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伟 向珍飚
北京外国语大学
提 要:
主体和客体是一对基本的哲学范畴,本文将这对概念运用于语言学分析,指出语言活动中存在编码主体与客体、解码主体与客体、小句语码主体与客体等三对主客体,这些主客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基于此,本文对英语、汉语、阿拉伯语小句的谓体进行句法和语义层面的对比,分析三者呈现的主客关系——英语大致呈主客分离的状态,汉语主客融合明显,阿拉伯语主客分离程度强于英语。这与英、汉、阿三大民族的哲学基本思维方式耦合。
主体和客体是一对基本的哲学范畴,一直以来西方哲学各流派主要是基于二者的辩证关系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胡敏中,2021:
7)。在康德认识论中,主客体具化为三层含义:
一是人与外物,二是能思主体与自在客体,三是人的先天认识形式与作为现象总和的自然界(单少杰,1989:
32-34)。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主体概括为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将客体概括为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事物(杨河,2001:
119),简单来说,即“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齐振海、袁贵仁, 1992:
91)。
语言是一种人类活动(Jespersen, 1924 /2008:
17),即对情形进行识解并按照特定的思维方式进行编码的活动(Langacker,2008:
4)。因此,语言本质上就是说话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结果进行编码的语音表现(陆丙甫,2015:
2)。在编码过程中,说话人作为实践者和认知者,是言说即编码主体;
言语产品即编码的结果,作为编码主体对识解对象的主观再现,是编码客体。编码的结果以语音或文字信息方式传递至交际对象,即受话客体。在解码过程中,受话客体即解码主体凭借认知能力处理的语言信息是解码客体。借助信息论和编码理论的观点(唐世伟、刘贤梅, 2009:
10),上述语言活动可呈现为图1形式。
图1. 语言活动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
如图1所示,在语言信息传递阶段,编码客体转为解码客体,实现编码主体与解码主体的交流。交流的内容对应一定的情形,主要以小句的形式体现。根据凸显原则,编码主体在认知框架下安排各语码(对应情形中各要素)的凸显程度,实现图形和背景的区分(Ungerer & Schmid, 1996 /2006:
163-202),二者在小句中分别被编码为小句的主语与补语、状语等成分,在语义层面对应不同的参与者角色、环境角色(Fawcett,2008:
250-265;
何伟、仲伟,2021:
27)。换言之,编码主体以小句的形式呈现一个“微观世界”,每个层面凸显的内容都是相应的主体,背景是客体,如图2所示。
图2. 语言信息关涉的主体和客体
如上所述,在人类语言活动中,主客体在两个界面展开互动。情景语境中,语言活动以编码 /解码和传递的方式展开,涉及编码主客 /客体、解码主体 /客体,主客关系体现在言说主体与受话客体的互动过程中;
语言系统内,主客关系体现在编码内容中,涉及语码主体 /客体以及主客分界点。小句谓体是成句关键,句法上系主客之间的界限;
语义上表达过程意义,表征主客体之间的语义关系(何伟、仲伟,2021);
认知上点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Ungerer & Schmid, 1996 /2006:
177;
Langacker, 2008:
108),反映编码主体对情形的识解方式。可见,谓体的特点贯穿情景语境和语言系统两个界面,多种主客体角色围绕谓体展开互动。因此,对谓体特征的研究能更为全面、立体地反映语言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
主客体关系为人的思想观念所把握和建构,由此产生主客体观并积淀为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和思维范式(胡敏中,2021:
13)。这对哲学关系贯穿中西哲学比较的总体思路(林可济,2010:
8-10),以主客关系为基础的哲学基本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伍雄武、朱晓辉,2021)。不同民族的语言在不同哲学基本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编码方式和结果(Hall, 1976;
Langacker,2008:
55-89;
何伟、仲伟,2021)。应该说,主客离合性是主客关系的典型表达,不同语言的本质差异可概括为主客离合程度上的差异:
或趋于主客二分,或趋于主客融合;
语言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统。就语言之间的个性,潘文国(1997)、何善芬(2002)等指出英汉语言之间体现了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思维差异,朱立才(2004)认为阿拉伯语和汉语之间也存在这种差异。但上述研究并未深入地探讨语言间的本质差异,也未聚焦主客体在语言活动中的具体所指以及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下的主客体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何伟、仲伟(2021)指出,“主客二分”与“主客一体”是英汉之间的本质差异所在;
何伟、闫煜菲(2022)以及何伟、于昌利(2022)等尝试从言说过程、小句成分、语境等层面说明主客体及其互动模式,但尚未对语言活动中的各类主客体角色进行系统的界定与阐述。
基于前人研究和有关主客体的哲学思考,本文对比英语、汉语、阿拉伯语小句谓体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一是将研究对象拓展至三种语言,即英语、汉语、阿拉伯语——三者分别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三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的载体,使研究更具代表性和普适性;
二是通过探讨作为成句关键成分的谓体所彰显的主客体角色及关系特点,可以使语言之间的本质差异论述更具综合性。
某一成分的句法特征系该成分的范畴特征,由编码主体选用相应的语码即词汇—语法资源构建而成,解码主体再根据范畴特征识解这一成分,完成交际。主客关系在范畴特征中得以彰显。
谓体在语义上对应情形中的过程,是小句的核心成分。英语中的过程必须通过动词来体现,即“主要动词(Main Verb)”(Fawcett, 2008:
219);
汉语中的过程可由动词体现,也可由各类词组和小句体现,即“谓体”(何伟、王敏辰,2019);
阿拉伯语的情况与二者有同也有异,Bardi(2008)称之为Predicator。为方便叙述,本文将三种语言中的这一成分统称为“谓体”。三种语言的编码主体为谓体赋予不同语码,呈现不同的范畴特征,彰显不同的主客离合度。
1) 动词说明谓体
动词表明动作或状态,在体现过程时有天然的优势。因此,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动词直接说明谓体的情况,如(1):
(1) a. My motherbroughttea.(1)本文语料无特殊标注的,选自阿拉伯小说"mawsim al=hi/ra="ilaa al=šmaal(《移居北方的季节》,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的阿文版及相应的中、英文译本。其余选自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CC语料库、英国国家语料库(BNC)或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阿拉伯语语料库(KACST),例句后附有语料库信息。
b. 母亲端来热茶。(2)(1) b系(1)a汉语译本原句,其中“热茶”与原文šaay(茶)不完全一致,根据评审专家意见改成“茶水”更为严谨,本文同意此观点。但此处主要聚焦小句谓体,因此文中未对参与者补语的译文做变动,而保持语料信息原貌。下文类似情况做相同处理。
c.2aa"at"umm=iy tahmil=u al=šaay-a.(3)本文阿拉伯语文字均按ISO233方案转写为拉丁字母,并辅以莱比锡行间标注。
来.3SG.F.PST 母亲(NOM)=我的 携带.3SG.F.PRS=IND THE=茶-ACC.
‘母亲端来茶水。’
例(1)各句谓体都是实义动词,负载一定的情形信息。(1)a英语小句的谓体brought是bring的过去式,即除基本语义外,小句情形发生的指示时间信息也编码其中。(1)b汉语小句的谓体是“端来”,小句情形发生的指示时间信息没有直接编入谓体形式,由语境蕴涵。(1)c阿 拉伯语小句的谓体/aa"at(来.3SG.F.PST)为过去式,在形式上通过与现在式ta/iy"(来.3SG.F.PRS)的区分将情形发生的指示时间信息编入谓体,此外还带有指代主语的人称信息码。阿拉伯语任意动词的任意形式都对应一定的人称。汉语谓体动词无人称信息,英语谓体的人称信息码只编入be动词和其他动词现在式第三人称单数等少数形式。除了时态和人称信息,语态信息在英语和阿拉伯语小句谓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主动语态在英语和阿拉伯语中都是无标记形式,如(1)a中的brought和(1)c中的/aa"at;
英语的被动语态需借助特定助动词与谓体的过去分词一起来表征,如(2)a中的wastaken。阿拉伯语的被动语态由动词形态变化体现,如(2)c中的f
(2) a. The man was slightlytakenaback...
b. 他吓了一跳!(BCC)(4)源语(2)c的中文原译文“穆斯塔法不觉一愣……”,为准确对比谓体特征,本文从语料库中选用更贴近源语谓体f
c.f
惊吓<3SG.M.PST.PASS> THE=男人.M-NOM 一点.M-ACC-INDF
‘这个男人稍微受到了惊吓。’
可以发现,阿拉伯语小句的编码主体在编码谓体时,除基本语义外,还编入较多情景语境信息,其次是英语,汉语最少。从范畴论的角度看,谓体承载的信息越多,特征越明显,越易于识别,即阿拉伯语的谓体动词最易识别,其次是英语,二者实体与属性在形式上高度匹配,体现出“A是A”(同一律)和“A不是非A”(矛盾律)的形式逻辑特征(宋荣培,2006:
224-226)。汉语的动词与其他词类一样,无法通过明显的形式特征来识别(陆俭明,2003 /2019:
34;
沈家煊,2009),谓体的识别主要依赖语义,实体与属性的匹配在心理层面实现,体现典型的相关性思维。这种悟性与理性思维方式的差别,是中西、中阿民族思维习惯差异的具体体现(潘文国,1997;
连淑能,2010;
朱立才,2004)。
从哲学角度看,编码主体越是尽可能多地编码情景语境信息,解码主体对客体的解读越不需要依赖编码 /解码主体所处的语境。换言之,编码客体形成后具有更高的独立性,与编码主体关系较弱,主客明显分离,如阿拉伯语和英语的情况,且前者的分离程度甚于后者。汉语则相反:
建构谓体时,编码主体充分利用与解码主体重合、共通的背景知识(Whorf, 1940),在交际的过程中注重“简、省”,因此对编码客体的解读需考虑编码 /解码主体所处的语境,主客体在语境之中互动融合。
2) 各类词组或短语填充谓体
英语中谓体只能是动词,而汉语和阿拉伯语中谓体还可由名词词组、性质词组、数量词组(5)功能句法中,性质词组(quality group)对应语义层的“性质”,是用来表达事物或情形性质的句法单位,数量词组(quantity group)对应语义层的“数量”,是用来表达事物、情形、性质数量或程度的句法单位(Fawcett, 2000 /2010:
206-209)。等语法单位填充,分别如(3)b′与c、(4)b与c、(5)b与c,这些小句主干结构均为“主语 ^ 谓体”。相同情形在英语中表达为(3)a—(5)a,谓体都是be动词,小句系“主语 ^ 谓体 ^ 补语”结构。阿拉伯语小句谓体还可以由介词短语填充,如(6)c,小句系“主语 ^ 谓体”结构,相应的英语和汉语表达为(6)a、(6)b,谓体分别是be动词和动词“在”,小句系“主语 ^ 谓体 ^ 补语”结构。
(3) a. Mustafa’sa deep one.
b. 穆斯塔法是个深沉的人。
b′. 他好人一个。(BCC)
c. muvtafaara2ul-u-n‘amiyq-u-n.
穆斯塔法.NOM.M 男人.M-NOM-INDF 深沉的.M-NOM-INDF
‘穆斯塔法是个深沉的男人。’
(4) a. His nosewassharply-pointed.
b. 鼻梁挺直。
c. "anf-u=huhaadd-u-n.
鼻子.M-NOM=他的 尖的.M-NOM-INDF
‘他的鼻子尖尖的。’
(5) a. Therearemany examples of this. (BNC)
b.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BCC)
c. wa=al="amtila<-ukatiyr-a<-u-n. (KACST)
和=ART=例子.PL.F-NOM 多-F-NOM-INDF
‘例子很多。’
(6) a. We were in Wadi Halfa.
b. 火车在哈勒法谷地。
且=我们(NOM) 在 /PREP 谷地(GEN) 哈勒法(GEN)
‘我们在哈勒法谷地。’
以上都是关系过程小句。英语小句中有表达关系过程意义的典型信息码(词汇—语法资源),即be动词,各类词组和介词短语以补语身份编入小句,充当属性、位置等参与者角色。
汉语和阿拉伯语小句中,各类词组作为谓体,在表达过程意义的同时,也充当另一参与者角色,但二者有本质区别:
一是汉语中名词词组充当小句谓体时,构成“名词谓语句”(赵元任,1979;
朱德熙,1982;
He, 2017)。高航、刘华(2021)发现除汉语外,阿拉伯语、俄语等11种语言也存在“名词谓语句”。汉语中名词词组充当谓体,主谓之间完全是语义上的联系,没有形式上的区分。但这种结构只是关系过程小句潜势结构下的选项之一,使用存在限制(高航,2020a,2020b),相较于“动词谓语句”而言较为特殊(沈家煊,2016:
173),汉语中存在纯粹表达关系过程意义的词,如(3)b中的“是”。阿拉伯语中不存在类似于be和“是”的系词(utmn, 1965:
24-26),在表达此类关系过程时,由名词词组填充谓体并承担过程—载体的复合角色,在句法结构上有强制性;
另一方面,编码主体将不同的语法信息编入主语和谓体,赋予二者区别于彼此的形式特征,并以此建立“主语 ^ 谓体”结构,如(3)c,主语和谓体凭借“指”(确指—泛指)在形式上区分开来,在逻辑语义上关联起来。
二是汉语和阿拉伯语小句中,填充谓体的性质词组和数量词组核心成分多由形容词说明。汉语中,形容词靠近动词,二者有众多相同的语法特征,可统称为“谓词”(朱德熙,1982:
40),比名词词组更符合谓体的原型范畴,“主语 ^ 谓体”关系通过语义自然确定,结构稳定。阿拉伯语中,传统语法将形容词归入名词类(陈中耀,2000:
59),二者语法特征一致。因此,阿拉伯语中性质词组和数量词组填充谓体时,与名词词组一样,在小句结构上具有强制性。主语和谓体之间通过形式特征区分并联系彼此,如(4)c和(5)c,填充谓体的两个词组的中心词前若加上冠词al-改为确指,小句则转为名词词组“他挺拔的鼻子”“很多的例子”,可见此处主语和谓体在“指”方面的不一致,是小句成句的关键。
综上,如图3所示,由三类词组填充小句时,汉语谓体仅由“义码”编码而成,只承载语义信息,主谓关系的确立与识别既不依赖源自实词的系词,也不依赖其他形式特征。编码和解码的主客体在共同的语境中深入互动,主体发挥主观认知能力完成对客体的构建和解读,二者关系紧密。阿拉伯语小句的谓体编有 “义码”和“形码”,分别负责表征基本语义和句法功能,分工明确。
图3. 汉语、阿拉伯语小句谓体由词组填充时的编码情况
介词短语在汉语和英语中都不能填充谓体,在阿拉伯语中则可以。英语中,谓体范畴明确,介词短语整体作补语,充当位置角色,介词短语前的过程动词be等说明谓体,如(6)a。汉语中,相关语言现象视具体情形变换语义功能和句法功能:
当小句表达其他动作活动时,如“火车在哈勒法谷地行驶”,相关语言现象在语义上是环境角色,在句法上是介词短语(介谓体 ^ 介补语)填充的状语,小句形成“主语 ^ 状语 ^ 谓体”结构;
当小句表达位置关系时,如(6)b,相关语言现象是动词和名词性语言单位,小句形成“主语 ^ 谓体 ^ 补语”结构。可见,汉语中介词短语不能填充谓体,是汉语范畴间彼此依存、界限不定的结果。相反,阿拉伯语词类界限明确,无法像汉语一样灵活地发生词类转变。因此,阿拉伯语中,满足主语范畴特征的名词词组与表达位置意义的介词短语前后并置,即构成完整小句,“载体”与“位置”之间,无需系词分界或连结,也不会发生范畴的转化。与名词词组、性质词组、数量词组表达过程意义时一样,介词短语所表达的过程意义,表面上是编码和解码主体“心领神会”的结果,即utmn(1965)所主张的huduwr2awwniy(内心的参与)。实际上,句法范畴间严格的区分与对立是主体构建和识别这一意义的关键。
英语中存在表达关系过程意义的动词(系词),阿拉伯语中通过虚位、隐含的方式表达这一意义,两者在句法上都具有强制性,都是分立范畴观作用的结果,即谓体范畴边界清晰、内部要素明确,与其他句法单位范畴区别明显。这就说明了为何英语小句谓体可承前省略(Quirk et al., 1985:
906-907;
何伟、王敏辰,2019:
120):
英语谓体有明确的形式要求,省略后其余内容不能直接填充谓体,无法成句,因此有着相同谓体的小句并列出现时,承前省略是一种经济的表达手段。同理,阿拉伯语谓体动词也可承前省略,如(7):
不 相似.3SG.M.PRS-IND THE=猩猩-ACC 且=不 () THE=人类-ACC.
‘他不像猩猩,也不像人类。’
阿拉伯语小句的谓体省略后,其余内容(可能是词组或短语)虽然在单位类别上有填充谓体的可能,但因缺少形式上满足谓体要求的“形码”,无法直接填充谓体,由此避免歧义。汉语中的谓体一般不能承前省略(吕叔湘,1986:
4;
刘丹青,2010:
8;
何伟、王敏辰,2019:
121),这是因为汉语与英语、阿拉伯语不同,谓体动词省略后,其余内容有转化成谓体的潜势,易引发歧义。这也说明“分立”的范畴观与“包含”的范畴观之别(沈家煊,2020:
7)。英语、阿拉伯语“一码一用”彰显主客分离的哲学思维特点,汉语“一码多用”彰显“万有相通、万物一体”(张世英,1995:
59)的中国文化精神。
3) 小句填充谓体
小句填充谓体的现象只发生在汉语中,英语和阿拉伯语中都不存在(6)阿拉伯语中存在一种常见的“谓语从句(al=habar al=2umla<)”(Fdil,2014:
175),构成“起语 ^ 谓语的句型,从句部分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小句,且存在一个代词与句首的起语相照应。本文认为,该句型在功能句法视角下是“状语 ^ 主语 ^ 谓体”结构,如以下例句:
al=aalam-u al=waasi-u "araa=hu fiy duruws-i al=2ugraafiyaa, THE=世界.M-NOM THE=宽广的.M-NOM 看见.1SG.PRS=他.ACC 在 /PREP 课程.PL-GEN THE=地理,ka="anna=hu ruqa<-u šitran2-i.像=NMLZ.RELT=他.ACC 格子.F-NOM 象棋.M-GEN.‘我在地理课上看见宽广的世界,好像世界是一张棋盘。’,如例(8)。具体来说,(8)b中“两道眉毛”是小句的主语,“间隔均匀”是主谓结构填充谓体,其中“间隔”是主语,“均匀”是谓体,两个层级的主语之间是领属关系。与之对应的英、阿小句,如(8)a和(8)c则分别是动词和性质词组作谓体。两个层级的主语之间还可能是涉事关系,如“他_主语[[待人_主语有礼貌_谓体]]_谓体”(He, 2017:
939)。
(8) a. his eyebrowssetwell apart.
b. 两道眉毛间隔均匀。
眉毛(M)-DUA.NOM=他的 相互分离的(M.INDF)-DUA.NOM-NPOSS.
‘他的两道眉毛相互分开。’
汉语中小句填充谓体,语义上表达关系过程,主语作为话题,是载体,小句填充的谓体是对话题的说明,是过程与属性重合体(He, 2017:
955),谓体充当主客边界的作用不明显。这种关系,是词组填充谓体的延续,也是“主客融合”哲学基本思维方式下“包含”范畴观的一个方面。黄伯荣、廖序东(1990 /2017:
45-46)认为“主谓短语”是词组的一个基本类别。功能视角下,填充谓体的主谓结构即为一个小句,表征情形,在既定语境下说明具备这类情形特点的性质,对小句主语进行说明,在语义上实现与性质词组同样的功能。因此,功能句法中,汉语“主谓谓语句”中的内嵌小句与性质词组的句法功能高度一致,两范畴间根据编码主体的需要在语义的驱动下灵活转换,彰显“万物皆备于我”的思维特征。
在英语和阿拉伯语中,谓体有严格的语法要求,所匹配的“形码”无法赋予小句,因此小句不能填充谓体。有的英语和阿拉伯语性质词组对应汉语“主谓谓语句”中的内嵌小句,如(9)a和(9)b中的long-legged/tawiyl-ual=qma=-i, 语义上分别对应“腿_主语长_谓体” /“个子_主语高_谓体”,但无法以主谓结构填充谓体,只能严格按形式范畴要求,赋予相应形码转入词组范畴,再借助匹配谓体的语法手段,分别构成(9)a的“主语 ^ 谓体 ^ 补语”结构和(9)b的“主语 ^ 谓体”结构,因此句法上只能看作性质词组填充补语或谓体。
(9) a. He is long-legged.(BNC)
b. ibn-u=hutawiyl-ual=qma<-i.(KACST)
儿子-NOM=他的 高.M.INDF-NOM THE=个子-GEN.
‘他儿子个子高。’
由此,英语、阿拉伯语中不接受小句填充谓体,是源于分立范畴观。编码 /解码主体在谓体范畴标准的框定下构建或识别谓体,各范畴之间的关系类似西方哲学中象征万物本源的“四根”——彼此独立,不会相互转化,按照不同比例结合成不同的自然物体(汪子嵩等,2014:
677-687)。编码主体 /客体、解码主体 /客体各行其是,呈现主客二分。相反,中国文化中虽然也存在“阴阳”“天人”“五行”等对立概念,但又强调“阴阳调和”“天人合一”“五行相生相克”。反映在语言编码和解码过程就是主客体联动,即编码主体与解码主体利用彼此间的信息交集,建构和识别客体,客体的存在和识别与主体紧密相关,主客高度融合。
句法上,谓体是成句关键,是构建和识别小句的核心要素。语义上,谓体确定小句的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语义角色。Ungerer & Schmid(1996 /2006:
177)认为,动词表示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关系,即在编码主体所处的“观察格局”(Langacker, 2008:
73)之下,谓体表示小句语码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蕴涵编码主体的视点和对情形的识解方式。
He(2022)指出,及物性系统分为自主类过程和影响类过程两大模式,分别体现编码主体对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观察,即对动作链中能量传递阶段与方式的捕捉(Ungerer & Schmid, 1996 /2006:
178)。从类型学角度看,及物性模式在不同语言中的编码方式与相关民族观察、分析、解读世界的角度具有耦合关系,彰显民族间哲学基本思维方式的差异。总的来说,自主类过程中,语码主体通过谓体与客体成分产生直接联系,突出具有主观能动性参与者角色在情形中的主体性;
影响类过程中,语码主体更接近能量链的源头,削弱了具有主观能动性参与者角色的主体性,突出的是其在情形中的客体性。
1) 自主类过程中谓体的语义特征
自主类经验过程表征一个个单立的情形,不追溯情形产生的源动力(He, 2022)。这类经验过程在语言中普遍存在。如(10)所示,三个小句表征相同情形,动作链中的能量流在两个角色间传递。从语码主体(主语)传递至语码客体(补语),但并没有指明能量的源头,即“错过”这一动作发生的源动力,因此都是自主类动作过程。但在语义配置结构中,为相同参与者分配了不同的语义角色,也就是在认知层设置了不同的图形 /背景(射体 /界标)模式(Ungerer & Schmid, 1996 /2006:
167-168),如图4a和4b所示。
(10) a. They missed chance after chance. (BNC)
b. 他们错过了机会。(BCC)
c. faatat=hum al=furva<-u. (KACST)
错过.3SG.F.PST=他们.ACC THE=机会.SG.F-NOM
‘他们错过了机会。’
图4a. (10)a /b英汉小句意象图式
图4b. (10)c阿拉伯语小句意象图式
因此,(10)各小句同为自主类过程,但自主程度不同。英语和汉语小句中,编码主体选择“missed /错过”来充当谓体,说明“they /他们”(语码主体)和“chance /机会”(语码客体)的关系:
语码主体是具有能动性的认知主体,能动地与语码客体产生联系,过程自主性高,主客呈融合关系。在阿拉伯语小句中,编码主体以faatat为谓体,说明hum(他们.ACC)和al=furva=-u(机会)的关系:
具有能动性的认知主体为语码客体,自主性较弱,客观实体为语码主体。从语义上看,“错过”说明参与者的被动状态,阿拉伯语在小句中相应地以客体角色匹配能动性参与者,突出外界的影响,是“主客有别”思维的反映,这种现象在阿拉伯语中十分典型。
2) 影响类过程中谓体的语义特征
影响类过程追溯情形发生的源动力(He, 2022)。语言中有特定的词汇—语法资源编码这类过程,如英语中的make,汉语中的“使”,阿拉伯语中的/aala等使役动词。这一点三者基本一致,如(11)a、b、c都是影响类过程,具有典型的影响类过程语义配置结构,即“分析型致使结构”(陆丙甫,2015:
161-163):
施事+过程+[[…+过程+…]]受事。
(11) a.She[施事] hadmade[过程][[him[施事]swallow[过程]such degradations[受事]]][受事].
b.她[施事]曾使[过程][[他[感知者]感到[过程]受了侮辱[现象]]][受事]。
c.2a‘alat[过程—施事]=[[hu[施事]yanta1ir-u[过程]"amm-a mabna-Ø-n.]][受事](KACST)
使.3SG.F.PST=他.ACC 等待.3SG.M.PRS-IND 前面-ACC 建筑-GEN-INDF.
‘她让他在某栋楼前面等着。’
c′.2arra‘at[过程—施事]=hu[受事]al=mahn-t-i[受事].
使吞咽.3SG.F.PST=他.ACC THE=屈辱-F.PL-ACC.
‘她让他受了很多屈辱。’
此外,还有“形态型致使结构”和“词汇型致使结构”(陆丙甫,2015:
163-168)。
形态型致使结构如(11)c′阿拉伯语小句所示,谓体/arraa(使吞咽)由自动词/araa(吞咽)双写第二个辅音根r得到。事实上,阿拉伯语中几乎所有自动词都可通过双写第二个根字母或添加语素"a得到相应的致使义动词(Ryding,2005:
491,515),英语中的-en(en-)、-fy、-ise、-ate等形态词缀能构成致使意义的动词,而汉语中基本只有“-化”这一个“漂白了的”使役形态词缀(王文斌、徐睿,2005)。
词汇型致使结构以“零派生”形式出现,如(12)a和c。这两个小句的谓体please/sarra的使役意义基本由语义表征,形态上没有标记。(12)b小句中的谓体“取悦”是汉语中为数不多的please类致使义动词(许余龙,2001:
129-130;
张京鱼,2001)。
(12) a. Iwas pleasedshe laughed so freely.
b. 露西一心想取悦两位母亲。(BCC)
b′. 我很高兴她仍然惦记着我。(BCC)
c.sarra=niy "anna=htadhak-u
使高兴.3SG.M.PST=我.ACC NMLZ.RLTR=她.ACC 笑.3SG.F.PRS-IND
bi=suhuwla<-i-n.
以=容易
‘她很容易笑,使我很高兴。’
这种致使结构下英语和阿拉伯语小句的谓体,即please/sarra,底层语义设计一致,但语码主客体的配置有所不同。从逻辑上讲,人的感觉不会凭空产生,而是受外界事物刺激的结果(梁宁建,2011:
118)。因此语言在体现人类感觉时,编码主体可借助谓体将客观事物分配为语码主体,将能动性的参与者分配为语码客体,说明影响义,体现对本质的探求,主客性质得以明确;
反之,则是突出编码主体对自主经验的重视。英语小句中的please,其本身的语义设计是现象(刺激物)作主语,经验者作补语,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验者作主语的情况比刺激物作主语的情况更为常见(唐青叶,2004;
黄志军,2009),如(12)a。这种情况一方面突出编码主体对主观经验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以谓体搭配助动词构成bev.ed的形式,提示其底层影响义特征,标记主语的客体性质,以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阿拉伯语小句的谓体sarra在使用时,多依照其本身的语义设计,以刺激物为主语,经验者为补语,语义配置与逻辑形式一致,主客角色分明,影响义更为凸显。类似的情形在汉语中一般表征为(12)b′,即通过自主意义明显的“高兴”一词来实现;
凸显使役义时,相较于词汇型和形态型资源,分析型结构资源使用频率更高(张建理、骆蓉,2014:
33)。
可见,在表征影响类过程时,三种语言主要呈现以下两点个性:
一是阿拉伯语中存在一种普遍而又“经济”的致使结构资源,在音系 /字系层占据很小的空间,即阿拉伯语用很少的形式成本实现该语义功能。这正是为了满足编码主体根据形式逻辑的思维追问本体、指认主客关系的大量需要,是主客分离的哲学基本思维作用的结果。就这一程度而言,英语次之,汉语再次。
二是英语中一些心理类使役动词语义上的施受关系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但使用时语码分布遵守主客分离本质属性的同时,也凸显一定的融合特征。同样的使役资源,在阿拉伯语中,主客体关系保持逻辑—语义—句法的一致,展现明显的主客分离特征。汉语中的此类资源不多,惯用自主意义的动词以突出主体情感体验,主客融合特征明显。
综上,表达影响义时,无论在经济性还是选择的倾向性方面,三种语言呈现出“阿拉伯语>英语>汉语”的主客分离程度差异。
沈家煊(2020)指出,英语中的“to be or not to be”与汉语中的“有”还是“无”是二者在思维方面的首要问题,反映在语言的差异之中。“to be or not to be”重视对本质的探索,反映对本体的追问,“有无”重视对现象的归纳,反映主体的体验,这是中西两种哲学基本思维方式运作的结果。西方历来就有实体主义和本质主义哲学传统,将现象与本质对立,追求不变的、客观的本体世界(杨寿堪,2001;
黄书进,2003;
白韶璞,2015)。中国的哲学以主体情感意向为基本定式,通过主体的意向活动探寻世界的意义,本质上不强调也不严格区分主客之别,追求“天人合一”(蒙培元,1993:
1-11)。古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教义是阿拉伯哲学最主要的两个源头,前者为阿拉伯哲学奠定理性分析、二元对立的基础,后者形成阿拉伯语哲学的宗教特色(.amiyl, 1989:
14-26)。总体上,阿拉伯人以allh(真主)概括世界存在和运动的本因,这是对本体追问的宗教回答。从汉语角度看,阿拉伯语小句谓体经常分配“物主人宾”的主客关系(朱立才,2004:
383-385),是“反客为主”。但从阿拉伯语角度看,小句这样的主客体安排符合能量产生与传递的客观路径,本就是正常的。这种思维在伊斯兰教义“认主独一”的要求下变得愈发明显,主客二者按各自的性质被严格区分开来。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语言被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网络,系统从左至右构成一个从概括到具体的精密阶。越靠近精密阶的左端,语言间的共性越大,越靠近精密阶的右端,个性越突出(Matthiessen & Halliday, 2009:
44-52)。因此,越具体,比如具体到特定句法成分的分析,越能揭示出语言的个性。本文从词汇—语法层面考察了英语、汉语、阿拉伯语小句谓体的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包括编码和解码过程中谓体范畴的构建与识别以及小句内部结构中谓体对主客体关系的表征,以此探讨了三种语言所彰显的哲学基本思维方式,即以主客体离合程度为表达式的主客关系。综合来看,阿拉伯语小句谓体所彰显出的主客分离程度最高,其次是英语小句谓体,汉语小句谓体所彰显的主客融合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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