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议题与方法

漆海霞

2 0 2 0年，全球经历了诸多不确定性事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后，我们又目睹了美国大选的进程。诸多事宜表明，在新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新现象，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时代变迁与国际关系新议题

当前时代我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中美竞争关系与我国息息相关，也为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提供了新议题。

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到自主创新的历程。早期阶段，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注重引进和介绍西方理论，并用之解释我国面临的国际关系现象。然而，西方理论的根源在于西方经验，其关注的议题往往是本国所面临的困惑，例如霸权的兴衰、自由主义秩序等。而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则主要是崛起问题，此类问题在西方世界尚未经历彻底讨论，这为我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空间。

中国崛起与中美权力转移的现实问题在体系和国家两个层面都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理论突破。首先，从体系层面看，特朗普任内美国外交政策对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反思已经表明大国的兴衰可能伴随着体系的转型，而中国崛起是否会给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这是学界拭目以待的未来。与此相关，在体系变迁的进程中，未来的国际格局将走向何方？国际秩序如何创建？大国竞争与秩序、体系的关联在哪里？这些问题也都需要我国学者的审慎思考。其次，从国家层面上看，中美竞争的现实可以激发我们对传统议题如霸权问题、权力转移问题、同盟与崛起、对冲与制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反思新的议题，如领导力与国家崛起、王道霸道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大国竞争的影响等。

二、现实关怀与理论边界

在面对现实挑战时，我国国家关系理论创新既需要现实的关怀，但同时又要保证足够的理论抽象程度和普适性。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边界有助于学术讨论的进步空间。

什么是高质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从社会科学的经验来看，基于各类现象并发现普遍规律应该是理论建设的目标，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尽管中国崛起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新议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例外论”。中国经验可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新现象，但是也会存在与世界各国类似经验的共通之处，这就需要学界进行细致深入的探究。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存在分野。政策研究往往具有即时性和短期性的特征，需要学者追踪最新热点、把握最新动态。例如，对于美国大选、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我国需要做出迅速回应，以便维护国家利益，政策研究就可以服务于此目标。而同样是面对这些现象，如果学者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发生机制进行机理性分析，进而发现规律，并且可以将该发现应用于其他类似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后者这种研究就是理论研究。我们强调理论与政策的分野，并不意味着两者重要程度有区别，而是学者要有分工。如果学界的研究都是政策类内容，会使研究成果局限于短期应对，缺乏对国家长期战略的理论引导。如果学界的研究都是抽象理论，则可能出现理论脱离现实、无法更好为现实服务的现象。

三、新技术、新方法与理论突破

随着学术专业化水平提升，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碎片化等现象日益明显。理论碎片化不仅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现象，也是当前全球国际关系学术圈的共有现象。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对话缺失。例如，研究國际秩序与格局等宏观领域的学者往往较少兼顾领导人和民众等微观因素的影响，而研究同盟与战争等国家决策的中观层次研究可能会考虑领导人决策因素，却往往对国际秩序和体系等因素置之不顾。其次是不同研究领域的对话缺失。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专家往往在本领域不断深入，但是可能会忽略其他研究领域与本领域的交互影响。例如，同盟理论研究可能会在同盟困境、制度化、同盟管控与冲突等问题上持续跟踪，然而对于其他领域诸如社会化、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等问题，则我们较少看到同盟理论与这些领域的交叉研究。

学术碎片化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长期现象，这既与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广博精微有关，也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关。在理论探讨中，结论都是存在概率的，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因此，如何穷尽可能的资料和数据以增加理论发现的合理性，是不同研究方法的共同目标。当前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挖掘和机器学习算法将有助于推进理论突破、增强理论融合。例如，对于大国崛起问题，传统研究方法可能集中于对历史经验的归纳总结，研究的层次往往会集中于大国结盟与战争等因素。而大数据技术的进展可以帮助学者发现相关的新闻报道、民间情绪等诸多因素，从而可以打破国际关系研究中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壁垒，也有助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对话。

四、结语

基于上述讨论，《国际政治科学》期刊尝试关注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重大问题，对深层原因和普遍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进而试图推动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

在本期中，本刊发表了以下文章：徐进的《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阎学通的《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张伟玉、王丽的《国际信誉、国家实力与东南亚战略选择》，刘玮、宋锦、李曦晨的《大国协调与国际金融组织决策效率》和刘舒天的《战略释疑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转向》。其中，《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关注的是冲突理论与德国、苏联的崛起经验，《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针对当前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有益的探讨，《国际信誉、国家实力与东南亚战略选择》关注大国崛起阶段的领导与信誉等问题，《大国协调与国际金融组织决策效率》借助统计模型分析了世界银行的决策效率问题，《战略释疑与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转向》解析了微观层面的美国决策。上述文章选题表明，在关注当前重大议题和理论前沿时，《国际政治科学》也试图推进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法研究的对话。

诚所谓“文以载道”，研究质量的评判标准不在于外在形式，而是其核心发现是否能找到真正的规律。不同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同研究领域的分野，关键在于对当前的重大研究问题的回应。殊途同归，本刊希望借助所发表的学术文章加强学界对话，推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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