病,最典型的就是填鸭式教育、题海战术和以记忆力论英雄等教育现象。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土耳其基础教育和使得高考制度备受争议的主要问题。因此,改变考试的考查目标,从知识考查转向能力考查,引导基础教育走向综合化和素质化,成为土耳其高考制度长久以来的改革目标。但能力考查易说难行,虽然经过了数次改革,仍收效甚微。因此,以考试为工具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将成为土耳其高考制度未来改革长期追求的目标之一。
从土耳其高考制度的改革趋势可以看出,招生制度中的加分政策呈现出逐渐收紧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符合土耳其社会高度关注高考制度公平的大环境,也体现出土耳其高等教育对人才选拔质量逐步提升的走向。土耳其政府希望在全国统一考试中享受加分政策的不仅是单方面具备特长的人才,更应该是全方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这一趋势也可以避免加分政策成为招生漏洞使得一些走捷径的考生有机可乘、滋生招生腐败现象,是进一步维护高校招生制度公平的体现。
土耳其统一高考制度的确立动因之一是基于分散招生效率低下、人才培养规模不足等原因。随着土耳其高考制度的不断发展,提升高校招生效率、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一直是土耳其高考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2022 年,土耳其高考政策直接取消了自高考制度确立以来制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政策,所有高考考生都可以直接报考高校,高校再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录取结果。这一政策的出台,首先是基于土耳其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即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等教育人才;
其次,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受到波及,失业率持续攀升,让更多人进入高校无疑可以降低失业率,同时也可为高校,尤其是私立大学提供充足的生源及经费来源。
由此可见,高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它的不断改革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自身不断科学化、合理化发展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是维护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制度。
土耳其高考制度关系着上百万人的直接利益、影响着几代人的成长与未来、牵动着整个土耳其教育系统的神经、决定着土耳其国家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行业发展的方向。它的存在与发展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它在影响着这些利益主体的同时也接受着来自不同利益主体的评判与诉求,面对各种舆情与争议。舆情与争议不仅体现出一项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可能成为这项制度未来改革和发展的引路明灯,反映了考试招生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
土耳其高考制度虽然缘起于自下而上的推动,但建立后一直由政府掌控,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这一制度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被中止或废除的官方行为,甚至对其中止或废除的学术讨论文献也极为罕见,这归因于土耳其政府对学术界的严格管控。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学者对高考制度的研究大都仅限于围绕考试技术、考试公平或有关考试所带来的弊端等展开,这些研究致力于促进高考制度的科学、合理和公平水平的不断提升。学者的研究中虽未有对高考制度存废的直接阐述,但透过其研究成果,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一影响国家发展和无数家庭命运的高考制度所持的保留或废止的态度。
从研究文献看,土耳其高考制度之弊主要表现为:(1)危害考生身心健康。土耳其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高考制度严重摧残着土耳其青年人的身心健康。参加土耳其全国统一考试的人群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的抑郁症群体,是潜在的抑郁症患者。[7]此外,高考制度还会造成肌肉骨骼疾病,从生理上危害青年一代的成长。[8]这迫切需要制定紧急的国家教育政策和干预措施,以解决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和反社会行为。[9](2)限制了中等教育的发展。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高考影响着中等教育各个学科的发展,对教育造成了不利影响。以外语学科为例,研究表明,全国统一高考对高中外语教学的计划、内容、方法和结构等都造成了不利影响。[10]高中教师的首要职责已经不是教授英语,而是帮助学生掌握考试方法、训练解题技巧。[11](3)考试制度不完备。学者研究表明,笔试不应成为考试的唯一形式,比如外语考试就需要更多的考查形式,[12]而有的专业,如教师教育专业有必要在全国统一高考中增加教师技能类考试和口试环节。[13]因此,全国统一高考需要向更合理的方向改革。(4)招生制度不科学。有学者认为,全国统一高考获得高分数与大学专业学习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不匹配,目前以考试分数作为全国高校录取依据并不可取。[14]
除抨击土耳其高考制度弊端的学者,也有一批学者是高考制度的拥护者,他们通过研究证明高考制度的优越性与实施的必然性,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1)土耳其高考制度并非“一考定终身”,具有制度优越性。[15](2)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高考制度,统一招考给予各阶层人民平等的入学机会,应予以坚持。[16]
不论是有关土耳其高考制度之弊的学术研究,还是关于其废除的讨论,在土耳其社会尚未建立起诚信机制以前,都无法撼动高考制度在土耳其的地位。在土耳其这个将“公平”摆在至高点的社会,不可能信任除统一考试之外的其他高校人才选拔方式,甚至对除选择题以外的其他主观题型都尚无法尝试和接受,可以说维护公平是土耳其高考制度得以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土耳其高考制度仍会长期存在,继续承担起土耳其高校人才选拔的重任。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适用于我国社会,在土耳其社会中亦是如此。公平问题是土耳其社会尤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高考制度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是高考制度保持权威性和延续性的根本保障。
早在1976 年高考制度实施之初,学者们就对土耳其高考制度的区域不公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持质疑观点的学者通过对1976 年全国统考所录取学生的区域分布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后认为:随着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逐年增加,区域不公平问题也愈发凸显。
土耳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历史问题,土耳其建国迄今,西部地区最为发达,其次为中部地区,再次为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为不发达地区。1976 年各区域高中毕业生人数和大学录取人数如表2所示,除各区域高中毕业生数量可以体现出各区域学生培养能力的差距外,在大学录取率上各区域的差异更为明显,西部地区录取率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东部地区最低。这与土耳其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相一致。
表2 1976 年土耳其全国统一高考各区域考生人数及录取人数表
学者认为,来自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大多数考生都无法顺利通过考试,即便通过考试的学生通常也难以考入理想的专业。究其原因在于:面对同样的考试内容,落后地区的学生由于所在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水平低下,难以与发达地区的考生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公平竞争,在参加考试时明显处于劣势,录取率远低于发达地区。这对于这些考生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有违土耳其《宪法》中的教育平等原则。学者建议国家考试招生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区域间教育资源不均衡所带来的考试不公平问题:一是可以为每个区域分配招生名额;
二是对各区域的学生分别进行标准分计算;
三是可以为欠发达区域的学生提供为期一年的补习、培训等,使欠发达区域学生获得教育补偿;
四是根据不同区域的教育状况,制定不同的考试内容;
五是解决落后区域的师资赤字问题,缩小学校间师资力量的差距。
学者的上述看法遭到了持不同观点学者的反驳,他们认为:教育资源区域分配不均衡问题并非高考制度造成,这些所谓维护考试公平的建议很难落实。第一,在高校统一招生中实施区域配额制度会引发新的不公平问题。在高校的招生过程中,如果为一些学校分配了优先录取名额,这些名额就会被高中校长或政府官员通过向教师施压获得,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问题。第二,由于土耳其并没有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性极大,区域配额和不同区域学生的标准分计算都难以开展。第三,向欠发达区域学生提供教育补偿政策这一方案将迫使不发达地区的学生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考,而最终结果也很难保证能与发达地区的学生实现平等。第四,如果在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考试内容,同样产生了新的不公正。此外,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标准来划分区域?如何决定各区域的考试内容?难以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和办法将成为维护公平的障碍。第五,让发达地区的教师们放弃他们的工作到落后地区去贡献教育力量,将会削弱人才间的竞争,打击优秀人才。[17]
1976 年学者们对土耳其高考制度区域公平问题的争议依然适用于今天,区域不公平问题依然是影响土耳其高考制度实质公平的社会因素之一,依然阻碍着各个区域高等教育入学公平的实现,成为考生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总之,从土耳其的国情来看,区域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它虽然带来了考试结果的不公平,却不是高考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社会不公平引发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就土耳其社会而言,户籍管理制度灵活、人口流动性大、社会追求公平至上等特点,决定了单纯通过高考制度来维护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想法难以实现。就世界范围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也是许多国家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以土耳其的高考制度和国情,尚无法出台合理的政策补偿措施来消除区域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高校入学机会不公平的问题。在没有制定出维护社会公平的补偿性政策以前,维持现状仍是土耳其高考制度的最佳选择,这也正是争议和反对之声无法撼动土耳其高考制度地位的原因之所在。
高考制度作为一种选才机制,必然受到政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高考又是教育制度中的一环,发挥着人才选拔、文化传承、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保持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在土耳其,高考制度与政治利益之间的联结尤为紧密,并直接受其牵制。
首先,土耳其作为一个总统制国家,总统掌握的政权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发展方向。从6 次高考制度改革的时间来看,均与土耳其总统大选的时间重合。土耳其高考制度作为重要的教育制度与人才选拔工具,在体现国家意志、高校需求的同时,也成为总统在竞选时获取民心、赢得选票以及上任后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以2018 年土耳其总统选举年为例,时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为赢得连任,在2017 年末就开始筹划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明确了此次高考改革的方向,并多次就高考制度改革事宜与国家考试招生机构官员座谈,可谓亲力亲为。此次改革是埃尔多安在总统连任时提出的具有改革意义的利民措施之一,为其塑造了关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手段雷厉风行的形象。选举结果也说明,此次改革成为埃尔多安赢得选票、成功连任的重要助力。
其次,2020 年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高考制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土耳其全国统考历史上第一次在短时间内两次更改考试时间,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考生、家长、教师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对官方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声讨。民众判断第二次考试时间的更改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牺牲了考生利益:“表面上的原因是疫情,但实际原因是政府想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恢复上,如果把考试放在7 月,就不会有人去度假,如果把考试提前,就不会阻碍度假经济。毕竟经济稳定才能保障政权稳定。”[18]
此外,2022 年土耳其高考政策直接取消了最低录取分数线,所有考生都可以直接报考高校。该政策一出台,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民众认为:“取消最低录取分数线固然可以填满高校的招生名额,看起来社会的失业率降低了,但未来高校毕业生的质量堪忧。”“在土耳其,教育已死,高考已然成为政治选举的开胃菜。”[19]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受到波及,失业率持续攀升,让更多人进入高校,无疑可以降低失业率,使其成为稳定政权的重要砝码。
由此可见,土耳其的高考制度受政治权力过分牵制,已经影响了其稳定性与独立性,并撼动了其权威性。
除上述我们谈到的土耳其社会舆论中关于土耳其高考制度的焦点争议话题外,土耳其高考制度面对的争议中还有许多与中国高考的相似之处,比如“唯分数”“唯考试”、对中等教育影响过大、给学生带来的压力过大,等等。有的争议已经引发了土耳其高考制度的改革,但鉴于改革条件不成熟抑或高等教育人才选拔的现实需要等原因,有的争议即便很激烈也未能促使高考制度产生改变。如:(1)高校录取标准有待多元化。虽然土耳其招生制度中已经将中等教育阶段的学业成绩纳入了高校的录取标准中,但仍存在着社会舆论认为录取标准单一化的争议。毕竟高中阶段的学业成绩也只是高中阶段各学科考试分数的体现,并未脱离以分数作为录取标准的范畴。但如果加入非客观的录取标准就有可能滋生招生中的腐败现象,破坏招生公平,这是土耳其招生制度录取标准难以进一步向多元化改革的最大阻力。(2)一些考试技术问题,如考试科目多、题量大等有待解决。虽然这些做法使得土耳其高考不够科学合理,但在目前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要在数量庞大的候选人中选拔出高校所需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仍不得不继续采用题量大、科目多的做法。因此,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未能得到解决之前,这些做法仍会坚持甚至被强化,而不会受社会舆论影响而弱化。(3)此外,还有被考生广泛争议的高考改革太过频繁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并非真问题,只是因为高考制度的每一次改革都很重大,直接影响着几届考生和家长,对社会的影响力更是持久而深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而给人们造成了改革频繁的印象。
因为国情不同,我们很难去主观评价一项他国制度的“优”或“劣”:那些我们认为的制度缺陷,如考试题型单一化②,却恰恰顺应了土耳其社会维护考试公平的需要;
那些我们认为应该推行的政策,如招生政策向不发达地区倾斜,在土耳其却不具备可操作性。土耳其高考制度生长并根植于土耳其这片土地之上,对于它的评价需要站在土耳其的语境上进行思考。客观地看,统一高考虽然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却是目前最适合土耳其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校招考制度。
“考试技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高校招考制度很难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20]土耳其高考改革过程中的这些经验教训以及现实争议等,都可以为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注释:
①土耳其国民政府自1941 年起根据土耳其各区域特点将全国版图划分为7 个地理区域,后变更为8 个区域,现今再次调整为7 个区域。1976 年所执行的区域划分标准为8区域标准。
②土耳其高考仅有选择题一种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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